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要反制德州的選區重劃，加州已經成功的把許多紅區，硬是修改成民主黨可以控制的選區，原本43:9的藍紅席次比，在新的選區劃分下，將要變成48:4，輕鬆地抵消德州的共和黨增加數目。但這個選區重劃的競賽還沒完，兩黨都有大動作，而最新的戰況是在維吉尼亞州，選民最近公投通過修憲，批准藍紅比從6:5變成10:1的選區重劃，但這修憲案被維吉尼亞最高法院宣告違憲。民主黨白忙一場。 選舉是肢體碰撞的運動，只要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手段不拘，以勝選為目的。所以民主黨說什麼，民主黨只是要反制共和黨挑起的「傑利蠑螈」(Gerrymander，即不擇手段的選區重劃)，我都聽不下去。全世界最會傑利蠑螈的就是民主黨了，不信你看看新英格蘭地區。新英格蘭地區的21個眾議員，通通是民主黨，你如果不細究，你還以為那邊都沒有共和黨員。四成的共和黨選票，一席都沒有，而且是經年累月，不是最近才發生。我只能說，是共和黨自己笨，自己以為是紳士，人家都戴起拳擊手套在打你，你還西裝筆挺地挨打。沒有一樣低級的川普點醒，共和黨還在那裡自以為高貴。 不過維吉尼亞的違憲判決，暴露出民主黨另一個，一向就有的問題。民主黨政治人物，無能。維吉尼亞的州憲規定，如果要修憲，議案必需在州議會通過兩次，而兩次中間，得有州議會大選，目的是讓選民可以理性判斷修憲案合不合理，在投票選議員的時候，當作重要考量。民主黨在推這個選區重劃的修憲公投時，早有法律專家說時間點可能會有爭議，但民主黨不管，硬推，想要先取得公投多數，再用民意的壓力逼迫最高法院就範，一如華盛頓州的違憲所得稅法。但這些個民主黨智障，連誰在最高法院當法官都不知道，最後只能被打臉，失敗作收。 如果這是詹森的政權，他絕對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他要推的法案，他一定把票算得一清二楚，一定把法條翻來覆去，修得精確萬分，不會有任何可能的失敗空間。所以他在歷史上和小羅斯福齊名，屬最能幹的民主黨總統，也對後世的美國子孫有巨大的影響。因為詹森和小羅斯福，懂得民主權力機器的運作，他們知道要國會通過法案，他們的政策才能有持久的效果，所以當他們決定要推法案時，一定把大軍集結，威脅加利誘，傾巢而出，絕對不會犯維吉尼亞民主黨這種低級的錯誤。所以社會安全法是羅斯福通過的，老人健保法是詹森通過的，至今仍然規範華爾街的大小金融法案是羅斯福通過的，而詹森是南北戰爭以來，唯一通過民權法案的總統。 現今的民主黨政客，一代不如一代。維吉尼亞的修憲案，背後的力量是歐巴馬，歐巴馬就是民主黨所有問題的具體化表現。當民主黨越來越往左靠的時候，身份認同政治變成是進步派血緣正統的主要依據，如果你的出身不純，你是白直男，那就更要積極表態效忠這個身份認同血統，不然你就沒有升官的機會。於是，一代又一代的民主黨政客，專心致志於「表演」，政治的所有作為通通是performative，白直男的代表就是加州那個白痴紐森州長，什麼事都幹不成，整天在表演。而少數民族的代表，就是歐巴馬。「我是美國的第一個黑人總統，我代表了所有的進步價值，不管我要做什麼，都是對的，你們都要俯首在我面前，任我差遣」，當他令不出大門，法案通過不了，別人不買單地的時候，他也非常驕傲，不屑政治運作。於是就大筆一揮，行政命令一下，取得了暫時的勝利，拿到了對共和黨說嘴的權力，就算事情辦好了。我以前寫過，歐巴馬如何整高等教育、聯邦航管員、醫療保險等等，用的都是行政命令。但行政命令的問題是，換了黨派當總統，就會被立刻取消。拜登也是，大筆一揮，就想要納稅人對少數人的學貸買單，就想要引進成千上萬的非法移民。沒有一件事，敢堂堂正正的動員議員來通過法案，所以最後都被取消了。美國近代最沒有歷史影響力的總統，非歐巴馬和拜登莫屬。 詹森是在保守的德州磨鍊他的政治手腕，羅斯福的進步主義背叛了他哈德遜河谷的貴族階級，兩個人都是在泥巴裡打滾過的政治能手，豈能是沒幹過一天實事，僅靠著一場演講，靠著全美國罪惡感當選的歐巴馬可比？

