这是中国行政史上最“离谱”的一个乡:它的辖区面积高达3644平方公里,比半个上海还要大,但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这里的居民只有3个人。
甚至在很多地图上,这个地方一度被标注为“无人区”。
1962年,印度军队非法越过中印边境东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一触即发。
当时的玉麦,只有十几户人家。20岁出头的桑杰曲巴是村里的民兵。当中国军队挺进喜马拉雅南麓时,桑杰曲巴主动站了出来,成了我军的义务向导和运粮队员。
战场上,子弹像蝗虫一样在耳边嗖嗖乱飞,炮火把积雪炸成一团团焦黑的泥浆。桑杰曲巴躬着腰,背着几十斤重的弹药,在悬崖峭壁间攀爬。有的路窄得只能容下一只脚,稍微一滑就是万丈深渊。
可他眼睛都没眨一下,他说:“金珠玛米(解放军)是为咱们守家园的,他们敢流血,我出点力算啥?”
战争胜利后,为了感谢玉麦村民的付出,政府体谅玉麦环境太苦——海拔太高、雨水太多、粮食不长,便在日拉雪山的另一边,建起了生活条件好得多的新村。
桑杰曲巴一家高高兴兴搬了进去。新房里有明亮的窗户,外面有肥沃的草场。可桑杰曲巴只住了三个月,就开始失眠了。他整宿整宿蹲在门口抽烟,望着玉麦的方向。
他想起了杨靖宇将军的一句话:“如果中国人都投降了,那还有中国吗?”
他觉得,玉麦也是一样。如果村民全搬走了,那里就会变成无人的荒野,印度的哨兵就会悄悄挪动界碑。他腾地站起来,对妻子说:“走,搬回玉麦去!”
就这样,他拖家带口,在所有人的不解中,回到了那个只有一户人家的玉麦。
玉麦的苦,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
这里每年有两百天在下雨,剩下的日子基本都在下雪。因为海拔太高,青稞长到腰那么高也结不出穗子,土豆种下去只有大拇指那么大。
为了不被饿死,桑杰曲巴每年必须翻越三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往返80公里,去外乡背粮食。
那条路,是拿命在填。
1978年的一个深夜,暴风雪像狂兽一样撞击着木屋。桑杰曲巴的妻子突然病重,高烧让她神志不清,浑身抽搐。玉麦没有医生,没有药,连个能搭把手的人都没有。
桑杰曲巴急疯了。他用粗绳把妻子绑在牦牛背上,自己牵着牛绳,一头撞进了一片惨白的雪幕里。他想在大雪封山前,硬闯雪山到外面求救。
雪没过了大腿,每走一步都要用力拔出来,再重重踩下去。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对着身后的妻子喊话:“别睡,坚持住,翻过这道梁就到了!”
可风太大了,把他的声音撕得粉碎。
当他在没膝的深雪中踉跄前行了十几个小时,终于爬到日拉山前时,四周静得可怕。他颤抖着手去摸妻子的脸——已经冰凉了。
在那座孤独的雪山脚下,桑杰曲巴跪在雪地里,发出了野兽般的嚎叫。
妻子走了,他没有搬家。他告诉剩下的三个女儿——卓嘎、央宗和小妹:“妈妈不在了,我们要替她守着这里。”
可老天并没有因为他的虔诚而收手。
几年后,同样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家里断粮了,15岁的小妹和两个姐姐一起去外乡买粮。在翻越日拉雪山的返程中,风雪遮住了视线。
“小妹!你在哪儿?”卓嘎和央宗拼命地喊,嗓子都喊哑了,却只有呼啸的风声在回响。
她们在雪堆里疯狂地刨,指甲缝里渗出了血,终于在一条冰沟里找到了小妹。
那一幕,成了两姐妹一辈子的噩梦:15岁的小妹蜷缩成一团,早已断了气。她被冻成了一座冰雕,但怀里却死死地抱着那个粮袋,那是全家人的命。
卓嘎和央宗疯了,她们对着同样痛哭流涕的父亲质问、咆哮:“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带我们回这个鬼地方?妈妈没了,小妹也没了!这里到底守什么?我们走好不好?”
桑杰曲巴老泪纵横,他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走进了屋子里。
那一晚,桑杰曲巴的小屋里,油灯亮了一宿。
他从怀里掏出攒了很久的零钱,那是他用畜产品换来的。他买回了一块红布和一块黄布。卓嘎和央宗以为父亲终于开窍了,要给她们缝件新衣裳,毕竟她们的衣服早已破烂不堪。
第二天早晨,阳光穿过冰凌照进屋子。
桑杰曲巴举起了一样东西。那是一面手缝的五星红旗。针脚歪歪扭扭,五角星也裁得不算匀称,但在昏暗的屋子里,红得刺眼。
“阿爸,这是新衣服吗?”
桑杰曲巴哽咽着说:“女儿们,这是我们祖国的衣服,是我们最宝贵的五星红旗。我们死了没关系,但必须守住这片地。因为即使我们都死了,总有一天,还会有人替我们守在这里,而这个人,必须是我们中国人。”
那一刻,两姐妹止住了哭声。她们看着那面红旗,又看着门外那几千平方公里的荒山,第一次明白了父亲那固执得近乎残忍的坚守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那之后,玉麦的风景变了。
一个老汉,两个姑娘,成了这片土地上唯一的“边防战士”。
桑杰曲巴开始了他长达32年的巡边人生。他每次巡边都要带上家里所有的牦牛。为什么?因为在三十多里外,就是虎视眈眈的印度哨所。
他要让对面那些人看到:玉麦虽然苦,但这里有人!这里有中国人!
