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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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沒有戰死,卻在大陸挖礦度過數十年的一江山國軍俘虜
1955年1月20日,一江山島戰役結束。
這座位於浙江外海、面積只有約1.2平方公里的小島,在經歷兩天多的激烈戰鬥後,終於被解放軍攻佔。
國軍守備指揮官王生明殉國,台灣方面隨後舉行隆重的追悼儀式,對外宣告一江山守軍全體壯烈成仁。
但是,56年後,一位白髮蒼蒼、右眼失明的老人,卻從中國大陸搭機抵達台北松山機場。
他叫陳小斌。
他曾經是駐守一江山的國軍上士,也是當年被俘的官兵之一。
這趟返台之旅,讓一段被掩蓋了數十年的歷史,再次出現在台灣社會面前。
一、全體殉國?還是有人活了下來?
一江山戰役結束後,兩岸對這場戰役的記載,出現了截然不同的說法。
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對外宣稱,一江山守軍720人全部殉國,沒有生還者。
然而,中共方面的戰役紀錄卻記載,解放軍擊斃國軍519人,俘虜567人,其中包括國軍第四突擊大隊大隊長王輔弼。
兩種說法差距甚大。
中共方面所稱的567名俘虜,是其官方戰役統計;台灣方面則長期以守軍全體殉國的說法紀念這場戰役。
究竟實際被俘多少人,至今仍有數字上的爭議,不能直接把567人視為已經獲得雙方共同確認的統計。
但有一件事已經沒有疑問:
一江山的國軍守軍並非全數陣亡,確實有人被俘,而且有人在中國大陸生活了數十年。
二、被俘之後,等待他們的是什麼?
戰場上的槍聲停止了,對這些被俘官兵而言,另一段人生卻才剛剛開始。
被俘的官兵被帶離一江山,部分人接受審查、治療,之後被安排到不同地區生活或工作。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陳小斌的遭遇。
1955年一江山戰役期間,陳小斌駐守島上的203高地。
當時共軍砲火猛烈,陣地遭到摧毀,他的右眼被擊傷,雙腳也遭砲火炸傷,最後昏厥,被解放軍俘虜。
被俘後,他先被送往廈門治療。傷勢恢復後,卻被送往山西煤礦,開始長達23年的勞動改造生活。
23年是什麼概念?
從1955年到1978年,一個年輕軍人原本應該走過的中年歲月,就這樣在煤礦與異鄉中度過。
後來他獲釋,卻沒有立即返回台灣,而是繼續留在礦區工作,直到退休。
對他而言,一江山戰役早已結束,但那場戰爭留下的人生轉折,卻持續了大半輩子。
三、1991年前後,部分戰俘開始申請返台
這段歷史並不是到了2011年才第一次出現。
根據《聯合報》2011年的報導,早在1991年前後,就有當年一江山戰役被俘的國軍官兵陸續申請返回台灣。
報導引述國防部資料指出,相關申請人數累計達131人。
國防部依照當時的相關作業規定,處理這些返台人員的身分認定、退休給付與補償問題。
這個數字透露了一個重要訊息:
當年被俘的國軍官兵,有一批人並沒有在戰場上死亡,而是在中國大陸生活了數十年,後來才有機會申請回到台灣。
不過,131人是報導所引述的申請人數,不能直接等同於全部已經完成返台的人數。
更令人感慨的是,這些老兵在漫長的歲月中,有些人已經成家,有些人有了自己的生活,也有人早已與台灣原本的親友失去聯繫。
對他們而言,返台不只是一次旅行,而是重新尋找自己身分與故鄉的過程。
四、56年後,一位獨眼老兵走進松山機場
2011年2月15日,台北松山機場。
一位78歲的老人,從浙江杭州搭機抵達台灣。
他就是陳小斌。
當年在一江山戰役中失去右眼、雙腳受傷的他,已經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
迎接他的,包括陸軍司令楊天嘯等軍方代表。
這一天,距離他在一江山被俘,已經過了整整56年。
返台後,軍方協助他辦理戶籍,安排健康檢查,並處理退除役給付等相關事宜,暫時安置在新北市的退員宿舍。
當年被俘的國軍上士,終於重新踏上台灣的土地。
這則新聞也讓台灣社會重新注意到一江山戰役的另一面。
原來,當年並不是所有守軍都戰死沙場。
原來,有些人從戰場上活了下來,卻在異鄉度過了大半輩子。
五、王輔弼也被俘,他後來去了哪裡?
