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中国人都在课本、小人书和电影里见过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的水牢:地主把交不起租的农民关进污水里,水里泡着人骨,牢里有带铁刺的笼子。陈列馆的解说词说:“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又说:“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一九八八年四月,四川省文化厅一纸批文下来,这间地下室摘掉了“水牢”的牌子,改挂“鸦片烟室”,官方承认水牢是编造的。
刘文彩一八八七年生在大邑县安仁镇。他的弟弟刘文辉是四川的大军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刘文辉驻防宜宾,刘文彩替他总管税收,鸦片、军火这些最赚钱的买卖几乎都攥在他手里,家财大多是那时攒下的。一九三三年,刘文辉和侄子刘湘争夺四川,打了一场“二刘大战”,刘文辉战败,退到川西的西康,刘文彩也回了安仁老家。
回乡以后,他把大笔钱花在家乡。成都到大邑的公路、万成堰水利工程、地方上的电厂,都是他出钱修的。一九四二年,他个人拿出两亿五千万元和三千亩田产,办起文彩中学,花重金请好教员,成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中学,还常给家境贫寒的学生减免学费。他还立下规矩,校产归学校,刘家子孙不得占有。他因为兴学,两次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行政院的嘉奖。
安仁的老佃户记得的是另一些事。佃户唐学成对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说,有一年天旱,家里的牛又被土匪抢了,交不起租,父亲被收租的管事带去见刘文彩,跪下求情。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交明年的;临走又问了一句,被抢的是什么牛。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人牵到他家。老佃户李福清九十岁时说起去交租:“高兴得很,那里摆了十几张桌子,交了就去吃饭,随便吃饱。”当地人叫刘文彩“刘大善人”。一九四九年十月,刘文彩因肺病去世。
一九五一年,大邑县搞土地改革。土改的做法,是由工作队发动贫苦农民上台诉苦,控诉地主,再斗地主、分田产;在大邑,工作队要农民控诉的是大地主刘文彩一家。
刘文彩已经死了,挨斗的是他在成都的家人。刘小飞那时五岁。他后来对采访的人说,祖母、也就是刘文彩的妻子被抓走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几个背枪的民兵把他父亲和小姑姑从床上抓走,带去看祖母受刑。祖母被反吊在梁上,“他们在一旁查看我爸爸和姑姑的表情,看他们是否流露出不满、悲痛”。祖母被打成内伤,土改结束后不久就死了,不到五十岁。土改快结束时,小姑姑的保姆专门从乡下赶来,进门几乎要给小姑姑跪下:“对不起呀,三小姐,是上面工作组逼我说的呀。你们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忘恩负义?”
一九五一年大邑乡下的一次会上,发言的人里有一个农妇。她娘家姓吴,一九一一年生在彭山县一户穷人家,八岁被卖给地主当丫头,十岁半受不了虐待,逃出去讨饭,十三岁找到在新津当长工的父亲,后来嫁到大邑冷家。她家佃的是地主刘伯华的田,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侄儿。这场土改里她当选农会分会的妇女委员,土改工作队给她取名冷月英。她在会上说:
“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她说的是刘伯华,是“刘家”,没有说刘文彩。最早报道她的一个人,三十年后对来访的人说,她当时讲的是欠了刘家的账,被蒙上眼睛关起来,“下面还有水淹到脚肚子,因此我按她讲的做了报道”。
一九五四年一月,大邑县文化馆办“农业合作化”展览,用模型和图片对比解放前后的日子,冷月英被关“水牢”选作展区的重点。据后来的记述,具体筹办展览的人“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主管部门认可了。展览的总结报告说,讲到冷月英坐水牢,“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一九五八年,阶级斗争的调子升高,四川决定把刘文彩树成恶霸地主的典型,把他的庄园办成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的坟被掘开,遗骨被随意丢弃,下落不明。庄园老公馆西侧有一间地下室,一九四五年秋天才修,原本空着。陈列馆照搬一九五四年的模型,往地下室里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做了血水、血手印,挂上“水牢”的牌子。为了回答“为什么只有冷月英一个人见过水牢”,主管部门在解说词里特意写明:修水牢的工人全被杀了,冷月英是唯一活着出来的人。
冷月英也从劳动模范变成了“阶级斗争活教材”。她识字不多,讲稿是主管部门给她的,她背得滚瓜烂熟。稿子里的故事也改了,她作忆苦思甜报告时念的是:“因欠刘家地主五斗租谷,被地主狗腿子抓去,眼睛蒙上黑布,丢进大恶霸刘文彩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大饥荒那几年,刘少奇主持救灾、恢复经济,一九六〇年还定下政策,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可以改变成份、摘掉帽子。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借此清算刘少奇的纠错。给地主摘帽的政策随之废除,地主、富农又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子。第二年起,全国搞“阶级教育”,目的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各省、市、地、县普遍办阶级斗争展览,让人忆苦思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四川省按中央的要求拨出巨款,重新装修刘文彩庄园,专门宣传地主欺压农民,大邑这里成了其中最典型的一处。水牢和冷月英被写成报告文学,编成戏、画成连环画,后来写进了中小学课本。
一九六四年陈列馆改馆。改馆前,大邑县委宣传部长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改完以后,温江地委宣传部长批了一句:“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同年,冷月英从蔬菜农场场长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办了“农转非”,从农民变成国家干部,大部分时间用来外出开会、作报告。
一九六五年,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在庄园的收租院里塑了一百多个真人大小的泥像,叫《收租院》,塑的是刘文彩和狗腿子逼租。他们下乡“访贫问苦”,找到刘文彩家的老长工谷能山,想让他出来控诉。谷能山说他在刘家吃得很好,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吃。做了许多工作以后,他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很快,民兵把他抓走关了起来。后来《收租院》里有一尊替刘家收租的帮凶,就是照他的样子塑的。这年年底,《收租院》的复制品运到北京展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它能“激发人民的阶级仇恨”。
