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持人说，“我们在上个世纪曾两次对日本投下核弹，而恰恰是日本在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日本是我们最伟大的盟友，是深爱着美国的国家，举办了无人机表演和烟花秀，并用红白蓝三色灯光点亮了东京，那场面蔚为壮观。” 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想要中日友好，只有一条路

二战终战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遭中国官方批判，说她交了“香火钱”。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肯定二战侵略，那么高市首相访美时，去阿灵顿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埋葬有二战时轰炸东京的美军官兵尸骨，她难道去肯定美军向日本扔原子弹？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背后，主要是中共当局刻意煽动反日仇恨。我的最新文章—— 曹长青：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日较量 在标志二战结束（日本称之为终战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东京的靖国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只是自费献了“玉串料”（祭祀费），而且是以自民党总裁身分，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场，她会去祭拜；这次明显是为了不刺激中国，而特意选择没去。但是，她对中国释出的一番善意，还是被中国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后就是一顿批判。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年来都被中国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问题，近年更演变成诋毁日本、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参观靖国神社。随后撰文比较了靖国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我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半，曾两次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对靖国神社内当时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儿摆姿态喊口号的现象及讲解影片颇批评，更欣赏美国人对二战事件的理性、平和审视的人生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靖国神社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我对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越发感到，中国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两国人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过垄断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洗脑毒化中国人，目标清晰地煽动仇恨。 对靖国神社，可从这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灵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为常见，可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观念是，人死后成为神灵，被祭祀后成为“守护神”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246 万战殁者的名册（神社内既无骨灰也无牌位），他们祭祀的是“灵”，而非个人的道德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包含甲级战犯，也被视为“战殁者的灵”。在宗教层面，祭祀不等于为其历史行为背书。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死者净化”的传统，主张避免对死者过度批评，重视“成佛”与“安息”，认为对亡者过度指责会招致不祥。这种观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与神道的祖灵观。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生前可受严厉批判，死后随即转为“追悼对象”。日本没有“鞭尸”，或像中国那样制作跪像供人唾骂（如秦桧像）的习俗。 日本这种宗教哲学跟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恒性审判意义，“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传统文化更重视“和解”与“安魂”，较少强调“永远的罪”。这导致对历史责任的语感差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战争记忆仍属历史创伤，祭拜被理解为荣耀战争。但对日本人而言，祭祀亡灵并非道德肯定。两种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来操作成保住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客可耻，百姓可悲。 据日本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国家不可给宗教以特权，但同时也不可干预和剥夺宗教自由。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政教分离、但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样。 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国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对象，不能强制分祀甲级战犯，也不能改变其祭祀方式；这些权利属于神社自身。 