除了陳小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就是當年一江山守軍副指揮官王輔弼。
根據中共方面的戰役紀錄,王輔弼在戰役中被俘。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歷史文章,也引用王輔弼被俘後對戰役的說法,提到一江山失守的主要原因,包括國軍沒有獲得增援、共軍兵力優勢,以及共軍陸海空火力的壓制。
這些資料讓我們知道,當年被俘者並不只是普通士兵,也包括具有指揮經驗的軍官。
然而,王輔弼後來是否返台、何時獲釋,以及晚年生活在哪裡,目前仍缺乏足以確認的公開資料。
這也正是這段歷史還需要繼續追查的地方。
六、戰爭結束了,人生卻沒有回到原來的樣子
一江山戰役是一場短短兩天多的戰鬥。
對於陣亡的官兵而言,生命停留在1955年1月。
對於被俘的官兵而言,戰爭卻以另一種形式延續。
有人被送往煤礦,有人在異鄉工作,有人等待多年才有機會申請返台,也有人可能直到生命結束,都沒有再回到故鄉。
而台灣社會對這場戰役的記憶,也從最初的「全體殉國」,逐漸開始面對更複雜、更完整的歷史真相。
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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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会谈崩,多国遗传离场
先问一句: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年怎么就不香了?
550多号人,44国代表,新加坡五星级酒店会场装修得金碧辉煌,名字听着也高级——“亚洲安全峰会”。
可今年这场会开下来,满屋子弥漫的不是火药味,是尴尬味。
有多尴尬?这么说吧,好多国家的代表还没撑到闭幕,就拎着箱子提前走了。不是家里有事,是实在坐不住了。
为什么?因为这场办了二十多年的“亚太防务春晚”,今年彻底被自己人拆了台。
香会最早是英国智库搞的,初衷挺好,给各国防长搭个台子,平等聊聊安全。但近些年早就变了味儿,说白了,它变成了西方围堵中国的一个“舆论拳击场”。
每年剧本都差不多:美国防长先上台,对着中国一顿输出;日、菲、澳等小弟跟着起哄;中国代表上去解释,台下没人听。
一届一届,跟复制粘贴似的。
所以今年中方干脆来了个“技术性调整”——连续第二年没派防长去,只让国防大学的一位少将带着专家团出席。
这个规格,是2007年以来最低的。主办方一看这架势,索性把延续多年的“中国专场”也给取消了。
但谁都没想到,真正让香会崩盘的,不是中国降级,而是美国自己动了手。
美国防长赫格塞思,这人是个对华鹰派,来之前大家以为他会放狠话,结果他上台第一件事不是骂中国,而是——砸香会的场子。
原话怎么说的?他说:“与其搞什么香格里拉对话会,不如多造几艘舰艇、多造几艘潜艇。”
你品,你细品。一个花了数亿美元、维持了二十多年的亚太顶级防务论坛,美国防长当着44国代表的面说它没用。
这不就是当众扇主办方耳光吗?他还补了一刀:“美国资助富裕国家防务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需要的是伙伴,不是受保护国。”
翻译成人话就是:你们这些盟友,别指望我白养你们了,自己掏钱买军舰去。
台下坐着的新加坡、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代表,脸色一个比一个精彩。本来他们是来表忠心、求保护的,结果老大当着全世界的面说“我不玩了”。那一刻,多少人的梦碎了。
那赫格塞思为什么急成这样?很简单——美国扛不住了。
中东跟伊朗杠着,欧洲要盯着俄罗斯,亚太还要压中国。五角大楼预算再高,也经不起三条战线同时烧钱。美军现在就像一个人同时打三份工,累得吐血,只能让小弟们自己多干点活。
所以赫格塞思不是来开会的,他是来“收账”的。
但这下可就苦了日本。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次赴会,本来憋了一肚子坏水,想拉着美国一块在南海、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
结果他刚到会场,发现老大先叛变了——赫格塞思不仅没骂中国,还大谈“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说要向中国确保互信真实存在。
