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醫院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我國小國中都是家暴 原來我國小時期每天被打，並不叫犯錯事 而是我的父親把他的怒氣發洩在我身上 繼母還在爸爸他打我的時候剪斷我的頭髮 從胸前的長度撿到了耳朵長度 到四年級才知道這個媽媽是繼母 甚至嚴重到沒有人會關心我，於是想像出來一個靈體照顧我 小六畢業我就很想逃離這個氣氛 去了美國，有二周每天都在哭，雖然我害怕那個家，但自己一個人住在親戚家又不合年紀差很多，也沒辦法跟他訴苦、真的壓力很大 我在聖地亞哥這一間私立學校讀 從一個英文國小從來沒有及格的小孩 半年內學會了溝通跟上課業的難度 在有一次我在房間用Skype跟教會朋友聊天時 我的親戚就衝進門來大罵我 我不知道才國一的我怎麼了 只有大喊的說，難道你也想要我去死去自殺嗎？ 後來我就再去廁所把頭髮給剪短了 這樣感覺才可以懲罰自己 隔天就被送回台灣了 忘記補充 我的創傷失憶非常嚴重 我到了我也憂鬱症時 才回想起來，姐姐當時在我面前 嘗試過幾百次的自我了結 可能那時年紀還小太害怕了 所以憲兵侵犯那件事情 也是一個創傷性失憶 小時候一直以為是自己表現得還不夠好 我居然活到了23歲才知道。

自言自語 我們究竟是在管制一種物質，還是在放棄一個人？ 講到毒品，我其實還有一個疑問。對我來說，酒精也是一種很值得警惕的東西。它會影響一個人的判斷、反應和行動能力，有時候甚至會讓人失去控制，做出清醒時根本不會做的事情。抽菸也不是什麼健康的習慣，它會帶來成癮和長期的健康風險。 那為什麼酒精和香菸在許多社會裡可以合法販售，其他精神活性物質卻可能讓一個人直接背上犯罪的標籤？這當然不代表酒精和香菸沒有危害，也不代表所有物質都應該用同一套方式管理。它真正讓我好奇的是：我們今天對不同物質的法律分類，究竟有多少是根據它們的危害，又有多少受到歷史、文化、社會習慣和既有利益的影響？ 這是另外一層問題。不能只因為酒精合法，就推論其他物質也應該合法；同樣地，也不能只因為某種物質被列為非法，就認為所有使用它的人都應該被當成罪犯。物質本身的風險、使用方式、成癮可能性、對他人的影響，以及法律應該如何介入，本來就需要分開討論。 但真正讓我感到沉重的，其實是《絕命毒師》。 我想到 Jane，也想到 Jesse Pinkman。 看這部劇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並不是只有「使用毒品的人」這一個身分。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感情、慾望和痛苦，也會期待未來能夠變得不一樣。可是當他們逐漸陷入毒品的影響時，那些原本還存在的可能性，開始一點一點縮小。 Jane 和 Jesse 在一起使用毒品的那段故事，尤其讓人難受。因為你看得到兩個人之間的感情，也看得到他們正在走向一個可能傷害彼此的方向。你知道他們的人生不必然只能這樣發展，可是你也知道，光靠兩個人相愛，並不一定足以讓他們擺脫成癮和痛苦。 而 Jesse 後來的遭遇，更讓這件事情變得複雜。他經歷失去、愧疚、恐懼和一次又一次的創傷。當一個人已經被生活壓到那種程度，毒品可能成為他暫時逃離痛苦的方法。這不表示毒品真的解決了問題，也不表示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傷害自己。只是有時候，一個人當下想要的，可能只是讓痛苦暫停一下，哪怕他隱約知道，這個選擇可能讓明天變得更糟。 這裡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 我們很容易從旁觀者的角度說：「他為什麼不戒掉？」「他為什麼不做別的選擇？」「他明明知道這樣不好，為什麼還要繼續？」 可是，一個人知道某件事有害，和一個人在痛苦、依賴或成癮的狀態下，真的有能力停止這件事，中間存在很大的距離。