一九六七年元旦,四川美术学院的红卫兵整理过一份冷月英的讲稿。这一稿里,年份成了一九三七年,田成了刘文彩的,水从脚肚子涨到齐腰,“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着一个人的脑壳”,最后刘文彩亲自来提审,“先问我愿死愿活”。
文革那些年,冷月英常坐专车去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作报告。她面前总摆着一个印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先喝口水,再从黑色手提袋里取出一份一万一千字的讲稿,边讲边哭,台下也跟着哭。后来她年过六十,有心脏病,讲一场要歇两三天,县革委会只好规定,请她作报告要先经批准。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七年以前她讲了近千场,听众上百万人次。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上中学时,政治老师把他叫进办公室,给他看《四川日报》上一篇讲他爷爷“罪行”的文章,最后一个小标题是“小蒋介石”,告诉他下午政治课要学这篇,要他有思想准备。一九七六年,庄园又把四间放瓷器的房子布置成“行刑室”,泥塑的农民坐老虎凳、被吊打。刘小飞说:“那间刑室和那些折磨人的手法,倒是运用在了我们刘家人的身上。”他的一个堂兄逃到新疆库尔勒,当地村民被宣传里刘文彩迫害农民的罪恶激怒,把他活活勒死,又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砍死。
文革结束后,陈列馆从一九八一年起访了七十多个知情人。刘文彩的一个老朋友说,地下室那个位置原先是一间堆鸦片的平房,叫红仓,一九四五年失火烧了,刘文彩才在原地修了地下室;冷月英说的一九四三年、一九三七年,这间地下室都还不存在。一个在刘家帮过工的人说:“我知道没有。后来有人说关过,哪有那事?……那次不知是哪里来人访问我时,我照实说了,后来有人……说你就说关过人算了,顺水推舟嘛。”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报告还写明,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而是刘文彩的侄儿刘伯华的佃户”。
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陈列馆的人到唐场找冷月英。问她坐水牢时多大,她说:“我记不得了。”问她是不是一拖进去就被甩进铁笼,她说记不起了,又说:“县革委会指示,叫我不要随便说……除非有组织部的介绍信和革委会开的证明才说。”后来有记者找到她,追着问,她脱口而出:
“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调查在一九八二年基本结束。陈列馆请求撤掉水牢的报告送上去,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提醒馆长,水牢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批复拖了六年。冷月英一九八一年退休,一九八四年去世,七十三岁。
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批文下来。当时的副馆长后来说:“我和安馆长带人把‘水牢’牌摘了,骷髅画擦了,木制‘铁笼’搬了,可惜没有保存嘛,只保留了‘水牢’牌。‘水牢’墙上的血手印,颜料粘的,擦了。”
这位副馆长后来当了馆长,前后又撤掉一些:“行刑室”关了;一组叫“圈地霸产”的泥塑,他说“不符合事实嘛,就撤去了”;刘文彩打人的扁担、杀人的文明棍、脚镣手铐几块展板,他说“杜撰的嘛,也撤了”。其余还没来得及核实的展品基本没动,比如那张据说是刘文彩睡过的龙床。二〇一六年,刘小飞站在庄园里一间挂着“刘文彩住房”牌子的屋里,指着一张几乎和房间一样大的鎏金雕龙床,对围上来的游客说:“这个‘龙床’根本不是我们家的。以前解说词说这是刘文彩花了三万斤大米做的。其实那都是60年代,正是老百姓最饿的时候,庄园找人打造的!”
一位女游客低声对同伴说:“你看他这讲的都和标牌上讲的是两码事啊。”
——笑蜀《刘文彩真相》第三章《“水牢”传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据新唐人2010年1月12日连载本;解说词、1954年展览记述与总结、1958年布置、讲稿、1967年整理稿、1981—1982年调查报告与访谈、冷月英问答均据该书转引;冷月英生平据该书转引《大邑县志·名人》)
——王永华《大地主刘文彩:集体记忆的重构》,《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第43—44页(文彩中学出资与嘉奖,转述笑蜀《大地主刘文彩》;1964年两条批示,转引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
——高华《历史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6—557页(1963年阶级教育与阶级斗争展览)
——谭松《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397—399页(刘小飞口述:祖母、保姆);黄微《独家对话刘文彩嫡孙刘小飞》,新唐人2017年3月5日(中学政治课)
——刘小飞《〈收租院〉真相》,新唐人2013年2月26日(唐学成、李福清、谷能山)
——Vanessa Piao《为祖父正名:大地主刘文彩之孙的孤军奋战》,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8月11日(刘文彩生平、宜宾管税、1958年树典型与掘坟、堂兄一家、龙床);吴宏远口述《我见证刘文彩地主庄园变迁》,凤凰网2013年9月28日;《人民日报》1965年12月26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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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那几年,几乎人手一本的《毛主席语录》,翻开扉页,是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当年向林彪约这幅字的《解放军报》记者韦梅雅回忆:“后来有人说,林彪的题词是从雷锋那儿‘偷’去的。实事求是地说,是我们请他‘偷’的。”
这四句话最早写在一九六〇年的一份军队文件里,那正是毛泽东最难的时候。他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各地饿死人,有的地方出了人吃人的事。地方官员纷纷呼吁召开中央全会,间接要求领袖换人。前一年的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批评大跃进,被毛泽东撤了职,军队交给了林彪。毛泽东嘱咐林彪,要解决军队忠于谁的问题。
一九六〇年秋天,林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份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毛泽东让人组织班子修改,自己也在草案上动了笔。决议号召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随后让总政治部在全军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要各军区树自己的标兵。
沈阳军区挑中的,是驻抚顺的一个汽车兵,雷锋。他十九岁,湖南望城人,七岁成了孤儿,这年一月刚入伍。他从小要强,当过全县第一个拖拉机手,还写过小说和诗。八月辽阳发大水,他给中共辽阳市委寄去一百元,信的末尾写:“最后请市委对我多多培养,使我不断前进。”