小泉当场就懵了。更惨的还在后头。在分组讨论环节,中国代表团一位少将,当着所有人的面,用一句话就让日方彻底哑火。
原话大致是:“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历史遗毒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空谈防务合作。”
现场安静得能听见针掉地上。小泉的脸红得发紫,会后急忙找赫格塞思求援,想让美国老大帮他说句话。结果赫格塞思在公开演讲中,从头到尾没提日本一个字,连个眼神都没给。
这不是打脸,这是连脸都不要了。
更让小泉绝望的是,日方今年连跟中方高层正式会晤的机会都没捞到。去年好歹还能在吉隆坡坐到一张桌子上,今年门都没有。这意味着什么?中日关系已经冻到了冰点以下。
就在满场迷茫、各国代表面面相觑的时候,一个73岁的老人站了出来,把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捋得清清楚楚。
他叫崔天凯,中国前驻美大使,今年是他第五次来香会。
老人家说话不急不慢,但每一句都像钉子一样扎在要害上。他回国之前,当着媒体的面,抛出了三个问题,不是问给中国人听的,是直接甩给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脸上的。
第一个问题,甩给美国:“你们说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具体措施是什么?别光喊口号,我们不看广告看疗效。”
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是——中国跟美国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你们那套说一套做一套的把戏,我们早就门儿清了。
第二个问题,甩给日本:“你们为什么非要当美国的小弟呢?中国一直讲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你们自认为是小弟,那就是自己把自己贬低了,何必呢?”这话说得狠,但句句在理。日本在亚洲本来可以堂堂正正,偏偏要跪着做人。
第三个问题,甩给欧洲各国:“你们欧洲自己还在打仗,战火都烧到家门口了,却还有那么多国家不远万里派军舰来南海耀武扬威。
荒唐不荒唐?
愚昧不愚昧?”
这话一出,好几个欧洲代表低下了头。
崔天凯这三个问题,没有一句是高声喊出来的,但每一句都像一盆冰水,浇在了那些还在做梦的人头上。
他在回国前,还给所有人留了一句话,特别值得咱们记住。
他说:“有理不在声高。中美与其在场外或者台上歇斯底里地互相攻讦,不如都真正静下来,面对面坐到桌前,用安静的方式持续沟通。但对硬碰硬的挑衅,中国绝不会一直沉默。”
这段话翻译得再直白一点:咱们可以好好谈,但你要是敢动手,我绝不惯着你。
回头看看这届香会,像极了一出荒唐的闹剧。美国想收保护费又不想出力,日本想当狗腿子却被主人一脚踢开,欧洲自己在火坑里还想着来南海点火。而中国呢?从头到尾没吵没闹,该降级降级,该提问提问,该走人走人。
主办方现在估计很头疼——明年的香会还办不办?怎么办?如果继续把它当成一个围堵中国的秀场,那吓跑的就不只是今年的几十个代表,而是整个亚洲对它的信任。
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出戏看明白了吗?看明白了就行——世界变了。美国不再是那个一呼百应的大哥,日本不再是那个能左右逢源的“优等生”,欧洲也不再是那个能高高在上指点江山的贵族。
中国要做的,只有一件事:走自己的路,修自己的桥,造自己的舰,交自己的朋友。谁想好好谈,我们开门欢迎;谁想硬碰硬,我们奉陪到底。
香格里拉那场会冷了不要紧。亚太这片天,还亮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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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崎市政府將台灣代表的座位,安排在使節團區域之外!對此,駐日代表李逸洋表達嚴正抗議並拒絕出席,改由福岡分處處長陳銘俊代表參加!