隻手難遮的仰望：從家庭教會的屋頂，看極權與信仰的生死結 楊純華 ​這幾年，關於中國大陸家庭教會被查封、牧師被帶走、十字架被拆除的新聞，早已不再是新聞，而是變成了一種常態性的背景噪音。那些本該在主日傳出讚美詩的聚會所，被貼上了冰冷的封條；那些拒絕將政治標語掛進講壇的傳道人，轉瞬之間成了法庭上的囚徒。 ​每當看到這類消息，人們總不免產生一個巨大的困惑：中國《憲法》第三十六條明明赫然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為什麼一個掌握著軍隊、武警、大數據監控和龐大經濟體系的強大政權，會如此容不下幾十個、幾百個在民房裡低聲祈禱的普通信徒？為什麼他們甘願公然撕毀自己寫下的憲法承諾，也要把這群人趕盡殺絕？ ​要理解這種近乎偏執的恐懼，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中留下的洞見，恰好提供了一面最好的鏡子。 ​兩套靈魂重塑計畫的對撞 ​托克維爾在19世紀考察美國時，曾驚嘆於宗教信仰與自由制度之間的微妙平衡。他發現，美國的宗教不直接掌權，也不靠政府強迫，卻能通過家庭、社區和道德，在社會深處發揮約束人心、維系穩定的作用。 ​「自由如果失去信仰，很容易變成放縱；民主如果失去道德，很容易滑向多數人的暴政。」 ​托克維爾敏銳地看到，宗教為世俗社會提供了一個超越物質的道德邊界和最高責任。 ​而這，恰恰點中了中共最深層的政治死穴。 ​在極權主義的邏輯裡，政權不僅要統治人民的肉身，更要壟斷人民的靈魂。中共的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一種「世俗宗教」，它要求絕對的效忠、唯一的真理，以及對領袖和組織的無限崇拜。當一個基督徒宣稱「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並將《聖經》的誡命置於世俗政權的指令之上時，在統治者眼中，這不是個人的信仰選擇，而是一種政治上的不絕對忠誠。 ​如果人民心中有了更高的敬畏，他們就不再容易被恐懼徹底瓦解；如果社會有了獨立於權力之外的道德準則，政權的黑白顛倒、指鹿為馬就無法輕易得逞。打壓宗教，本質上是為了清除思想市場上的「競爭對手」，確保權力對靈魂的絕對壟斷。 ​恐懼自治：組織化的焦慮 ​托克維爾特別指出，美國的偉大在於把「政治自由、社會自治和宗教信仰」結合在一起。宗教培育了守法的公民，同時也訓練了人們在社區中彼此連結、共同承擔責任的能力。 ​然而，在中國的統治術中，「社會自治」本身就是一個禁忌的詞彙。 ​極權統治的底色是原子化社會——把每個人孤立成無依無靠的個體，讓他們只能向權力依附。而家庭教會恰恰具有極強的橫向連結能力。在這裡，沒有官方的行政撥款，信徒們卻能自發組織聚會、彼此互助、關懷弱勢、甚至自辦教育。這種基於共同信仰而產生的凝聚力、信任感和高度自治性，讓習慣了控制一切的體制感到極度焦慮。 ​在他們眼裡，一個不受黨委書記領導、不聽從街道辦指揮、卻能讓成百上千人風雨無阻聚在一起的組織，就是對政權潛在的威脅。不管你是在查經還是在祈禱，只要你「非官方組織化」，就是原罪。 ​憲法只是權力的「晴雨表」 ​那麼，既然要打壓，為何又要在《憲法》裡寫上「信仰自由」？ ​這恰恰展現了實用主義的犬儒本質。在外界看來，《憲法》是一國之根本，是限制政府權力的法律邊界；但在這裡，《憲法》往往被當作對外展示的櫥窗、或是特定歷史時期統戰的工具。 ​當政權需要營造開放形象、吸引外資時，「信仰自由」就是寫給國際社會看的漂亮履歷。 ​當政權感到安全感缺失、社會控制需要收緊時，憲法條款就可以隨時被各類「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行政法規和內部文件架空。 ​正如托克維爾所言，美國的宗教與國家保持距離，反而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力。而在中國，當局試圖通過「宗教中國化」將所有教會閹割為權力的附庸，要求「愛國教」必須高於「愛信仰」。這種對憲法條款的公然踐踏，暴露出的是統治者對社會失控的極度恐懼。 ​結語：高牆與小草 ​托克維爾看到，宗教提醒人們「個人並不是世界的中心，欲望不能成為唯一準則」。一個缺乏信仰與敬畏的社會，最終會滑向道德的沙化與權力的暴政。 ​中共對家庭教會的打壓，看似是一場力量懸殊的圍剿：一邊是國家機器的鋼筋水泥，一邊是手捧聖經的血肉之軀。但歷史無數次證明，權力可以拆掉有形的十字架，卻無法拆除人心中對超越性價值的渴望；高牆可以禁錮肉體，卻無法阻擋靈魂向光生長。 ​當一個政權需要動用整部國家機器去對抗幾個在客廳裡唱讚美詩的信徒時，這場博弈的勝負，其實在精神層面上早已有了定論。 作者系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這幾天大家可能都在想，到底是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我也來説説我的看法。 法國足球巨星姆巴佩（Kylian Mbappé）最近惹惱了中共，原因很簡單，他說毛澤東是個獨裁者。北京立刻火冒三丈，指責他「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可是，毛澤東本來就是獨裁者，他的統治還造成數千萬中國人死亡。難道說出這個歷史事實，比毛澤東當年害死那麼多中國人，更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這件事看起來荒唐，卻正好戳破了中共多年來慣用的一套政治把戲。只要有人批評共產黨，就說人家侮辱了中國；只要有人批評毛澤東，就說人家傷害了中國人民。毛澤東雖然已經死了半個世紀，但他留下的獨裁體制還在，中共對毛的政治遺產更是碰都不讓人碰。 「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這句話，大家應該早就聽膩了。美國總統見了達賴喇嘛，中國人民的感情受傷了。日本首相談到台灣，中國人民的感情又受傷了。外國政府批評中共迫害人權，中國人民的感情還是受傷了。 奇怪了，十四億中國人真的都這麼容易被傷感情嗎？更重要的是，誰問過他們？ 一個不讓人民自由選舉國家領導人、不准人民公開批評政府、連上網說幾句真心話都可能惹上麻煩的政權，居然一天到晚宣稱自己最了解全體中國人民的感情。這不是很可笑嗎？ 其實，這套說法已經用了幾十年。中國媒體研究計畫（China Media Project）發現，早在1959年，中共《人民日報》就在中印邊界爭端中拿「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來指責印度。研究人員統計了1959年至2015年間《人民日報》的143個相關案例，發現中共用這句話罵得最多的是日本，其次是美國，而台灣和西藏問題也經常成為引爆點。 說穿了，只要有人碰到中共的政治利益，或者不接受它對歷史和領土的說法，中國人民的感情就會突然受到「嚴重傷害」。 最離譜的例子之一，就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當年中共出動軍隊鎮壓屠殺要求民主改革的中國民眾，美國國會對這場血腥鎮壓提出譴責。結果北京竟然反過來指責美國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這是什麼道理？殺害中國人民不算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譴責殺害中國人民的暴行，反倒成了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罪過？ 