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并分享邀请链接,可获得视频播放与邀请奖励。

搜索结果 大竹優
大竹優 贴吧
一个关键词就是一个贴吧,路径全站唯一。
创建贴吧
用户
未找到
包含 大竹優 的推特
逃出地震,逃不出“上司”一句话——22岁日本女孩之死,撕开服从社会的遮羞布 一个本不该发生的死亡 2026年7月28日,日本熊本县突发强震。嘉岛町的“永旺梦乐城熊本”商场内,22岁的大竹玖瑠美和所有工作人员一样,第一时间撤离到了室外安全区域。她给母亲发了LINE消息报平安,她安全了。 地震是天灾,她躲过了。 真正杀死她的,是地震后的一通电话。 上司打来电话说:“把营业款放进保险柜。” 大竹对偶然在停车场遇到的姨妈和表姐说:“公司让我把营业额放进金库,我得回店里。”姨妈和表姐拼命拦她:“危险,别去!” 但她说“这是公司的指示。” 她和一名女同事一起回到了二楼店铺。大约五分钟后,爆炸发生了。两人当场遇难,遗体第二天才在店铺废墟前被找到。 大竹玖瑠美,22岁,家中长女,三年前父亲去世后一直陪伴、支撑着母亲。 她本来已经跑出来了。 有人会说:这不就是个意外吗?地震引发瓦斯爆炸,谁能预料? 但大竹的亲属说:“我认为这是人祸。 ” 为什么是“人祸”? 因为做出“回店里”这个决定的,不是大竹本人。是一个坐在办公室里、身处安全地带的上司。休假的店长打电话给大竹的同事,要求她们把现金锁进金库。这位上司自己身在何处?在安全的地方。但他残忍地让两个已经逃出来的年轻女孩回到随时有余震风险的建筑里,去保护那点营业款。 熟悉日本职场的人都清楚,日本职场等级森严,服从文化根深蒂固。日本社会文化中有下级绝对服从的传统,这种等级森严的观念被延伸到了职场。上司的指示就是命令,下属的职责就是执行,不问对错,不计代价。 大竹的亲属说:“玖瑠美是个责任感很强的孩子,公司这么说了,她就觉得必须去。” “责任感”三个字,在这一刻显得多么讽刺。一个22岁的女孩,地震后第一时间想着疏散顾客。逃出来后,上司一句话,她就能把自己的命押回去。 日本企业的管理逻辑,从来就是把“组织忠诚”置于“个人安全”之上。在日本的职场文化中,组织和谐与集体利益被无限放大,个人的意志、判断乃至生命安全,都可以被牺牲。一个决策者坐在安全的地方打个电话,两个鲜活的生命就没了,这种权力结构,本质上就是把人当工具用。 大竹的表姐和姨妈拦过她,但她还是去了。为什么? 因为在日本职场,“拒绝上级”是一件比死还难的事。 调查显示,64%的日本中层管理者每年对下属的斥责“不超过几次”,听起来好像很温和?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上级根本不需要骂你,你已经被“读空气”的文化驯服了。日本社会被“同调压力”绝对支配,“察言观色”不是情商技巧,而是一条隐形地拴在所有人脖子上的铁链。 在这样的环境中,服从不是选择,是本能。 一个22岁的年轻员工,面对上级的指示,她有说“不”的选项吗?理论上当然有。但现实是在日本职场,违抗上级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意味着被集体排斥,意味着你“不合群”、你“没有团队精神”。日本企业广泛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更让员工对公司的依赖深入骨髓。你不敢拒绝,因为你输不起。 大竹不是没有判断力。她能在地震后第一时间疏散顾客、撤离建筑,说明她有清醒的避险意识。但当“公司指示”四个字压下来的时候,她作为“个人”的判断力被彻底覆盖了。这就是日本服从文化的可怕之处,它不是用暴力强迫你服从,而是让你自己觉得“必须服从”。 服从被视为确保安全和社会归属的手段。在这种文化里,“服从”被美化为“忠诚”“责任”“团队精神”,但本质上,它剥夺了个体最基本的权利:说“不”的权利,保护自己生命的权利。 更令人愤怒的,是事发后这家公司的反应。 悲剧曝光初期,Habita公司一度试图隐瞒真相,将员工遇难归咎于“天灾意外”,试图掩盖自己强制员工涉险的核心事实。据日本媒体报道,该公司的母公司同仁集团在事发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向遇难者家属道歉,而是火速从官网上撤下关联Habita的链接,紧急移除了与企业法人上野景真相关的所有信息。 直到8月2日的通夜上,公司高管才被迫道歉。但道歉内容呢?把当时的命令转换成“如果可能的话,请把营业额放进金库”。把直接的命令说成“请求”,企图推卸责任 。大竹的亲属当面质问:“请说清楚,'把营业款放进金库'这句话是先说的,对吧?”公司高管被迫承认:“是的,是先说的。” 把命令包装成请求,把责任推给“如果可能” ,想尽一切办法甩锅,这就是日本企业面对危机时的标准操作:鞠躬、道歉、但绝不真正承担责任。 大竹的母亲悲痛欲绝,说:我的女儿再也回不来了。 大竹的悲剧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震动,恰恰因为它精准戳中了日本职场长期存在的痛点:上级对基层员工的极致压榨与生命漠视。 这不是孤例。日本的过劳死、过劳自杀问题,根源在哪里?就在这套“组织优先、个人靠边”的逻辑里。员工不敢拒绝加班,不敢拒绝不合理的要求,不敢说“我受不了了”,因为说了,你就是“不够忠诚”、“不够努力”、“拖团队后腿”。 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这套服从体系,把员工当成了可以无限使用的消耗品。你的健康可以牺牲,你的家庭可以牺牲,你的生命在“营业款”面前,也可以牺牲。 更可怕的是,这种文化已经内化到了每个人的骨髓里。没人拿枪指着大竹让她回去。是她自己觉得“必须回去”。 这才是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如果我们把场景换到中国,一个中国女孩地震逃出来后,上司打电话让她回去锁保险柜,她会怎么做?