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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英国政府已批准前香港立法会议员、“47人案”刑满出狱者胡志伟在英停留六个月。 现年63岁的胡志伟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上周他在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后不久即被扣押。他的律师当时告诉法新社,他被告知将于周三被遣返。不过,胡志伟的律师最新告诉法新社,英国内政部最新通知表示,胡志伟“现已作为访客获准入境六个月”,并表示胡志伟本就不应面临被遣返的处境。 人权组织“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证实,胡志伟已获得六个月的居留许可,并有权申请签证以延长停留时间。该组织政策总监梅根·邱(Megan Khoo)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胡志伟“本就不应面临被遣返回那座曾监禁他的城市的处境”,并称英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结果”。 胡志伟曾任香港民主党主席。他因2020年维园“六四”集会案及“七一”游行案,被中国香港特区法院分别判囚四个半月及10个月。其后,他在民主派初选“47人”案就“颠覆国家政权”罪认罪,被判囚四年五个月,至今年6月30日刑满出狱,在囚日子逾2000日。 (消息来源: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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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可怜的8%!中南海居然还做“春秋大梦”/(颜纯钩评论文章)台湾籍经济学家在大陆“捞”得风生水起的有两个,一个是林毅夫,一个是郎咸平。林毅夫是从台湾游水偷渡大陆,长时间受中共重用,曾代表中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可算体制中人。郎咸平相对以民间身份,活跃于大陆不同的传播平台,因为算不上体制中人,所以针砭时弊比较敢言。 最近看到郎咸平一个视频,他以各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来比较各国国民收入的平均水平,数字很有趣,值得转述给大家知道。 美国全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是58%,英国是56%,日本53%,法国53%,加拿大51%,澳大利亚47%,西方先进国家在50%至60%之间,这是第一个层级;此外,韩国44%,阿根廷36%,墨西哥33%,委内瑞拉31%,拉美国家大多在33%左右,这是第二个层级;亚洲国家中,泰国和菲律宾28%,伊朗和土耳其25%,这是第四个层级;非洲国家没有具体数字,郎咸平估计都在20%以下,这是第四个层级。 郎咸平在节目中请现场观众估计中国的数字,九成以上观众都认为中国国民收入占GDP比重,应该与非洲差不多,但郎咸平最后“开古”,中国人的收入总额占GDP比重只有8%,这是全世界包尾,属于第五个层级。 郎咸平是经济学家,在大陆舆论环境下,他不敢说假话,所以这些数字都是经得起拷问的,绝对可信。 这个数字比较的不是国民平均收入的绝对数字,而是国民收入总额占GDP数字的比重。中国人的收入总额,只占中国国家GDP总额的8%,相对于非洲国家的20%,中国少了一倍多。 中国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怎么样的国家?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权利归于人民,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四是实行计划经济。其他的暂时放过,先问一句,是谁决定今日中国国家的财富分配,是中国人民吗?显然不是;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吗?更不是;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吗?实际上也不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共中央决定以后,交给人民代表大会去举手通过的。 因此,决定中国财富分配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一家。中共政府只分配给国民8%的GDP,剩下92%的GDP去了哪里?一是去了搞国家级投资,二是去搞国际战略扩张,三是去搞国防,四是去维持地方政府营运,五是去扶植政府的高质生产力,六是满足各级党官贪腐的胃口,最后才轮到分派给一般国民的残𡙡剩饭。 所谓社会主义,顾名思义,便是“社会”是最高原则。何为社会?社会即是全体国民组成,全体国民是这个制度的利益所在,意味著国家财富应该最先用来提高全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政府决策时,国家利益虽然重要,但国民利益应该凌驾国家利益。如果国民利益被国家利益剥夺,国家对国民便没有意义,那不叫社会主义,叫国家主义。 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先设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才去满足国家发展的其他需求,而不是反过来,以国家碾压国民,置国民基本需求于不顾。今日中国人大面积返贫,中共政府对此无动于衷,这便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角度。 为什么非洲国家那么穷,但他们分配给国民的收入总额却比中国高?