這就是中共這套說詞最荒謬、也最虛偽的地方。 毛澤東搞大躍進，造成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大饑荒，估計有三千萬到四千五百萬中國人因此喪命。接著又搞文化大革命，整個社會被折騰得天翻地覆。無數家庭被拆散，老師被學生批鬥，知識分子遭到迫害，寺廟古蹟被砸得亂七八糟。到了1989年，中共又在北京向自己的人民開槍。 中共治國無方，折騰有數。目前的中國，民不聊生，失業飛漲，就業艱難，人人思潤，萬衆躺平，遍地貪腐，無限監管，鎮壓空前。難道因此而受煎熬的億萬中國人民的痛苦就不算數？難道這些事情沒有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可是，中共偏偏不准這些人公開訴說自己的苦難。誰想追究責任，誰就可能受到打壓；誰想紀念歷史，誰就可能被當成政治上的尋釁滋事的人物。 所以，中共口中的「中國人民的感情」，其實有一個很奇怪的規矩，只要是外國人讓中國人不高興，中共就要替大家出頭；但如果是共產黨自己傷害了中國人民，那就最好閉嘴，連提都不准提，因爲在中共眼中， 被肆虐幾十年的中國人民是沒有感情的。 姆巴佩事件就很能說明這種荒唐的地方。中國媒體忙著譴責他的所謂「辱華」言論，卻不敢清楚告訴中國民眾，他到底說了什麼。有些中國網民連事情的來龍去脈都不知道，就被要求跟著生氣。連別人講了什麼都不讓你知道，卻要你義憤填膺，這不是很滑稽嗎？ 這種憤怒，很多時候根本不是人民自己產生的，而是中共需要人民生氣的時候，才刻意製造出來的。這套把戲其實很好懂。對內，中共可以把老百姓對經濟、失業、貪腐和社會不公的不滿，轉移到外國人身上。對外，則可以利用龐大的中國市場，逼外國政府、企業、學校、運動員和演藝界人士乖乖接受中共的政治規矩。 2019年，美國職籃休士頓火箭隊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發文支持香港示威者，北京馬上對NBA展開抵制。其他外國企業和名人，只要在台灣、西藏等問題上說了中共不愛聽的話，也可能遭到封殺。 北京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你在美國可以有言論自由，但如果想賺中國市場的錢，就得先學會看共產黨的臉色。這其實就是拿生意當武器，逼自由世界接受中共的言論審查。 但是，中共這種動不動就發火的習慣，也暴露出它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 在台灣問題、美國軍事行動，以及其他國際爭端上，北京經常把話說得很重，動不動就警告對方要承擔「嚴重後果」。但很多時候，最後也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嘴巴上喊得震天響，真正能做、敢做的事情卻未必有那麼多。 中國當然是一個有實力的大國，這一點沒有人否認。但一個真正有自信的大國，何必整天為了外國人的一句話、一張地圖、一個玩笑，就氣得跳腳？ 一方面宣稱中國已經強大起來，正在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另一方面又把中國人民說得好像玻璃心一樣，動不動就被外國人傷害。這兩件事擺在一起，不覺得很矛盾嗎？ 說到底，中共真正害怕的，不是中國人民的感情受傷，而是有人不再把共產黨當成中國的唯一代表。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中共特別喜歡拿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做文章。 十九世紀以來，中國確實受到過列強侵略、不平等條約，以及日本軍國主義帶來的巨大災難。