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写生图》卷由宋末禅僧法常(牧谿)绘。此卷以没骨水墨绘花卉五种、蔬果十六种,及翎毛小景:牡丹、莲荷、茶花、芙蓉、石榴、柿、蔬菜、南瓜、笋、枇杷、莲蓬、菱角、萝卜、藕、瓜、葱、八哥、雉、斑鸠、麻雀等。此卷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介绍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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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大学士酒后临幸卑微丫鬟,站立伺候三十年,最后儿子封侯、皇帝逼正主下跪认错
康熙年间,京城尹府灯火深沉。
当朝文华殿大学士尹泰,身居高位、仕途稳阔,是朝堂举足轻重的元老。
一日深夜宴罢,微醺归宅。庭院寂静,廊下一盏孤灯摇曳。
他抬眼,看见了立在角落伺候茶水的丫鬟徐氏。
那年她不过十六七岁,出身寒微、无依无靠,入府为婢,生来就是下人。
权贵的情欲,从无道理可讲。
尹泰一时兴起,强行临幸了她。
夜色沉沉,无人过问,无人阻拦,更无人在意一个卑微丫鬟的屈辱与惶恐。
一夜荒唐过后,尹泰转身便忘。
于他而言,不过是府中多了一件物件。
于徐氏而言,却是一生命运的彻底改写。
她没有名分、没有抬举、没有赏赐。
次日天明,她依旧低眉顺眼,扫地、烧水、端茶、伺候全家起居。
仿佛昨夜一切从未发生。
数月之后,徐氏悄然有孕。
她不敢声张、不敢喜悦、更不敢哭诉。
大户嫡庶规矩森严,一个无名丫鬟怀了主子骨肉,轻则被辱,重则被逐、甚至一尸两命。
她日日强忍孕吐,挺着腰身干活,不敢有半分懈怠。
府里主母高高在上,冷眼鄙夷;仆役看人下菜,私下嘲讽。
人人都知道她怀了老爷的孩子,人人都欺负她无名无分。
寒冬深夜,徐氏在偏房柴屋忍痛产子。
无人接生、无人照料、无人暖灯。
她咬着牙、忍着血与痛,在冰冷草席上生下一个男婴。
这个孩子,便是日后大清一代名臣、两江总督 尹继善。
孩子落地,尹泰听闻,只是淡淡点头。
没有封赏,没有名分,没有怜惜。
徐氏依旧是丫鬟,儿子依旧是庶出、低人一等。
从此,徐氏开启了整整三十年站立伺候的卑微人生。
全家吃饭,主母端坐正位,尹泰高居上座。
唯有徐氏,必须躬身立在桌边,布菜、添茶、侍立终日。
三十年,她从未有资格坐下吃一顿完整的饭。
主子吃完,残羹冷炙,她才能悄悄吃下。
府中上下,无人敬她、无人怜她,一辈子活在夹缝与卑微里。
可她只有一个执念:养大孩子,教他读书,教他争气。
她忍尽世间白眼,咽下所有委屈,把全部希望、全部生命,压在儿子身上。
尹继善天资卓绝、聪慧过人。
他从小亲眼看见母亲卑微、隐忍、受尽欺凌。
他默默读书、日夜苦学,心中只藏一件事:将来我做官,必护我母。
岁月流转,时光不负苦心人。
尹继善青年入仕、一路青云,才冠朝堂、清廉能干。
短短数年,封疆一方,成为雍正、乾隆两朝最倚重的封疆大吏。
可即便儿子官至总督、权倾一方,
徐氏在尹府,依旧站着吃饭、依旧被轻视、依旧无名分。
雍正十一年,圣驾垂问尹继善家事。
隐忍半生的尹继善,终于含泪禀奏:
臣母半生劳苦,出身卑微,终身无坐席、无名分,受尽苛待。
雍正听闻,震怒于心。
天子最敬德行、最厌门第欺压。
当即下一道破天荒圣旨:
破格册封卑微丫鬟徐氏,为一品诰命夫人!
圣旨抵达尹府,满门震动。
尹泰半生傲慢、轻视母子,此刻依旧心有不甘、恼羞成怒,当众斥责儿子多事、坏了家规。
消息传回紫禁城。
龙颜大怒。
雍正特派钦差登门尹府,手持圣谕,当众训诫:
“尹泰所有荣耀官身,皆由其子尹继善而来!尔苛待功臣之母,无德无义!”