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后，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确表示：合祀后不可撤回，这是宗教仪式，不是政治名册。所以法律上政府无权强制。 虽然无权干预神社内部事务，但政府可以决定：首相是否参拜。这是政治选择，而非宗教仪式问题。例如：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安倍晋三曾在任内参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可能被质疑违反政教分离。但日本法院历来倾向：不明确判定违宪，视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断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首相的拜谒，本质上是出于对战死官兵的传统追思，而非肯定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后转化为灵，便与生前的罪错脱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 回顾历史，中方曾经热情款待二战时日本军政人物，毛泽东曾在北京招待二战时侵华战争主要指挥官之一的远藤三郎中将；周恩来也曾多次接见二战时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时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装作为寿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靖国神社将 14 名甲级战犯入祠合祀时，中国官方并未立即抗议。次年日本首相参拜，北京方面也无显著反应。直到七年之后的1985 年，北京才开始把此议题政治化，以此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国内统治。 第二个层次，中国官媒和御用学者热衷渲染的是，日本对二战责任“不认错、不谢罪”。但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与殖民统治”向中国及亚洲多国正式或准正式道歉过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内阁级正式表述”，一般学界与媒体整理大约 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长官与国会决议也算上，超过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首相田中角荣）表述：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时表示，“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说：日本过去有一段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对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方与慰安妇制度有关，表示：衷心道歉与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过去某一时期的国策下，走上战争道路，对亚洲诸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过去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战后60年讲话：对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战后65年谈话：对殖民统治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过去的战争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历代内阁的道歉立场将继续坚持。 而且，1995年日本国会战后50周年正式通过决议：对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总结来看，首相或内阁正式谈话约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联合声明等）约5次；国会决议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计约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国际学者的评价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中道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虽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数反而没有日本这么多，因为德国更强调国家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些道歉刻意回避，官媒不予报导。所以日本社会，尤其保守派认为，日本这种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继续了，应该摆脱二战阴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仍在做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二战期间，因为日本侵略，确实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政府最高估计是3500万人。但是，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可能多达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于政治迫害、枪杀、人为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自杀等等。造成如此大众死亡的中共政权没有道德资格谴责日本。它应该先向本国人民谢罪，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点，中共官方多年给民众灌输：日本没有赔偿二战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这更是故意扭曲事实。 真实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掌权的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签署声明，中方正式放弃了对日本的二战索赔。这不是毛泽东们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后的政治算盘，或者说是“交易”。