理解這個距離，不等於替所有行為開脫，也不等於否定個人的責任。它只是提醒我們，人的選擇往往發生在特定的處境裡，而不是每個人都能站在同樣的位置上，冷靜地比較所有可能性。 有些人是出於好奇開始，有些人受到朋友影響，有些人只是沒有想清楚後果。也有人是在生活跌到谷底時，找到一個可以暫時麻痺自己的方法。最初可能只是一個看起來沒有那麼嚴重的決定，後來卻逐漸變成習慣、依賴，甚至變成自己已經很難控制的行為。 而當他終於意識到事情不對勁時，可能已經失去了一段關係、一份工作、一個原本可以走下去的人生方向。那時候再回頭看，他可能真的後悔了。可是後悔本身，不會自動把失去的東西還給他，也不會突然替他準備好一條可以走回去的路。 這就是我認為最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如果一個人已經陷入這樣的處境，社會除了告訴他「你做錯了」，還能提供什麼？有沒有容易取得、負擔得起，而且不會讓人因為害怕被羞辱或留下紀錄就不敢求助的服務？有沒有人可以在他還沒有完全失控以前，協助他面對成癮、情緒和生活裡的問題？如果他真的需要戒治，離開機構之後，又有沒有持續的支持？ 我們不能假設每一個使用毒品的人都想被救，也不能假設只要給予協助，每個人就一定會改變。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直接放棄他們。有人可能需要醫療，有人需要心理支持，有人需要離開原本的環境，有人需要很長的時間，才願意承認自己已經無法控制使用行為。制度真正困難的工作，就是辨認這些差異，並且在可能的範圍內提供相應的協助。 這也讓我重新思考，為什麼我們總是很容易把法律處罰當成一種答案。 把一個人關起來，確實可能暫時限制他的行動，也可能在某些情況下保護其他人。但如果我們期待隔離本身就能讓一個人改變，那就得進一步問：他在裡面究竟獲得了什麼？他出來之後，原本讓他陷入困境的原因還在不在？他有沒有更好的選擇？如果這些問題都沒有被處理，那麼刑罰結束了，人生裡的問題卻可能還是原封不動。 我並不是說法律不重要，也不是說每個人都不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我想說的是，責任和協助可以同時存在。保護社會與幫助使用者也不一定互相排斥。對販運、剝削和傷害他人的行為，我們可以討論適當的執法；對有成癮問題的人，我們也可以認真思考怎麼治療、怎麼降低傷害，以及怎麼讓他重新建立生活。 回頭看《絕命毒師》，老白的角色也讓我想到另一件事：製造毒品、從中獲利，和親自使用毒品，是不同的行為，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動機和後果。不能因為一個人沒有親自使用，就忽略他對其他人的影響；也不能因為另一個人使用了毒品，就把他整個人簡化成那個行為。 我們需要看見每個人在這條鏈條上做了什麼，也需要看見他們的選擇如何影響其他人的生命。 所以，我最後想問的不是大麻一定該不該合法，也不是所有毒品都應該怎麼處理。 我更想知道的是：當一個人第一次做出可能傷害自己的選擇時，我們有沒有機會讓他理解後果？當他開始失控時，有沒有人可以介入？當他終於後悔時，這個社會還有沒有一條路讓他走回來？ 因為很多人生的悲劇，並不是當事人從一開始就決定要毀掉自己。有時候，他只是做了一個當下看起來可以接受的選擇，接著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直到有一天，他才發現自己已經走得太遠。 而我們真正該思考的，是能不能在那一天到來以前，讓他有機會停下來。 一個人做錯選擇的時候，我們當然可以討論他應該承擔什麼責任。但如果我們只會在他跌倒之後判定他有罪，卻沒有能力在他還有機會改變的時候提供幫助，那麼我們究竟是在解決問題，還是在等待下一個人走到同樣的結局？