他走不动路了,就坐在石头上,用捡来的尖石头,在山间的巨石上一笔一划地刻。他刻得极慢,手都在发抖,但每一个字都入石三分。
那是两个字:中国。
从1964年到1996年,整整32年,他们一家三口成了这几千平方公里国土上唯一的坐标。他们既是乡长、医生、教师,也是唯一的村民和民兵。
2001年,玉麦的冰雪消融了。
随着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一条公路终于劈开了雪山的阻隔,修到了玉麦。
桑杰曲巴盼了一辈子,终于盼来了接班人——整齐划一的解放军战士接管了防线。那一刻,这个坚硬了一辈子的老人,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可他,也要走了。
在弥留之际,77岁的桑杰曲巴拉着卓嘎和央宗的手,断断续续地叮嘱:“不要因为苦……就离开家乡,这里是我们中国的土地……守好它……”
他这一辈子,没有留下金银财宝,只留下了两样东西:一副巡边踩烂的牧鞭,和那颗刻在石头里的“中国心”。
两个女儿没有违背父亲的誓言。她们接过了牧鞭,像父亲一样,继续在玉麦放牧巡边。现在的玉麦,早已不是当年的“三人乡”,它变成了67户、253人的现代化乡镇。
2018年,卓嘎和央宗受邀来到了北京。
在那庄严的天安门广场,当国歌响起,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时,两个年过半百的藏族阿妈哭成了泪人。
她们仿佛在红旗的残影里,看到了当年那个在油灯下缝补红旗的老阿爸;看到了那个在牦牛背上闭上眼的阿妈;看到了那个在雪地里紧抱粮袋的小妹。
这一家三代人,用50多年的孤独,为14亿中国人守住了半个上海大的土地。
他们不仅是玉麦的女儿,更是中国的脊梁。
正如那句刻在玉麦山石上的话:家是玉麦,国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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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7.2%,新房销售额下降12.6%,新开工面积下降20.4%;2026年上半年,开发投资又同比下降18%,新房销售额下降13.6%,新开工下降23.4%。这已经不是正常周期中的优胜劣汰,而是一个剧烈收缩的行业至今仍看不到明显止跌迹象。
但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今年房地产十大企业中,央企、国企占了九席,而过去基本是民企的天下。短短几年,民营地产巨头暴雷的暴雷,收缩的收缩,退出的退出;央企、国企却在房地产最危险的时候越来越强。
房地产的竞争逻辑已经从“经营能力竞争”转向“资产负债表和信用背书竞争”。
过去房价上涨时,民企决策快、周转快、敢拿地、敢加杠杆。恒大、碧桂园等企业通过“拿地—预售—回款—再拿地”迅速做大。但这套模式有一个前提:房子必须不断卖出去,银行和购房者相信企业还能融到钱,更相信房价会继续上涨。
2021年之后,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戛然而止。
恒大、碧桂园等头部房企相继暴雷,风险从个别企业蔓延为整个民营房企的信用危机。即使推出房地产“白名单”等融资支持政策,银行最终还是要考虑信用和抵押物风险。
央企、国企的优势因此被迅速放大:融资成本更低,银行更愿意贷款,债券融资能力更强,地方政府相信它们能把项目建完,购房者更相信它们不会突然倒闭跑路。
这种优势已经反映到土地市场。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5年拿地金额TOP100房企中,84家是央企、国企或地方国资企业;前十名中8家是央企、国企。2025年上半年重点22城拿地金额中,央企、国企占58%。
这意味着中国房地产正在出现明显的“国进民退”和市场高度集中的趋势。
首先,房地产正在从增量市场转向存量市场。过去竞争的是谁盖得多,现在争夺的是少数人口仍在流入的一二线城市核心地段。2025年TOP20房企拿地金额已经占TOP100的62.7%,资金越来越集中于北京、上海、杭州等核心城市。
其次,行业的风险偏好彻底改变。过去看ROE和周转率,现在首先问的是:这家公司能不能活到交楼?企业所有制因此从背景条件变成了影响融资和销售的重要信用变量。
第三,房地产的政策和公共服务属性正在增强。保障房、城中村改造、收购存量住房等政策越来越重要。未来中国住房体系很可能形成新的“双轨制”:一边是商品房市场,另一边是政府、央企和地方国企深度参与的保障房、城市更新和住房供给体系。
这还不能简单定义为房地产重新“国有化”。房价仍受市场供需影响,土地仍然市场化出让,民企也仍然可以拿地。但如果长期出现“只有央企国企融得到钱、拿得到地、卖得动房”,那么即使法律意义上没有国有化,市场结构也会越来越接近“准国有化”。
更值得警惕的问题是:当购房者只相信“央企不会倒”,说明市场信用本身出了问题。
正常市场经济中,购房者应该相信的是法律、监管、资金托管和合同,而不是先研究开发商背后是哪一级国资委。即使开发商破产,购房款也应该得到保护,房子应该有人继续建完。
但中国的预售制恰恰形成了一个特殊结构:购房者先交钱,甚至先背上30年房贷,开发商再拿这些钱盖房。普通家庭实际上是在向开发商提供一笔巨额、低保障的融资。
当大量民营房企暴雷、停工,购房者自然会问:谁能保证几年后把房子交给我?
如果制度不能提供足够可信的答案,人们就只能寻找国家信用。
所以“买房选央企”,表面上是在选品牌,本质上是在购买一种隐性的政府担保。市场信用也从“相信制度”变成了“相信身份”。
这会造成明显扭曲:有经营能力的民企可能因为所有制身份承担更高融资成本,而效率一般的国企却可能因为政府背景获得更便宜的资金。
真正健康的房地产市场,不应该是所有人都去买央企的房子,而应该是消费者根本不用关心开发商姓“国”还是姓“民”。
那么,“国进民退”最终会怎样影响普通人?短期确实有好处。央企、国企接替高杠杆民企,可以降低烂尾风险、稳定土地市场和购房信心。在房地产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国进”某种程度上是金融稳定器。
但长期风险同样明显。
第一,买房可能更安全,但选择更少。大量民企退出后,新房供应集中到少数央企、国企手中,竞争下降,产品创新、服务甚至价格都会受到影响。
第二,城市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资金集中于北京、上海、杭州等核心城市,很多人口流出的三四线城市可能越来越没有开发商愿意进入,最终形成“核心城市争抢土地,弱城市住房过剩”的局面。
第三,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如果央企、地方国企不断接盘土地、项目甚至问题房企,债务风险只是从民企资产负债表转移到国企、银行和地方政府。国企背后最终仍是公共资产,普通人可能通过地方财政紧张、公共服务承压和国有资产回报下降间接承担成本。
更深远的变化,是中国家庭对房子的信仰正在改变。过去几十年,中国家庭形成了一个牢固的等式:买房=储蓄+投资+安全感。2026年上半年,新房销售额仍同比下降13.6%,居民按揭相关资金下降24.9%。
房地产危机真正留下的后遗症,不只是几家开发商倒闭,而是越来越多家庭开始重新思考:房子到底还是不是最安全的财富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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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〇年秋天,上海一户人家的大女儿被抓走了。一年多以后,家里才开始收到她从看守所寄出来的信。每封信都要家里送白被单进去。母亲和妹妹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关在号子里的人,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
大女儿叫林昭,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九五七年五月北大鸣放。十九日黄昏,大饭厅东门外的墙上贴出一张红纸大字报,是同学张元勋和沈泽宜合写的诗《是时候了》。诗里问:“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谈?”末尾是:“歌唱真理的兄弟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另一些同学反对,说五四的火炬是对敌人的,对人民内部不该再举起来,还说这诗的情调简直像白毛女伸冤。林昭也写了诗支持它。
大字报上的笔仗打了三天。五月二十二日夜里,宿舍楼外的马路上围满了人,讲话的人站在饭厅的餐桌上,批张元勋的一个接一个,有人说大字报里的话是反革命煽动。林昭也登上一张餐桌: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黑暗里有人吼了一声:“你是谁?”
“我是林昭!……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社论,说有右派分子借机向党进攻。她在日记里写:
“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她被划成右派,开除团籍,劳动察看。母亲后来告诉张元勋,女儿划成右派,是因为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还有和他来往多。她自杀过一次,救过来以后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学校说她态度恶劣,处分加重成劳动教养三年,留在学校苗圃劳动。一九五九年她回上海养病。大饥荒正在蔓延,几个同样戴着右派帽子的年轻人编了一本刊物,叫《星火》,她在上面发了长诗。那个把党叫作母亲的学生,丢掉了共产主义信仰,皈依了基督教。她后来写道:
“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
《星火》的人很快一个个被抓。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她以反革命罪被捕。公安人员到家里搜查,父亲在一旁看着,当场变了脸色,说起胡话来,没过多久就自杀了。林昭后来在给母亲的信里写,正在我被捕整整一个月以后,爹爹毅然殉难。
一九六二年三月,她保外就医回到家里。家里人问她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她支支吾吾。母亲看见她手腕上的伤痕,一把拉起她的袖子,整条手臂上都是细小的切口疤痕。送进去的被单,她都撕成了布条,割开血管,蘸着血在上面写字。母亲放声大哭:
“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
在家这几个月,她和朋友起草了一个“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纲领,又托人把她的文章带到国外发表。十一月,她又被收监。
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她绝食,喊口号,整夜敲牢门。看守给她上手铐,她后来一样一样记了下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她绝食的时候不解,胃病发作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不解,来月经的时候也不解,两副里头暂时取下一副都没有过。她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
“手铐该怎样戴或该戴几副又不曾有过规定!”