大概率是:“地震呢,你疯了吧?要锁你自己来锁。” 然后直接挂断电话。 这不是什么“中国人不服从”,而是中国社会没有把“服从上级”抬高到可以牺牲生命的程度。在中国文化里,你可以拒绝不合理的指令,可以质疑上级的决定,虽然职场也有压力,但至少“命比钱重要”这个底线,是清楚的。 而在日本,这个底线模糊了。在“营业款”和“人命”之间,有人选择了营业款。而执行者,一个22岁的女孩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权拒绝。 大竹玖瑠美死了。死在她本该安全逃出的地方。死在一通电话之后。死在一句“公司的指示”面前。 她的亲属说:“愤怒大于悲伤”。但是仅仅愤怒有什么用? 只要日本社会不从根本上反思这套“组织压倒个人、服从压倒判断”的文化,大竹的悲剧就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下一次,可能是另一个22岁的女孩或者男孩。 因为在一个把人当工具用的系统里,没有人是安全的。 大竹玖瑠美(2004-2026),22岁。 她本该活下去。
显示更多
0
44
60
7
转发到社区
服从的代价 日本也是洗脑严重的国家之一,某种程度上讲,从小到大,日本的普通国民也一直在接受洗脑教育,日本的阶层固化比中国还要严重,大多数国民都潜移默化、不知不觉的被服从性教育洗脑。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位老奶奶摔倒在地,需要人去扶。 在中国,一般人都不敢上前去扶,因为担心遭遇讹诈,社会溃败可见一斑; 在日本,大家都抢着去扶,因为从小到大的教育让日本人都认为应该去扶,应该去做这件事; 在美国,大家也会抢着去扶,是因为信仰,上帝教育我们要爱别人,所以爱驱使我去做这件事。 所以同样是做一件事,不同的国度,大家动因可能是不同的。 日本的很多潜规则,也就是所谓的路路,大多也是从小到大服从性教育的一部分。 比如,这次熊本地震本不应该死去的22岁和25岁年轻女员工。 截止到8月5日,2026年熊本地震已经造成38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仍有8200人处于避难生活中。 死亡人口中,AEON Mall熊本爆炸事故导致了7人死亡,受伤26人。 我们来聊聊22岁的大竹玖瑠美和她25岁的同事是怎么死的? 地震发生之后,她们本来已经安全撤离了,公司一个电话,又把她们叫回了随时会塌的商场,领导让她们去把当天的销售款放进保险柜。他们返回店里,五分钟后,爆炸发生,两条命,说没就没了。 后来,在她们家属的一再追问下,这件事才得以曝光。 AEON的营业部长汤濑刚二顶不住压力,自己承认了,是他下的指示。 地震发生后,他担心商场要停业,就让店长转达两位员工:如果能回去的话,把销售款放进保险柜。 这句话听着客气,这是日式委婉,本质上等于是命令。 日本企业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用最礼貌的话,说最不能拒绝的命令。 两个小姑娘能不去吗? 更为讽刺的是,永旺自己有防灾手册,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避难之后原则上不能再进馆。 汤濑说自己知道这条规定,但还是这么做了,“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犯这种错误”。 事情曝光后,永旺社长吉田昭夫第一时间开发布会,强调:避难后不得入馆是既有规定。 言下之意是锅不在我们头上,是店铺ハビタ自己乱来。 可后来又查出来,熊本县内还有三家ハビタ的门店,当天都接到了同样的收钱指示,只是那三家运气好,拿到了商场许可,没有发生爆炸,人没事。 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部长一时糊涂,而是这家公司当天统一的操作逻辑:让员工先收钱。 事发之后,ハビタ的官网悄悄删掉了道歉声明,被网友截图曝光,直接又是一轮舆论反噬。 更有意思的是,这家公司的社长,履历写着哈佛MBA,却是这样的危机管理能力。 终身雇佣制在日本早就名存实亡,但是公司是共同体这套叙事,在大多数日本人脑子里根深蒂固,这跟从小到大的服从性洗脑教育不无关系。 日本的防灾教育从幼儿园就开始灌输,“地震了不要回去拿东西”,这条几乎是常识。 同时,日本社会又从小到大训练一种更强的本能:不能给别人添麻烦,不能违抗上级,被开除等于社会性死亡。 对于被训练了二十多年服从性的日本年轻人来说,拒绝领导这件事,恐怕比走进危楼还难。 所以,日本也是一个长期给国民洗脑的国家,大多数日本人被洗的规规矩矩、方方正正、呆若木鸡。 日本培养的不是独立判断的人,而是绝对服从的人。 而且这不是第一次。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不少企业员工为了等待上级指示,没有立即逃生。 2016年熊本地震。也出现过员工坚持营业、坚持值守的案例。 日本最大的“洗脑”,不是鞠躬,而是服从。 死去姑娘长得对好看呀,多美好的青春年华呀,表面上看是被这帮蠢货给害死了,实际上,背后的凶手,是日本从小到大到不间断的洗脑教育。
显示更多
0
56
265
37
