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长文曝光广西六蓝水库溃坝,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今天无论你是生活在中国，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在你记忆中，有过多少次灾难？有那一次灾难，政府告诉你不是天灾？ 我们按数据说话： 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炸堤泄洪，受灾群众达千万，政府说是天灾； 1975年河南驻马店洪灾，炸堤泄洪，导致板桥、石漫滩水库溃坝，百万人生命毁于一旦，政府说是天灾； 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炸堤泄洪，导致荆江蓄洪区、洪湖地区、洞庭湖蓄滞洪区，超过2亿人受灾，政府说是天灾； 2021年河南暴雨，地铁车厢里面被淹死无数的人群，地下隧道飘起无数的尾灯还闪着亮的车辆，受灾死伤人数不计其数，政府依然告诉你说是天灾； 每次发生洪水，当地政府官员，明明是为保自己乌纱帽，却口口声声说为了保护大城市，是为了保北京、保上海、保武汉、保南京，最终都是选择牺牲生命，炸坝溃堤，向农村低洼区域泄洪，牺牲广大无辜的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 既然是丢卒保车，牺牲农村，保住工业大城市，是政府有计划、有时间、有目的的泄洪，那么为什么不能提前告知村民和老百姓，让大家提前转移，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呢? 绝对不能，从毛泽东建政开始，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执政，历届共产党政府，他们碰到洪灾，一律 炸坝泄洪，不会提前通知，他们的理由就是，通知了，还怎么维稳？ 政府的决策就是，如果主动通知老百姓要炸坝决堤了，要老百姓为大城市做牺牲，要把村子全淹了，老百姓能同意吗?他们能不闹事吗？ 草民们一定会提出要求政府给予各种赔偿，农作物要赔、牲口要陪、房屋家具要赔，苗木仓库要赔、连祖宗坟地也要赔， 你看到过，共产党哪一级政府会去赔？ 他们只会悄无声息地决堤炸坝，开闸放水。 至于老百姓淹死多少，政府只会告诉他们，你们遇到的是天灾，活下来的就要感谢党。 对于能活下来的灾民，政府只需给他们几包方便面，草民们已经感激涕零，高喊共产党万岁，政府万岁了。 再碰到江泽民这类会表演的领导人，淌水进入灾区，拍上几张照片，央视《新闻联播》播出，草民们就谢主隆恩吧。 中共各级政府早就习惯性地用天灾去掩盖人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他们从来都视如草芥。 因此对《南周》敢于曝光六蓝水库溃坝真相，中共是绝对要封杀的。我们看到中共的官员在内部说出“本轮席卷中国的洪水灾害，造成了极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是对外，他们只会说是天灾，受灾群众只允许感谢政府对你们救灾的大恩大德。 @baodiantimes

罗老师: 我是三峡内部工作人员，提供几个内部消息: 广西横州，死了1万7千多人，现在警察站岗，不准人进入受灾区，就是为了掩盖真相。是上面下了死命令，不能引发舆情风险，如果到时候，一堆堆的尸体，被救援队发现了，官帽没了，还要被判刑，包括救援队也不准进入。 不提前通知泄洪原因，如果通知了，怎么安置，要住的，要吃的，都需要钱，属地财政心知肚明，还不如不通知，这是默认的共识，死了还省事些，虽没人性，但这是事实。横州巨量尸体，掩埋，会有疫情和日后实锤证据风险，开始用油料露天焚烧，但进度太慢，一天烧不了多少，且黑烟太重，现在改用高强度酸。 三峡大坝底部多处渗水，有的渗水流速30立方米/小时。领导带着家人都跑了，美其名日异地学习，号召我们坚守，把我们当一次性用品。去年水利 1.28万亿元资金，层层剥皮，到了单位，有一两成就谢天谢地了，领导还索拿卡要，这不是自然灾害，这是人祸。横州死1.7万人，也只是开始。三峡溃坝只是时间问题，死亡几何级增长，受灾人数波及至少4.7亿……。