一九六四年,她在一件衬衣的背上用血写了四个字:天日何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法院判她有期徒刑二十年。第二天她用血写了一份声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
判刑以后她关进提篮桥监狱。母亲去探监,公安局希望母亲说动她坦白认错,他们也好借此收场。母亲说得口干舌焦,她一句也听不进去,说他们是不会放过她的,她一定会死在他们手里。母亲急了:
“你死后谁也不会追认你为烈士的,你死在沟壑中,无声无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给我们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她回答,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我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
张元勋也被打成右派,劳改了好几年。一九六六年,他请假赶到上海探监。林昭出来的时候,头上顶着一方白布,布上是血写的一个冤字。她取下白布,分开头发给他看: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发根上一块一块是被揪掉头发的秃皮,大的像枣,小的像蚕豆。她说,监狱知道他要来,怕她给打伤了见不得人,这几天才停了她的斗争会,让她养伤。她的衣服和裤子用针线缝死在一起,大小便时撕开,完了再缝,线是妹妹每个月送进来的。她说,他们想强奸她,她只能把衣服缝起来。她一边说一边咳嗽,把带血的唾沫吐在卫生纸上。她问张元勋知不知道什么叫背铐。一直在旁边的管教干部再也装不下去了:
“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林昭顶了回去:“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在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她提起九年前餐桌上那次发言:“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还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
接见一结束,张元勋被领进二门里的一间办公室。一位处长对他说:
“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他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以后,监狱不让母亲见她了。发给她的接见卡上印着罪犯两个字,她坚不认罪,接过卡就把那两个字涂掉。她在信里写,他们妄想让她处在孤零无助的地位上,好促使她屈服。从十月起,她差不多每天用血给母亲写一封信。她写,痰里带血,想买一斤葡萄糖调养也没人理;这信很难指望他们寄去,但至少可以留作他日的见证。她写,已经足足一个半月没让她用水洗脸洗衣裳了。她写,天一天天冷了,被子还没缝上,因为被单让他们拿走了不还。十一月她写,现在我的血好像稀薄了,凝血率很差。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她在这个月的家信末尾写:
“我要吃呀,妈妈!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咸猪头……烧一副蹄子,烤一只鸡或鸭子,没钱你借债去。”
她手里本来是二十年的刑期。提篮桥监狱给她另写了一份材料,题目是《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列了她一长串血书的篇目,说单独关押、专人管教、家属规劝都用过了,“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给她下了死刑判决书,落款是四月十九日。判决书头上印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判决书说她在狱中大量书写反革命日记、诗歌和文章,“尤其不可容忍的是,林犯竟敢明目张胆地多次将我刊登在报纸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用污血涂抹”;在审讯中,林犯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为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谁批准杀她,判决书上没有写。
四月二十九日,她被带出监号。同号的丁芸在日记里记下了她最后的样子:她向难友们一再招手,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走出总监门,她想唱《国际歌》,狱卒用棉花团塞住她的嘴,她还在喊,妈妈,你在哪里。狱吏拿早就备好的布条,把她的头裹了起来。当天下午她被枪决,三十六岁。
五月一日下午两点左右,楼下有人喊母亲的名字,妹妹彭令范下楼开门。进来一个穿警服的男人,问:“你是林昭的家属吗?”听到回答是,他说:“你们得交5分钱的子弹费。”彭令范什么也没说,上楼从抽屉里找出五分钱,下楼交给他。跟着下楼的母亲问了一句为什么,人就昏了过去。
过了几天,监狱通知家属去取遗物。彭令范陪着神志恍惚的母亲领回一个包裹:一卷拆碎检查过的棉袄,几条血迹斑驳的被单,不少写着模糊血书的白布条。她们翻来覆去地找,她在狱中写在纸上的东西,一片纸、一个字也没有。大约半个月后,有人悄悄告诉彭令范,虹口一根电线杆上贴着她姐姐的判决书。她等到天黑,带着手电筒去,找了很久才找到,把判决书背了下来。母亲许宪民为了林昭的缘故,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三年死了。
一九七九年,北京大学把林昭的右派问题改正了。彭令范开始申请复查,几年里写了几百封信。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林昭无罪。判决书说,她被错划右派以后,精神上受了刺激,一九五九年八月起患有精神病,接着写道:
“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表示不服,1968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显属错杀,应予纠正。”
彭令范接连给上海高院新上任的院长写信。一九八一年一月,《人民日报》登出长篇通讯,写到五分钱子弹费,说唯有在林彪、江青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她是医生。二月,她对复查的人说,姐姐去精神病院鉴定过几次,鉴定完还是关回监狱,从没住过精神病院。年底,上海高院又发了一份判决书,说林昭写血书、喊口号根本不构成犯罪,上一份判决拿精神病当理由,也一并纠正。
一九八二年春末,彭令范被叫到上海市公安局。进来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没报姓名。他说,她姐姐的案子从头到尾有两种意见,有些干部为这个案子丢了工作,坐了牢。接着他说:
“你姊姊的死刑判决,是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最后决定。”
屋里死一样地静。临走,他拿出几本笔记交给她,是林昭在狱中的日记和写作摘要,问她这是不是她姐姐的笔迹。彭令范说,是的,这正是她的笔迹。
——《林昭文集》,谭蝉雪、倪竞雄编,2013年印本,第6、133、140、170、230—234、305—349页
——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下卷,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590—592页(探监细节、彭令范回忆和丁芸日记均转引自此书)
——张元勋《“篮桥”监狱会林昭》;《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知情者回忆》(《是时候了》贴出经过、1957年5月22日餐桌发言、“受骗”一语、母亲所说划右原因、处长谈话)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8页(《是时候了》诗句);《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文史精华》典藏版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89页(反对者的说法)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16号,1968年4月19日(录文)