北京政权用正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政府同意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放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 而在中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后，日本却做出了变相的赔偿行动。在中国经济开放起步时，日本向中国投入各种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无息贷款，还有无偿援助等，高达3.66万亿日圆。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项目结束，前后跨度长达42年！ 日本援助资金重点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扩建工程，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扩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铁路（北京—秦皇岛），广深铁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亚湾核电站（技术与融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 仅以中国上海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结构性影响”排序，中国最得益于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岛（能源枢纽），广州／深圳（间接），北京（公共与环境）。据专家推算，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会延迟约5-10年，出口起飞可能晚一个五年规划期。 但这些中国官方媒体都不愿报导，甚至有意回避。所以至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这些，还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反日”，跟着抗日神剧“仇日”。 中国的经济开放，当然得力于邓小平的改革决断。但若只谈“改革勇气”，却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资金来源，那就是选择性地讲历史。经济转型不是口号工程，而是资金工程。 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够避免社会崩溃式转型，靠的不是单纯制度设计，而是两笔关键性外部资源。第一笔，是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资本。这些资金既有文化连结，也有风险承担能力，成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笔，更关键——是日本长期、大规模的低息贷款、无息贷款与无偿援助。这不是象征性姿态，而是实打实的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环保工程。没有这些工程，中国沿海出口体系不可能那么快成型。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站着日本的融资支撑，这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对比俄国，更凸显中国的超级“幸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震荡疗法”，价格放开、国企私有化，结果经济急剧萎缩，社会秩序崩坏。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部启动资金托底。俄国没有自己的“香港、台湾”，也没有一个日本式的邻国，愿意长期低息融资。 当年推动俄罗斯改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电视受访时说，他当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向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领导的俄国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帮助当时俄国一下子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但遭到老布什政府，以及随后的克林顿政府的完全拒绝。 与白宫高层有相当关系、深知内情的萨克斯教授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强，阻止俄罗斯再次强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为当时叶利钦政府的头号美国经济顾问，萨克斯在波兰等好几个前东欧国家推动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都相当成功，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了这些国家援助，尤其是对波兰帮助最大。萨克斯当时以为美国一定会同样援助俄国、力挺俄国成功进行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鼓励支持俄国当时非常亲西方的立场。但完全出乎萨克斯的意料，美国一口拒绝了。这是俄国那场震荡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国因缺乏外部资金托底，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华人投资，更没有中国那样的邻居日本，在关键的经济起步阶段，大量给予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而日本就没有防范中国经济强大的那种美国防范俄国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种对比，太多中国人，甚至学者们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知道领情、感恩。 结果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叶利钦总统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失败，俄罗斯的经济近乎崩溃，民众生活水准剧降。