圖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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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崎# #
李逸洋# #
台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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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被中国制裁非常光荣】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资深议员古屋圭司(Keiji Furuya)本周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早些时候曾在一封私人邮件中形容中国对他的制裁是“ 一项非常光荣的制裁”。
古屋圭司是在东京出席台湾“双十节”庆祝酒会透露的以上信息,而高市的这封邮件是在北京于今年3月宣布对古屋实施制裁后发来的。
据日本媒体报道,该活动是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主办,日本众参两院共有188名国会议员出席。
在去年11月高市早苗在国会有关“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言论发表之后,日中关系持续趋冷。《朝日新闻》指出,在此背景下,古屋圭司这番言论有可能进一步引发中方反弹。
古屋圭司于今年3月受到中国制裁,包括冻结其在中国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其入境中国。北京指责他多次访问台湾,并与所谓“台独势力”接触,干涉中国内政。
他谈及制裁时表示:“我在中国连1日元资产都没有,也没有访问中国的计划,因此完全不会受到影响。”
古屋圭司是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资深众议员,早年间与已故首相安倍晋三是校友。他也是日本政坛最具影响力的“知台派”人物之一,担任“日台议员恳谈会”会长,多次访问台湾并支持扩大日台合作。
根据古屋圭司的公开政治言论,这位保守派政治人物长期对“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叙事持怀疑态度,并主张日本政府应反驳国际社会关于“强制征用慰安妇”的说法。
自去年11月双边关系紧张之后,北京逐步加强对日本的政治与经济施压,不仅建议中国公民避免赴日旅游,还收紧了军民两用商品的出口管制。
9月下旬,日本前外相岩屋毅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携企业代表团访问北京。他先后会见了中国外长王毅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并在公开发言中对涉台言论表示担忧,呼吁消除隔阂。
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即将于11月在中国举行,高市早苗是否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席间会晤成为关注焦点。
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记者会上提及高市早苗时,使用其全名而未冠以首相头衔,引发日本方面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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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兰驻台最高外交官6月12日在出席新办事处揭幕仪式时表示,索马里兰有权自主选择对外关系,而来自北京和索马里的施压手段未能改变其与台北的友好关系。
索马里兰位于非洲之角,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1991年索马里陷入内战,索马里兰宣布脱离该国独立。自此之后索马里兰一直享有事实上的自治,并保持着相对的和平与稳定。
索马里兰与台湾于2020年互设代表处。
索马里兰驻台代表马哈茂德·亚当·贾马·加拉尔(Mahmoud Adam Jama Galaal)在新代表处揭幕仪式上对记者表示,台湾是索马里兰“非常重要的盟友”。
当被问及北京和摩加迪沙要求索马里兰切断这些关系时,加拉尔表示,索马里兰的主要政党在不屈服于政治压力这一点上立场一致。
他说:“我们有权选择与谁建立关系。这是我们的自主权利,因此那些施压手段并未奏效。”他补充称其政府近期未与中国进行任何沟通。
索马里兰尚未获得国际认可
直到去年年底,索马里兰一直未获得任何国家的承认。但在12月,以色列承认索马里兰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索马里称此举是对其主权的“蓄意攻击”。
中国同样反对这一举动,而台湾则表示欢迎。
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中在办事处揭幕仪式上致辞时表示,过去6年来,双方的合作已扩展至广泛领域。
他说:“台湾和索马里兰都是民主、自由与法治的灯塔。”他说,近年来,台湾在非洲的外交空间几乎被中国挤压殆尽,目前仅剩斯威士兰与台湾保持全面外交关系。
台湾方面表示,其有权与其他国家开展交往,且北京方面既无任何法律依据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也无权在国际舞台上代表台湾。
(消息来源: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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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台日双重国籍的台湾 “印太战略智库” 执行长矢板明夫周一(6日)在台湾遭到一名中国籍男子袭击,引发台日双方关注。台湾外交部及陆委会认为,这是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首起跨境镇压案件,日台交流协会也发布声明回应。