——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1998年,林昭写诗支持《是时候了》);《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南方周末》2013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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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出轨的黄乐 Alice Huang 经历绝对不简单
央视记者出身、做过汇丰私人银行到还有私募,最后下场做AI算力生意,搭上黄仁勋这条线
女主叫黄乐(Alice Huang),中国籍,与黄仁勋只是同姓,没有亲属关系。
履历相当牛逼:
湖南卫视、央视记者 → 汇丰私人银行 → 中信证券 → 上海私募基金 → 新加坡AI算力公司 → 英伟达CEO黄仁勋。
一、第一站:湖南卫视、央视,4年新闻记者
根据中国私募数据库保留的个人简历,黄乐早年曾在湖南卫视和央视一套担任新闻记者,拥有4年媒体从业经历。
她最早从事的应该是新闻媒体行业。
二、第二站:汇丰私人银行,总裁助理
离开媒体行业后,按照其简历描述,黄乐进入了汇丰私人银行,担任私人银行部总裁助理。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职业转向。
私人银行服务的通常是高净值客户、企业家和家族财富客户,业务覆盖财富管理、资产配置及金融服务。
三、第三站:中信证券,证券业务线副总裁
接下来,她的履历又出现了中信证券。
公开简历显示,她曾担任中信证券证券业务线副总裁,媒体和证券行业经历分别为4年、8年。
从电视台记者,到外资银行,再到中国头部券商,这条职业路径的跨度确实不小。
四、第四站:上海和熙投资
相比前面几段经历,上海和熙投资这一站,留下了更明确的公开资料。
私募排排网曾将黄乐列为上海和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及基金经理。
甚至还能找到她参与管理的具体基金。
基金名称:和趣升财稳健增长基金。
成立时间:2016年9月20日。
投资经理:黄乐、康伟。
产品类型:复合策略。
认购起点:100万元。
投资范围包括A股、固定收益、现金管理、融资融券、港股通等。
这说明,至少在公开基金数据库里,她确实被列为一只私募产品的投资经理。
但基金规模、投资业绩以及她个人的投资决策贡献,目前仍缺乏可靠资料。
真正重要的线索,是和熙投资与第七大道的关系。
据媒体调查,和熙投资曾投资中国游戏公司第七大道(7Road)。
而第七大道的海外业务,后来与一家新加坡AI算力公司Megaspeed产生了直接关联。
这也提供了一条商业上可以解释的职业路径:
上海投资基金 → 被投企业相关业务 → 新加坡AI算力公司。
五、第五站:2023年进入Megaspeed,开始接触GPU大生意
故事从这里开始进入AI产业。
Megaspeed并不是一家完全凭空成立的新公司。
它的前身是2015年成立于新加坡的7Road International,与中国游戏公司第七大道有关。
2023年3月,公司更名为Megaspeed。
同一个月,黄乐进入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
更值得注意的是,公司股权一度转到名为Huang Le Limited的实体名下。
也就是说,她不仅出现在管理层名单里,还通过相关实体进入了当时的股权结构。
2023年11月,Megaspeed的股权转移至Swiftdata,登记董事改为Tan Yong Pong。
截至11月10日,黄乐及另一名董事Cang Yang已经辞任。
Megaspeed随后成为英伟达的云服务合作伙伴,开始进入全球AI算力供应链。
六、真正令人震惊的,是Megaspeed的GPU采购规模
这家看起来并不知名的新加坡公司,背后的交易规模却十分惊人。
2024年6月至2026年2月,Megaspeed在马来西亚的关联公司Speedmatrix,至少采购了价值48亿美元、包含英伟达芯片的AI设备。
025年11月,Megaspeed及关联企业进口的英伟达GPU相关硬件涉及约13.6万颗GPU。
公司业务涉及AI服务器、数据中心和算力租赁。其算力客户包括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
美国监管机构随后关注这些GPU的实际部署地点,以及是否存在规避出口限制的问题。
媒体记者实地走访Megaspeed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办公地点时,还发现部分办公场所与数十亿美元业务规模形成鲜明反差。
七、2024年6月,台北深夜酒局
黄乐与黄仁勋开始有了公开同框记录。
2024年6月,Computex台北电脑展期间。
一场行业聚会进行到深夜。
现场有多位AI行业高管,大家正在喝酒聊天。
据现场参与者、NetThunder CEO Parker Schmitt向媒体回忆,黄乐当时表示,自己可以把Jensen叫来。
随后,黄仁勋真的出现了。
还是标志性的黑色皮夹克。
身边还跟着两位英伟达高管。
老黄与现场人士喝了威士忌,大家还拍了合影。
NetThunder随后在LinkedIn上发布照片,黄乐与黄仁勋同框。
这个场景在当时看来,只是科技圈的一次普通社交。
但放到今天重新看,确实格外引人关注。
不过,英伟达方面强调,黄仁勋原本就在活动邀请安排中。
所以,不能因为这段现场回忆,就认定黄乐是通过一个电话首次把黄仁勋拉进自己的社交圈。
更无法确认那天是不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八、2025年5月,台北餐厅再次同框
大约一年后,两人又出现在同一个商务场合。
2025年5月,黄仁勋在台北与多位AI供应链人士吃饭。
饭局结束后,台湾媒体在餐厅门口拍到了老黄。
他一边接受采访,一边热情地给现场人员分发餐厅的面条。
在相关视频画面中,黄乐就站在他身后等待。
现场还有英伟达工作人员和其他产业人士。
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关注。
毕竟老黄去台湾吃饭、见供应商、被媒体围拍,早就成了日常新闻。
但如今再看,这已经是两人在不同年份公开同框的记录。
至于两人的私人关系究竟何时开始,媒体目前仍没有给出可核实的时间线。
九、2026年10月,事情开始出现反转
10月29日,《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怀疑黄乐与中国情报部门存在联系。
报道认为,她与黄仁勋的密切往来可能涉及对英伟达商业信息及美国芯片出口政策的情报搜集。
当时英伟达方面的解释是:CEO每年都与大量客户高管接触,相关商务会面并不反常。
随后,媒体开始集中调查黄乐的个人履历和Megaspeed的商业关系。
她的电视台经历、金融机构职务、私募基金记录、GPU采购及台北酒局照片陆续受到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内政部明确澄清,没有就黄乐涉嫌与中国情报机构联系开展相关调查;针对Megaspeed公司的调查则是另一回事。
十、2026年11月8日,老黄公开认错
真正让整件事情从商业传闻升级为全球新闻的,是黄仁勋自己的道歉信。
他向英伟达员工承认,自己对妻子不忠,伤害了妻子和孩子。
他表示没有借口,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英伟达董事会同时宣布,由独立董事和外部法律顾问开展调查,重点核查是否存在外国情报活动。
董事会也明确指出,目前没有理由相信英伟达商业机密或美国国家安全已经受到损害。
黄仁勋将继续担任CEO。
至于黄乐是否确实为外国情报机构工作,目前仍属于美方指控,尚无公开司法结论。
最后说几个最有意思的细节
第一,黄乐最早公开履历里的媒体和银行经历,至今还有不少核实缺口;但2016年的基金经理记录和2023年的Megaspeed公司变更,留下了更明确的证据。
第二,她从投资机构进入AI算力企业,并非完全没有商业脉络。和熙投资、第七大道、Megaspeed之间确实存在值得追踪的关系。
第三,2024年的台北酒局说明,她当时已经拥有接触黄仁勋的渠道,但两人最初如何认识,仍然是谜。
第四,Megaspeed数十亿美元的GPU生意,才是让这起私人关系受到美国监管和情报机构高度关注的重要商业背景。
第五,英伟达的调查真正要回答的,是私人关系有没有造成利益冲突、信息泄露或其他风险,而不是单纯评价CEO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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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宋美龄的真容,一个刻薄寡恩、阴狠残忍的极其奢靡享受的寄生虫!