這些歷史都是真的，也值得中國人記住。但問題是，中共只准中國人記住外國人對中國造成的傷害，卻不准中國人自由討論共產黨自己造成的災難。 外國人一百多年前犯下的前科，北京可以沒完沒了地要求道歉；共產黨對中國人民造成比外國人所爲多出幾十倍的數千萬人死亡的歷史，卻連公開追究都不准。這根本不是尊重歷史。 只要國內經濟出了問題，社會矛盾增加，或者人民對政府不滿，北京就可以找個外國人來當出氣筒，然後把自己打扮成捍衛民族尊嚴的大英雄。這套政治操作最關鍵的一步，就是故意把共產黨和中國畫上等號。但中國就是中國，共產黨就是共產黨，兩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對美國人來說，這件事其實有一個很直接的教訓，不要再為了行使自己的自由，而向獨裁者低頭道歉。北京沒有權力規定美國人能說什麼、大學能教什麼、企業能發表什麼，更沒有資格決定哪些歷史事實可以公開討論。 中共現在很聰明，它不需要在美國制定法律，只要拿中國市場當誘餌，就能讓不少美國機構自己替它執行言論審查。好萊塢為了中國票房修改劇本，大學怕惹北京不高興而迴避敏感議題，企業為了生意限制員工發言，體育聯盟更是動不動就為一句完全合法的政治言論公開道歉。 這才是美國人真正應該警惕的事情。一個外國獨裁政權，居然可以利用商業利益，讓自由社會的人自己放棄言論自由。這不是一般的外交摩擦，而是中共把自己的政治規矩一步步帶進美國社會。我們應該公開揭露中共的經濟脅迫，保護因為合法言論而遭到北京報復的美國人，並且清楚告訴北京，中國市場再大，也買不到替美國人制定言論規則的權力。 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看穿中共最大的政治謊言， 强調共產黨不等於中國，共產黨的利益也不等於中國人民的利益。 真正侮辱中國人民的，不是有人說毛澤東是獨裁者，而是一個造成數千萬中國人死亡、掩蓋歷史真相、剝奪人民基本自由的政黨，居然還厚著臉皮，自稱是中國人民感情的守護者。北京與其整天教訓全世界不要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不如先向中國人民交代，共產黨自己到底給他們造成了多少苦難。 說穿了，中共根本不是在保護中國人民的感情，而是在拿中國人民的感情當人質。真正傷害中國人民尊嚴的，不是外國人批評共產黨，而是共產黨自己。

有一次坐飛機，旁邊坐了個年輕黑人媽媽，帶了個小孩。因為是廉航，連飲料都要錢，起飛後沒多久，服務生就來賣東西，黑人媽媽問了可不可以刷卡？知道可以後，她要了條巧克力給小孩，付錢的時候，她說「我只有Apple Pay，不知道能不能用？」也沒有真的把手機交出去刷刷看，白人服務生說，Don't worry about it，就走了。這一黑一白唱的雙簧，有點嚇了我一跳，我知道很多黑人有entitlement的心態，覺得「世人都欠我」，但親眼看到這場演出，還是很震驚，這個白人服務生的反應，是我最震驚的地方，不吵不鬧，好像已經看過千百遍，習以為常了。但我還是要說，黑人這樣作賤自己，不是見計得逞，心裡該高興，而是被人當成次等人，應該要生氣。為什麼對作為一個自由人應有的責任，如此輕乎？ 我上一篇說俄羅斯在二戰前後，因為缺乏男丁，所以國家開始鼓勵非婚生子女，只要有小孩，不管是怎麼來的，都好，於是造成聖彼得堡、莫斯科這些大城，有近一半的小孩是非婚生子女，俄國社會文化因此發生重大改變。俄國女人變得堅強，不但要工作，還要負擔全部家庭責任，男人像寶一樣，不能要他們幹活，不能要他們負責任，有點像國民黨選民面對國民黨政客一樣，女人還要打扮好自己，隨時取悅男人，爭奪男人，不然就不用想生小孩。俄羅斯男人早死，之前死於戰爭，現在死於酗酒、吸煙、危險駕駛、暴力事件等等，這種早死現象，有點像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擔心沒有男人，所以俄羅斯女人縱容男人不用負責，直接就造成俄羅斯男人不管死活的生活方式，然後就真的早死，也還是像國民黨的選民，不需要國民黨政客負責，果然就養出一堆不會負責的無能政客。