随后,全场众人瞩目之下——
当朝大学士尹泰,被迫当众下跪,向自己隐忍半生的通房丫鬟徐氏磕头认错。
三十年卑微站立,
三十年冷眼屈辱,
三十年无声隐忍。
一朝天子赐名,一朝百官见证。
曾经人人轻贱的丫鬟,
终得一品诰命、端坐正席、受夫君跪拜、被举国尊崇。
半生风雨低头,终得人间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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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中午,傅作义跟中共签下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已经十天,他的部队已经开出城去改编,他正沉浸在起义后的轻松里。他翻开当天的《人民日报》,脸色突变,喘着大气,不吭一声。报上登着城外解放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半个月前写给他的一封信,说“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说他的部队“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他读着读着,双手发抖,报纸瑟瑟作响。
这封信他没有见过。他把副总司令邓宝珊叫来问是怎么回事。邓宝珊吞吞吐吐,说信是一月十六日从林彪手里接的,交给傅冬菊了。傅作义又把女儿叫来骂了一顿,说她和邓宝珊误了他的事。
傅冬菊是他的长女,那年二十四岁,四个多月前搬回父亲家,说是来照顾父亲的生活。父亲骂她的时候不知道,那封信是她和邓宝珊商量了半天,放进他办公桌上的文件堆里的;她一九四七年就入了共产党;这四个多月,他唉声叹气、发脾气、想自杀,城外的解放军都知道,是她报出去的。
她是父亲疼爱的女儿。在天津《大公报》当编辑时,她入了党。父亲从她编发的文章里看出她跟共产党走得近,托北大校长胡适给她办了护照,劝她出国读书。她对父亲说,留在国内,她能为国家做许多事。她没有走。
一九四八年初,地下党要她拿父亲保险柜里的东西。父亲开柜子不避开她,密码她早知道了,可开柜还要钥匙,钥匙装在父亲上衣口袋里,晚上压在枕头底下。她买了几块当时很少见的巧克力给家里的小妹妹。父亲下班回家,小妹妹爬进他怀里要他讲故事,从衣袋里摸走了钥匙。等父亲去开会,她打开保险柜,用照相机把最重要的军事材料一页页拍下来,再让妹妹把钥匙放回去。妹妹又得了几块巧克力,和姐姐拉了勾,保证永远不说。胶卷转报中共中央,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刘仁托人带回一句话,话里的“老家”指党中央:
“老家的人谢谢你。”
那年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东北的国民党主力眼看保不住,林彪的大军一旦入关,下一个就是华北。傅作义手里还有六十万兵马和华北一大片地盘。他不信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可国民党败局已定,他只得撇开蒋介石,单独跟毛泽东谈。打还是谈,守北平还是往西撤回绥远,城外的解放军都想知道他每天在想什么。
九月,她在北平办完事,坐上回天津的火车。车快开的时候,一个地下党员上车把她拉了下来:
“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
她住进了父亲家。她的组织关系还在天津,北平来接头的人不知道她已经入党,叫她再写一份自传,再入一次党。她又写了一份。
从那以后,她差不多每天去一个地下党员家里,把父亲的情形讲给北平地下党学委的佘涤清和崔月犁。崔月犁后来回忆:
“每次见我总是高高兴兴,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对他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我们都很清楚。”
她讲的话写成电文,经地下电台发到城外的前线指挥部。平津战役的指挥者之一聂荣臻后来写道:
“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
十一月三日夜里,父亲进门,嘱咐她少出门,免得特务盯梢。她说,今天见到一个老同学,共产党希望父亲和他们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父亲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她说:“是毛泽东派来的!”父亲想了一会儿,说这是件大事,要好好想想,又叮嘱她:
“不过你的行动,一定要小心,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特务们会加倍地注意你的。”
父亲还问过她:“你是共产党吗?”她回答:“我的家庭出身这样坏,共产党能要我吗?我不过是替共产党跑跑腿而已。”
从此父亲常问她,共产党那边开什么条件,他的部下怎么安排。她答不上来,领导她的人就写很小的纸条,教她怎么回答,话说到几分。她也劝父亲:“你不是投降共产党,是和平起义,和平解放北平。北平那么多名胜古迹,你舍得破坏吗?那可要落下千秋骂名的呀!”