中共的“专家”真没几个是靠谱的，连个铁狮子都保护不好。一个文物传承了近上千年都保存得相当完好，但结果到了中共专家手里就被毁成一堆铁渣渣，如果不归咎于人祸，真的很难解释。共产党的专家大都是些拍马精，除了会迎合中共做宣传外，几乎一无是处。

去年是乙巳蛇年，蛇🐍是本命年犯太岁，猪🐷冲太岁，但是去年蛇和猪没啥事，今年反而因为暴雨，导致蛇和猪大量出事出圈，尤其是对于养殖蛇的人来说，更是无妄之灾，不仅损失惨重，还要被不理解的人骂为啥要养蛇，养蛇是正规养殖，蛇是为了血清等一些列药物， 从玄学的角度来说，去年如果🐍和🐷上新闻，能解释通的，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推迟了一年，其实离火运，是从今年才正式进入的，尤其是从，甲午月开始，丙午年，甲午月，本身年份火就很旺，甲午月，木生火， 火太旺的情况下，物极必反，就会有台风暴雨甚至火灾火山喷发等天灾，而广西广东一代本身属于南方，属于犯太岁之地，火上加火，所以问题更多，接下来福建一带的朋友也需要多加注意了。 今明两年，养牛羊的朋友要当心些，这两年还要小心鼠疫，如被老鼠咬了，一定要打预防针，希望别再有天灾人祸了

实事求是的说，王洪文虽然文化低，当时他并不蠢。某些方面他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大饥荒那几年，他被派到上海崇明岛搞垦荒，王洪文不喜欢劳动，对此非常不满，曾经对工友评价大跃进，说“我东北老家没有吃的，安徽饿死几万人。天灾？我看是人祸！”“”叫老子饿着肚子干活，这是什么社会主义？什么政策？要把人都饿死了！”他甚至还会私底下收听当时的“敌台”广播。 所以实际上，王洪文并非一个“无脑小粉红”，而是一个懂得审时度势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因为当过兵打过仗，喜欢讲点义气和打抱不平，所以他在工友还是颇有威信。他的这些特点，为他后来带头造反埋下了伏笔。 当然，本来如果在正常的历史轨迹中，王洪文这样的背景和资质，混个科长就到头了，但是，文革的到来，一下就把这个小人物推到了狂风骇浪的潮头。 草根幻梦：谁在怀念王洪文？ 来自 @YouTube

当朝野都在盼望皇帝死的时候，朝中会是怎样的景象?/黑质白章 这种局面在历史上虽不常见，但一旦出现，朝廷的日常景象绝不会是影视剧里那种天天剑拔弩张、公开造反的模样，而是一种极致压抑、诡异默契、高度形式化且暗中疯狂洗牌的"末日狂欢"与"时间停滞"交织的状态。 具体而言，朝廷平时会呈现出以下几种令人窒息的景象： 一、极致的形式主义：登峰造极的“表演"皇帝还没死，权力的合法性就还在他手里。因此，表面的尊卑规矩不仅不会废弛，反而会被维护到近乎病态的程度，这就是所谓的“敬畏消失，仪式长存”。 奏折成了废话文学：朝廷的公文系统会照常运转，甚至更加繁忙，但全都是没有任何营养的套话。地方报祥瑞，中枢写套词，没人会在奏折里提任何真正敏感或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皇帝即便批红也推行不下去，干脆不惹麻烦。 早朝如同默哀：御门听政成了纯粹的体力活和表演艺术。大臣们按部就班地叩头、山呼万岁、奏报陈词滥调，皇帝也按部就班地敷衍。整个大殿里毫无生气，只有空洞的回音。大家心里想的是“你什么时候洞的回音。大家心里想的是“你什么时候死”，嘴上念的却是“万寿无疆"。朝廷在日常运作中甚至呈现出一种“没有皇帝反而运转得更顺畅"的诡异和谐。 二、政策的绝对冰冻:谁也不干事(躺平与守成) 当所有人都在等皇帝死时，最大的政治正确就是“什么都不做”。 维持现状即胜利：任何新政策、新改革都可能打破现有的利益分配，也可能招来皇帝的猜忌或同僚的暗算。所以六部九卿的准则就是“守成”，只要不出大乱子，天塌下来也等下一位陛下去顶。 甩锅与不担责：遇到天灾人祸、边疆告急，主管官员的第一反应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如何把责任推出去，或者用最中庸的方式糊弄过去。因为谁都知道，这时候立功不奖，犯错必罚，做得多错得多。 系统空转：整个国家机器就像一台断了油还在靠惯性空转的机器，声音很大，齿轮在磨，但不出任何产品。 三、暗流涌动的“地下朝廷”：站队与下注 表面上一团和气、死气沉沉，桌子底下却是刀光剑影。