1948年秋天,上海的物价已经失去控制。
金圆券改革推行后,政府命令民众交出黄金、白银和外币,商人不得囤积货物,违者严惩。
蒋经国被派到上海督办经济管制,他查仓库、抓商人,公开表示要打掉豪门资本。最受关注的一案,落在孔令侃经营的扬子公司身上。
孔令侃不是普通商人。
他是孔祥熙、宋霭龄之子,也是宋美龄的外甥。扬子公司被怀疑囤积物资、利用特权牟利,调查一旦继续,不只关系一家公司的账目,还会碰到孔宋家族与国民政府之间那条长期纠缠不清的利益链。
蒋经国若退,经济管制立刻失去威信;若继续查,又等于把刀伸进自家门里。
宋美龄就在这时介入。她没有站在政府法令一边,也没有要求外甥公开账目、接受调查,而是出面保护孔令侃。
随后,扬子公司案没有按照蒋经国原先的势头继续推进,上海“打虎”迅速泄气。
街头百姓已经交出金银,商店被迫限价,许多人手里的金圆券一天比一天不值钱;权贵家族却在权力干预下避开了最严厉的追查。
这一幕,比旗袍、珠宝和官邸更能说明宋美龄是谁。
她当然享受奢华生活,长期拥有专门裁缝、大量衣物和远超普通人的生活条件。
可若只把她称作一个贪图享受的贵妇,反而说轻了。她并非躺在权力上消耗财富的旁观者,她能进入政治核心,能够影响蒋介石的判断,也能够在家族利益受到威胁时改变公共权力的方向。
这种能力,在1943年曾经被用于另一件事。
那年2月,宋美龄访问美国,在国会发表演说,为中国抗战争取舆论和援助。她熟悉英语,也熟悉美国社会的表达方式。她把中国坚持抗战的代价讲给美国议员和公众听,媒体大量报道,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得到加强。
她不是摆设,这一点没有必要否认。
问题恰恰在这里。一个毫无能力的人,只会留下笑话;一个有能力却把公共责任让位于家族利益的人,留下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宋美龄能够站在美国国会谈牺牲、自由和共同抵抗,也能够在上海的经济危机中为外甥挡住调查。
前一件事证明她有外交才能,后一件事说明这种才能并没有受到稳定的制度约束。
她与蒋介石结婚后,宋家的金融关系、教会背景、美国人脉和政治资源,都逐渐进入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结构。
她参与航空事务,主持妇女组织,在新生活运动中承担宣传和动员工作。
抗战时期,她推动救护、儿童保育和妇女服务,这些活动并非毫无价值。宋美龄身上最难处理的地方,正是功劳与特权并存,公共行动与家族政治交缠。
新生活运动要求普通人整洁、守纪、节制,要求妇女承担家庭与国家责任。战时社会也不断强调忍耐、奉献和服从。
提出这些要求的人,并没有与民众承担相同的生活压力。百姓面对的是征兵、通货膨胀、物资短缺和随时可能失去的家园;宋美龄面对的,则是如何维持第一夫人的体面、家族的安全和政权的国际形象。
奢靡真正令人反感的地方,不在于一个女人喜欢旗袍,也不在于她是否每天称量体重。
私人审美本来不是罪过。可当衣食、住所、医疗、交通和安全都由国家权力托住,当社会被要求节衣缩食,第一家庭却不必接受同样的约束,奢侈就不再是私生活,而成为政治秩序的一部分。
1948年的上海,正是这种秩序被看穿的时刻。
金圆券改革本来试图挽救濒临崩溃的财政,蒋经国的“打虎”也试图向社会证明,政府仍能约束资本和权贵。
扬子公司案一退,所有命令都变了味。
人们看到,法律可以压住普通商人,却压不住与最高权力有亲缘关系的人;国家可以要求百姓交出最后一点积蓄,却不能要求豪门交出账本。
此后金圆券迅速贬值,经济秩序继续崩坏,国民政府的信用几乎被耗尽。
不能把政权失败全算在宋美龄一个人头上,战争失利、财政枯竭、官僚腐败和政治失信共同造成了结局。但她在扬子公司案中的选择,恰好把这些问题压缩在一个具体事件里:家族利益一旦高于公共规则,再严厉的命令也只是做给弱者看的。
她更值得批判的地方,是明知国家危机已经逼到民众的饭桌和口袋,仍然把亲属放在规则之外。她不是一个没有作用的寄生者,而是特权秩序的参与者和维护者。
1948年冬天,上海街头的人们攥着不断贬值的金圆券,扬子公司案却逐渐沉下去。
宋美龄曾在美国国会替中国发声,也曾在家族门前让国家的法令停步。
真正损害一个政权的,往往不是豪华官邸里多挂了一件旗袍,而是百姓终于明白,那些要求他们牺牲的规则,从来没有准备约束制定规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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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一个汉奸带着10亿法币、100多根金条投奔新四军。
陈毅当场愣住:“这钱哪来的?”
这笔巨款,蒋介石惦记了4年。
这名汉奸叫邵式军,时任汪伪政权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是上海滩有名的"汉奸财神"。
跟着他来的,还有一大批新式武器和枪支弹药。
饶漱石、张云逸、曾山等新四军领导亲自接见了他。
这笔钱,直接给华中根据地救了大急。
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气得直拍桌子。
这事儿,他记了四年。
邵式军的出身,说出来吓人一跳。
爷爷邵友濂,清朝台湾巡抚。
外公盛宣怀,洋务运动核心人物。
亲哥邵洵美,民国大名鼎鼎的诗人、出版家。
就这家世,怎么看也跟"汉奸"不沾边。
问题出在他爹身上。
他爹邵恒不会经营,祖上产业没几年就败得差不多了。
邵式军读复旦大学时,学费都差点交不上。
在复旦,他认识了蒋冬荣。
蒋冬荣她爹蒋百器,老同盟会会员,当过浙江督军。
两人结婚,邵式军入赘蒋家。
蒋百器跟蒋介石政见不合,后来死得不明不白。
蒋冬荣认定,她爹就是国民党特务害死的。
恨蒋介石,恨到骨子里。
1937年,上海沦陷。
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找上门。
松井是蒋百器留日时的同学,想找个懂中国、有人脉的人,替日本人收苏浙皖三省的税。
邵式军犹豫。
蒋冬荣说:"你就去,借日本人的手,给爹报仇。"
1938年初,邵式军上任。
这年他29岁。
亲哥邵洵美知道后,直接跟他断绝了兄弟关系。
还在自己办的杂志上,公开骂他汉奸。
手里握着三省税权,钱来得飞快。
他开银行、开工厂、开当铺、开商铺。
上海余庆路80号,盖起一栋带大花园的洋房。
出门车队开道,卫兵跟着。
但他过得不安生。
爱国志士开车撞过他的座驾,司机当场死了,他躲车底捡了条命。
坐火车,铁道游击队炸了隔壁车厢,又差点。
汪伪内部有人眼红他。
日本人拿他当提款机。
到后来,他轻易不敢出门。
洋房装了铁门铁窗、电网探照灯。
金条堆了满屋子,没睡过几个安稳觉。
1941年,一个人找上门,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来人叫冯少白,新四军军部的科长,跟蒋家还沾点远亲。
一见面,冯少白直接亮身份:"我是新四军的人。"
邵式军当时就懵了。
他以为对方要么来敲诈,要么来刺杀。
结果都不是。
冯少白跟他聊时局,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汪伪政权撑不了多久。
聊完,邵式军失眠了。
他第一次认真想自己的后路。
更意外的是蒋冬荣的态度。
听完分析,她说:"他说得对,我们得为以后打算了。"
常年担惊受怕,早把她那点报仇的执念磨没了。
从那以后,邵式军的私宅,悄悄成了新四军在上海的秘密物资站。
他先拿出3万法币交给冯少白带回根据地。
后来又帮着采购药品、医疗器械、电台零件、枪支弹药。
宋庆龄募集的急救药品被日军扣了,也是他找关系疏通出来的。
1941年底,陈毅亲笔给他写了封信,感谢他对抗日的支持。
邵式军把信收好。
他知道,自己这条船,算彻底靠到新四军这边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上海一下乱了。
各方势力抢地盘、抢资产。
邵式军这块"大肥肉",蒋介石第一个盯上。
国民党一边许他高官厚禄,让他维持税务秩序。
一边派军统特务24小时盯着他家,就等时机一到,以"汉奸"罪名抄家。
邵式军人精一样的人,看不透这点把戏?