这一年,雷锋所在的工程兵部队为他订了一个“报大典型”的计划:把这个新兵做成“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树起来往上报,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杜平批准了。部队专门组了写作班子,替他写学习心得、讲稿、日记和苦难家史,还派了摄影员跟拍。十一月,军区《前进报》写他的通讯送审,题目原叫《党的好后生》,杜平改成了《毛主席的好战士》。
十一月二十一日,雷锋见了工程兵部队的首长,听政委传达了那份军委决议的精神,回来在日记里写:“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忠实于毛主席……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十二月一日,《前进报》选登了十五篇雷锋日记,选稿的是报社编辑董祖修。董祖修后来回忆,他在连里翻雷锋的笔记本时,一张小纸条飘了下来,上面写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几句不在日记里,董祖修很喜欢,就把它接在雷锋一篇日记后面,中间替雷锋添了一句“我要牢牢记住这段名言”。报社讨论后认为,它不违背雷锋平时的为人,就当作雷锋日记登了出来。后来这几句在六七十年代广泛传颂。
《解放军报》转载了这些日记,毛泽东在报上读到了。一个普通士兵在日记里写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十分赞赏。林彪随即决定,把雷锋从沈阳军区的典型升为全军学习的榜样。此后半年,雷锋在部队和地方作了四十多场报告,人基本不在连队。
一九六二年一月,饥荒还没过去,中共中央召集七千名干部开会检讨大跃进。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会上讲,湖南农民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矛头指向大跃进。林彪上台替毛泽东说话:“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泽东带头鼓掌。会后他退居二线,日常工作交给刘少奇,刘少奇的声望升了起来。
七月,刘少奇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毛泽东答:“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三面红旗,是他定下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分地,指的是一些地方让农民包产到户。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拍板,把军队里的学雷锋推向全国。全国要学的,就是林彪决议里那四句: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场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运动,压的是刘少奇上升的声望。
八月十五日,雷锋在营房边被一根弹回的木杆打中太阳穴,死了,二十一岁。九月,《人民日报》记者问他生前所在连队的干部要不要宣传他,干部说:“出了恶性事故。检查还检查不过来呢,还宣传什么。”沈阳军区政治部却组成“雷锋日记再整理工作组”,把日记又加工了一遍。
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全国各报在头版头条登出毛泽东亲笔写的七个字:向雷锋同志学习。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的题词也登了出来。
毛泽东题词登报的同一天,总参谋长罗瑞卿在《人民日报》上告诉全国学雷锋学什么。他说全军几年来“坚决执行了林彪元帅的指示”,雷锋最值得学的一条,就是:“他反反复复地读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话,时时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美国记者斯诺问起文革开头时的刘少奇,毛泽东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阿陀《雷锋与文革》,《黑夜豆灯》上卷第254—265页(韦梅雅语、1960年军委决议、雷锋1960年11月21日日记转引自此);舒云《是否宣传雷锋曾有一场争议》,《炎黄春秋》1993年第5期;贺照田《如何让历史文献更充分向我们敞开……——从雷锋一则日记的读解说起》,《开放时代》2021年第6期(董祖修回忆转引自此)
——《人民日报》1963年3月5日第1、2版、10月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15册、第16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74页(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雷锋致辽阳市委信
——张峻访谈(央视《社会记录》,2006年3月6日);史宝光口述(新华社,2005年3月7日)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林彪1962年1月29日讲话);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962年7月游泳池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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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5年前的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带领党员领导同志重温入党誓词。日前,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跟着总书记重温入党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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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某天,毛主席偶然发现李讷很受尊敬,士兵看见李讷还会向她行军礼,便问汪东兴她现在是什么职位。汪东兴说李讷在解放军报社当编辑,没有行政级别,可战士们就是认她。毛主席听了没吭声,拿烟的手停了一下,随后把烟点着,吸了一口说:“这不对头。”
李讷的报告第二天就放在了办公桌上。她申请调往最北边的边防连队,从列兵开始。报告末尾只有一句话:“服从组织任何安排,绝不提父亲。”
一星期后,她站在内蒙古某边防连的操场上。连长是个黑瘦的汉子,接过档案看了一眼,“李讷?女同志来我们这儿,吃得消吗?”李讷把背包往上提了提,“报告连长,吃得消。”她被分到炊事班,负责烧火和喂猪。
边境的冬天来得早。十月就下了第一场雪。李讷每天四点起床,先去猪圈清理,然后劈柴生火。斧头把手上很快就磨出了血泡,她用布条缠了缠,继续劈。炊事班长是个老兵,起初不太搭理她,直到有次她一个人把半个月的柴火全劈完码齐。班长递过来一碗热水,“歇会儿。”
连队巡逻路线长,有时赶不回来吃饭,炊事班就得送饭上去。一次突降暴雪,巡逻队被困在十八里坡。班长正要带人送饭,李讷把担子抢过来,“我去,我轻装快。”她背着保温饭盒,在齐膝深的雪里走了两个多小时。找到巡逻队时,饭还冒着热气。带队排长看着她冻红的脸,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来年开春,连队组织挖战备工事。土冻得梆硬,一镐下去只留个白点。李讷的手掌磨出了茧,又磨破了皮。卫生员给她包扎时嘀咕,“女同志干这个太遭罪了。”她没接话,包好手又回去抢镐头。
五月,团里下来考核组。炊事班也要参加战术基础考核。低姿匍匐通过铁丝网时,李讷的速度让考核员抬了两次秒表。结束后,考核组长走到她面前,“哪个连队的?”她报了连队番号。组长看了看她肩上的列兵衔,没再多问。