一開始他是做空的，達拉斯城裡有很多辦公樓，都是玻璃帷幕，從外面可以清楚看見裡面的那種，他的朋友帶他遠看這些辦公樓，裡面都沒有人，他心想，不做空，難道要做多嗎？所以在1985年，Shad Rowe自己開始創業做投資，他賣空銀行股和建商，賺了些錢。那時候做空，不但不用付利息，券商收你質押的公債，還付你利息，然後在稅法上，還讓空頭可以拿多頭的股票來抵，沒有什麼資本利得稅的問題，所以算是對做空的投機客，相當有利。但是看起來有利，做起來卻有可能傷害身心健康。空頭永遠都在等公司爆掉，但是再爛的公司，真要爆掉的時點也很難預測，所以Shad Rowe經常心情不好，但他的母親與他相反，總是非常樂觀，總是可以找到一些點來安慰他，她說，「別擔心，遲早這些公司會爆掉」。就是這樣心裡的不健康，讓Shad Rowe開始思考不要做空，要開始做多，至少不用再冀望別人爆掉，詛咒別人惡運。當他開始轉多的時候，他乘著西南航空剛開始的順風起飛，大賺一筆，慢慢地讓他相信，唯有巴菲特的那種投資方式，才能在股市賺錢又保持身心愉悅。 Shad Rowe也喜歡逛好市多，Costco代表的就是他的新投資哲學，能用「更好、更快、更省」的方式來照顧客戶的消費產品，就是他的投資目標。這裡面有一個有意思的觀點，Shad Rowe認為，公司經理人，永遠都比股東知道得更多，對公司經營有更多的掌控，所以如果經理人要騙投資人，那投資人還真得很難對抗。不能投資這種蓄意欺騙投資人的經理人，但我們要怎麼找到讓人信賴的經理人呢？會想盡辦法對客人、對員工好的經理人，就是比較可靠的公司，就比較可能長期持久而不用擔心被騙，因為這代表了經理人不是把自己的短期私利放在第一位。 Shad Rowe當然不是價值型的投資人，他看好的股票，不是被低估的那種，而是有成長潛力的股票。在尋找能讓客戶得到「更好、更快、更省」的產品的公司時，他還注重一點，「可以放大增長scale up」的能力。對於這一點，他也有一個很直觀、簡單的看法，所謂的「全球化」就是「美國化」，一旦在美國市場站穩腳步，就可以攻佔全球的市場，消費性產品像麥當勞、星巴克如此，科技產品更是如此，所以他專買那些很「無趣」、很大的美國高科技公司，全世界人都耳熟能詳的蘋果、谷歌、微軟、亞馬遜等等。 Shad Rowe信奉「只需一次決定」的投資方法，一旦看好股票，買好部位，就放著不管。他經營一個hedge fund，長期持有十幾支股票，公司管理階層只有他一個人，反正他的買賣次數極少，也沒有什麼費用，所以他也沒向投資人收管理費，只有獲利抽成12%(遠小於業界的20%常規)，經營了四十年，沒有賣出，就沒有資本利得稅，連報稅都單純，完全是我夢想的資金經理人模式。不過Shad Rowe在2024年過世了，巴菲特級的神人又少了一個。

那些沒有戰死，卻在大陸挖礦度過數十年的一江山國軍俘虜 1955年1月20日，一江山島戰役結束。 這座位於浙江外海、面積只有約1.2平方公里的小島，在經歷兩天多的激烈戰鬥後，終於被解放軍攻佔。 國軍守備指揮官王生明殉國，台灣方面隨後舉行隆重的追悼儀式，對外宣告一江山守軍全體壯烈成仁。 但是，56年後，一位白髮蒼蒼、右眼失明的老人，卻從中國大陸搭機抵達台北松山機場。 他叫陳小斌。 他曾經是駐守一江山的國軍上士，也是當年被俘的官兵之一。 這趟返台之旅，讓一段被掩蓋了數十年的歷史，再次出現在台灣社會面前。 一、全體殉國？還是有人活了下來？ 一江山戰役結束後，兩岸對這場戰役的記載，出現了截然不同的說法。 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對外宣稱，一江山守軍720人全部殉國，沒有生還者。 然而，中共方面的戰役紀錄卻記載，解放軍擊斃國軍519人，俘虜567人，其中包括國軍第四突擊大隊大隊長王輔弼。 兩種說法差距甚大。 中共方面所稱的567名俘虜，是其官方戰役統計；台灣方面則長期以守軍全體殉國的說法紀念這場戰役。 究竟實際被俘多少人，至今仍有數字上的爭議，不能直接把567人視為已經獲得雙方共同確認的統計。 但有一件事已經沒有疑問： 一江山的國軍守軍並非全數陣亡，確實有人被俘，而且有人在中國大陸生活了數十年。 二、被俘之後，等待他們的是什麼？ 