皇帝一死，新君登基，那就是重新洗牌的时刻。谁掌握了新朝的话语权，谁就是从龙之功。 都对的乘多到子自信继承人权，谁就是从龙之功。 朝廷的重心完全偏移到了皇位继承人身上。大臣们平时的工作不再是治理国家，而是暗中揣摩哪位皇子胜算最大，如何给皇子递投名状。 各种利益集团会以皇子为核心迅速抱团。他们不在朝堂上吵架，而是在私下里拉拢、恐吓、收买。今天某侍郎突然被弹劾，背后可能不是他犯了法，而是他站错了皇子的队。 皇帝如果试图安插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打探消息，臣子们会形成高度默契的“反侦察联盟”。大家统一口径，糊弄特务，甚至把特务同化，让皇帝变成瞎子和聋子。 四、诡异的默契与禁忌:关于“死”的猜谜游戏 整个朝廷都在盼一个人死，但这事绝不能宣之于口，甚至不能有任何直接的暗示，这是掉脑袋的死罪。 极度敏感的词汇：“死"、"崩"、"大行"、"千秋"、"龙体"、"医药"等词汇成为绝对的禁忌。谁如果在朝会上随口提到，立刻会遭到所有人的集体攻击，以证明自己“绝无此心”。 皇帝每一次身体不适，都会在朝堂上引发微小但剧烈的震颤。如果皇帝怕死求仙，朝廷里一定会涌现一堆方士和祥瑞，大家欲，又加速了皇帝的死亡(吃丹药慢性中毒)，大家还赚得盆满钵满，简直是完美的闭环。 五、情绪的极度扭曲：压抑的狂欢与恐惧臣子们的精神分裂：白天在朝堂上痛哭流涕、恳请皇上保重龙体;晚上在家里和亲信推杯换盏，兴奋地讨论老皇帝一死后的权力分配。这种长期的表里不一，会让整个官场充斥着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没有人再相信任何道德和信仰。 伴君如伴虎的极端化:临死的皇帝是最危险的。他知道所有人都在盼他死，他的猜疑心会达到顶峰。今天一个眼神不对，明天可能就是满门抄斩。因此，大臣们上朝前甚至会给家人交代后事，下朝平安回家则要庆幸又多活了一天。 总之，当整个朝廷都在盼着皇帝死的时候，朝廷的景象就是一座正在倒计时的沙漏。 沙漏里的沙子还在流(日常政务还在走)，但所有人都只盯着最上面那一粒沙(老皇帝的寿命)什么时候掉完。 在这段漫长的“过渡期”里，国家没有未来，百姓没有依靠，只有一群穿着紫袍红袍的官僚，在一个垂暮老人的阴影下，屏住呼吸，玩着一场零和的权力生死局。表面上风平浪静，骨子里已经烂透了。

逃出地震，逃不出“上司”一句话——22岁日本女孩之死，撕开服从社会的遮羞布 一个本不该发生的死亡 2026年7月28日，日本熊本县突发强震。嘉岛町的“永旺梦乐城熊本”商场内，22岁的大竹玖瑠美和所有工作人员一样，第一时间撤离到了室外安全区域。她给母亲发了LINE消息报平安，她安全了。 地震是天灾，她躲过了。 真正杀死她的，是地震后的一通电话。 上司打来电话说：“把营业款放进保险柜。” 大竹对偶然在停车场遇到的姨妈和表姐说：“公司让我把营业额放进金库，我得回店里。”姨妈和表姐拼命拦她：“危险，别去！” 但她说“这是公司的指示。” 她和一名女同事一起回到了二楼店铺。大约五分钟后，爆炸发生了。两人当场遇难，遗体第二天才在店铺废墟前被找到。 大竹玖瑠美，22岁，家中长女，三年前父亲去世后一直陪伴、支撑着母亲。 她本来已经跑出来了。 有人会说：这不就是个意外吗？地震引发瓦斯爆炸，谁能预料？ 但大竹的亲属说：“我认为这是人祸。 ” 为什么是“人祸”？ 因为做出“回店里”这个决定的，不是大竹本人。是一个坐在办公室里、身处安全地带的上司。休假的店长打电话给大竹的同事，要求她们把现金锁进金库。这位上司自己身在何处？在安全的地方。但他残忍地让两个已经逃出来的年轻女孩回到随时有余震风险的建筑里，去保护那点营业款。 熟悉日本职场的人都清楚，日本职场等级森严，服从文化根深蒂固。日本社会文化中有下级绝对服从的传统，这种等级森严的观念被延伸到了职场。上司的指示就是命令，下属的职责就是执行，不问对错，不计代价。 大竹的亲属说：“玖瑠美是个责任感很强的孩子，公司这么说了，她就觉得必须去。” “责任感”三个字，在这一刻显得多么讽刺。一个22岁的女孩，地震后第一时间想着疏散顾客。逃出来后，上司一句话，她就能把自己的命押回去。 日本企业的管理逻辑，从来就是把“组织忠诚”置于“个人安全”之上。在日本的职场文化中，组织和谐与集体利益被无限放大，个人的意志、判断乃至生命安全，都可以被牺牲。一个决策者坐在安全的地方打个电话，两个鲜活的生命就没了，这种权力结构，本质上就是把人当工具用。 