因为他们的政府重视国民生活多于国家发展,国家发展可以慢一点,但国民不能朝不保夕。为什么中国人收入占GDP比重那么低,因为中国政府维持统治需要更多钱,这些钱从哪里来?唯一的途径就是从每个中国人口袋中来。 说穿了,中共搞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人的社会主义,只是中共以社会主义为名,巧取豪夺的一种口实而已。为什么中共的改革开放做到一定程度就要往回收,绝对不会搞政治改革,因为一搞政治改革,就把社会主义改到资本主义那头去了。中国一实施资本主义,最终就会改行议会民主、全民投票、健全法治与人权、实现充份的个体自由,那时中共就“冇碇企”,国家就不是中共的,红色家族就会“见财化水”。 中国2025年的GDP总值为14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中国人的收入占GDP提升到泰国与菲律宾的28%(都是亚洲国家,没有理由不如他们),那就相当于39.2万亿人民币,这笔财富给全中国13亿人分,每人可得3万元。每年多收入3万元,等于每个人平均月收入多二千多元。 这𤴓以常识推断的数字,以目前中国国民收入占GDP低至8%,要提升到28%,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不管如何,即使赶上泰国菲律宾,对中国人也是不无小补,再努力几年,中国有没有机会追上韩国呢?按理也应该是可以的,可惜中共不要这样干。 郎咸平的数字里没有台湾,我问了AI,它的回答是:受雇人员报酬(劳工薪资与福利),占GDP比重43.1%,正差不多是韩国的44%,可见台湾人现在的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居于世界第二高层级,同样是中国人,遭遇如此不同,而中共居然还有脸要去统一人家! 看了这些数字,我们便明白,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实质是中共诓骗中国人的伎俩,说穿了一毛钱不值。问题是,还有那么多中国人,至今说到“祖国母亲”,还要热泪盈眶,有谁反对共产党,还要骂人家是汉奸——这些人是蠢到家了,还是活该永世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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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6月初率团访美,9日前往华府,并在周三(10日)展开与美国国会议员会面的行程,包含拜会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Steve Daines)、共和党众议员罗斯(John Rose)、弗莱施曼(Chuck Fleischmann)、众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民主党议员苏奥齐(Tom Suozzi)等人。她也见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马斯特(Brian Mast)。 此外,据《自由时报》台媒等消息,郑丽文原本预计10日下午赴白宫西侧的艾森豪行政大楼拜会美国国安会官员,但此行程在未知原因下遭取消;中央社亦指,当天下午在该处并未见到郑丽文访团。郑丽文先前被问及是否将会晤美国国安会人士,对此她回应,“这个我们从来不能够对外表态”。 郑丽文被视为可能角逐2028年台湾总统的人选之一。她此次赴美两周,希望争取华府对国民党的支持;但在此行之前,她也曾于4月到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抵达华府前,郑丽文在纽约接受《金融时报》专访。谈到面对中国的态度,她称“改善两岸关系,不代表台湾要放弃自身的吓阻力”;她也表示,美国在维护和平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并希望在特习会后,华府能在东亚及台海和平事务上发挥更积极与建设性的领导作用。她还呼吁美国和中国不应把台湾当作大国博弈的“棋子”。 郑丽文此行访美与4月访中期间,皆多次强调“和平”。然而,国民党主张与中国接触、交流的立场,受到华府部分人士质疑。此外,台湾立法院在在野党的推动下,于5月通过了用于对美军购的国防特别预算,金额约新台币7800亿元,远低于民进党政府原先提出的1.25兆元方案,有台媒消息称部分美国官员对此感到失望。 针对美方疑虑,郑丽文表示她与国会议员会晤时表达了国民党的立场“并不是反对军购”,而是希望维护“立法的程序正义”和“财政纪律”,并避免可能的贪腐。她还称,美国议员相当关心能源安全议题。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沈有忠则表示,“九二共识”没有中华民国的生存空间、也不符台湾主流民意,指郑丽文在美国以“九二共识”前提推动合作,恐误导国际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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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伯洋父亲关联企业再遭中国惩戒】 随着台湾即将于11月底迎来“九合一”地方选举,台北市长选举格外受到关注。中国国台办 周三(10月14日)记者会多次谈及民进党籍候选人沈伯洋。 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日前现身沈伯洋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先是再度批评沈伯洋是“台独顽固份子”,接着暗指蔡康永是“两面人”:“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有关现身沈伯洋造势现场,蔡康永曾表示自己是到场“​​见识一下”、“想听听看各方的意见”;他也于周四表示,将于26日应邀出席国民党籍市长蒋万安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此外,国台办14日也再宣布制裁沈伯洋父亲沉土城名下另一间公司“VWAY”。