但消息还是传开了。团里有人认出了她。连长被叫去谈话,回来时眉头拧着。他把李讷叫到连部,“上面问,要不要给你调整岗位?”李讷看着连长,“我在这里妨碍连队工作了吗?”连长摇头,“那倒没有。”“那我就留在这儿。”她说。
夏天,连队奉命协助牧民转场。一次遇到暴雨,羊群惊散。李讷和几个战士追出去十几里,回来时浑身泥水,却找回了大部分羊。牧民老人拉着她的手,说了好多她听不懂的蒙语,最后把一条哈达挂在她脖子上。
年底评功评奖,班里的战士一致推她。名单报到连部,指导员有些犹豫。李讷知道后,主动去找指导员,“把名额给新兵吧,他们更需要。”最后名单上换了人。
第三年秋天,边境局势有些紧张。连队进入一级战备。那天夜里,李讷站凌晨两点的哨。瞭望塔上风大,她握着枪,盯着界碑方向。连长查哨上来,看她站得笔直,忽然问:“后悔过来吗?”李讷转过头,帽檐下的眼睛很亮,“不后悔。”连长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战备解除后不久,调令来了。师里要调她去作训科当参谋。命令宣读那天,全班战士没说话。晚上班里给她凑钱买了罐麦乳精,她推不掉。
临走那天清晨,她背着来时的背包走出宿舍。全班战士已经在门口列队。班长喊“敬礼”,十几只手齐刷刷举起。她回礼,然后说:“解散。”没有人动。她挨个看了看他们的脸,转身朝停在营门口的吉普走去。
车开出很远,她从后视镜里还能看见那群人站在原地,在边境清冷的晨光里,像一排年轻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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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凯教授这次直接掀桌了,他曾直言道:非洲的白嫖时代必须结束!中国的援助不是义务!别再拿国际道义当挡箭牌了,更别把中国的善意当软弱!
2026年5月1日零点,一批24吨的南非鲜苹果排队过关。
按老规矩,进口水果得先交关税,这回却是零关税直接放行。
有人纳闷:钱都不收了,这不是"吃亏"吗?同一时间,一位学者那句"白嫖时代必须结束"又被翻了出来。两件事放一块儿看,还真有点意思。
先说苹果背后的大动作。据新华社报道,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单方面、全覆盖零关税待遇的主要经济体。
这份"礼"可不轻。肯尼亚牛油果、埃及鲜橙、南非葡萄酒,陆续零关税入境,走上了中国百姓的餐桌。
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商更有体会。新华社特稿提到,这家出口企业约90%的咖啡成品销往中国,2025年中国跃升为埃塞咖啡第四大进口国。
注意,这里没有"白送",而是让非洲的货卖得出去、卖得上价。
回头再看高志凯教授的话,味道就不一样了。据多家媒体转述,他针对的是一种论调:把中国的帮助当成理所当然,开口就要免费,稍有不满还要抬出"国际道义"当挡箭牌。
这话听着冲,道理却朴素:援助是情分,不是欠条。朋友上门帮忙是人情,不能反过来被当成"应尽义务",更不能一不合心意就被扣帽子。
中国官方的立场,倒是白纸黑字。中非合作论坛上多次强调,中国主张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欢迎非洲搭乘中国发展快车。
这就是正确义利观的底气。能给,是因为真心;讲规矩,也用不着心虚。大方不等于没脾气,真诚更不等于好说话到没底线。
再看"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差别。新华社评论指出,非洲长期面临"有货难卖"的困境,在国际分工中多处于原材料供应端。
零关税的思路,是推动非洲本土加工业、物流冷链及相关基础设施协同发展,把市场准入的机遇,转化为工业化的内生动力。
说白了,不是天天送汽油,而是帮着修路、建厂、找买家,让非洲自己跑得起来。这也是"白嫖时代结束"的另一层意思:从单向输血,转向双向造血。
更有说服力的是外界反应。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称赞这一举措"重要及时"且"充满兄弟情谊"。
坦桑尼亚媒体人也说,许多非洲产品长期难以进入西方市场,中国是个"可靠的市场欢迎我们"。
非洲朋友心里有杆秤:谁在设关卡,谁在开大门,一目了然。
至于"新殖民"那套老调,也该换换了。把市场敞开的,苹果、咖啡和葡萄酒已经替中国作了回答。
回望历史,这份交情并非一朝一夕。坦赞铁路的故事,中国人和非洲人都记得:当年中国援建者与坦桑尼亚、赞比亚的工人并肩修路,不少中国同志把生命留在了那片土地上。从那时起,中非之间讲的就是平等相待、真诚合作。
时间走到今天,合作的方式在升级。过去更多是修路建楼的援助,如今更看重贸易、产业和人才培养,让项目能运转、岗位能长久、收益能留在当地。
好的国际关系,像一桌好饭:有人出菜,有人出力,有人洗碗,谁也别想只端碗不动筷。
高志凯教授的话说得直,为的是把账算明白。账算明白了,感情才能长久。
中国对非洲的态度,从来不是"施舍者对受助者",而是并肩同行的伙伴。今年恰逢中非建交70周年,这份友谊靠几代人在铁路、医院和农田里,一点点攒出信任。
善意不是软弱,是一种选择;道义不是挡箭牌,是双向的责任。真正的朋友,既肯伸手,也敢说真话。
非洲要的是发展,中国要的是共赢,这两件事并不打架。把规则摆上桌,把市场敞开,把本事教给对方,这才是大国该有的样子。
至于那些盯着"免费午餐"的人,不妨先看看苹果、咖啡和葡萄酒是怎么走进中国的。靠本事换来的订单,比任何施舍都更踏实,也更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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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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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秋天,贺龙和妻子薛明已经在北京西山一处平房院子里关了大半年,除了看守,什么人也见不到。年初送他上山时,周恩来答应过秋天来接他。天凉以后,他天天等。树叶黄了,落光了,没有人来。他对薛明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无能为力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休息室里,把一封告状信递给贺龙。信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写的,告的就是贺龙,林彪转上来的。贺龙看完,问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一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
“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
贺龙那年七十岁,元帅,军委副主席。毛泽东接着说,他对贺龙的评价还是过去那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三天以后,林彪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要大家对贺龙的“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那一年,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军队得由林彪替他压住。头一年冬天,林彪先要拿掉总参谋长罗瑞卿,那是毛泽东自己的爱将,毛泽东照样撤了他。有林彪撑腰,接下来几位老帅都可以一并整肃。