转发到社区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晚上,北京。王晶垚回到家,接到一个电话,是妻子学校里的人事干事打来的,说:"卞校长受伤了。"九、十点钟,他带着孩子赶到邮电部医院。妻子躺在那里,遍体鳞伤,眼睛还睁着。头肿得很大,全是乌青色。孩子们被领到另一间屋子里。接待他的是七个人,学校里现在掌权的委员会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要他们把名字写下来。这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留了下来。 第二天,他到西单商场买了一台照相机。照相机那时候是贵重东西,家里从来没有过,他花了几个月的工资。他拿着相机回到医院,在太平间里给妻子拍照。黑白照片上,身上大片的血斑看得清楚。她上身的衣服已经撕破了、剪开了,穿不上,他把这些衣服全都收起来。后面几天,清洗、换衣、火化,每一步他都拍了照。 死去的人叫卞仲耘,五十岁,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学校没有正校长,她排在三个副校长的第一位,在这里工作了十七年。这所学校里有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女儿,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也在这里读过书。她是被自己的学生打死的。前一天夜里王晶垚很晚才回家,她告诉他,下午红卫兵已经动手打了校领导,很危险了。他劝她暂时回老家躲一躲。她说,自己一走,就更证明她有问题,不能走。她说,打死像她这样身份的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两个人商量过给中央领导人写信,也商量过逃走,哪一样都没有做。八月五日早上,她起得早,走到他的房间说要走了。家里的老保姆劝她:"别去学校了。"她还是要去。临出门,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握了握手。 六月一日晚上,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那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批的,他批示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女附中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署名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宋彬彬,高三,父亲是东北局书记宋任穷。隔一天,团中央派来领导学校运动的工作组进了学校,一进校就宣布热烈支持宋彬彬她们,支持学生造校领导的反。校领导靠边站,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给卞仲耘定的罪一条一条写出来。一条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证据是一九六二年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差两分没被录取——录不录,是学校请示了市委和教育局、按上面的指示定的,罪却算在她头上。一条是"反对毛主席",证据是三月里北京附近地震,她告诉学生地震来了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要不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她没有说带,只说要尽快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去。 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组开全校大会批斗她。她被押到台上,弯腰九十度。有学生跑上台,拿学校自制的、枪头包着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她捅倒在地。她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揪着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在旁边,不干涉。会后,她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然后请求不要再对她用暴力。信里写: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信寄出去,没有回音。 七月底,毛泽东要借学生造反,打倒刘少奇,下令撤掉各学校的工作组,说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八月一日,他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说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的支持。"信一传开,各校红卫兵照着做。他又命令公安部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学生打人,警察不许管。女附中的红卫兵在这封信的前一天成立,接管了学校。八月五日一早,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去六月初刚改组的北京新市委,说中学里校领导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得到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同一天,中共中央撤销了六月里刘少奇签发、要求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那个文件。 下午两点左右,高一的红卫兵先动手。