此前在去年6月,中国政府也曾对沈土城名下企业“兆亿有限公司”实施惩戒。 港媒《大公报》、《文汇报》13日报导称,兆亿有限公司去年遭惩戒后,其业务由“VWAY”承接、持续对中贸易。该报导批评,沈伯洋纵容父亲在中国规避制裁“捞红钱”,说明其主张「抗中保台」仅为在台湾“捞取声量的幌子”。 针对这些指控,沈伯洋14日表示,自己家人是在厄瓜多的台商,而非中国台商,已对此澄清多次,并强调希望各方在选举中关注市政。 台媒中央社引述匿名知情人士说法指出,这是国台办透过港媒发布对沈伯洋的指控,再发给驻地的台媒,但多数台媒并未跟进,于是国台办再在记者会操作此议题。 台湾陆委会亦称,这跟去年“港媒先报导、国台办后宣布制裁”的模式相同,意在配合舆论操作,对特定阵营贴标签及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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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蒋介石葬礼刚结束,宋美龄外甥孔令侃就四处串联,想推举宋美龄出任国民党总裁。但他万万没想到,蒋经国早有对策。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权力中枢瞬间出现真空。 但接班的戏码,其实他早在三年前就排好了。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政工、特务、党务、军权一把抓。蒋介石生前,早已为儿子铺平了道路。 反观宋美龄,她是党内的“精神领袖”,身后站着孔宋家族。 抗战时,她赴美求援,风光无限。可退守台湾后,她的政治能 量,本质上依附于蒋介石的绝对权力。她手里没有军队,没有情治系统,更没有党务基本盘。 蒋介石一倒,孔宋家族在台湾的实权根基瞬间崩塌。 名望还在,实力已空。 但权力场上,没人愿意主动退场。 4月16日,蒋介石奉 厝大典结束。治丧告一段落,政治博弈正式提上日程。 孔令侃,孔祥熙与宋蔼龄的长子,宋美龄最疼爱的外甥。他从美国匆匆赶回台北,企图重温孔宋家族的旧梦。 他四处奔走,联络“夫人派”势力,政治主张只有一个:推举宋美龄接任国民党总裁。 国民党“总裁”,并非虚衔。在党章中,总裁拥有最终决定权和一票否决权。谁拿下总裁,谁就握住党务大权,足以钳制行政系统。 孔令侃打的算盘,是以宋美龄的党内元老辈分压制蒋经国,实现权力翻盘。 宋美龄本人没有公开表态。她自恃身份,不可能亲自下场索要官职,但她默许了孔令侃的幕后运作。 阻力迅速出现。 蒋经国没有与孔令侃当面对质。政治斗争不需要当面争吵,只需要组织机器的碾压。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出面。张宝树是蒋经国的得力干将。面对孔令侃的串联,张宝树态度强硬,明确拒绝“推举宋美龄出任总裁”的提议。 张宝树的背后,是整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经国的实力盘。孔令侃的游说,四处碰壁。没有军政要员敢在这个时刻倒向无权无势的孔宋家族。 交锋没有持续太久。蒋经国出手,直接从制度层面釜底抽薪。 4月28日。蒋介石离世仅仅23天。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议程直指最高权力的归属。 没有声嘶力竭的辩论,只有冷冰冰的决议。 会议抛出三项重磅提案。 第一,修改党章。保留“总裁”这一章,但明文规定:“总裁”头衔永久保留给蒋介石。任何人不得再行使用。 第二,废除“总裁”作为现任党魁的建制。新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 第三,全体一致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常务委员会主席。 举手表决。全票通过。木已成舟。 一纸党章,切断了宋美龄的政治退路。“总裁”变成神主牌,被供入历史。宋美龄想要的位置,在这个世上不复存在。 作为安抚,会议给宋美龄安排了一个荣誉头衔: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地位尊崇,毫无实权。 政治胜负已分。孔令侃的图谋沦为一场空。蒋经国兵不血刃,通过中央全会修改党章、集体表决,完成了最高权力的交接。 宋美龄深知,台湾的政治舞台已经没有她的立足之地。留下来,只会与蒋经国的人马产生摩擦。 1975年9月17日。距离蒋介石去世五个多月。 台北松山机场。专机待命。宋美龄登机赴美。对外的官方理由是:身心疲惫,赴美就医疗养。临行前,她留下一份书面谈话《书勉全体国人》。随后,专机起飞,越过太平洋。 此后,她再未触碰到台湾权力的核心。强权交替的铁幕重重落下,孔宋家族的时代,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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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默:“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 1、转型正义的概念与理论:在我们生活中,常见到先发生了一件事情,或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而后我们经过沉思,再给予概念化,提出我们的理论。转型正义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转型正义是一个牵涉广泛的议题。二战以后、七零年代,许多国家民主转型以后,新的政府接替了被推翻的专制政体,不能不面对被推翻的政府侵犯人权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学术界也有非常多的讨论,但是“转型正义”一词与最早的一个转型正义理论,却是到了2000年才被提出来。