后来普京当选总统，力挽狂澜，才开始经济复苏，这也是很多俄国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对叶利钦多有批评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共产大国转型，结果巨大差别，有无启动资金是最重要一环。就如同大家都在创业初期，谁拿到银行贷款或资助，决定了谁能成功。所有创业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无米之炊谁做得出来？ 更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约27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数字。但1990年冷战结束后，已经相当繁荣富有的德国，并未对俄罗斯提供长期、有规模的经济援助。德国选择的是什么？是姿态政治。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确实震撼。但那是一个动作，一个象征，一个历史镜头。象征感人，却不能当钱花。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道德语言上高度鲜明；但在实际经济补偿层面，并没能给俄罗斯托底。而日本呢？没做戏剧化的忏悔场面，却在长达42年期间持续向中国提供低成本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完成援助项目。这种方式，不够上镜、不够让媒体鼓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下跪，是瞬间。融资，是几十年。 如果要比较“实质性谢罪”，那么长期资金投入与基建支持，远比一次政治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问题是——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简化为“正常往来”，却在需要动员情绪时，重新高喊“对方从未谢罪”。这种叙事选择，不是历史评价，而是政治需要。中国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认外部资金与合作的作用，那就是违背现实，否定真实，没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体的闪光灯上，而在几十年流动的资金上。日本选择的是实质性补偿；德国选择的是象征性忏悔。谁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谁对经济命运产生直接影响，答案并不复杂。 真实且完整的历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画面，更应该同时列出融资数字。否则，那不叫记忆，而叫选择性记忆。所有选择性记忆，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服务。 中国当局利用对官方媒体的控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在靖国神社、日本援助、二战是否道歉谢罪等问题上，都不仅是“选择性记忆”，而且是“选择性攻击”，以扭曲事实来攻击日本，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而被仇恨烧焦的灵魂，绝无法建出一个健康的社会。 尽管被视为强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审时度势的一面。在拜谒靖国神社问题上，她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在去年10 月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并未现身，当时她还没有当选党总裁和首相。虽让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为了避免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并防止国内左翼媒体的攻击。这种“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标时，仍会优先考量国家的大局利益。 这次她在“终战日”仍然选择没有去靖国神社拜祭，也是在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说她给靖国神社交了“香火钱”。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记历史，但向往与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国神社，连任何灵位都没有，只是一本花名册，里面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150多年日本246 万战殁者的名字而已。 靖国神社今年6月还推出新规，禁止穿军服（现役军人除外）、带军械、以及奇装异服等进入靖国神社，就是阻止极右翼破坏靖国神社的设立初衷。 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首次访问白宫时，特意去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有二战时轰炸东京、向广岛扔原子弹的美军官兵尸骨，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没有道德和政治评价，对于日本人来说，人死了，就变成了神灵，无数的神灵汇集一起，就成为活着的人们的保护神。 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权力、煽动仇恨，而有了众多义和团，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们。 一个煽动和制造仇恨的国家，形成世界的奇观：韭菜们在欢呼镰刀！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7日