這些俄羅斯的奇特社會現象，不是我說的，請參考Julia Ioffe這個俄羅斯專家的觀察。 如果蘇聯政府的鼓勵非婚生子女，造成奇特的俄國文化，甚至是社會問題，那美國政府的政策呢？美國黑人的非婚生比例是七成！他媽的七成！俄羅斯全國非婚子女比例還不到三分之一，但美國黑人是七成。所以美國黑人比俄羅斯男人更不被需要，黑人長大的過程，不用期待家裡有爸爸，有雙親的黑人家庭是例外，而不是正常情況。黑人男性也像俄羅斯男人一樣，不是早死就是老死在監獄，俄羅斯男人所有的危險行為，黑人都有，還加上黑幫、槍枝氾濫的問題，黑人男性的預期壽命還更低。 但以前的黑人不是這樣的，在民權運動前的黑人，非婚生子女的比例才一成多，和白人差不多。美國白人對黑奴制度的罪惡感，直接轉換成優惠黑人的超大方社會福利政策。為什麼有這麼多的非婚生子女？因為青少女打砲懷孕後，不是人生的結束，而是政府撫養的開始，政府給錢單親媽媽養小孩，給她們房子住，給小孩有免費學校唸、免費午餐吃。黑人青少年就這樣在荷爾蒙橫流的小社會裡，早早就有性經驗，男的搞大女的肚子，像有勳章一樣，驕傲得不得了，女的被搞大肚子，也很「榮幸」，不用上學了，準備像媽媽、外婆一樣，住進免費小公寓，開始給政府養，一輩子不工作了，男人也不用負責，因為這就是他們從小的認知，有球可以打，很棒，沒有運動能力，煙酒槍毒，隨便你挑，最後也是進了牢給政府養。這是正常的社會文化嗎？這是正常國家應該要有的樣子嗎？ 死白人左派，把黑人養成次等人，只能活在政府的供養之下後，自己就跑了，跑到沒有黑人的地方，沒有社會問題的地方，自己用傳統價值教育小孩，完全隔絕和黑人的互動，然後整天指責別人種族主義，充滿偏見與自大，了不起。

2023 年，Meta 首席 AI 科學家楊立昆給當時的 LLM 熱潮潑了一盆冷水。 他指出 LLM 有根本性的缺陷：沒有持久記憶、無法從單一經驗學習、缺乏對物理世界的理解。本質上，它只是在做「下一個 token 的預測」。 從學術的角度看，他說得完全正確。 直到今天，LLM 的底層架構依然沒有變。它依然是一具每次啟動都空空如也的統計引擎。 但在三年的工程演進後，我們發現了一個讓科學家尷尬的事實：學術上的根本缺陷，工程上不一定要正面解決，繞過去一樣能起飛。 楊立昆主張要走「世界模型」的路線，讓 AI 像人一樣建立對物理規律的理解。他認為 Scaling Law（規模定律）有天花板，LLM 光靠堆算力不能產生真正的智慧。 但工程界用兩件事回應了他： 第一，資本的暴力美學。過去三年，人類往算力砸錢的瘋狂程度，讓模型規模產生的「湧現」直接蓋過了架構的粗糙。 第二，系統性的外掛補丁。模型記不住？掛上向量資料庫。模型理解不夠？接上 Vision 和工具。 這就是工程學最迷人的地方：解決問題不需要追求「本質的優雅」。 楊立昆在研究神經元的排列，而工程師在研究如何把這個「不完美的大腦」裝進一個強大的「機械外骨骼」裡。 楊立昆對 LLM 的核心批評，是他認為 Pattern Matching（模式匹配）不算真正的學習。 但如果這種模式匹配的複雜度足以模擬出文明的所有邏輯，那「學習本身到底是什麼模式」還重要嗎？ 飛機與鳥的飛行原理完全不同。飛機沒有羽毛、不會拍翅膀，但在它飛得更高、更遠、更穩定的那一刻，它到底「算不算在飛」已經不重要了。 但繞過去的，跟真的解決，是兩回事。 只要底層架構沒變，楊立昆講的那些缺陷就真實存在。記憶是外掛的，不是原生的。就像義肢，裝上去能走能跑，但它跟真正的腿就是不一樣。你不能假裝它不存在。 所以雖然 AI 已經很強了，推理、寫作、寫程式，很多事做得比大部分人好，但它每次都是一個全新的大腦。沒有連續的意識，沒有累積的經驗。它所有的「記憶」、「理解」、「偏好」，全部來自你這次塞給它的上下文。 如果你去看 OpenClaw 最近的 repo 更新，你會發現記憶管理佔了很大的篇幅。