胡志涛那时正在打扫厕所,她说,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新市委批准。一个高个子学生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头上浇下去。卞仲耘、胡志涛和另外三个校领导被揪到大操场,戴上废纸篓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反革命黑帮"的牌子,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一字排开跪下。全校学生涌到台下。人群里有人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木工房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取开水。然后五个人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一边敲手里的铁簸箕,一边说"我是牛鬼蛇神",从大操场走到小操场。小操场有一堆修操场剩下的沙土,叫他们挑。有人把卞仲耘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就被劈头打倒在地。打人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桌椅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下戳出一个小洞,血从洞里涌出来。挑完土,五个人被揪回宿舍楼,在一楼厕所里淋了屎尿。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一片血迹。她是这个学校的最高领导,"黑帮头子",打得最重。 下午五点来钟,她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还有人踢她,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东西,骂她"装死"。五点多,有人叫来校工,把她搬上一部平常运垃圾的手推车。胡志涛看见车上她两条胳膊红肿,眼睛张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还在吐气,就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胡志涛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有红卫兵说这样推过去"影响不好",不准出校门。手推车就停在北门边。她的身体用大字报纸盖起来,上面压了一把大竹扫帚。车停了一两个小时。七点多,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新市委,才把她送进对面的医院。医生检查,尸体已经僵硬,死了多时。一位老师三天后写信给王晶垚,记下当时的情形:"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打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 在医院里,同校学生、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来见王晶垚和大女儿,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上缠着袖章,要医生给卞仲耘做尸体解剖,证明她死于心脏病,不是打死的。写在那张纸片上的七个名字,第一个是宋彬彬,就是六月里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那个高三学生。八月五日那天夜里,宋彬彬等学校的负责人去了北京饭店,见到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打死了校长。据说,吴德告诉她们,打死了就算了,以后要注意政策。 八月九日中午,王晶垚收到一封信,署名"师大女附中一教师",八月八日下午两点写的,字是故意改了笔迹写的。信里把那天下午的经过一步一步记下来,信里说:"你必须坚强活下去,勇敢地斗争下去。"信里还说,要好好抚育老卞留下的四个孩子,尤其是可怜的四宝——最小的女儿,她还那么小。信寄到不久,学校有人上门追查这封信,凶恶地要他交出来。他拒绝了。 同一天火化。死亡证明上写的是"死因不明"。孩子们来跟妈妈告别。他和大女儿找了一块大手绢,把她的脸盖上,不让孩子看见那张满是青紫血痕的脸。小女儿十岁。运尸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广播里正在播《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家人听到里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心里想,以后别的人不会再遭到她这样的命运了。同一个文件里还说到红卫兵这样的学生:"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宋彬彬,纸片上的第一个名字,登上城楼,把一只红卫兵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报纸发表了两个人的对话: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毛说:"要武嘛。"两天后,《光明日报》发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署名宋要武。