告他的材料一份接一份送上去。有一份说,贺龙枕头底下压着一支进口小手枪;又有人说,这支枪藏在董必武的女儿那里,准备在怀仁堂开会时刺杀毛主席。董必武的女儿从箱子里把枪翻出来交上去,那是一九五七年贺龙拿给孩子们玩的,枪栓锈得拉不动,验枪的人笑着说,这支枪根本不能用。林彪还是把这些材料一起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年底造反派要揪斗他,他和妻子薛明躲进了周恩来的家。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周恩来找他正式谈话,转告林彪的话: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到处伸手,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洪湖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你也有责任。贺龙几次站起来想说话,周恩来不让他说:
“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贺龙说,他没想到把他看成这样的人。
第二天凌晨,贺龙和薛明被送上西山。他起身穿鞋,说要回去找他们算账,看见门外警卫走来走去,又坐了下来。
在山上,他对薛明说,湘鄂西肃反要他负多大责任,他想不通,那时审讯、杀人他都不知道。说起当年被杀的那些人,他说:“啊,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噢!”又说:“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对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担心有人再搞这一套!”
那是三十多年前湘鄂西苏区自己人杀自己人。两年里杀了两万多红军、干部和百姓,红军从三万多人减到三千,领导层最后只剩四个党员活着,贺龙是其中唯一幸存的红军高级将领。主持杀人的是中央派来的夏曦,肃反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再督促下搞起来的;事后,中央又说夏曦“肃反扩大化”,撤了他的职。
这是他自己的说法。研究者指出,他是分局委员,一次次举手支持夏曦。
那年夏天,一连四十五天,每天只给他们一小壶饮用水。下雨天,两个人把水盆、脸盆、水杯都摆到门前接雨水。有一回两人抬着一盆雨水上台阶,贺龙脚下一滑摔倒,扭了腰,十八天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医生不来。薛明找出一根用空的氧气筒导管,自己用嘴含着洗衣服的肥皂水给他灌肠,口腔黏膜大片烧坏,吃饭说话都受影响。
孩子们在哪里,两个人都不知道。周恩来派人上山问有什么事要办,贺龙只托了一件:请总理找找孩子。孩子找到了,小女儿躲在廖承志家,两个大的隐姓埋名在一条海船上干活。从那以后,这个一辈子没给孩子写过信的人,一封接一封地写,孩子们一封也没有收到。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叶群提出,贺龙当年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要立案审查。周恩来附和了。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批准立案。
所谓投敌,说的是一九三三年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熊贡卿。贺龙把他枪毙了,又把经过报告了中央。专案组翻出了这份报告,压着不报,照样往上写贺龙投敌叛变。康生和叶群批准的专案工作设想里,要求专案组“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贺龙写的交代材料送上去,康生批:“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一九六八年三月,贺龙突然说不出话来,被送进医院,接诊的医生诬称他是“诈病”,病没好就让他出院了。六月,专案组接管了西山的住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被褥和枕头收走,两个人睡在光木板上,拿胳膊当枕头。过年过节,看守杀猪会餐,他们吃忆苦饭。
九月,第一批问题写在纸上递了进来:一九三三年熊贡卿到你那里叙旧,你是怎样表示乞降蒋介石的?贺龙把纸往桌上一摔:
“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
一连几天,他抽烟很多,话很少,有时翻开笔记本,用毛笔一遍一遍写“冤枉”两个字。六年前,贺龙主持审查彭德怀,用的是同一套办法,把彭德怀定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中国代理人、篡党篡军的头子。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对贺龙不保了。同一次全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原来给贺龙看病的,是警卫部队营部的沈医生,常帮他买药,有时还给买点吃的。年底,总参谋长黄永胜把专案组的副组长找去,说听说贺龙那里还有不少药,“中央决定给他派个医生或护士,专门管他吃药问题,把他的药收管起来。”沈医生不见了。换来的人经过六次政审才挑中,叫“医生”,其实是神经科的男护士,不懂糖尿病,也不懂高血压。他一来,就把贺龙从家里带来的药全部收走。贺龙有糖尿病,每天三片最普通的降糖药,从此也没有保证了。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五日,专案组给这个“医生”下了指示:
“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向(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一天,送来的胶囊破了,药末漏出来,上面还有手印,薛明退了回去。过了几天,药里多了一片别的药,那人说是送错了。贺龙问他,把药都送错了,你还算个医生吗。他说:“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贺龙拿手杖往门口一指,叫他滚。人走了,贺龙对薛明说:
“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
四月,九大开幕。贺龙让薛明给他弄了个布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常用药,挂在墙上,说随时准备出去,去见群众,跟他们讲毛主席对他的那三条评价。一天,他用手指着墙上毛泽东和林彪的像片说: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五月上旬,他接连摔倒了七次,看守日志上都记着。薛明一次次要求给他查血糖、尿糖,始终没有得到同意。
六月八日早上,贺龙连吐了三次,喘不上气,浑身没有力气。薛明去找那个“医生”,人出去了,中午才回来,下午三点打了一针止吐针,没有止住。有人送来一碗黄瓜汤,薛明端到他面前,贺龙说:“你看那汤。”薛明拿筷子一挑,里面全是老黄瓜皮。这是他最后一顿饭,没有吃成。
下午五点,血压往下掉,看守的人这才往上报。那天晚上,专案组几个人正在办公室打扑克,西山来电话,说贺龙病重。一个副组长说:“报告总理吧!”另一个人把牌一扔:“不用,我要个车先去看看。”
派来的医生到的时候,离早上发病已经十三个钟头。他们不验血糖、尿糖,先把他的尿样送到丰台的药品检验所,想坐实他是畏罪自杀。九日零点五分,已经确诊是糖尿病酸中毒,他们照样给他输高渗葡萄糖,不用胰岛素。贺龙看见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对薛明说:
“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早上七点左右,三〇一医院回话可以送来。贺龙不肯去:“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他们说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贺龙仰起脸看着薛明:
“我去住院,你呢?”