他跟心腹说:"蒋介石那点算盘,我门儿清。等他坐稳了,第一个办的就是我。"
坐以待毙,不可能。
他决定——带着全部家当,投奔新四军。
用这笔钱,给自己赎罪,也换全家一条活路。
说干就干。
几天之内,房产、工厂、商铺全变卖了,换成10多亿法币和数百根金条。
又从税务署库房,提了一批武器弹药。
1945年9月,地下党安排好路线。
他跟冯少白一起,开车经青浦、宝庆,一路往北。
等军统反应过来,带人去抄家时,余庆路那栋洋房早就空了。
10月初,一行人抵达淮阴新四军总部。
见到新四军领导,邵式军摘下眼镜,声音沙哑:
"首长,我知道自己过去罪孽深重。这些钱和武器,就算我戴罪立功的一点心意吧。"
这笔钱来得太及时了。
当时华中根据地正被经济封锁,物资缺得厉害。
这笔资金和黄金一到,直接把根据地的财政撑住了。
新四军后来买西药、买医疗设备、买过冬棉衣,用的都是这笔钱。
蒋介石知道后,气得够呛。
从1945年到1949年,他下了无数道命令,死查这笔财产的下落。
折腾到国民党败退台湾,一分钱也没追回来。
投奔新四军后,邵式军正式参加了革命。
他懂财税,先后在新四军财政部、山东省财政厅工作。
建国后,一直在财税系统。
1952年"三反"运动,他被审查了半年,查无实据,放了。
1958年肃反,受潘汉年案牵连,以反革命罪被判7年,送到山东劳改。
1964年春天,邵式军在农场病逝,终年54岁。
1980年,中央为他平反。
文件里写着:邵式军"接受党的教育、弃暗投明、资助抗日,走上了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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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清末首富盛宣怀留下1300多万两白银的遗产,折合现在约100多亿元。
一辈子不工作也花不完。
谁知,1958年,他的四儿子盛恩颐,竟饿死在自家门口。
盛宣怀,1844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家里世代当官,算得上书香门第。
他爹盛康做过浙江衢州知府,家里条件还不错。
小时候他脑子灵光,四书五经读得滚瓜烂熟,可惜科举这条路走得不太顺,考了好几次都没中。
后来他干脆放弃当官的念头,投身洋务运动,跟着李鸿章干起了实业。
1870年,盛宣怀进了李鸿章的幕府,开始崭露头角。
他眼光独到,胆子也大,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创办轮船招商局。
这可是中国第一家民用股份制企业,直接打破了外国轮船在咱们内河航运的垄断。
后来,他又搞起了中国通商银行,开创了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先河。
铁路、电报这些新兴玩意儿,他也没落下,样样都掺一脚,硬是把自己折腾成了“中国实业之父”。
盛宣怀还不光会赚钱,他对教育也挺上心。
1895年,他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就是今天津大学的前身。
第二年,又在上海搞了个南洋公学,现在的上海交大也跟他脱不了干系。
这两所学校培养了一堆技术人才,算是给中国现代化添了把火。
到晚年,盛宣怀的财富已经多得数不过来,上海、天津到处都是他家的豪宅。
1300多万两白银的遗产,那可不是小数目,搁现在得100多亿,够好几代人挥霍了。
可惜啊,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么多钱最后没保住家族的荣光,反而让后人落了个悲惨下场。
盛恩颐,1900年出生,是盛宣怀的四儿子。
他打小就含着金钥匙长大,家里仆人一大堆,吃喝用度全是顶级的。
盛宣怀对他期望挺高,1910年代把他送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想让他学点真本事回来接管家业。
可这小子到了国外压根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整天沉迷于吃喝玩乐。
回国后也没啥出息,整个人吊儿郎当的,完全不像他爹那样有闯劲。
盛宣怀去世后,他分到了一大笔遗产,立马就开始了挥霍无度的日子。
在上海租界区,盛恩颐天天开派对,家里灯火通明,吃的喝的全是山珍海味,一顿饭就能花掉普通人一年的收入。
他还迷上了豪车,买了一堆名牌货,最出名的一辆奔驰轿车,车牌号“44444”,在当时那可是独一份,开出去满大街的人都得盯着看。
这还不算啥,盛恩颐还特别爱玩赛马,一次性买了75匹纯种马,花了好几十万银元。
赌博更是他的心头好,在上海的私人赌场里,他一掷千金,眼都不眨。
有一次,他直接把法租界的三栋洋房输了个精光,旁边的人都看傻了,他却不当回事,点根雪茄接着赌。
家族企业到了他手里,更是惨不忍睹。
他压根不懂管理,整天在办公室抽大烟,文件随便签个字就扔一边。
钢铁厂的机器没人修,坏了就坏了,工人干瞪眼也没办法。
企业资金被他挪去花天酒地,账目乱七八糟,没几年就撑不下去了。
盛宣怀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就这么被他败得一塌糊涂。
抗战结束后,盛恩颐的钱早就花得差不多了。
以前门庭若市的豪宅变得冷冷清清,他还想维持面子,穿着破西装四处找老朋友借钱。
可那些以前跟他称兄道弟的人,现在见了他就跟躲瘟神似的,没人搭理他。
他低声下气求人,人家连门都不让进。
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把家里最后几件值钱东西都卖了。
曾经阔气的客厅变得空荡荡的,连像样的家具都没剩几件。
到最后,他穿着单薄的衣服在上海街头晃荡,饿得前胸贴后背。
1958年那年冬天,上海冷得要命,盛恩颐身体早就虚了,走回自家门口时,已经连站的力气都没了。
曾经的豪宅如今大门紧锁,他靠着门框倒下去,就这么冻饿而死。
街坊邻里听说这事后,有人叹气,有人冷笑。
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挥金如土的富家少爷,最后会落得这么个下场。
从盛宣怀的商业帝国到盛恩颐的一无所有,这家族的兴衰让人感慨,也让人忍不住想,钱再多又有啥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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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江泽慧填报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这三个志愿都没有录取她,她被分配到了安徽农学院林学系。但她对林业一点都不了解,也不喜欢。
收到那封信后,她在家里想了三天。三哥信里的语气很平实,道理也简单,却把她从那种自怨自艾的情绪里拉了出来。九月,她带着行李去了合肥。安徽农学院当时条件简陋,宿舍是平房,冬天冷夏天热。她头一回走进实验室,看见那些瓶瓶罐罐和植物标本,只觉得陌生又枯燥。教树木学的老教授姓陈,上课总带着一把采来的新鲜枝叶,指着上面的纹路讲。她起初听不进去,笔记记得零零散散。
转变发生在那年深秋。系里组织去大别山实习,任务是调查一片次生林的树种组成。她跟着队伍在山里走了两天,脚上磨出了水泡。第三天下午,她在一片向阳的山坡上迷了路。周围是高大的乔木,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她有些慌,想找路标,却忽然被脚边一丛不起眼的灌木吸引了。叶子是对生的,边缘有细锯齿,枝干上结着些小红果。她隐约想起陈教授课上提过,这叫“满山红”,是一种重要的药用植物,只在特定海拔和土壤条件下生长。她蹲下来仔细看,发现这片坡地上散布着不少。那一刻,课本上那些死板的名字和特征,突然和眼前鲜活的植物对上了。她拿出笔记本,一边画图一边记录周围的环境。等找到队伍时,天都快黑了,她却不觉得累。