矢板明夫表示,事发当日他受邀于台中演讲,讲座结束后在旅馆遭到一名男子挥拳攻击, “嘴唇因撞击而裂伤,当场流了不少血,现在已经逐渐愈合。不过门牙仍有些松动,吃东西时还会疼痛。” 根据台媒中央社,警方表示,犯嫌尚未吐露动机。检警当日在台中机场逮捕施暴的33岁廖姓中国籍人士;犯案嫌疑人持香港护照来台,被捕时已换装准备飞往韩国釜山。
矢板明夫声明指出,犯嫌在旅馆咖啡厅等候将近两天,事后迅速换装、购买机票, “显示此案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有备而来。” 他认为案件可能与中国《民族团结法》及对台言论自由的政治性打压或有关联,值得有关单位深入调查。
针对此事,台湾陆委会表示, “高度怀疑境外势力利用香港人来台便利的特性,以『打带跑』的模式,犯案后迅速离境。” 台湾外交部也发表声明谴责, “中国政府藉由 ‘跨国镇压’ 的蛮横手段,对我国及他国人民进行恐吓、骚扰或干预⋯⋯严重逾越法治底线的行为,绝对不应容许。”
日本政府驻台窗口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台北事务所代表片山和之对此表示: “针对言论之暴力绝对不被允许。”
矢板明夫表示: “面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与威吓,我不会退缩,也不会屈服。我将以理性与坚定的态度,继续为台湾的自由、民主发声,并一如既往推动台日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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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新关闭“台北经济办事处”
北京:“高度赞赏” 台北:“无预警”“不接受”
在7月16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剑针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简称“巴新”)政府据报道7月15日宣布关闭驻巴新的“台北经济办事处”一事回应称,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林剑还称,“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公开资料显示,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与中华民国仅在1999年曾有17天正式外交关系,随后断交,重新承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关系。不过在很长时间里,在台北以及巴新首都莫尔斯比港,台湾和巴新互设具有大使馆功能的代表处。
2023年,巴新“驻台商务代表处”关闭,当时给出的理由是“经济因素”。台湾驻莫尔斯比港的“台北经济办事处”当时未受影响。
针对巴新关闭“台北经济办事处”,台北也于16日作出回应。台湾外交部称,巴新方面在做出该决定前,未与台湾方面协商,而是“无预警发布声明,宣称将‘立即关闭我驻巴新代表处并停止运作’”,台湾外交部对此提出严正抗议。
台湾外交部还表示:“我方不接受巴新政府片面宣布的决定。我驻巴新代表处将持续维持正常运作,并依相关规范维护我国权益及提供国人必要服务。”台湾外交部也表示,已与理念相近国家联系以争取国际社会关注及支持。
巴布亚新几内亚位于连接美国和盟国澳大利亚的重要海上通道和国际海底电缆附近,自然资源丰富。过去十多年里,中国向包括巴新在内的太平洋岛国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中国长期通过政治、经济与外交手段,试图向他国施压,切断与台湾的官方、民间及经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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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撤展后,不到24小时,韩国外交部紧急灭火
最近,韩国做了一件事,直接惹怒了中方。事情的经过很简单。第16届光州双年展在9月5日正式开幕,展期两个月,这是韩国最重要的国际艺术展会,也是一场文化盛会,汇聚了全球数百位艺术家参展。而整件事的导火索,就是一个展区的名称。
8月初在展会筹备阶段,主办方将台湾参展馆标注为“国立台湾美术馆”,以参展机构的名义登记。这个名字符合一中原则下多边活动的惯例,没什么不对的。但台当局不干了,他们通过政治施压等方式向主办方提出抗议,要求使用所谓“台湾馆”的称谓。这明显是妄图借用国际展会,包装出“独立馆”的政治地位,沿用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那套谋“独”操作。
到了8月下旬,主办方妥协了,光州双年展财团把全部的官方物料、现场标识改回了“台湾馆”。这一改动,严重触碰了一中原则红线。
从8月底到9月2日,中国驻韩国大使馆、驻光州总领馆多次与光州地方政府、双年展财团进行交涉。中方明确表达立场:支持双年展顺利举办,但台湾地区参与多边活动,必须严格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必须使用符合其地区身份的称谓。
中方不但清晰地表达了立场,还给韩方预留了纠错窗口,但主办方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文化展览不属于政治事件,中方大概率会息事宁人,坚持维持错误标识,拒不整改。
直到9月3日,距离开展仅剩48小时,中方沟通彻底失效,中国驻韩大使馆公开发表谈话,痛斥主办方犯下“严重涉台错误”,指出该行为直接破坏中韩关系政治基础。话音刚落,中方参展团队正式宣布集体撤展,叫停全部布展搭建工作,以实际行动表达抗议。
韩国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在中国撤展后不到24小时,韩国外交部紧急灭火,重申韩方尊重一个中国立场不变,声称本次事件属于地方展会机构行为,与中央政府立场无关,希望这件事就此揭过,不要冲击中韩双边交流合作。
戎评认为,李在明政府这份表态看似服软了,但骨子里却充斥着逃避责任的小心思,至少暴露了首尔的三种心态。
第一,害怕中韩关系倒退,丢失经济利益。中韩经贸关系盘根错节,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2025至2026年,中韩贸易总额维持在3000亿美元级别。李在明政府上台之后,好不容易推动中韩关系走出尹锡悦时期的低谷,不希望一场文化事件把外交成果付诸东流,因此第一时间出来降温灭火,避免事态升级。