1977年，郭沫若病重之际，妻子任立群守在身旁，问他还有什么愿望，郭沫若提出想见前妻佐藤富子一面，任立群立刻寄信去了大连，谁知却被佐藤富子坚定拒绝：我这一生活得像条野狗 1977年，郭沫若躺在病榻上，妻子于立群正在为他煎药。 这一年的郭沫若，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多种疾病困扰着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于立群看着丈夫消瘦的面容，轻声询问他是否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郭沫若沉默良久，最终说出了一个令于立群意外的名字——佐藤富子。这位曾经的日本女子，如今已改名郭安娜，远在大连生活。 于立群并未显露出任何异样，她早已知晓丈夫年轻时在日本的那段往事。拿起笔，她开始给远在大连的佐藤富子写信。 信中说明了郭沫若目前的身体状况，以及他想见一面的请求。这封信穿越千里，寄往了大连的一处普通居所。 然而，回信的内容却令人意外。佐藤富子在信中写道：＂我这一生活得像条野狗，已经不配再见故人。＂ 这个来自日本的女子，曾是东京一个显赫家族的大小姐。在二十世纪初期，她遇见了在日本求学的郭沫若，展开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 那时的佐藤富子，为了爱情放弃了优渥的生活，与郭沫若组建了家庭。抗日战争爆发后，两人被迫分离。 战争年代，佐藤富子独自抚养着他们的五个孩子，承受着来自日本社会的白眼与歧视。她的家族因为她与中国人结合，彻底与她断绝了关系。 十一年的分离，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无异于一场漫长的煎熬。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当她满怀希望来到中国寻找郭沫若时，发现他已经和于立群组建了新的家庭。 这些年来，佐藤富子在大连默默生活，改名郭安娜，加入了中国国籍。她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往。 1917年的日本，在东京圣路加医院门前，年轻的郭沫若遇见了身着白衣的佐藤富子。 当时的郭沫若已经与张琼华成婚，但这桩包办婚姻并未给他带来幸福。同样的，佐藤富子也正面临着家族的婚姻安排。 两个因为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的年轻人，在异国他乡相遇，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郭沫若用诗人特有的浪漫，开始了对佐藤富子的追求。 短短四个月内，两人往来书信超过四十封，感情迅速升温。 佐藤富子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她辞去了医院的工作，放弃了显赫的家族地位，只身前往冈山与郭沫若同居。这个决定让她失去了家族的支持。 在冈山的日子并不富裕，郭沫若还是个留学生，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佐藤富子不得不靠打工来维持家庭的开支。 尽管生活艰难，但他们的感情却在困境中愈发深厚。佐藤富子先后为郭沫若生下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家庭渐渐有了起色。 然而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两人的命运。郭沫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国参加抗战。 佐藤富子独自留在日本，带着五个孩子艰难度日。她不仅要面对生活的困境，还要承受来自日本当局的迫害。 日本特务多次闯入她的家中，搜查文件，严刑拷打，试图逼问出郭沫若的下落。但佐藤富子始终保持沉默，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那个已经远去的人。 十一年的等待，佐藤富子没有等来郭沫若的归来，却等来了一个令她心碎的消息。郭沫若在中国与于立群重新组建了家庭。 1948年，佐藤富子带着五个孩子来到中国，希望能见郭沫若一面。但见面的结果却是郭沫若的刻意回避。 这种被冷落的痛苦，对于一个为爱付出一切的女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但佐藤富子并没有选择回到日本，而是留在了中国。 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郭安娜，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日本人选择留在中国，需要莫大的勇气。 但佐藤富子坚持了下来，她不仅要照顾五个孩子的生活，还要面对社会的异样眼光。 在新中国成立后，佐藤富子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她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选择。 这位曾经的日本名门闺秀，开始在基层工作，从最普通的工作做起。她的勤奋和坚韧，逐渐赢得了周围人的尊重。 1983年，佐藤富子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这个身份见证了她多年来的付出与贡献。她始终坚持认为，战争的罪责在于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普通的日本人民。 在担任政协委员期间，她积极建言献策，为中日友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她的经历和见解，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随着年龄的增长，佐藤富子的身体状况也在逐渐衰退。1994年8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她将自己仅有的500万日元全部捐赠给中国政府，这笔钱是她一生的积蓄。1995年，佐藤富子在北京去世。按照她生前的遗愿，她选择将自己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外交部发言人：日本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改善双边关系作出努力。只要能够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奉行对华友好、珍视中日关系，我们都愿同他们沟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国内理性声音，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8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相关言论时首次直接使用“战犯神社”称呼日本靖国神社。 林剑表示，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我想，肯定有人会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参拜不参拜是日本人的事，中国管得太多或者说丌应该管。如果这样，中日就不可能友好，就看日本的态度了。中国的态度就是这样。

【#日本右翼親台組織更名去中國化，背後藏着哪些禍心？】日華議員懇談會勾連台獨黑歷史# 岸信介、安倍晉三、高市早苗……都與“日華議員懇談會”有着盤根錯節的瓜葛。在中日關係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錯誤言論陷入低谷之際，“日華議員懇談會”大張旗鼓地更名為“日台友好議員聯盟”。他們為何選擇此時更名？組織內有哪些頭頭腦腦？更名又意味着什麼？不妨先看看這個組織與“台獨”分裂勢力勾連的黑歷史。