十一月十七日早上,父亲要她托那位同学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她转身要去拿纸笔,父亲生气了:
“一个字也不能用笔记,只能记在脑子里,对你的同学,也只能口授,决不能字传,一点痕迹不能留下。”
电报的大意是:他愿把所属约六十万军队、二百架飞机交给毛泽东指挥,请派人来北平商谈和平。电报发出去,一直没有回音。第二天,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里谈到傅作义求和,写的是:
“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
“不走”,就是不让他带兵往西撤回绥远;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城外的仗照样往前打。十二月,傅作义起家的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军长自杀,往西的退路断了。二十五日凌晨,中共公布头等战犯名单,里面有傅作义。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和文件一胳膊扫到地上,往卧室走,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躺在床上念叨:“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他的老师刘厚同来劝他。傅作义说,共产党要的条件,“是让我当叛逆,落千古骂名!”刘厚同劝他,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只要接受和平起义,他和部下都会有个光明前途。这位老先生也早被地下党争取了过去。父亲摔东西、念叨“完了”的情形,女儿也报给了崔月犁他们。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十余万守军被缴械。第二天,邓宝珊代表傅作义在城外谈妥了出城改编的条件。临走,林彪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没封口的信,叫他转交。邓宝珊读了,觉得太严厉,怕傅作义看了变卦,压了下来。二十二日,傅作义签了和平协议。
过了几天,中央军委来电追问那封信交了没有,说要在报上公布。邓宝珊被催着进了城,还是不敢交,到后面傅冬菊的屋里,托她转交。她读了信,也吓了一大跳。邓宝珊说:“不交恐怕不行。”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把信放在了父亲的办公桌上,夹在一大堆文件里。父亲没有看见。
一月二十七日,林彪他们给中央军委发电报,说出城的傅部要打散了编进解放军,“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决”:
“我们须坚持军官集中受训,部队分散与我合编的原则。但在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见。”
军委当天复电:“完全同意”。
二月一日他读到那封信的时候,部队已经出了城,北平已经交了。本来说好解放军入城时,他去城门口迎接,因为这件事,他没去。他给毛泽东写信,一口气写满两张纸:既然我是战犯,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让我坐牢我立即自己去坐牢,反正现在北平的监狱全空了。没过几天,他托人向还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外交部要一本护照出国,没有办成。
她后来用的笔名傅冬,是当年父亲对她的昵称。一九五一年夏天,《人民日报》的同事金凤问起她当年的事,她讲了保险柜、钥匙和巧克力。金凤说,你好险啊,万一你父亲发现了怎么办?她温婉地笑笑:
“最坚强的人身上也会有软肋,我父亲的软肋就是小妹妹。他再疲劳,小妹妹一扑到他身上,他的烦闷全消了,他对小妹妹绝对不会有任何戒备。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啊!”