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的规定: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北京太文明了","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 家里,小女儿发现,父亲睡的草席边沿都被咬碎了。他夜里睡不着,不能哭出声,就伏在席子上咬草席。多年以后大女儿说,"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一年以后,抄家的风潮过去了,一家人在家里的衣柜里给她布置了一个灵堂: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照片前放一支花。衣柜的门随时可以关上,除了家里人,谁也看不到。 三年后,进驻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给她的《审查结论》是"系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死",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的是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那一套。一九七三年,她的死按"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给了家属四百块钱。一九七八年,西城区委为她昭雪,说她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而"壮烈牺牲"。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四百块钱在学校里立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没有结果。 第二年,他递了控诉书,要求调查最后毒打她致死的那三四个学生,也控告外校的工作人员袁淑娥,她在六月那场批斗会上拿出一张剪去旁人的合影,只留卞仲耘和一个男老师,说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学生那一头没有下文。检察院对袁淑娥一案的答复是:"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他接着告。一九八九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他说袁淑娥在批斗会上揪过卞仲耘的头发,决定书里写: "即使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打人的学生,他没有起诉。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她们都是被利用、唆使的。" 那天她身上的东西,他每一件都用塑料袋仔细包好,装进一只皮箱:一件浸透了血的白衬衫,上面用墨汁写着"打倒"两个字;一块手表,表带打歪了,表针停在三点四十分。医院里那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也留着;她六月里写给上级的那封信的底稿,文革那些年一直藏在墙缝里;还有他拍的那些照片。他说:"血衣我全部保存。"几十年,这些衣服没沾过一次水。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二日,宋彬彬在母校的一个聚会上道歉,说她对卞校长的遇难"是有责任的",说那天她和另一个学生负责人刘进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一月二十七日,九十三岁的王晶垚发表声明,把八月五日这件事叫作"八五事件":"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他对采访的人说,她们说抢救了,说向医院提出了要求,这些都是假的,"他们从来没有急救过卞校长。"那年春天,一个记者在采访结束时问他,如果有一天又见到了卞校长,会对她说什么。老人一字一句地答:"我,没有忘记历史。"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凌晨,王晶垚在北京去世,一百岁。到这一天,打死他妻子的人,没有一个受到法律惩罚。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琴艺书屋全版,2019年,卞仲耘条,页39—64 ——王晶垚《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张敏采访王晶垚、王友琴,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2013年8月4日、2014年2月3日 ——冯翔《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南方周末》2014年3月13日 ——宋彬彬《我的道歉和感谢》,2014年1月12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6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1968年编印本,页265、266、2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晶垚同志治丧小组讣告,2021年8月30日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