从那次以后,她上课的态度变了。她开始追着老师问问题,泡在图书馆找国外最新的林业期刊看。她发现林业远不止是种树,它关系到土壤、气候、生态平衡,甚至国家的经济建设。1958年,她参与了皖南山区用材林资源的普查项目。她和同学两人一组,负责测量一片马尾松林的胸径、树高和蓄积量。工具很简单,只有测绳、围尺和测高器。每天天不亮就上山,要爬陡坡,穿行在密林里,衣服经常被树枝挂破。中午就着咸菜啃干粮。晚上回到驻地,在煤油灯下整理数据,算盘打得噼啪响。那个夏天她晒得很黑,手上也磨出了茧子,但心里很踏实。她算出来的数据,后来被县里制定采伐计划时采用了。
1960年她毕业,因为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在造林学教研室当助教。她带学生实习,总是强调要去现场看。有次带学生去苗圃,讲解播种育苗的技术要点,一个学生问,书上说覆土厚度是种子直径的两到三倍,为什么不能厚一点?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学生分两组做对比实验。一周后,覆土过厚的种子出苗率明显偏低,学生们自己就明白了道理。她丈夫彭镇华那时也在农学院工作,学的是森林保护。两人常一起讨论专业问题,有时为某个病虫害的防治方法争论不休。
六十年代中期,她开始研究江淮地区的农田防护林体系。她跑遍了安徽、江苏的十几个县,调查现有林带的树种配置、结构和防风效果。她发现很多地方的林带树种单一,抗病虫害能力弱,而且设计不合理,遮荫太多影响了农作物生长。她根据调查数据,提出了针阔混交、乔灌结合的林带配置建议,还选出了几种适合当地生长、生态效益好的乡土树种。这份报告得到了省林业厅的重视,部分建议在七十年代初的造林规划里得到了应用。
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她考取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资格,去德国哥廷根大学森林培育研究所进修两年。那是她第一次出国,已经四十二岁了。语言关是最大的障碍,她每天早起背单词,听录音,跟读专业文献。在实验室里,她接触到了当时先进的植物生理测定仪器和组织培养技术。她的导师沃尔特教授主攻树木抗逆性研究,对她带来的中国山地造林问题很感兴趣。她利用学校的设备,分析从国内带来的几种松树和栎树种子在不同水分胁迫下的发芽率,数据很有价值。留学期间,她发表了四篇论文,其中一篇被登在了国际林学界的权威刊物上。
1982年回国后,她被调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她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林木遗传育种上,特别是速生用材树种的改良。她主持了“欧美杨良种选育及推广”项目,带着团队在全国多个试验点进行杂交和选育。这项工作周期很长,选出一个优良无性系往往要花上十几年。她常年奔波在河北、山东、河南的试验林场,观察记录不同杂交后代的生长量、抗病性和木材性质。1991年,她领导的团队选育出的“中林46号”杨树通过国家鉴定。这个品种长得快,木材密度高,适合做胶合板原料,很快在黄淮海平原推广种植,成了农民增收的重要树种。
1993年,她被任命为林业所的所长。四年后,她升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院长。肩上的担子重了,她要考虑全院十几个研究所的科研方向、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她推动建立了重点实验室,引进了大型仪器设备,还和多个国家的科研机构建立了稳定的交流关系。在她任内,林科院承担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天然林保护工程等国家重大项目的科技支撑任务。她自己也一直没有脱离一线科研,直到退休前,还在指导博士研究生做林木抗旱基因的相关课题。她常对年轻的学生说,林业是一门需要耐心和脚力的学问,你得走到林子里去,才能真正看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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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君谈马斯克与天朝电车,我不以为然。
今天刚听到您转述马斯克对天朝新能源汽车的观点,我只有四个字:不以为然。
马斯克为了其在华的巨大商业利益,昧着良知与天道说话,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上海工厂占其全球产能半壁江山,他敢说一句重话?他的话,听七分就够了,剩下三分是生意。
天朝的所谓电池车,市区里瞎开开,充个新鲜,问题不大。但谈安全系数,远低于传统燃油车。实际的安全隐患和事故率,更是远高于传统汽车。这是西方无法忍受与容忍的底线差异。
我在东南亚一线看得最清楚。大量抛锚的、不明原因趴窝的、品控稀烂的所谓天朝新能源车就在路上扔着。泰国目前对天朝新能源车是完全放开,补贴给足、关税打折,市场占有率确实上来了,声势也大。但问题不断,根基不稳,依旧挑战不了日本车一统泰国汽车和摩托车的现实格局。
便宜,是真便宜。但质量问题成堆。买在用的人群画像也极其清晰:只有那些不怕死、爱贪便宜的在买。稍微有点钱、有点安全意识、家里指望一辆车养家糊口的泰国人,根本不会考虑。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是我能接触到的泰国人的共同心声。
天朝车想通过西方近乎苛刻的安全测试和质量检测?难。就是西方完全放开,它也未必能真正占领美欧市场。便宜可以敲开门,但敬畏不了人心。
作为国际商人,我历来反感不合理的关税和人为设置的壁垒。安全不安全,让消费者自己去选。他若不怕死,尽管去买、去消费好了,官方和权威机构操那个闲心干吗?但西方就是西方,人家就喜欢本能地当合格的父母官,把最坏的情况先在实验室里测一千遍。这就是文化和文明的差异,一边信丛林法则,一边信契约责任。
说到底,天朝鼓吹的所谓“新质生产力”,多半是欺世盗名、坑蒙拐骗外加哄。技术还没捂热,就迫不及待海量生产、海量上市。除了占个新鲜词汇、蹭个潮流时尚,毫无益处。新的恒大爆雷笑话,正在路上,你等着看就是了。
中国过去这类事还少吗?电商直播、共享经济,哪个不是起初锣鼓喧天,最后都是一地鸡毛、满地狗血!表面看是我们华人急功近利、鼠目寸光,深层次就是农耕文明的孽根性 — 骨子里带着的呆、坏、邪。社会怎么发展,这股子癫狂和魔怔不除,就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和幸福可言。
说个近事。我一大学同学来曼谷参展,8平米的普通展位,三个人,来回费用不过2、3万人民币,拿了5000多台咖啡机订单。按理该开香槟大醉三天。可他依旧闷闷不乐,心事重重。为什么?工厂的税负、各类开支一年比一年大,利润一年比一年薄,头发都快愁光了,却依旧没有半点安全感和成就感。你说,到底怎么了?
订单有了,钱没留下;生意做了,心没安下。这就是今天做实业的真实写照。
这个世界,真理永远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乌合之众也就看个热闹、凑个新鲜。世界到底怎么运转、背后的逻辑与真相,跟他们没半毛钱关系。即使知道了,又能怎样?你我皆无力,我们不幸没有生在赵家,又无苍天青睐。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有定数。【观众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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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wb的@庚白星君
“劳务派遣”是新时代的“奴隶制”
我朋友的孩子,今年985硕士毕业,投了几十份简历,石沉大海。后来好不容易拿到一个offer——某高校的行政岗。全家高兴坏了,觉得孩子总算端上了铁饭碗。
结果入职那天,孩子傻眼了。合同不是跟学校签的,而是跟一个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第三方签的。问了一圈才知道,这只是一个“劳务派遣”岗位。
当朋友告诉我时,我都不敢相信,现在连老师都搞劳务派遣了?