一九六六年,周恩来把傅作义列进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红卫兵照样用鞭子抽他。女儿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一次次批斗、审问。她一九四七年入党的事,被怀疑是自己编出来的。她前后写过两份入党自传,一份在天津,一份在北平,都交到了地下党手里。她给中央写信申诉,党籍问题才算澄清。
父亲挨了鞭子以后,她才开始理解父亲当年为什么认为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后悔背叛了父亲。一九七四年,傅作义在北京去世。
“文革”结束,她对金凤说,想收集材料,给父亲写一部真实的传记。九十年代的一个秋天,金凤到崇文门去看她。金凤穿着薄毛衣,她穿着小棉袄,说她怕冷。金凤问,傅将军的传记写好了吗?她沉默了很久,慢慢说:
“困难太大,写不下去。”
她觉得对父亲了解得太少,又觉得愧对父亲。金凤劝她先写个草稿,留给后人。她苦笑着说:“不必了吧,这事不能勉强。其实,想开了,写什么传记?现在,回忆录成灾了吧,有多少人看?值得费那么大劲吗?”金凤还要再劝,她打断了:“茶已凉了,要不要我给你冲点热水。”那是金凤见她的最后一面。
晚年她病重,医院坚持只有副部级以上的人才能住干部病房,交涉了几次,没有住进去。二〇〇七年七月,她在北京去世,讣告上写着:原行政十三级。
那部写父亲的书,她一个字也没有写。
——傅冬《我与父亲傅作义: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往事》,《纵横》2009年第1期
——金凤《傅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贡献》,《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第54—57页,第3期第54页更正
——崔月犁《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革命史资料》第11辑,第32—33页
——舒云《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傅作义》,《炎黄春秋》1992年第4期,第48—52页
——胡治安《统战秘辛》,天地图书,2010年,第247—248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948年11月18日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
——邓野《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转引《罗荣桓年谱》第690—691页、《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4日)
——肖荻《傅冬菊:冬天里盛开的一朵菊花》,《今晚报》2009年10月22日
——孙力舟《力劝父亲傅作义起义的傅冬菊》,《青年参考》2009年9月29日(转引傅冬口述、陈少艺执笔《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
——周恩来《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0页
——《资深记者傅冬逝世 曾参与劝降父亲傅作义将军》,中国报业网,新浪网2007年7月5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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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位降到第八位,不再过问中央工作。十一月底他对家里人说过,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学生几次勒令他到学校去作检查,毛泽东批示说,还是不宜去,让周恩来去向学生做工作。毛泽东后来对美国作家斯诺说过,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就决定打倒刘少奇。
一月十三日夜里,毛泽东派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两个人单独谈了一次。刘少奇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三个职务,带着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好让文化大革命早点收场。毛泽东不接话,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过了一阵,劝他认真读几本书,点了两本书名,一本是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械人》。送到门口,毛泽东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回到家,对等在屋里的家人说,主席很客气,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全家悬着的心落了下来。这是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
这之前的两个星期,造反派已经两次闯进他家。头一次是一月三日晚上,二三十个人把他和妻子王光美叫到院子里,要他们背毛主席语录、回答问题,围了四十多分钟。一月六日,有人打电话来,说他的一个女儿在路上让汽车轧断了腿,要家长到医院签字截肢。刘少奇和王光美赶到医院,等在那里的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王光美当场被扣走,周恩来派秘书去要人,才放回来。一月十二日晚上又来了一百五十多人,要两个人站在台阶上低头弯腰背语录,让王光美站到一张独腿桌子上。刘少奇背不出,围着的人哄笑。他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讲的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哪一篇我都可以解答。
见面之后第四天,造反派来拆他办公室里的两部电话。他站起来拦,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谁也不能撤。第二天那些人又来,不再说话,把线扯断了。他和政治局之间,从此没有了联系。