第二,刻意把责任切割,回避问题关键,同时安抚国内的保守派。光州广域市政府是展会的主管单位,双年展财团受地方政府财政拨款管理,并不是一个脱离官方的民间机构。李在明政府的一句“与我方立场无关”,是想混淆视听,拒绝向主办方追责。
因为一旦他严惩地方机构,韩国国内保守阵营就会攻击李在明“对华软弱”,在选举舆论上给他制造麻烦。他既不想得罪中国,又不想被国内对手抓住把柄,于是选择“口头表态,不做纠错问责”的和稀泥模式。
第三,战略上依旧保留模糊空间,没有彻底站到一中原则的立场上。值得警惕的是,韩方对外表述使用的是“一中政策”,而非中韩建交公报白纸黑字的“一个中国原则”。这是美西方阵营的惯用话术,暗藏了很多模糊空间。韩国政府的小心思已经摆上台面了,那就是嘴上承认大方向,但默许地方机构、民间平台在实际操作中不断打擦边球,把问题推给“地方自主”“民间艺术自由”,给自己留下周旋的余地。
简单来说,李在明政府不想把中韩关系搞僵,但也不想彻底堵住国内打“台湾牌”的口子,追求的是大事化小,而不是拨乱反正。
韩国这套外交模式不是第一天形成的,它来自韩国的生存困境。它在安全上离不开美国同盟,经济上绕不开中国市场,夹在中美博弈之间,它的最优解就是尽可能避免二选一,把单选题做成多选题。
至于梭哈到一个方向,李在明的上一任有过尝试。尹锡悦时期曾彻底抛弃传统的“安美经中”模式,全面倒向美国阵营,推动对华供应链脱钩,结果是中韩关系恶化,韩国对华出口遭遇重创,国内经济承压,最终锒铛入狱。
因此,李在明上台之后,推出了改良版的实用主义外交。
安全上以韩美同盟优先,不会推翻驻韩美军框架,在半导体、供应链等领域依旧要回应美国的诉求,不会彻底和美国撕破脸。这是韩国的安全底盘。
但在经济层面,积极修复对华关系,把中国视作不可替代的巨大市场和产业链伙伴,积极推动高层交往,修复经贸、文旅、文化交流。比如李在明把2026年定为“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元年”,希望从对华合作当中获取经济红利。
这种做法在国际社会太普遍了,过去的日本,现在的越南、巴基斯坦等第三世界国家都是这种玩法。但这套平衡外交有一个致命短板:中国的核心利益不能拿来做交易筹码。一旦玩偏了,等待他们的就是严重后果,比如现在的高市早苗和韩国的尹锡悦。
但这件事的关键不在韩国的行为,中国最不想看到的是一个趋势。
8月31日,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于帕劳举行。帕劳作为台湾所谓“邦交国”,打破多年形成的论坛惯例,安排台方人员进入领导人峰会主会场,出席官方开幕式。对此,中方特使发现后,果断率团离场抗议。
回望过去数年,这样的事太多了。在海外艺术展、学术会议、体育赛事当中,民进党当局不断钻空子,借民间文化交流偷换身份称谓,制造“两个中国”的舆论。这说明文化交流看似是民间活动,却已经成为“台独”势力搞外交突围的主战场。
对中国来说,撤展是最硬核的抗议方式,但代价同样不小,这意味着我方的策展和艺术家几个月的心血和筹备付诸东流。
在未来,想要避免同类事件反复上演,不能仅仅依靠对方的口头承诺,必须设置清晰可见的红线。对于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展会,在参展协议层面,就应该把一中原则的相关要求写进合作条款,设置违约后果。不要等到板子已经挂出来,再被迫用撤展这种代价高昂的方式维权。
在双边关系领域,中国应该明确,经贸红利、文化交流红利建立在尊重一中原则的基础之上。如果有国家放任国内势力持续为“台独”提供舞台,那么在双边关系和经贸文化凤领域,就必须付出立竿见影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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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唐山地震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病重,工作人员把他从住处抬了出来,他似乎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一月周恩来去世,四月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被撤了职,华国锋当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全国正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天中共中央给灾区发慰问电,电报说,相信灾区人民"一定会在省、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和部队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号召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和解放军"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团结起来,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第二天《人民日报》登出第一篇地震新闻,标题是《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灾情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死亡人数三年以后才公布,二十四万二千多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
地震的消息,外国政府当天就得到了。七月二十八日,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盖茨向华盛顿报告,在中国的美国人都安然无恙,他已原则上表示愿意提供中国人希望得到的任何援助。白宫新闻处同一天给记者准备的答问稿写着,国务院正在给盖茨拟指示,让他向中方提出,美国愿意提供中方认为合适的任何援助。七月二十九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从日内瓦给华国锋总理发电报,说联合国准备帮助灾区人民克服这场自然灾害。同一天,英国下院开会,前首相希思提出紧急质询,问政府是不是准备向中国提供医疗物资和设备。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回答,政府愿意尽一切可能帮助,驻北京大使馆头一天已奉命去问中国当局需要什么援助,比如紧急物资和医药用品。议员丘吉尔,就是二战首相丘吉尔的孙子,建议派一架大力神运输机送医疗队和药品过去,还可以派一支皇家工兵部队去帮助恢复供水。克罗斯兰说这些建议都可以考虑,但要先等中国政府的答复,他还说,过去发生这类灾害的时候,中国政府的态度一向是非常自足的,不希望西方大张旗鼓地提供援助。