戰場上的槍聲停止了，對這些被俘官兵而言，另一段人生卻才剛剛開始。 被俘的官兵被帶離一江山，部分人接受審查、治療，之後被安排到不同地區生活或工作。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陳小斌的遭遇。 1955年一江山戰役期間，陳小斌駐守島上的203高地。 當時共軍砲火猛烈，陣地遭到摧毀，他的右眼被擊傷，雙腳也遭砲火炸傷，最後昏厥，被解放軍俘虜。 被俘後，他先被送往廈門治療。傷勢恢復後，卻被送往山西煤礦，開始長達23年的勞動改造生活。 23年是什麼概念？ 從1955年到1978年，一個年輕軍人原本應該走過的中年歲月，就這樣在煤礦與異鄉中度過。 後來他獲釋，卻沒有立即返回台灣，而是繼續留在礦區工作，直到退休。 對他而言，一江山戰役早已結束，但那場戰爭留下的人生轉折，卻持續了大半輩子。 三、1991年前後，部分戰俘開始申請返台 這段歷史並不是到了2011年才第一次出現。 根據《聯合報》2011年的報導，早在1991年前後，就有當年一江山戰役被俘的國軍官兵陸續申請返回台灣。 報導引述國防部資料指出，相關申請人數累計達131人。 國防部依照當時的相關作業規定，處理這些返台人員的身分認定、退休給付與補償問題。 這個數字透露了一個重要訊息： 當年被俘的國軍官兵，有一批人並沒有在戰場上死亡，而是在中國大陸生活了數十年，後來才有機會申請回到台灣。 不過，131人是報導所引述的申請人數，不能直接等同於全部已經完成返台的人數。 更令人感慨的是，這些老兵在漫長的歲月中，有些人已經成家，有些人有了自己的生活，也有人早已與台灣原本的親友失去聯繫。 對他們而言，返台不只是一次旅行，而是重新尋找自己身分與故鄉的過程。 四、56年後，一位獨眼老兵走進松山機場 2011年2月15日，台北松山機場。 一位78歲的老人，從浙江杭州搭機抵達台灣。 他就是陳小斌。 當年在一江山戰役中失去右眼、雙腳受傷的他，已經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 迎接他的，包括陸軍司令楊天嘯等軍方代表。 這一天，距離他在一江山被俘，已經過了整整56年。 返台後，軍方協助他辦理戶籍，安排健康檢查，並處理退除役給付等相關事宜，暫時安置在新北市的退員宿舍。 當年被俘的國軍上士，終於重新踏上台灣的土地。 這則新聞也讓台灣社會重新注意到一江山戰役的另一面。 原來，當年並不是所有守軍都戰死沙場。 原來，有些人從戰場上活了下來，卻在異鄉度過了大半輩子。 五、王輔弼也被俘，他後來去了哪裡？ 除了陳小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就是當年一江山守軍副指揮官王輔弼。 根據中共方面的戰役紀錄，王輔弼在戰役中被俘。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歷史文章，也引用王輔弼被俘後對戰役的說法，提到一江山失守的主要原因，包括國軍沒有獲得增援、共軍兵力優勢，以及共軍陸海空火力的壓制。 這些資料讓我們知道，當年被俘者並不只是普通士兵，也包括具有指揮經驗的軍官。 然而，王輔弼後來是否返台、何時獲釋，以及晚年生活在哪裡，目前仍缺乏足以確認的公開資料。 這也正是這段歷史還需要繼續追查的地方。 六、戰爭結束了，人生卻沒有回到原來的樣子 一江山戰役是一場短短兩天多的戰鬥。 對於陣亡的官兵而言，生命停留在1955年1月。 對於被俘的官兵而言，戰爭卻以另一種形式延續。 有人被送往煤礦，有人在異鄉工作，有人等待多年才有機會申請返台，也有人可能直到生命結束，都沒有再回到故鄉。 而台灣社會對這場戰役的記憶，也從最初的「全體殉國」，逐漸開始面對更複雜、更完整的歷史真相。 來源：網絡