怎麼讓 AI 在對話之間記住該記住的東西。 他們最近推的 QMD，把關鍵字搜尋跟語意搜尋混在一起用，就是為了解決一個問題：你三天前跟 AI 聊過的東西，它下次怎麼找得回來。 模型本身的能力會繼續進步，但只要底層是 LLM，記憶管理就是一個繞不開的大山。 用工程的角度來說，就是 Context Engineering 的重要程度，會逐漸超過模型本身。 你怎麼管理每次丟給模型的那包上下文，決定了 AI 能幫你做到什麼程度。哪些資訊該放、哪些不該放。什麼時候該砍掉重來、什麼時候該接著繼續。不同對話之間的記憶怎麼同步、怎麼取捨。 我自己每天都在處理這個問題。 舉個例子，我的 OpenClaw Agent KAI，它常常在多個頻道處理不同任務，但它們的記憶不是即時同步的。只要 還沒更新，它們就不知道彼此剛做了什麼。 所以我常常要幫它做認知同步。譬如告訴 A 分身，B 分身目前正在做什麼，然後要求 B 把做的東西整理好傳過去。或者更簡單一點，直接叫 A 去讀另一個 Discord 頻道最近兩小時的對話，讓它自己同步 B 的工作內容。 這種「認知斷裂」的現象，只要你常用 AI，一定會有很強烈的感覺。 從人格化的角度看，你會覺得它們是同一個人。但事實上，它們只是共享同一份記憶。只要記憶沒有同步，它們就是不同的人。 我現在花比較多時間在學這一塊。譬如今天 KAI 就教了我，如果讓 Claude Code 的 Opus 4.6 從外部調用 GPT 5.3-Codex，用 MCP 跟 coding-agent skill 的差異是什麼。 KAI 告訴我，差異的核心在於：中間過程要不要進主 context。 用 MCP 調用 Codex，每一個 tool call 都走 MCP 協議。Codex 過程中的每一個 turn，讀檔、改檔、跑測試、報錯、retry，全部以 tool result 的形式灌回 Opus 的 context。一個 coding task 可能產生幾十個 turn，跑完之後 Opus 的 context window 已經被中間過程塞滿了，後面每一 turn 都要重送這些垃圾。這就是 context 污染。 而 coding-agent skill 的設計完全不同。它把整個 coding task 交給一個獨立的 sub-agent，這個 sub-agent 在自己的 context 裡完成所有中間過程。跑完之後，回傳給 Opus 的是一個精簡的 handoff summary：改了哪些檔案、測試跑過了沒、有沒有殘留問題。中間那幾十個 turn 的掙扎，Opus 完全不需要知道。 同樣一件事，兩種做法，Opus 的 context 乾淨程度天差地遠。 所以同一個模型，不同的人用，產出可以差十倍。 人與人之間原本的能力差距，已經沒那麼重要了。你的學歷、你的年資、你寫程式的底子，這些東西的權重正在被 AI 快速壓縮。 取而代之的，是你怎麼使用 AI。這件事的精度，才是現在真正決定產出的變數。 你理不理解它的記憶是怎麼運作的。你知不知道什麼時候該砍掉 context 重來、什麼時候該讓它接著跑。你能不能在對的時間，把對的資訊塞進那個 context window。 這些東西有一個名字，叫 Context Engineering。 它不是什麼高深的學問，但它是所有想把 AI 用好的人，都應該深入研究的東西。

伊斯蘭從先知穆罕默德在七世紀創立以來，就是一直在向外擴張，但基督教也是這樣，沒有奇怪。有這麼一說，佛教在東南亞形成了一個盾，擋住了伊斯蘭往東亞傳播的路，從這個角度來說，東亞文明受到了佛教的庇護，你可以想像如果今天的東亞國家都成了穆斯林王國，東亞還能有今天的繁榮嗎？寫到這裡，大概有人要罵我「恐伊斯蘭」、充滿了自大與偏見了吧，但我覺得世人恐伊斯蘭的程度還不夠，因為伊斯蘭並沒有宗教改革，伊斯蘭沒有歐洲十六、七世紀的理性啟蒙對基督教的反思，所以伊斯蘭還處在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伊斯蘭嚴重阻止信徒、非信徒成為自由人，所以只要伊斯蘭還持續地要穆斯林殺異教徒、不准女人不戴頭巾，我就要「恐伊斯蘭」，我就要反對穆斯林無限制的移民到任何國家。 