七月三十日,日本外相宫泽喜一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对中国大地震,日本将采取迅速发出救灾物资的方针,内阁通过了。外务省当天动手准备药品、衣物、帐篷,宫泽指示驻华大使小川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俟中国方面作好接受的准备,就将发送。以色列总理拉宾地震后也给华国锋发了慰问电,电报里提出愿意提供医疗和其他援助。
也是七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答复了日本大使馆。日本共同社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对日本大使馆说,中国谢绝外国因华北东部地震而提供的任何援助;外交部告诉日本大使,中国不接受外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援助,中国人民正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震救灾,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精神克服困难。拉宾的电报在八月初被退回,附了一张便条,说北京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不能接受这份电报。八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说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和救灾物资源源运往灾区,"体现了我国人民自力更生的伟大力量和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说明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把这篇社论散发给各国代表,以此谢绝了瓦尔德海姆提出的援助。八月十八日,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在华盛顿见基辛格。基辛格说,美国已经对地震表示过同情,对中国自力更生的处理办法也表示过赞同,在今天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态度。黄镇答,地震很严重,但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有人民的支持,我们已经学会了克服大的困难。
地震当天,唐山机场卫生队的军医邵俊兰、汪雅莲把战备药箱全搬了出来,给伤员清创、固定、打强心针,急救药很快就紧张了,伤员越来越多,机场的各个角落都躺着人。开始手头还有强心针和绷带,后来只剩下红汞和四环素。有个八九岁的男孩哭着喊:"阿姨!快救救我的哥哥吧,我的爸妈全没了,只有我哥了,你们救救他吧……"他旁边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满口吐血,胸前一片殷红,一看就是内脏砸坏了,正在内出血。军医后来回忆:"可我们别说没有手术设备,就连止血药也已用完。孩子休克了,没法子,急慌了,给他掐'人中'。明明知道不管用,还是拚命地掐呀、掐呀,直到孩子的脑袋耷拉下来,身体越来越凉……"对尿闭的伤员没有导尿管,对骨折的人没有夹板,清创没有麻药。一个七岁的孩子头皮掀开一大块,里面全是沙子,只能用盐水冲、用刷子刷。当天晚上,解放军总医院的外科医生在机场搭起三个手术台,机场连自来水都没有,护士用煮沸的游泳池水消毒器械,医生在汽灯下开颅剖腹,没有血浆,伤员一个个在手术台上死去。手术帐篷外面有一个土坑,里面堆满截下来的胳膊和大腿。就在这几天,英国大使馆奉命去问中国需要什么援助,日本外务省在准备药品、衣物和帐篷,丘吉尔建议的医疗队、药品和工兵,英国政府说要先等中国政府的答复。
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刘贞找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说:"伤员得向外转送!这样做手术,几个月也做不完!"七月三十日,国务院决定把唐山伤员向全国十一个省市转运,到八月二十五日,一共运出去十万零二百六十三人。救人的部队是赤手空拳进去的,没有带大型机械,用小锯条一根一根锯钢筋,把预制板一小块一小块分解开。到八月七日以后,救灾部队才陆续配发吊车、电锯、凿岩机、电焊切割机。埋尸体的士兵在最初几天没有任何防护,八月一日以后才开始运到防护用品。
一九七〇年一月五日云南通海七点八级地震,死了一万五千多人。几个国家通过外交渠道表示愿意援助,周恩来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需要。我们要自力更生重建家园,这是毛主席的思想。"一月九日,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按周恩来"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的批示,打电话要求灾区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公粮照样上缴。全国各地送到灾区的,是十几万册《毛主席语录》、几十万枚毛泽东像章和十几万封慰问信。灾民在无粮、无水、无药、无衣的寒冬里大批死去,军队和军车把尸体运到山沟里掩埋。通海地震的死亡数字到二〇〇〇年三十周年纪念会上才公布。一九七五年八月河南板桥等水库垮坝,洪水淹死十万人,水退以后政府见死不救,又有十四万人死在无粮、无水、无药、无处安身的绝境中。这两次灾难,当局都封锁了消息。