二戰前後的蘇聯，有一個不同於毛澤東時期中國的人口問題，俄國男人死光了。也不是只有死於希特勒的炮火下，在二戰前有史達林的大清洗政治迫害，死的多半是男性，再早一點，集體化又餓死幾百萬人，也是男性居多，然後再之前是紅白內戰，死的也是男性，然後就是歐戰，死的更多，又是男多於女。如果俄國男人都死光了，就沒有俄羅斯民族了，所以赫魯雪夫出面主張生育政策改革，1944年在戰爭結束前，蘇聯出現新政策，國家出面給單親媽媽扶養小孩的經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不用負擔扶養費用、出生登記的父親欄可以留白、離婚變得困難、多產家庭給予榮耀與金錢，政策目標都在鼓勵男人亂搞生小孩，有些鄉下地方，稀少的男人像公有財產一樣，給女人搶來搶去。俄羅斯全國，在戰後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小孩是非婚生子女，大城如列寧格勒和莫斯科，這數字可以到近一半。你可以想像這樣的制度，破壞了多少傳統社會價值，改變了多少俄羅斯人對愛情、婚姻、家庭的看法。 我很討厭俄國這種集體主義，「祖國」、「祖國」地叫，只有祖國，沒有個人，真的是祖你媽。所以祖國小孩不夠了，祖國的女人就變成生育工具，管你是怎麼找到男人。現在祖國又在打一個不是戰爭的「軍事行動」，眼看又要死上個百萬俄羅斯男人，等到打完了，祖國是不是又要把祖國的女人叫去狂生小孩？ 東方大國也是這樣的集體主義。中國共產黨也是整天「祖國」、「祖國」、「祖你媽的國」叫叫叫，之前祖國說人太多，所以要「一胎化」，泯滅人性到連足月嬰孩都要打掉。結果現在好了，人口不夠了，祖國是不是要學俄羅斯鼓勵年青人亂搞？我看倒也不用，文革把傳統價值都革掉了，現在的年輕男女，亂搞的人還怕少嗎？少的只是生育，不是性交，所以赫魯雪夫的招數肯定無用。那要怎麼辦呢？如果說，祖國開始要用人工子宮來大量生產製造中國人，我也不會覺得意外。中國人和俄國人一樣，在領導的眼裡，永遠都不是人，只是個數字，調整調整就好。

這組照片9年前曾經讓無數人心碎。 照片裡，一個爸爸躺在泥土坑裡，身邊依偎著2歲的女兒。 看起來像是一家人在野餐，其實那是爸爸親手為女兒挖的墳。 這組照片傳遍網路以後，很多人一直惦記著同一個問題： 那個小女孩，後來還好嗎？ 9年後的今天，終於有了答案。 時間回到2017年夏天，四川內江的張利勇在自家田邊挖了一個坑。 這個坑是準備給他2歲的女兒張芯蕾的。 芯蕾出生才2個月，就確診重型地中海貧血。 別的孩子學走路、學說話的時候，她在醫院一次又一次地輸血。 醫生說，這種病要輸一輩子的血。 爸爸在玻璃工廠上班，月薪只有2500元人民幣。 兩年下來醫療費超過14萬人民幣，約新台幣60萬元。家裡的存款花光了，村民也一起湊了錢，還是填不滿這個洞。 媽媽又懷了孕，希望肚子裡的寶寶出生後，能用臍帶血救姐姐。 可是移植手術還要一大筆錢，能借的都借過了。 走投無路的爸爸，每天帶女兒到那個坑裡玩，陪她躺在泥土上，看著天空，旁邊還有家裡的小狗。 芯蕾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只知道爸爸在旁邊，她就安心。 爸爸心裡想的是，萬一有一天她真的要走了， 希望她到了這裡不會害怕，因為這是她和爸爸一起躺過的地方。 照片在當年傳開以後，網路吵翻了。 有人看了心碎，呼籲政府趕快介入。 也有人罵他觸犯禁忌，覺得他拿女兒的病博版面。 不管大家怎麼看，這家人就這樣被看見了。 各地的陌生人開始捐款，當地政府也扛起大部分醫療費。據報導，後續的費用還有一位當地企業家默默幫忙。 2017年8月，妹妹出生了。 她的臍帶血被保存下來，那是姐姐活下去的希望。 . 後來，芯蕾接受了長達8小時的臍帶血幹細胞移植。造血幹細胞移植是重型地貧主要的根治方法。 . 經過漫長的恢復期，她的血液檢查終於回到正常。那個每個月都要扎針輸血的小女孩，現在不用再輸血了。 . 今年8月，《南華早報》引用當地追蹤報導，整理了這家人這些年的變化，故事才又重新被大家看見。 . 據報導，芯蕾已經上小學了。她喜歡畫畫、跳舞，成績也不錯。媽媽說每次健康檢查的結果都很好。 . 至於當年那個坑，沒有埋葬任何人。 家人把它填上土，種滿了向日葵。 . 媽媽叫它「芯蕾的魔法花園」。 曾經為告別準備的地方，現在每年夏天都開滿了花。 來源：South China Morning Post、The Star、NextShark