薛明看看周围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没有一个人表态。她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贺龙躺上担架,她握住他那只瘦得皮包骨头的大手,他也紧紧握住了她。上救护车的时候,她跟在后面想一起上去,医生护士用膀子把她挤到一边,关上车门开走了。
医院这边,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事先交代过:专案组要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贺龙八点五十五分住院,十点二十五分才开始治疗。十一点半,主治医生提出请专家会诊,医院负责人不许请管糖尿病的代谢科专家,又把会诊推迟两个钟头;会诊时不让专家接触病人,也不告诉他们病人是谁。下午三点零四分,贺龙死了。从进医院算起,六个小时零九分钟。
薛明被叫到医院,有人对她说:“人已经死了。”又说:“在他死以前,他的反革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遗体躺在一张单人钢丝床上,脸上蒙着一块纱布,一头蓬乱的长发从纱布底下散出来。专案组的人问她遗体怎么处理,她只说了一句:“由组织决定吧。”
当天夜里,遗体被悄悄送到八宝山,用“王玉”这个名字火化,没有一个亲属在场。骨灰盒上写的也是王玉,秘密存放在一个小殡仪馆里,专案组每年六月九日派人去交保管费。
第二天,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把专案组的人召去,交代死亡报告怎么写:“要写得详细,某年某月治过病,(让人们)知道我们做过许多工作”,“专门有医生照顾到,人家一说,我们尽到了责任”。六月十一日的报告上说,贺龙“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无效而死”。
贺龙死后,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薛明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要把她送得远远的:“一不能让她死,二不能让她逃,三不能让她胡说八道。”薛明被押到贵州一个山沟里,走路、吃饭、上厕所、睡觉都有人看着,每天去茶田里干重活。后来周恩来派人把她接回北京,她已经满头白发。
一九七一年,专案组写出审查报告,定贺龙是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又说:“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一九七四年,中央发文给贺龙恢复名誉,文件上写他是病故。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八宝山为贺龙补办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抱病来了,一下车就喊薛明,握着她的手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呀。”他在遗像前一连鞠了七个躬。看过档案的人后来说,报给中央的审查报告正是经过周恩来的手,他亲自改过,写了大段批语;据知情人揭发,这些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贺龙的逮捕令,也是周恩来签的。
一九八二年,中共中央为贺龙彻底平反,决定里写,贺龙是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示要为贺龙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一九六九年春天,贺龙指着墙上的像片说过,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一九七三年二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那时贺龙的骨灰还装在写着王玉的盒子里,已经存了三年零八个月。
——《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初版,此据1997年第3次印刷本,第610—636页
——张嵩山《一个中央专案组长的忏悔》,《炎黄春秋》1994年第9期,第22—34页(薛明1977年向中央所写材料,转引自此文)
——宋永毅《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联经出版公司,2021年,第四章《皇权和相权》(知情人对批语的揭发,转引自此书)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第191页(审查报告经周恩来修改批示)
——张宁《尘劫》,香港明报出版公司,1997年,第330页(知情人对批语的揭发)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公开电子本页脚第340页(周恩来签署逮捕贺龙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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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斗倒王明?