我这位朋友一边苦笑一边嘲弄地说:“你还真是少见多怪”。
现在很多用人单位都不直接招人了,包括政府部门,一水的劳务派遣。拿着极低的工资,贴水的社保,干着原来聘任制的活。
这还不是最离谱的。朋友儿子的女同学去某大学面试实验技术岗,劳务派遣,月薪6000,最低标准的五险一金。面试现场,七八个面试官轮番刁难,问的全是小众高精尖技术问题,考生答不上来就被嘲讽“不懂就不要装懂”。最后面试官来了句:“我在美国读博的时候……”
大哥,这就是个没有编制的、月薪6000、最低社保的岗位,你还指望找个十项全能的“六边形战士”啊?
简直不要太离谱。
前几年,我知道“劳务派遣”已经在工程领域愈演愈烈,因为“劣币驱逐良币”,你想在招投标中胜出,你就要“降本增效”,其中最容易降的是用工成本。
于是,越来越多的施工方不再直接招人,而是选择“劳务派遣”。可没想到这股风居然吹到高校了。
劳务派遣的老师还是老师吗?
教师节,正式老师发礼品,有慰问,劳务派遣岗——没有。
工作量呢?一个人干两三个人的活,加班加到怀疑人生。
工资低到什么程度?月薪三千左右,说好的补贴,入职后学校改革,一分钱拿不到。更让人心寒的是,因为没有编制,其他部门的老师甚至学生都不尊重你,工作推不动,锅倒是背了不少。
985硕士,月薪三千,没有工会福利,没有尊严,没有归属感。
这就是今天中国高校的“老师”——劳务派遣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群毫无归属感的高校教职工,会教出怎样的学生?
“劳务派遣”这是准备把高校也毁了吗?
劳务派遣这玩意儿,最早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中国的劳务派遣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向外国驻华机构派遣中方雇员。90年代国企改革,大批职工下岗,劳务派遣作为一种“临时解法”被引进推广。
注意关键词——“临时解法” 。
法律给劳务派遣划了三条红线: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说白了,就是应急用的——某个项目缺人手,临时找几个人顶一顶,项目结束人就散了。
可现在呢?
劳务派遣用工呈爆炸式增长。
截至2025年,劳务派遣从业人员已超过7800万,约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0%。全国劳务派遣机构多达35.23万家。
珠三角电子厂,三分之一的工人是派遣工;内蒙古、山西等传统工业大省,派遣工比例甚至占到了八成。2025年我国劳务派遣行业市场规模达2150亿元。45%的派遣工在同一岗位工作超过3年。
临时?辅助?替代?
全变成了笑话。劳务派遣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用工主要方式。
为什么企业爱用劳务派遣?当然是有利可图。
有位老板算了笔账:正式工月薪5000,加上五险一金、1.6万的年终奖,一年成本10万块。换成劳务派遣工,月薪3000,社保和年终奖统统省掉,再给派遣公司2万,一年下来只要5.6万。
10万变5.6万,省了将近一半。派遣工平均工资普遍只有同岗位正式员工的60%-70% 。有的行业甚至低到50%。
原本招一个人的钱,现在能招两个人。你是用工单位你会怎么选?
除此之外,劳务派遣还让用工企业少了很多“麻烦”。
例如社保问题。
劳务派遣按最低基数缴纳社保是常态,有的派遣公司直接截留社保费,更有甚者让员工签“自愿放弃社保”承诺书。社会保险覆盖率低于75%,超千万劳动者权益处于“裸奔”状态。
此外还有工伤赔偿问题。
用工单位说“不是我签的合同”;派遣公司说“是用工单位管理不当”——互相踢皮球。
上海海事法院有个案例,派遣员工工作中受伤,八级伤残,用工单位以“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为由拒绝赔偿。
员工权益、员工培训、员工赔偿......
劳务派遣的三角关系——派遣公司、用工单位、劳动者——创造了一个完美的“责任避风港”。
这就是劳务派遣的精髓——用人不担责,省钱还省事。
对用工单位而言,劳务派遣或许是“降本增效”的好手段,可对劳动者而言,这真的是一种邪恶至极的剥削制度,在我看来,它就是新时代的“奴隶制”。
劳务派遣的本质是把人变成“可租借的工具”,它压根没把人当人。
欠薪了?用工单位说钱已经打给派遣公司了;派遣公司说用工单位还没打钱——互相踢皮球。
工伤了?用工单位说“不是我签的合同”;派遣公司说“是用工单位管理不当”——谁也管不着。
想晋升?主管明确说“派遣工没资格”。干满10年你也成不了正式员工。
想维权?劳动者维权成功率不足20%。
这不就是新时代的奴隶制吗?
奴隶主至少还管奴隶的吃喝拉撒,因为奴隶是“财产”。劳务派遣工呢?连“财产”都算不上——你只是“可租借的劳动力”,用完就退,坏了就换,不用了随时打发走。
人,被彻彻底底地当成了工具。
有人说,劳务派遣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灵活用工”。
我呸。
灵活用工,是灵活了企业,苦了工人。
法律明确规定了“三性”原则和10%的比例红线。可现实呢?2024年人社部抽查3万家企业,42% 的企业派遣工比例超标,有的甚至高达50%以上。38%的央企超比例使用派遣工。
这不是“灵活用工”,这是系统性违法。
2025年,人社部联合多部门启动全国范围内的劳务派遣专项整治行动。广东出台了省级地方标准《劳务派遣服务规范》。用工比例从10%进一步收紧至8%。
但够吗?
远远不够。别忘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当985硕士在高校做着月薪三千的劳务派遣工;当博士考进高校发现自己是“第三方派遣”;当6800万劳动者拿着正式工一半的工资、干着两倍的活、没有任何保障——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主体性。共同富裕,是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体面地工作、有尊严地生活。
劳务派遣这种把人当“可租借工具”的用工模式,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构性侵蚀。
如果任由这种邪恶的用工模式无序蔓延,侵蚀的是劳动者的幸福感、获得感,毁掉的是先辈们苦苦追寻的主义!
电影院里有人站着看电影,后面的人被逼跟着站起来,这时候,作为管理者,要做的不是去劝人们适应站着看电影,而是要所有人坐下。
最近,人社部正式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指出接下来要强化收入分配改革,蛋糕向底层劳动者倾斜。要我看,也先别急着搞什么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改革了,先把“劳务派遣”这种邪恶的用工模式禁止再说。
历史原因已经归到历史,当下的中国不需要这样的奴隶制。
朋友的孩子最终没有去报到,孩子感到很迷茫!
“派遣工就像韭菜,”他说,“割了一茬又一茬,谁会在意一茬韭菜的感受呢? ”
是啊,谁会在意呢?
全国35万家派遣机构,6800万派遣工。他们干着最累的活,拿着最少的钱,没有任何保障,没有任何尊严。
他们是新时代的“奴隶”。
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劳务派遣制度本身并非不可用,关键是要回归其原本的定位——作为一种应急、临时的用工补充,而不应成为企业长期依赖的手段。真正的产业升级,不应该局限于流水线的更新、技术参数的提高,而是要让每个劳动者,都能在时代浪潮中体面转身。
各位,是时候,给这6800万人一个正式的身份了。
是时候,让劳务派遣回到它该待的地方去了。
是时候,把人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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