四月一日,各报登出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成员写的长文,说他把一部讲清朝末年的电影《清宫秘史》捧成爱国主义,末尾连问他八个为什么,然后说,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他把报纸一摔,对孩子们说,这是栽赃,爸爸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爸爸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爸爸一九四五年在七大上提出来的,爸爸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四月十四日,他交出一份书面答复,把八个为什么逐条答了,工作人员抄成大字报贴在中南海院里,很快就被撕掉。
四月九日中午吃饭,女儿说,听说清华大学要开三十万人的大会斗妈妈。头一年夏天中央往清华大学派过工作组,王光美是成员。刘少奇推开饭碗,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要挨斗他去。说完他缓下来,对孩子们交代后事:死后把骨灰撒进大海,像恩格斯一样。王光美哭了,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刘少奇说,骨灰总会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女,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他不会自杀,除非被枪毙或者斗死。
第二天,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大学。造反派逼她穿上旗袍、高跟鞋,脖子上挂一串乒乓球串成的项链。陪斗的有三百个老干部,其中有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一年以前,把彭真清洗出去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
七月十八日清早,孩子们到中南海的职工食堂吃饭,看见饭桌边吊着一张大字报,说今晚要开会揪斗刘少奇。中午,刘少奇从衣袋里掏出两份文件给孩子们看,一份是毛泽东肯定他检查的批语,一份是毛泽东批示向全国推广王光美在河北一个村搞运动的经验,叫桃园经验。他说,你们都看了,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这是他第一次让孩子看中央文件。
晚上,三百多人把他和王光美分别拉到两个食堂。两个多小时,不许他说一句话,自始至终低头弯腰站着。他掏出手绢想擦汗,手绢被一巴掌打落在地。开会的同时,家被抄了。会后两个人被分开关在前后两个院子,四个人把他按倒在床上,抽走腰带。屋里的电压从二百二十伏改成二十四伏,绳子、刀子、剪子收走,安眠药由两个人送来,当面吃下去。北京还有人要在怀仁堂开一千多人的大会斗他。毛泽东这时在武汉,得到报告,先问是不是要开那个大会,接着说这样的会不要开:
“不要面对面搞,否则别人要搞怎么办?同时,拉他上台,要他低头,他不低,你就用手压他,这样不好。你要他承认反党,他死也不会承认。”
北京没有照他说的办。
十九日早晨,刘少奇到食堂打饭,看见两个孩子在穿堂洗手巾,趁哨兵不注意走过去,小声问,你妈妈在哪里。孩子说,关在后院。哨兵走过来,他转身走了。从这天起,他每天站在后窗前望着后院,中间隔一道墙,什么也看不见,他一站就是半天。
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中南海里同时开批斗会。中央文革派来督阵的人嫌火力不猛,宣布休会,把两个人押出去,重新动员一遍再押进来。接下来是拳打脚踢,有人揪住他稀疏的白发按他低头,鞋被踢到一边,他穿着袜子站在那里挨斗,一张大字报中间掏个洞套在脖子上。摄影机对着这个场面响个不停,说是要拿到全国去放。三个孩子被命令到场,每个人身后站着几个战士。会开到一半,门口哇的一声,六岁的小女儿小小吓得号哭,往大门后面爬,儿子挣开战士跑过去抱起她。会场上喊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要他跟着喊,他不喊,说,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会散前,两个人被押到会场一角,按着向墙上的漫画鞠躬。王光美突然挣脱,一把抓住刘少奇的手,刘少奇也拉住她不放,几个人掰开他们,她又扑过去抓住他的衣角。这是夫妻两个最后一次碰到对方。
他被押回办公室,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说,他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他;要审判,也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五四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这部宪法草案的,就是他。秘书当夜写了汇报,没有人回答他。两天后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免去党内党外一切职务,信里写了一句,我已失去自由。
九月十三日上午十点,三个大孩子接到通知,立刻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他们想拖到中午开饭,能再见父亲一面,一会儿找衣服,一会儿找书,磨蹭了半天。看守人看出了用意,把东西扔上卡车,直接开走。下午,小小由保姆带着搬出中南海;王光美夏天就把两张照片交给了保姆,交代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大。当天,王光美被捕,带上了手铐。
刘少奇不知道这些。他照旧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八月被打伤的腿,一步一步蹭到后院的墙根,想听里面的动静,什么也听不到。一天夜里,院子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他连墙根也去不了了。过了几天,他托警卫员给孩子们带话,让他们和爸爸妈妈划清界限。
吃饭也一天天成了问题。给他做了十八年饭的厨师六月里已经被捕,罪名是给两个想出门串连的孩子钱和粮票。十二月,内部供应站停止给他送食品,工作人员在报告里写,过去每餐三菜一汤,现在一菜一汤,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酸奶、水果、饼干取消,酒喝完库存不再买,茶叶不给,手表坏了不修,能保证吃饱、饿不死就行。安眠药减了一半,白天睡觉夜里工作的习惯被强令颠倒过来,他整夜睡不着。到第二年春天另一个厨师也被调走,卫士到食堂买饭,食堂说中国赫鲁晓夫不能吃好饭,只卖次菜和窝头。他嘴里剩七颗牙,嚼不动,每月生活费五十元。