一九四二年三月,延安中央医院,王明病好转了,正准备出院。三月十三日,主治医生金茂岳给他吃了一片药。后来医生会诊的总结写着:“三月十三服一片即头晕,三月十四服二片,即呕吐头晕、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十五日金茂岳又让他吃了一片。此后几个月,金茂岳给他开大剂量的甘汞加小苏打。王明自己记下的是:“从1942年3月到5月,金茂岳逐渐用大剂量的含汞药物来毒害我。”“我常常失去知觉。”
陪他住院的是妻子孟庆树。她不懂医,看他吃了药反应异常,不许他再吃,把药扔了。后来她连药方也不照了,自己去找中医西医。王明晚年写:“我能够免于一死是由于当时陪我一起住院的、我的妻子孟庆树的精心照料和警惕性。”
四年多以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坐苏联军用飞机到延安,毛泽东在机场的欢迎大会上讲话,说这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他那年三十三岁,是斯大林派回来督促中共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课本里讲的“王明路线”,说的就是他。
他带回来的是莫斯科的方针。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讲“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到前线去打日本。毛泽东的方针是另一套。四个月前的洛川会议上他已经定下:军队不受国民政府调动,避开日军的正面,绕到敌后去打游击,趁日本占领中国的时候全力壮大,等日军杀伤了国军再夺国民党的天下。八路军出发前,他和朱德召集干部训话,据后来投向国民党的八路军支部书记李法卿说,定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十二月会议上多数人站在王明一边。毛泽东表面不否定王明的口号,内部照旧指示八路军、新四军不受国民政府调遣,对日军避战。王明会后去武汉主持长江局。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提出王明不要再回武汉去,表决,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他只好把事放下。
八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中共的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九月六中全会,毛泽东作报告,把避战的方针叫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打游击,擅自对日军开战的干部要受军纪处罚;王明接着作报告,讲的还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回在座的高层多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一年多下来,军队翻了两番,地盘大了,延安太平无事。全会照王明的提议决定召开七大。七大要选新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担心王明在七大上接任最高领袖,这个会他拖着不开。手握新四军的项英明说要在七大上支持王明取代毛泽东。毛泽东先把新四军九成的部队调到江北交给刘少奇,只留项英和军部在皖南;一九四一年一月军部按毛泽东指示的路线南下,被国民党军围住打散;三月,项英在逃亡途中被随行的副官枪杀。这就是皖南事变,毛泽东是借它除掉项英的。六月,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顾不上延安了。毛泽东让胡乔木、王首道等人编《六大以来》,收进五百多篇文件,对他不利的删掉,加进他在党内一贯正确的话;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整风,全党拿这本书作学习范本。
十月四日,毛泽东把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交给王明,让他先考虑怎么回。电报问了十五个问题,其中一条是:德军还在继续进攻苏联,中共准备在中国战场上采取什么行动打击日军,让日本腾不出手去打苏联;另一条问中共对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持什么立场。问的还是四年前争过的那两件事。王明的老师米夫,三年前已经在苏联的大清洗中被处决。近三年王明没有直接收到过季米特洛夫的联络。七日晚上,毛泽东带着任弼时、王稼祥到他住处商量回电,他当面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整风前,他还要求在党的大会上和毛泽东辩论,请共产国际评判。八日晚上书记处开会,他又作了长篇发言。
毛泽东接着说。王明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在座的人一个接一个批评他,康生也在内。
这之后王明病了,住进中央医院。在医院里他写诗:“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他说毛泽东是在“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毛泽东那段时间写了九篇文章,骂王明和王明从前的同盟者。文章里叫他们“最可怜的小虫”。毛泽东把文章改了又改,没有发表,收了起来。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整风的事归总学委管,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事也归了总学委。金茂岳是中央医院的妇产科主任,王明住院,院里派他做主治医生。八月十三日王明回到杨家岭家里,他继续上门给王明治病。
整风期间,刘少奇几次告诫王明:“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同志就是犯上!”王明问,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他的领袖权威不能碰。王明说,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两个苏联军事记者来看王明。他问,能不能用他们的电台给季米特洛夫发一份电报。他们同意了。他后来写:“我想,这是我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二月,回电到了,季米特洛夫说:“我们设法用飞机把你接到莫斯科治病。”
二月十二日,金茂岳又给他开了甘汞加小苏打。一星期后开了单宁酸灌肠,浓度高到会诊总结说的“有严重危险”。王明没有吃,也没有灌,把处方留了起来。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不在。会议把中央书记处改成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个人,毛泽东任主席,并且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两天以后,三月二十二日,王明把金茂岳开的处方交给了苏联医生阿洛夫。
会诊安排下来了。一位医生搬到王明家里住了一个月,为他熬了一个月的尿,把薄金片丢进尿里再夹出来,放到显微镜下看,金片上要是有红色,就是汞沾在上面。“里面有几次阳性。他是慢性中毒。”六月三十日正式会诊,七月二十日作出结论:金茂岳给王明吃的汞“超过极量”,“足以引起数人中毒或致死”。金茂岳在结论上签了字。一次开会,当着一屋子医生,他跪在孟庆树面前哭了很久,说他是错了,但不是故意。他随身带的一本《军医必携》里写着甘汞不能和小苏打配用,那一行下面有他自己用红笔画的线。跪在王明床前那次,他说得更明白:“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个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医生,他们就把这事委托给我了。”李富春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下毒,是毛泽东指派金茂岳做的。
当局的结论不是这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富春、李克农组成调查委员会,前后讯问金茂岳十二次,结论是医疗事故,“由于操作疏忽、经验不足”。一九四四年十月,延安市法院判金茂岳有期徒刑五年,缓刑五年。同一个月他回到中央医院,仍旧当妇产科主任。
接王明的飞机来了。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架苏联飞机落在延安,机组等了又等,空着飞走了。十月二十日又来一架,等了四天,带走几个苏联情报人员,没有王明。苏联联络员孙平在日记里写:“医生们一次一次地被叫到行政领导机关去,要他们说王明病得很厉害,王稼祥身体也不好,他们都受不了飞行的劳累。”十月二十八日,苏联医生阿洛夫去看王明,王明一看见他就哭了。王明的儿子记得,母亲有一次关上门,在屋里的土地上又踢又滚,用布堵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主持高级干部大会。王明没有来,孟庆树代表他出席。一个叫李国华的干部从关押的地方被带到台上,揭发说,孟庆树头一年对他讲过,“王明同志之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为”。孟庆树上台,否认说过这话。十五日,她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说李国华是“撒谎”“造谣”,信里写道:“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