當中共犯罪集團偽裝成國家，我們不應再沉默 ----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致全體華人的一封信 親愛的華人同胞們： 美國參議院於2026年6月16日以口頭表決方式通過第444號決議，決議中將中國共產黨稱為「犯罪組織」。這一歷史性的決議，不僅撕下了中共長期以來對外偽裝的「合法政府」面具，更是國際社會對這個肆虐華夏大地百年的黑幫集團一次正義的公審。 長期以來，中共對內實行殘酷的極權統治，剝奪人民的人權與自由，掠奪國民財富，將國家機器變為少數特權階層的私產；對外輸出滲透、破壞和平，早已具備了國際法上犯罪組織的一切特徵。今天，全球自由陣營的全面覺醒，正宣告著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徹底破產。 中國人民的歷史機遇：從「被統治」到「真正作主」 當中共被定性為犯罪組織，這意味著它在國際上將失去所有的合法外交與經濟庇護。然而，一個舊秩序的垮台，正是新制度誕生的契機。 身處高牆內外的中國同胞們：國家不等於政黨，中國不等於中共！ 一個沒有中共的未來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正在加速到來。為了承接歷史的變革，保障十四億同胞在後中共時代的權益與社會穩定，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應運而生。我們拒絕暴力的無限循環，我們主張用文明、民主、法治的力量，開創中國憲政的新篇章。 我們的呼請：加入中國議會，用選票終結暴政 這是一場屬於全體中國人的自我救贖。我們在此向所有渴望自由、尊嚴與公義的同胞發出最誠摯的邀請： 加入中國議會：無論您身在海外還是國內，您的關注、參與和加入，都是對抗極權最堅實的基石。在這裡，每一個聲音都將被聆聽，每一份力量都將被匯聚。 用選票推翻邪惡：我們將致力於籌備真正代表民意的民主選舉。投票，是公民最神聖的權利，也是最致命的武器。我們要用一張張雪白的選票，匯聚成民主的洪流，將這個邪惡的犯罪組織徹底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重建憲政中國： 讓我們攜手建立一個司法獨立、保障人權、新聞自由、權力制衡的真正共和國，讓子孫後代不再生活在恐懼與謊言之中。 同胞們，歷史的大潮已經翻湧，正義的審判就在眼前。不要再做暴政的沉默受害者，成為新歷史的開創者！加入我們，讓我們一起用民主的選票，還給中國一個清朗的明天！ 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 敬啟 執筆：楊純華 編輯：羅誌飛 2026年7月5日

川普、習近平與盛大排場下的戰略現實 余茂春（Miles Yu） 華盛頓時報，2026年9月29日 英文原文在此： 美中關係愈是變化，愈是原地踏步。 習近平此次訪問華盛頓，迎接他的是盛大的國事禮遇、川普總統的溢美之詞，以及「戰略穩定」的種種說法。然而，在這些外交排場之下，有一個冷峻的戰略現實始終沒有改變：美國與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依然是彼此強大的戰略對手，因為雙方對世界秩序的基本構想，從根本上就互不相容。 中共至今仍把美國的力量稱為「霸權主義」，認為美國注定在阻礙中國崛起，也阻礙北京建立其所追求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就在訪美前幾個星期，習近平本人還在使用這套語言。 與此同時，美國仍在西太平洋強化盟友體系、迅速提升軍事嚇阻能力與經濟安全措施，而其中相當一部分，正是為了制衡中國日益擴張的全球力量。就在習近平專機抵達安德魯斯聯合基地前幾天，美國司法部起訴華為為犯罪組織的案件也剛剛在紐約開庭。 