本文中“转型正义”只涉及一个新兴的民主政府怎么样来面对被推翻的专制政府侵犯人权的罪行、怎么样去处理这问题,不涉及较广泛的范围。 2、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二战后,中国国共内战再起,蒋介石政权退到台湾,以专制手段统治,并实施长达30多年的戒严,直到蒋经国过世前一年才解除。但在这段长时期间,台湾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成长,使专制政府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不得不向新兴力量及民主改革的诉求妥协与让步,转型正义的议题也慢慢地浮现。 到了七零年代,党外运动逐渐成为一个力量。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坜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八零年代民主进步党成立,直到2000年陈水扁代表民进党参选,才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那么,台湾转型正义的经验是什么呢?蒋中正与蒋经国政府所犯下的严重人权侵害,最初在学术界与民间的讨论中,十分倾向于“南非模式”,这一点我有把握这样说,当时我也参加了相关的讨论。我与一些同仁最同情、认同的是“南非模式”──追求真相与和解,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处理,而非报复性地追究责任。这一做法,无疑比早期政府的态度进步一些。 蒋经国过世后,李登辉总统不愿意从事转型正义的工作,他在上任之初就公开表达不希望再回顾过去,而应该往前看,实质上采取的是所谓“遗忘”的立场,类似阿根廷的模式。但是,这种立场当然受到民间团体的反对。因此,他不得不推动一些象征性的措施,例如建立了二二八纪念馆、公园,公开道歉,并透过设立基金会,给予受害人或其家属申请,经过审查后进行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政府强调的是“补偿”而非“赔偿”,这两者之间的用语差异,在政坛上引起非常大的纠纷。 陈水扁政府初期作了不少承诺,一方面试图引进国际人权法典,另一方面也思考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在我看来,我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陈水扁执政时应该是推动转型正义最为恰当的时机,当时军方已失去政治干预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国内民间团体也都期待改革。然而,事与愿违,在他第二任时期,朝小野大,既受到国民党在立法院的牵制,同时,他与家人、亲信也逐步陷入反贪污的浪潮中,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政党轮替时的雄心壯志,也都付诸东流。2007年一些学界同仁对政府的表现非常不以为然,于是组成了“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希望透过民间的努力,推动真相调查,进而促进政府推动转型正义的工作。 马英九政府基本上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试图在课纲方面“拨乱反正”,推翻李登辉与陈水扁政府在教育方针上的“台独”倾向,但他却引进了国际人权法典,并建立了邀请国际学者专家来台湾审查政府人权报告的先例,不能不说是一大突破。 蔡英文总统八年任期内的政策,可说是一步一步转向“惩罚”,一个程度上学习“东德模式”,其中荦荦大者,一是透过党产会将国民党所设的企业、基金会宣告为“附属机构”,而其拥有的资产称为“不当党产”,收归国库。二是设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主要工作包括保存与整理政治档案,并开放受害人申请调阅;保存不义遗址,如当年枪决政治犯的刑场;拆除蒋介石铜像。蒋介石铜像遍布公共场所,公园、博物馆、学校纪念馆、军营,但这些年来国防部仍然据以力争,坚持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如何处理台北中正纪念堂也仍然争议不断、悬而不决。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了,如果以“东德模式”来讲,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促转会成立之初,一名副主任委员在内部会议中主张,应以政治手段干预、阻止某位国民党县市长候选人当选。这个消息传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促转会结束了任务后,转型正义的工作已经移交行政院,由不同的行政部门分别承办,整体来看,台湾转型正义的工作应该已经接近尾声。 3、想象中的中国转型正义:我们试探来想象中国民主转型与转型正义的问题。去年十月我在本刊《中华联邦: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选项》访谈文中指出,中国的民主转型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发生。我的初步判断: 1)是经济衰败,人民生活极度艰难时,中国的菁英、掌权者、民间社会与海外意见领袖,才可能认真思考民主转型的问题; 2)是战争失败的情境下,比如说台湾问题引起美国与中国的战争,若中国以战败结束,就有民主转型的可能。 而转型正义,一个程度是伴随民主转型来的,这点想必大家现在已经十分了解了。我建议在讨论、谈判“联邦宪法”时也将转型正义的几个大原则做出决定。参考了南非、东德与阿根廷的经验,我先提出以下两个原则: 1)时间界定必需明确。中国的转型正义应该有清楚的追溯时期范围,不能无限制地回溯所有的历史事件。