十一月十三日到二十七日,政治局开会,继续批王明。王明没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他说的码头,是眼下这个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会,共产国际的人把王明一派扶上台;一九三四年的五中全会,是博古他们主持选的。延安的这个中央,还是这两次会以来的班底,当年给毛泽东定“机会主义”的也是他们。他现在管着这个中央,名分上却还是人家选出来的,所以要再忍一忍,等七大来选一个新的。他又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
二十九日,李富春代表中央去和他谈话,要他检讨。十二月一日,孟庆树代笔、王明签名,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写了一封信:“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十二月十三日,季米特洛夫给王明来电:“至于你们党内的事,你们自己去解决吧,我这儿一时鞭长莫及。”二十二日,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长电。电报说,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它过去的领导人不得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回电。关于周恩来:“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关于王明:“王明一直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举了两条,一是王明从前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里承认了党员身份才放出来;二是王明和米夫的关系可疑。关于康生:“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七大开会前,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以前的历任领袖都定成犯了“左倾”或“右倾”错误,王明是“左倾机会主义”。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王明病重,要请假,毛泽东亲自到他家里,请他务必参加开幕式。他被担架抬进会场。四十四名中央委员,王明和博古排在最后两名。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西柏坡,毛泽东的住所。王明问他,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把“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释成“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整风时又把“一切服从”“一切经过”这两个口号定成“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你现在怎么想。毛泽东答:“这完全不是少奇的发明,这都是我的发明。”“在这些方面,我都是不对的。”王明说欢迎他的进步。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满脸通红,敲了一下桌子,喊起来,说他一定要创立毛泽东主义,党的历史要写成他个人的历史,七大党章已经定了,王明不承认也办不到。至于今天谈的话,“你应该像太庙里的金人那样三缄其口,不能对任何人讲!而一旦讲了,那么,哼,你知道,我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两个人又争了两个来小时。孟庆树找来,说到处找遍了,回家吃晚饭吧。一直坐在屋角听的江青站起来:“这两个老公鸡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一见面就斗;一斗起来就没个完。”第二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五点,毛泽东带着博古、张闻天、杨尚昆写的交代材料到王明住处,要他也写一份,骂自己,骂博古他们,骂俄国人。他说:“如果你不交代,我就要像对待博古那样来对待你!”王明让他把材料带回去。
中共建政后,王明当了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后来长期卧病。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在刘少奇和其他同志,其中还有几位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他从北京医院的病床上直接上了苏联飞机。二月一日,他写道:“我再次来到我们大家的亲爱的莫斯科。”
九月八大,九十七名中央委员,王明得票最少。他的工资按行政五级发,秘书代领,换成卢布,半年寄一次。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起,再没有寄过。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从一九五六年上飞机那天起,他没有再回过中国。三个月后,毛泽东把一九四一年那几篇骂王明的文章找了出来,仔细看了一遍。一九七六年八月,他死前一个月,又请人读给他听了一遍。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6、151、168—169、287—289、306、589—590、603、634、636—637、642页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943年11月13日—27日条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4、295—296页(1974、1976年毛泽东重读九篇文章;王明1943年12月1日信)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孙平)《延安日记》中译本,1943年8月26日条
——王明《中共五十年》,徐小英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8、40—44、71、76—79、145、152页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223—229页(1943年7月延安医生会诊总结、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会诊医生口述及胡乔木语,均转引自此书)
——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刘少奇的党的工具论」一节(刘少奇与王明的对话,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在莫斯科告诉司马璐)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第358页(李法卿所述毛泽东、朱德训话)
——余汝信《康生年谱》,新世纪出版社,2023年,第128页(金茂岳案调查与判决)
——《王明回忆录》,哈耶出版社,2009年,编者按(八大得票、工资)
——霞飞《王明中毒事件》,《党史文苑》2007年(当局“医疗事故”结论)
——田中仁《王明著作目録初稿(III)》,《大阪外国語大学アジア学論叢》第3号,1993年,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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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警方搜索同志酒吧并裁处51人,社群次日集结抗议🇹🇼🏳️🌈
2026年10月3日下午4时30分,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持台北地方法院核发的搜索票,进入西门町开封街的同志酒吧 Commander D。这家以 BDSM 为主题的酒吧已经营业14年。据万华分局说明,当时店内有58名顾客和9名工作人员,其中51名顾客被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3条裁处,44岁的钟姓负责人被以妨害风化罪嫌移送台北地方检察署。
第83条处罚的是“于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任意裸体或为放荡之姿势,而有妨害善良风俗,不听劝阻”的行为。警方称该店多次遭检举,现场有人裸露并查获使用过的保险套。绿党质疑警方以男性顾客是否赤裸上身作为带回的判断标准。店家表示顾客之间的互动属于私人行为,店内设有身份和年龄查验,愿意配合调查。
据现场民众和团体指控,警方入店后没有先出示搜索票,要求在场者蹲下、不得交谈和使用手机,店长被上铐。万华分局起初表示“绝无言语羞辱身障人士”,调阅影像后承认一名员警对身心障碍顾客言行不当,记申诫一次。据台湾媒体报道,该员警当时说的是“他残障也可以做爱喔”。分局否认针对同志歧视性执法。
10月4日下午,抗议者在西门红楼前集结并走向万华分局,路透社估计约100人。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等10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台北市政府启动有外部监督的独立调查,要求万华分局保存并公开密录器和监视器记录,并为警方进入同志场所订立明确的执法准则。声明称不容市府“一手消费同志、一手打压”。
台北市长蒋万安(国民党)10月4日受访时说,警方是依法持搜索票执行,过程如有不当,会要求警察局即刻检讨并尽速对外说明。台北将在本月稍后举行东亚规模最大的同志游行,蒋万安此前曾出席。台湾2019年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方,下个月举行地方选举。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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