一九七六年夏天,毛泽东病重,中共政治局正忙着一场权力斗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抓着批邓不放,邓小平的罪状之一是搞经济规划引进太多外国技术,不讲自力更生。拒绝外援的决定是这个政治局作出的,对外由外交部七月三十日答复日本大使馆,对联合国由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社论,对灾区由率领中央慰问团的中央领导人在帐篷里讲出来,理由都是一个:自力更生。抗震救灾一开始就被放进批邓这场运动。七月二十八日的慰问电已经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邓。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深入批邓 抗震救灾》说:"解放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暂时的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社论接着说:"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我们要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八月号《红旗》杂志短评《人定胜天》写道,地震造成了困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灾害及其所造成的困难和一切'乱子'一样,具有二重性"。九月一日,华国锋在北京的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上讲话,会场的巨幅标语是"深入批邓,夺取抗震救灾的新胜利!"第二天的社论要求"批判邓小平鼓吹的洋奴哲学,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历史学者雷颐后来把那年的救灾纲领归纳成一句话:"以批邓促抗震""不能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要以"抗震救灾"来证明自力更生。按这个纲领,救灾要证明的是自力更生能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谢绝外援的那几天,华国锋还处理了外交部的另一件事,讲的也是国家尊严。七月三十日,北京传来还要有一次更大余震的消息,外交部长乔冠华安排各国使馆人员疏散,余震没有来,第二天华国锋打电话斥责外交部擅自行动,说这是惊慌失措,没有纪律,损害了国家尊严。两天以后外交部开始天天批判乔冠华的"严重错误"。同一天,中央慰问团的三个分团到了唐山、天津、北京,华国锋当总团长,八月初到唐山,去了开滦煤矿和唐山钢铁公司。
接受外援,外国的医疗队和救援人员就可能进灾区,死了多少人、灾区是什么样子,他们会看见,也会说出去,而这些正是当局要瞒的。地震后的几个星期里,中国报纸没有公布过一个伤亡数字,唐山的日本、法国、丹麦游客说那里被夷为平地,《纽约时报》八月二十一日写道,北京到底为什么不愿让民众知晓灾难的真实程度,是一个谜。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公室一九七七年五月的报告里,唐山地震那一段记的是:中国没有提出国际援助的请求,也没有给出官方的伤亡数字。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全国地震会商会议在大连开会,最后一天向到会专家通报了唐山的死亡人数。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写了一条稿子,送大会秘书长审。秘书长问他:"稿件一定要今天发吗?"徐学江说一定要今天发,又补了一句,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不是人为的,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秘书长签了字。
迟浩田那时是北京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成员。多年以后他对钱钢讲起"拒援"这件事:"那是我们的失策啊。"又说:"但那时我们谁意识到了呢?当时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在我们的帐篷里,他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我们当时听了很激动,鼓掌,流泪,也跟着那么喊。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干了大蠢事!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灾害,我们每年不也都向受灾国家提供那么多的援助么!"
——钱钢《唐山大地震》(特别增订本),中华书局(香港),2008年,第66—68、72—75、83、173、186—190页
——《人民日报》1976年7月29日第1版(中共中央慰问电);8月2日第1版社论《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8月5日第1版(中央慰问团报道);8月11日第1版社论《深入批邓 抗震救灾》;9月2日第1、2版;1979年11月23日第4版
——英国下院议事录,1976年7月29日,"China (Earthquake)",vol. 916, cc. 873–875
——白宫新闻秘书尼森档案,"Chinese Earthquake",1976年7月28日,福特总统图书馆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9—1976年第18卷,第152号文件,基辛格与黄镇谈话备忘录,1976年8月18日
——犹太电讯社,"Peking Rejects Israeli Offer to Aid Chinese Earthquake Victims",1976年8月6日
——联合国秘书长报告 A/32/64,1977年5月12日,第33段
——雷颐《文革的三次地震与汶川之震》,《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第7—8页(《红旗》短评、救灾纲领、迟浩田回忆转引)
——徐学江《"迟到新闻":唐山地震死亡人数的报道背后》,新华网,2006年7月28日
——包德甫《唐山大地震之后,中国为何拒绝接受国际援助》,《纽约时报》1976年8月21日(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译文)
——Frederick C. Teiwes,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M.E. Sharpe, 2007, pp. 521–522(乔冠华事件、毛泽东震时状况)
——1970年通海地震周恩来批示及云南省革委会电话指示,据通海地震相关研究转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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