从卧室到饭厅三十米,他要走五十分钟,前后跟着的战士谁也不敢扶。手抖得筷子送不到嘴里,饭菜弄得满脸满身。医生来了先开批判会,一边听诊一边骂,用听诊器敲,用注射器乱捅。他吃了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停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一日,他交出一份书面交代,说明自己入党的经过和一九二五年长沙、一九二九年沈阳两次被捕的情况。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份亲笔。三月以后,他走路小步拖行,站不稳,把裤子当上衣穿,假牙上下装反,小便失禁,尿了床不换衬裤。四月二日的病历上写,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四月十二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写着,他两个月没有理发,自己也不提;医生检查,神志不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判断他不像是装的。报告接着写,为防止他行凶或自杀,要进一步加强监护。五月十九日的报告说,他用梳子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两条腿穿进一个裤腿,装疯卖傻,尽出丑态。六月三十日晚上七点半,警卫的记录写他躺在床上大发脾气:
“你们的治疗是假的,我的病反而严重了。”“你们注意点,最近几天我就死了。”
七月九日,他的支气管炎转成肺炎,生命垂危。这时才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医生,七次会诊,拉来器械就地抢救。医生提出把病人撤出监护环境住院,没有批准;请求摘掉卧室里挂满的标语口号,也没有批准。七月九日和八月六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交代: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刘少奇的子女后来写下了中办负责人的话:
“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九大是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一次大会,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是刘少奇筹备的,政治报告也是他作的;九大开会以前,先要把他的问题定下来。警卫的口号跟着改成保护活证据,向九大献礼。到一九七〇年,专案组提出要判王光美的刑,毛泽东批示,暂时不宜判,对罪犯要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以便保存活证据。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个红卫兵领袖,谈的是派工人宣传队进大学。谈话快结束时,他忽然说起刘少奇,还有同样被关押的原副总理薄一波: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肺炎还没有控制住,会诊的专家就陆续撤回原单位。八月到十月,肺炎反复发作五次。九月专家再次会诊,报告说病人年老,天气渐冷,今年冬天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周恩来批示加强会诊。十月五日,他哭了两次。十月九日起喂进去的东西不往下咽,十一日开始从鼻孔插管灌食,一直灌到死。病痛和窒息上来的时候,他十指乱抓乱撕,抓住什么就不放,护士拿两个硬塑料瓶让他攥在手里。护理记录写,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最后的几个月,他的两条腿被绷带绑在床上。
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会。八届中央委员还活着的八十七个人,一半以上已经被定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不准到会。到会的四十个人不够半数,临时从候补委员里补了十个人才过半。另外请来七十四个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和各省革委会的人,比中央委员还多。会议前半段批几位元帅和老干部,后半段讨论专案组写的审查报告。报告给他定了三条历史罪名,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充当内奸。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小组会上不肯表态,主管专案审查的康生坐到她那个组,当面训她,简报里说她的政治觉悟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表决那天,陈少敏没有举手。十月三十一日,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专案组原来的处理意见里还有一句,提交专政机关依法惩办,就是交给公安法院治罪;毛泽东不同意,定稿时删掉了。公报登报,报纸从此直接点他的名字。
从立案到开除,没有人找刘少奇谈过一句话,没有给他看过一页材料,没有让他在决议上签字,决议也没有通知过他本人。十一月二十四日是他七十岁生日。子女后来查到,就在这天早上,他被安排听了全会的决议。全会十月三十一日闭幕,到这天整整二十四天,单单挑在这一天。他浑身发抖,大汗淋漓,大口呕吐,血压升到二百六十,体温四十度,一声不吭。从这天起他一句话不再说,治病的话、生活的话都不说。周恩来从北京医院调来两个护士,也没有用。有一天他忽然叫了一声小贾,那是从前给他当卫士的人。看守把小贾找来,问他有什么事,他朝小贾微微一笑,闭上眼睛。过几天他又叫来另一个卫士小于,也是一笑,闭眼。
一九六九年的病情报告,一月写他问话无反应,全身肌肉萎缩,不能自己咀嚼吞咽,翻身、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七月写他可能随时死亡。