所以，川普給予習近平的盛大歡迎，絕不能被誤讀為美國在戰略上對中國示弱。 星期三，習近平抵達安德魯斯聯合基地。美國國歌奏響之際，兩架B-1B戰略轟炸機從上空呼嘯而過。第二天在白宮，一架B-2「幽靈」隱形戰略轟炸機飛越上空，並由四架F-22「猛禽」戰鬥機伴飛。B-2正是美國打擊伊朗核設施時所使用的同型轟炸機。整場歡迎儀式共有近480名美軍官兵參加。 這當然是外交禮遇。但這也是一場以展示美國軍事、經濟與科技實力為背景的外交禮遇。 峰會期間文化上的象徵意味同樣耐人尋味。 白宮國宴演奏了《悲慘世界》的音樂。其中的〈你可聽見人民的歌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曾是2019至2020年的香港反抗中共爭取自由運動中的街頭戰歌進行曲。 席間還演奏了鄧麗君唱紅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鄧麗君從來不只是一位流行歌手。她的歌曲曾被中共斥為「精神污染」，卻從台灣透過電波傳向中國大陸。在冷戰年代，她的歌聲代表著另一個華人世界——一個不受北京共產黨統治的華人世界。她拒絕前往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演出，也曾公開聲援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 在一場招待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白宮國宴上，很難想像還有比這更具歷史反諷意味的音樂安排。 就連國事訪問期間演奏的《茉莉花》，也不是什麼「紅色歌曲」。它是一首流傳數百年的中國民間樂曲，其歷史遠早於中共政權；浦契尼 (Puccini)更曾把《茉莉花》的著名的旋律融入歌劇《杜蘭朵公主》（Turandot）。 這裏面的寓意十分重要：中國遠比中共古老，也遠比中共偉大。 這種象徵意義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繼續上演。 川普帶著一個列寧主義政黨的最高領導人，去觀看美國的《獨立宣言》、《憲法》和《權利法案》——這些文件代表的，恰恰是有限政府、個人自由與人民主權，是與列寧主義政治傳統截然不同的立國原則。 還有1951年的《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是一份北京寧願世界以另一種方式記住的歷史文件。根據條約，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列島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卻沒有在條約中把台灣主權移交給中國。 北京長期拒絕承認這項條約的合法性。無論人們如何看待台灣最終的法律地位，《舊金山和平條約》的存在至少說明一件事，即中共所堅稱的「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是國際社會早已確定、毫無爭議的歷史事實」，並沒有那麼簡單。因爲事實並非如此。 台灣問題本身也呈現出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對比。 習近平要求川普超越美國歷來「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政策表述，進一步明確宣布「反對台灣獨立」。但川普對這兩個話題都拒絕公開宣布作出任何讓步。 雙方使用的語言，也形成鮮明對照。 習近平講的仍是那些熟悉的抽象口號和黨八股：和平共處，以及年復一年被重複使用的「合作共贏」。 華盛頓講的，卻愈來愈是數字、期限和具體落實的措施： 貿易休戰延長到2027年1月10日；中國每年至少購買170億美元美國農產品；恢復美國牛肉與家禽產品的市場准入；2027年和2028年各購買1,000萬公噸美國煤炭；雙方各有300億美元商品適用特定關稅安排；以及稀土和關鍵礦產必須有具體、可以驗證的交付。 