就算有佛教這麼強的盾，東南亞還是極大程度地伊斯蘭化，東南亞的伊斯蘭化歷史，要作為今天限制穆斯林移民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如果去峇厘島觀光，你會看到處處都是印度教的寺廟，印度教和佛教在印尼歷史悠久，這本來也該是印度尼西亞群島的模樣，但為什麼後來就改信了伊斯蘭？在讀台灣史的時候，我們知道，十七世紀的荷蘭已經靠著東印度公司，殖民了印尼群島，鄭成功就是把荷蘭人趕回了爪哇的巴達維亞總部，那時的印尼已經是遍地穆斯林，但三寶太監在十五世紀初下西洋到爪哇的時候，爪哇還有個印度教/佛教的帝國，叫滿者伯夷。從鄭和首次出航的1405年，到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的1602年，兩百年間，伊斯蘭就完全征服了印尼，不靠武力征服，只靠著貿易和分裂的政治局勢，印尼就這樣一步一步地伊斯蘭化。 伊斯蘭最早到東南亞的地方是蘇門答臘，因為就在印度洋邊上，貿易風吹來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在宋元時期就到了泉州，海上絲路中間當然要有據點，中南半島和印尼群島就是這個中間點。穆斯林商人不相信異教徒，所以為了貿易的利益，東南亞出現了改信伊斯蘭的土著。蘇門答臘有個王子，叫拜里米蘇拉，他本來也控有新加坡，但滿者伯夷帝國把他打敗趕走，拜里米蘇拉逃到馬六甲，改信伊斯蘭，在馬六甲成立了東南亞第一個伊斯蘭蘇丹王國，隨著鄭和下西洋宣揚國威，馬六甲王國稱臣於中國皇帝，取得了阿拉伯人和中國人兩邊的信任，馬六甲順勢拿走原來爪哇香料交易的中心位置，並且成為散播伊斯蘭的中心。隨著滿者伯夷帝國勢力衰退，鄭和之後的明朝轉向面對北方敵人，印尼群島失去主導的勢力，於是就一個島一個島轉信伊斯蘭，誰要和錢開玩笑呢？在宗教教義上來說，也許伊斯蘭比印度教讓人更容易接受也不一定，但我不是這方面專家，沒辦法評論。 鄭和後的南洋，最後取得主導權的當然是大航海時代的西方的帝國主義，但不管是葡萄牙人也好，英國東印度公司也好，荷蘭東印度公司也好，他們一開始的目的都是商業，而不是政治，伊斯蘭在他們眼皮底下擴張，說不定還利於他們的統治，因此這十五、六世紀的兩百年，伊斯蘭要拿下整個印尼，也不是很困難的事。國際左派現在熱情擁抱巴勒斯坦，反猶成了左派的新信仰，連帶著開大門接納穆斯林移民，這是一個類似印尼在十五、六世紀的情況，政治分裂，而人漸漸失去傳統信仰，高度組織化的伊斯蘭取得機會影響這些文化開放的地方，甚至變成安撫人心的力量，等到他們在移入國佔據了相當的人口比例，舊有文化被洗掉的機會相當大。底特律現在是美國最大的穆斯林聚集地，底特律所在的密西根州的民主黨，剛剛選出一個穆斯林要競選年底的聯邦參議員，這傢伙是公開宣稱美國人碰到九一一，是應得的報應。我不知道正常的美國人，怎麼可能接受這種言論，怎麼可能看著國家伊斯蘭化而無動於衷。民主黨為了利益，就像印尼人一樣，慢慢把自己變成穆斯林，但這不是我們要的美國，我們要積極對抗這個反動的宗教逆流。

教女生怎麼追帥哥 首先，那種個性外向的帥哥我勸你別碰，你真的玩不過。 他那種人，上一秒讓你覺得他對你很好，下一秒就開始渣。你根本撐不住，你只是他魚池裡的一條魚而已。 所以要追帥哥，就追那種個性內向的，他們走在路上看起來高冷得不行，但其實內心寂寞得很，就跟你們女生裡的御姐型一樣。 這種男生你只要主動一點就有機會，但前提是你長得不能太差。 外型還不錯的女生可以試著追這種帥哥， 一旦追到手你就過好日子了，不只長得帥，最重要的是，對你超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