大竹的表姐和姨妈拦过她，但她还是去了。为什么？ 因为在日本职场，“拒绝上级”是一件比死还难的事。 调查显示，64%的日本中层管理者每年对下属的斥责“不超过几次”，听起来好像很温和？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上级根本不需要骂你，你已经被“读空气”的文化驯服了。日本社会被“同调压力”绝对支配，“察言观色”不是情商技巧，而是一条隐形地拴在所有人脖子上的铁链。 在这样的环境中，服从不是选择，是本能。 一个22岁的年轻员工，面对上级的指示，她有说“不”的选项吗？理论上当然有。但现实是在日本职场，违抗上级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意味着被集体排斥，意味着你“不合群”、你“没有团队精神”。日本企业广泛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更让员工对公司的依赖深入骨髓。你不敢拒绝，因为你输不起。 大竹不是没有判断力。她能在地震后第一时间疏散顾客、撤离建筑，说明她有清醒的避险意识。但当“公司指示”四个字压下来的时候，她作为“个人”的判断力被彻底覆盖了。这就是日本服从文化的可怕之处，它不是用暴力强迫你服从，而是让你自己觉得“必须服从”。 服从被视为确保安全和社会归属的手段。在这种文化里，“服从”被美化为“忠诚”“责任”“团队精神”，但本质上，它剥夺了个体最基本的权利：说“不”的权利，保护自己生命的权利。 更令人愤怒的，是事发后这家公司的反应。 悲剧曝光初期，Habita公司一度试图隐瞒真相，将员工遇难归咎于“天灾意外”，试图掩盖自己强制员工涉险的核心事实。据日本媒体报道，该公司的母公司同仁集团在事发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向遇难者家属道歉，而是火速从官网上撤下关联Habita的链接，紧急移除了与企业法人上野景真相关的所有信息。 直到8月2日的通夜上，公司高管才被迫道歉。但道歉内容呢？把当时的命令转换成“如果可能的话，请把营业额放进金库”。把直接的命令说成“请求”，企图推卸责任 。大竹的亲属当面质问：“请说清楚，'把营业款放进金库'这句话是先说的，对吧？”公司高管被迫承认：“是的，是先说的。” 把命令包装成请求，把责任推给“如果可能” ，想尽一切办法甩锅，这就是日本企业面对危机时的标准操作：鞠躬、道歉、但绝不真正承担责任。 大竹的母亲悲痛欲绝，说：我的女儿再也回不来了。 大竹的悲剧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震动，恰恰因为它精准戳中了日本职场长期存在的痛点：上级对基层员工的极致压榨与生命漠视。 这不是孤例。日本的过劳死、过劳自杀问题，根源在哪里？就在这套“组织优先、个人靠边”的逻辑里。员工不敢拒绝加班，不敢拒绝不合理的要求，不敢说“我受不了了”，因为说了，你就是“不够忠诚”、“不够努力”、“拖团队后腿”。 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这套服从体系，把员工当成了可以无限使用的消耗品。你的健康可以牺牲，你的家庭可以牺牲，你的生命在“营业款”面前，也可以牺牲。 更可怕的是，这种文化已经内化到了每个人的骨髓里。没人拿枪指着大竹让她回去。是她自己觉得“必须回去”。 这才是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如果我们把场景换到中国，一个中国女孩地震逃出来后，上司打电话让她回去锁保险柜，她会怎么做？大概率是：“地震呢，你疯了吧？要锁你自己来锁。” 然后直接挂断电话。 这不是什么“中国人不服从”，而是中国社会没有把“服从上级”抬高到可以牺牲生命的程度。在中国文化里，你可以拒绝不合理的指令，可以质疑上级的决定，虽然职场也有压力，但至少“命比钱重要”这个底线，是清楚的。 而在日本，这个底线模糊了。在“营业款”和“人命”之间，有人选择了营业款。而执行者，一个22岁的女孩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权拒绝。 大竹玖瑠美死了。死在她本该安全逃出的地方。死在一通电话之后。死在一句“公司的指示”面前。 她的亲属说：“愤怒大于悲伤”。但是仅仅愤怒有什么用？ 只要日本社会不从根本上反思这套“组织压倒个人、服从压倒判断”的文化，大竹的悲剧就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下一次，可能是另一个22岁的女孩或者男孩。 因为在一个把人当工具用的系统里，没有人是安全的。 大竹玖瑠美（2004-2026），22岁。 她本该活下去。