但華盛頓必須牢記一點：承諾不是履約。北京先前作出的若干承諾至今仍未完全兌現，包括購買波音飛機與美國農產品。 因此，這次華盛頓峰會並沒有產生什麼宏大的戰略交易。兩位領導人基本上只是同意繼續談下去。 但這次峰會還有另一個重要訊息，而這個訊息是說給日本聽的。 美中關係固然佔據了外交舞台的中央，但川普同時也刻意強化美日條約同盟。 就在會見習近平的前一天，川普在聯合國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舉行了一場高度公開的會晤。雙方討論了中國、人工智慧、半導體、關鍵礦產、軍事嚇阻、「四方安全對話」（Quad），以及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 習近平剛剛啟程回國，前脚一走，高市早苗便直接從她口中的「親愛的唐納德」那裡，獲得了有關美中峰會的詳細說明。 這幅戰略圖景，習近平不可能看不懂：中國得到的是總統級的盛大排場；日本得到的，則是美國最重要的印太盟友地位，以及作為美國在亞洲維持力量與影響力之基石的戰略角色。 戰略穩定需要戰略耐心，也需要謀略。川普一生都在強硬討價還價的世界裡打滾——從紐約房地產，到賭場，再到娛樂產業。他很清楚，笑臉與實力從來不是互相矛盾的。 美國現在需要的，正是胡蘿蔔與大棒並用。 川普可以扮演外交上的「好警察」，保持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直接溝通，並在中國作出可以衡量、可以驗證的實際履約時給予相應回報。 但他的政府裡也有馬可・魯比歐，司戈特・北森特和皮特・赫格塞斯這樣的内閣官員，可以在北京拒不履約時扮演更強硬的角色。 中國當然也有籌碼，尤其是在稀土和關鍵礦產方面。但依賴從來不是單向的，而且雙方的依賴並不對稱。 中國仍然高度依賴美國消費市場、先進科技、金融力量，以及一套由全球經濟網絡和盟友體系所構成、而美國至今仍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國際體系。 華盛頓手中的籌碼，遠比那些習慣性悲觀的人所想像的更多。問題只在於美國願不願意使用這些籌碼？ 所以，這場峰會傳遞的訊息，不是美國開始對中國軟弱。也不是什麼「美中友誼」。它所展現的，是一種更微妙、也可能更有效的戰略，也就是： 對習近平微笑。帶他去看美國憲法。讓他聽鄧麗君，也讓他聽浦契尼。讓B-1B和B-2戰略轟炸機從他頭頂飛過。要求北京交出日期、數量和履約成果。然後，把大棒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

看完黃仁勳這段訪談，你也會想：就活該這樣的人成功！ 很多創業故事都在吹牛逼談成功。但黃仁勳一直在談的反而是在他還沒成功的時候。 30 多年前，NVIDIA 接下一個重要專案，結果做到一半發現技術根本行不通。公司已經快沒錢了，員工等著發薪水，換成多數人，一般會選擇隱瞞、拖延，甚至硬著頭皮把產品做完，先拿到錢再說！ 但黃仁勳主動走到客戶面前，坦白告訴對方： 「我們承諾的技術做不到，你應該找別人合作。」 這句話，幾乎等於親手把公司的投資推開。 然而他沒有欺騙，也沒有畫大餅，而是把所有問題、風險與真相攤在桌上。 更令人敬佩的是那位投資人。 他知道這筆 500 萬美元極可能血本無歸，知道 NVIDIA 隨時可能倒閉，卻仍然相信眼前這個「年輕人」、沒錯，他看重並投資的是一個身陷絕境，依然願意說真話「這個人」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結果了。 NVIDIA 成為全球 AI 革命的核心，很多人以為成功來自天才。 但有時候，成功真正的起點，是誠實、守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