我建议以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的三十多年为期限。虽然毛泽东时代存在大规模的人权侵害,但许多当事人已逝,资料也较难取得。更关键的是,邓小平执政后已启动了一波平反的工程,在胡耀邦主持下,针对毛泽东时期遭受迫害的人民,进行名誉恢复与职务复原,虽然这工程并不完善,但也算是做过了。因此,我们应该将重心放在198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2)聚焦重大事件。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企图处理所有的不公平、不正义的历史。阿根廷的经验提醒我们,应优先专注于关键的重大事件,而非日常发生的经验,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 我们应该从哪几个重大的事件做起? 1)八九民运的受害者; 2)江泽民执政期间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3)八零年代以来,在城市化过程中广泛发生的土地侵占与迫迁事件。不论在城市或乡村,到现在还对很多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4)近年来透过新科技的全面监控,包括人脸辨识、生成式人工智慧等科技,对人民隐私与自由的侵害; 5)西藏同化政策; 6)新疆的再教育营(集中营)问题; 7)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 8)中国政府在海外设立监控网络,例如建立海外警察局以监控海外中国公民与移民。 我想假如能在这些方面开始展开工作,已经是跨出一小步了。 ------- 在转型由掌权者启动、主导的情况,放弃起诉和审判反人权犯罪是否有合理性、是否有悖正义的原则?从迄今的情况看,中国未来最可能的民主转型模式是什么?基于不同的模式,应选择什么转型正义政策?为什么责任的追究需要限于少数犯有严重反人权罪行的人,而不宜扩大到在专制政权中工作的所有人员? 详见笔谈《转型模式与转型正义:中国必将面对的一个问题》: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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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正在审议 10 项加密货币相关预算修正案,其中稳定币兑换交易征税、加密资产退出税及加密资产亏损结转 10 年等措施已获委员会通过,个人财富税扩展至加密资产的提案被否决,部分自托管钱包申报和平台罚款措施仍在审议。根据拟议规定,法国居民将可能从 2027 年起对加密资产兑换稳定币征税,持有超过 80 万欧元加密资产并离境者适用退出税,价值至少 10 万欧元的自托管钱包或需申报。欧盟 DAC8 指令已要求平台自 2026 年起收集客户身份及交易信息,并于 2027 年向税务部门申报;上述措施目前均未正式成为法律,法国加密资本利得税率仍为 31.4%。(Journal du 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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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国国民议会官网披露,财政委员会近日通过多项涉及加密资产的 2027 年预算修正案,包括拟自 2027 年起将加密资产纳入退出税范围,以及要求年末自托管钱包中加密资产总价值达到 10 万欧元或以上的纳税人主动申报,未申报最高可罚 1 万欧元;相关修正案还涉及稳定币兑换征税及允许加密资产亏损在未来 10 年内抵扣收益。上述措施目前仍处于预算立法程序中,尚未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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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Journal du Coin 报道,法国国民议会于 10 月 16 日通过 2027 年预算法案修正案 I-3898,拟自 2027 年 1 月 1 日起,将加密资产兑换为 MiCA 框架下电子货币代币的交易纳入资本利得征税范围,相关收益适用 31.4% 的统一税率,即使未兑换为欧元也会触发纳税义务。该措施涉及 USDC、EURC 等稳定币。据报道援引的 Chainalysis 分析,USDT 将不在此次措施覆盖范围内。修正案仍需经过后续预算表决及参议院审议,尚未正式成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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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议题为何在台湾受到热议? 今年5月台湾政府提出的国防特别预算,在立法院遭到删减,其中项目多数跟无人机有关,也在台湾社群掀起讨论。 后续政府与在野党国民党、民众党虽然推出了各自的版本,但在“由哪个单位主导?怎么使用预算?”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直到7月立法院国民党团提案打算“全数冻结”行政院“无人载具统筹型计画”。而后各版本虽然通过了立法院初审,但朝野对条文内容都没达成任何共识,仍需要党团协商再进入院会讨论。 面对台湾无人机发展的变数,有些民众决定参与无人机民防培训。这个课程在学什么?台湾真的可以借鉴俄乌战争的无人机经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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