十月,中苏边境吃紧,林彪发出紧急战备的指示,北京的老干部和审查对象一批批疏散到外地:朱德送广东,邓小平、陈云送江西,陶铸送安徽,刘少奇定在河南开封。十六日晚上,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走到他房门口瞧了一眼,叫人通知他。护士用棉签蘸着墨水,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字,拿到他眼前,纸上写的是,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他扭头不看。护士把纸换到另一边,他又把脸扭过去。给他当过卫士长的李太和凑到他耳边,把字念了一遍,他闭着眼。
十七日晚上,护理人员匆匆给他穿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没有穿,一条粉红缎面的被子裹上,抬上救护车,送到西郊机场。七点二十三分,飞机起飞,机上有两个专案组的人、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和李太和。九点半,飞机落在开封。他被抬进开封市革命委员会一号楼的小天井院,这里原来是一家银行,四面是三层楼,院墙高大,一道铁门,屋里有地下室。看护他的医生护士,是开封的驻军从军医院抽调来的。门口两道警戒线,床前昼夜双哨。电话联系用代号十七号,监护人员不准叫他的名字,只叫暗犯。第二天,押送他来的专案组副组长开会动员,一面组织看守和医护人员读他的罪证材料,激发阶级仇恨,一面讲保存活证据的意义。医疗上的指示,是来开封以前在北京商量好的:控制住现有的病情不再发展就行,不组织会诊,开封有什么药用什么药,不到外地买。北京来的医生住了一晚就回去了。
十月二十四日,他体温升到三十九度三,呕吐。屋里还没有通暖气,室温不到十七度。开封的医生在病历上写,如果恶化就送一五五医院会诊抢救。后来没有送,就地打针、输液、吸氧、冷敷,三天后烧退。就在二十四日这一天,河南省的负责人给中央打电话报告,刘少奇到开封后病情没有异常变化。三十一日,他又烧到三十九度四,腹胀,监护人员讨论后认为病情严重,原因不明,决定按肺炎治。十一月六日,北京来的护士、专案组人员和李太和全部奉命回京,北京带来的药一样也不留。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去火葬场看了一眼,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又向当地人员交代,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他们回北京后的报告说,两次发烧已经恢复正常,开封驻军的医护人员已能熟练掌握。当地的医生提出疑问,肺炎怎么会昏迷,要求透视、拍片、会诊,没有得到同意。
十一月十日他又发烧。十二日凌晨一点,他开始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吸氧没有变化,体温三十九度七,两个瞳孔对光没有反应。值班护士仍按原来的处方用药,到六点三十八分才通知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六点四十二分人到齐。六点四十五分,心脏停跳。遗体抬到地下室,拍了照。
李太和回北京后要向中办负责人汇报,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过了几天,深夜两点电话把他叫醒,说人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去一趟。十三日凌晨李太和赶到开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一条白床单,白发蓬乱着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李太和给他剪了头发,刮了胡子,穿上衣服和鞋。
十四日零点,遗体送到开封火葬场。监护人员对火葬场说,要烧一具烈性传染病的尸体,只准留两个工人看炉点火。遗体面部用白布包起来,护送的人都穿白大褂,带着消毒工具,二十多个军人把这个不大的火葬场围住。运尸体的吉普车车厢短,两条小腿和脚露在车外。火葬申请单由专案组的人填:死者姓名刘卫黄,男,七十一岁,湖南人,职业无业,死因病死;申请人刘原,与死者关系父子,住址八一七二部队。刘卫黄是他少年时用过的名字,外人不知道;申请人一栏签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写成了刘原,儿子那时在山西农村看管劳动,不知道自己签过字。骨灰装进一个普通木盒,存进火葬场的骨灰存放厅,编号一百二十三,寄存证由驻军保管。火化完,专案组宣布纪律,谁泄露出去,用党籍和脑袋担保;然后摆了酒,说任务圆满完成。
一九七二年,刘少奇的子女听说可以探望关押的老干部了,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见父母。八月十六日,专案组来人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可以见见妈妈。孩子们追问,爸爸呢,我们还要见爸爸。来人不答,走了。第二天他们又来,传达批示的头一句:
“父亲已死。”
口头通知说,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早晨六点,因肺炎死于开封;骨灰由组织保存,不能给;不许对外人讲,有人问,就说不知道。孩子们一连问,为什么死在开封,为什么是肺炎,是谁抢救的,妈妈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我们去。来人说,我们只能说这些。第二天,他们在监狱里见到王光美,五年没见,她满头灰白,腰直不起来,看了他们半天,说了一句,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中午,刘少奇对孩子们说过,骨灰总会给你们的,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62、69、82、104、109—112、119—126、146—161、164页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第188—221页;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第118—119页;均收入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初版,此据2019年全版第327—328、332—334页(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谈话、1972年批示,以及高皋《文革十年史》所记“绑在床上”,均转引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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