结束了在日本的旅行回家。最近不想交易，所以这次在日本呆的时间比平时久一些，见了一些在日本工作定居的朋友，聊了很多，看了很多，写写这阵子的观察和感受。 1️⃣日本和台湾的相似度、友好程度极高。 在我还住在大陆时，我来日本更有出国的感觉。现在或许在台湾住久了，来了日本又有种没离开的感觉。无论是饮食、人与人的交往以及诸多社会规则，两地都是极其相通的。 在三越专柜买护肤品时，一个导购女孩得知我们一行来自台湾后，非常热情的和我们诉说她对台湾的喜欢，希望可以来台湾旅游。 2️⃣日本的收入和工作压力 我的一些研究生同学毕业后选择了在日本工作。他们和我说，日本的薪酬优于上海，且竞争压力不大。他们笑称哪怕是国内工作能力不突出的人，在这里也很容易鹤立鸡群，得到赏识。 3️⃣社会压力 虽然工作压力不大，但是社会秩序和文化压力显然是存在的。 我们聚餐地点改了几次，最后选择在一个同学家里一起吃外卖。他们担心在外不小心又打破了社会规则，“规矩太多”是他们在日本宅人属性加剧的核心原因。 4️⃣汇率问题 汇率确实是双刃剑。对于我们这样的海外游客而言，日本就成为了旅行、购物的天堂；但是对于本地居民而言，他们的收入是受到影响的。 我包车的司机和我说，多年前他从成田接机的价格是900元人民币，但是现在因为汇率已经降到了700多。 不过低汇率明显利好游客，银座也是365天的繁忙，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来此消费打卡。 5️⃣移民问题 日本的外来人口越来愈多，拿身份的难度也不算太大。我的同学们基本都已经拿到了PR（工作4年）。 印度裔的比重也大幅提高，从酒店、餐厅、便利店等各处看到的印度面孔都比此前多了不少。 中间有一晚去江户川区看花火大会，在几万人的聚会中，印度人的 比例很高。他们声音洪亮，在那里聚会欢呼拍摄短视频。 6️⃣气候 虽然都是海岛，但是因为纬度、地形的关系，体感日本的湿度比台湾低不少。我的鼻炎和我老公的湿疹在东京都不药而愈。 台湾一切都好，就是真的太湿了。 7️⃣日本的AI发展 没怎么感受到日本的AI，没有中国铺天盖地的广告，也似乎没有太多的应用。 日本的AI，真的存在么？还是我停留时间太短呢？ 8️⃣中日关系和旅行业 高市早苗上台后，确实对中日关系是巨大的打击。虽然来日本的中国人少了，但是其他国家、以及喜欢日本的国人该来还是来。 不过我们司机也抱怨，生意确实不好了，熬过了疫情又等来了高市早苗。最近国企员工似乎也都来不了日本。 总结，于我而言，年纪越大反而越喜欢日本。秩序感提供了安全感，他是我意料之中的好，没有太多意外和惊吓。日本的干净也很加分，无论是繁忙的都市还是乡间，日本的卫生标准都是极高的。 日本也是很适合J人的国度，各种预定和提前规划让我狂喜。

荷兰与中国作对，不会有好下场 荷兰刚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随即就收到中方的谴责声明，警告荷兰别破坏两国关系的同时，也给世界各国提了个醒，抹黑中国的做法已经行不通，更别妄想拿打压中国充当对美国的投名状。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凌晨00:38发布消息，对荷兰发出强烈谴责。中方列出了荷兰的三宗罪，分别是对中国发展和政策说三道四，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无理指责中方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方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和严重关切。中方对荷兰的谴责可以说是不留情面，不给时间反应，甚至让全球看到荷兰的丑恶面孔。更重要的是，此举撕碎了荷兰政府妄图以恶化向美方递投名状的野心。从去年9月底开始，荷兰便在遏华路上一去不复返，该国不仅自己层层加码，还全方位配合美国的对华围堵封锁布局，将中和长期合作的客观事实抛诸脑后，如今，这份声明说明中方不再隐忍，也拒绝让荷兰蒙混过关。先来说半导体领域，荷兰是。 紧跟美方脚步，生怕美方看不到荷兰的野心。去年9月底，荷兰政府突然接管安氏半导体，没有任何预告，之后与中方的谈判中更是一拖再拖，妄图蒙混过关。与此同时，荷兰政府还重用制造安史之乱的鹰派政客，和中方隔空较量。今年，荷兰再次出台严苛新规，妄图通过极端管控的方式切断荷兰对华光刻机的原厂维保通道，妄图打击中国芯片的产能根基。紧接着，荷兰政府又故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前不久发布的国际安全战略2026~2030，几乎通篇都在给中国泼脏水，对中国各种指手划脚，活脱脱一副睁眼说瞎话的样子。更过分的是，该国还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公然向台独势力释放错误信号。除了舆论和科技方面的围堵，荷兰方面还将针对中国的野心付诸行动。5月底的时候，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和舰载机轮番上阵，非法侵闯中国的领海和领空，妄图将南海问题闹大。 被解放军狠狠教训一番后，荷兰意识到自己不是中方对手，扭头又与日本政府狼狈为奸。该国派遣5架战机和一架加油机，与美日一同组织了一次名为风车卫士的联合军演。荷兰此举显然是钻了中日关系恶化的空子，通过支援日本而给中国添堵。荷兰这一系列举动，既是在为泄斯愤，也是在向美国递投名状。所谓谢斯愤，说的就是荷兰强行接管安氏半导体这件事。安氏半导体的母公司文泰科技一纸诉状将荷兰政府告上法庭，要求该国支付80亿人民币的赔偿金。荷兰政府对此怀恨在心，在中国家门口展开了一系列不友好举动，妄图给中国一个下马威。向美国递投名状这事儿更不用多说，该国长期依附美国，这些年来，一直是美方指哪儿，荷兰打哪儿，积极奔走在恶化最前线，可是荷兰政府忘记了，中国一直是荷兰重要的海外市场，一旦彻底搞砸两国关系最先遭受反噬的必然是荷兰自己。 事实也果真如此，荷兰 ASML在中国的营收大幅缩减，总公司不得不裁员，以边稳住自己的财政赤字压力，安氏半导体一事也严重冲击欧洲的汽车芯片市场，更觉得是荷兰为讨好美国做了这么多，到头来却落得口碑和经济双重损失的下场，而美方却对荷兰的损失视而不见，反而自顾自与中方缓和了关系。很明显，荷兰成为大国博弈中最先被美国坑了的一枚棋子。再回过头来看，中使馆发布的这份谴责声明，有理有据且条理清晰，给荷兰政府画出明确的红线，同时强调中方与各国合作合规合法，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让各国看清楚荷兰睁眼说瞎话的嘴脸。最后，中方还是给出了荷兰纠错的机会，敦促荷兰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回归互利合作正轨。中荷这些年来的合作并不容易，可荷兰却为了一己私利不断损害中方利益，一次次挑衅逐渐消耗了双边互信，持续给两国关系添堵。如今，回旋镖扎在自己身上，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中方的警告极具分量，荷兰最好还是务实一些，不要再一错再错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