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中國的洪澇看起來越來越嚴重，有時候我都懷疑，是因為我們這些反共的人，內心巴不得看到天災人禍不斷，希望中國人終於受不了起義革命，所以把這些洪水的新聞，不斷地放大，自己在內心想像共產中國的天災頻率加大，但事實並不是如此？也許中國這麼大，中國本來就是到處可能有洪澇，我不知道，因為所有中國的數據都不可靠，也許連共產黨高層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天災有沒有變多。 但我們知道的是最近幾年的夏天溫度不斷地升高(誰可以去把輪船用油的硫加回去嗎？)，溫度高，下雨多，那也是一個科學上可以支持的事實，所以我們先把人禍放一旁，也許中國的洪澇問題，是天氣的責任。但這個雨下大的問題，全世界都在發生，連紐約地鐵這幾年也都一直淹，中國的鄰居，也有這個下雨的問題，但怎麼對付這個頻率變多的天災，就變成了人禍的問題。治水是一個問題，救災是另一個問題，災後重建則又是另一個問題，在完全不透明的共產黨黨國體制下，三個問題有解嗎？誰在負責？進度如何？不知道，通通不知道。中國人，你們為什麼不生氣？ 也許救災考驗的是領導的能力，領導的能力在僵化的中央集權下，變得極為關鍵，但習近平碰什麼，什麼就失敗，足球？雄安？經濟？股市？房市？現在他又去碰AI，看起來又要完蛋了。所以水患的問題，中國人要自求多福，但我不解的是，如果共產黨可以在2008年，把錢灑出去，搞鐵路基建，搞房地產投資，硬是把景氣拉了起來，為什麼現在景氣困難，同時治水基建如此缺乏，共產黨怎麼不灑錢搞城市治水工程？蓋新水庫、疏通河道、廣建下水道、開闢蓄水池，不都是像蓋鐵路基建一樣，既可以提高就業，又可以解決水患問題，為什麼不大搞特搞一下？ 無能可能是一個原因，但很可能共產黨真沒錢了。 在習近平打房前，房地產的投資是一個老鼠會騙局，我一直很不可思議中國人買預售屋是要先供房貸的。產權都沒拿到，房子都還沒開始蓋，中國人就在繳錢，這是什麼瘋狂的制度？最後開發商倒了，房子爛尾了，買家還要繼續付錢給銀行，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這樣坑買家的。然後成千上萬的爛尾樓，政府也沒有出來解決，難以計數的房奴，沒拿到房，還欠銀行錢，公道討都討不回來，真是豈有此理。但這也表示了，當初房市旺的時候，出錢的是銀行，不是開發商，甚至也不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賣地拿一次錢，就沒了，錢到哪裡去了，不知道，但不是進了房市。中央政府管利率，但不管貸款實質，現在四大銀行的呆帳率只有1.2%，我信都不敢信，爛尾樓跳樓的那些屋主，銀行都不敢打成呆帳，大概還繼續掛在帳上。 中央沒有出錢刺激房市，只是靠銀行借貸的管道，把中國人的儲蓄轉成房地產放貸，恆大和一大堆的地產商倒了，爛尾樓的屋主停供了，銀行的爛帳，公開看到的就已經是2012年的4~5倍，更何況還有藏起來了，銀行嚇都嚇死，本都快保不住了，怎麼敢投資治水基建？ 但共產黨當初不是花大錢蓋高鐵？不是有錢嗎？為什麼現在不花了？一樣，共產黨靠的是銀行和地方政府，不是用借的，就是用股權投資在高鐵的建設，這些和爛尾樓的房子也差不多，投資都像打水漂，因為高鐵入不敷出。銀行現在沒錢，地方政府沒地可賣，找誰來投資比高鐵更沒有收益的治水建設？ 共產黨只剩一條路可以搞治水基建，那就是中央政府編列預算。但中國政府稅收就這麼多，你是要花在軍隊，還是要花在醫保，花在幹部退休金，還是要花在習近平的好大喜功？不知道，但治水基建，既看不到，又吃不到，別浪費了。不是可以印鈔票嗎？這一點共產黨倒是挺機靈，搞通膨來害自己嗎？不如好好地管好輿論、刪除貼文、封鎖消息，歲月靜好，速度比較快，效果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