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技术创新公告:技术创新公告(近1-2周)
【炬芯科技】第二代存内计算NPU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搭载新NPU的SoC芯片将于今年正式流片,预计明年实现多品类规模化导入。上半年端侧AI芯片营收占比已超25%,标志公司AI化转型进入新阶段。
【隆华科技】旗下丰联科光电实现G8.7 AMOLED银合金管靶100%全链条自主量产出货,彻底打破国外垄断,成为国内唯一具备该规格成熟量产及稳定供货能力的企业,填补国产高端核心显示材料空白。
【川恒股份】获2项国家专利,"切割天井爆破成型布孔结构"已在矿山建设应用,另一专利解决磷矿井下水仓淤泥中有价资源回收问题,正在中试试验。
【上海阿为特】获"金属导轨与塑料导轨槽控制推力制造方法"发明专利,该工艺已应用于科学仪器精密零部件生产,后续将拓展至半导体设备领域精密零部件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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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含泪写信求毛主席让病重的贺子珍进京治病,不料却换来雷霆震怒与绝不答应!这场迟到了十几年的生死相隔背后,究竟藏着主席怎样锥心刺骨的苦衷?
李敏寄出那封信后,便开始在北京的住处里等。她以为至少要等三五天。没想到第二天上午,秘书就亲自来了,站在门口没进屋,只把主席的口信一字不差地转达:“不行。让你妈妈好好在上海养病,不要来北京。”语气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李敏愣住了。她追到门口问,父亲有没有看过信的后半段?妈妈说疼起来整夜睡不着。秘书摇了摇头,只说这是主席的决定。
她不甘心。几天后,她直接去了中南海。父亲正在书房里看地图,见她进来,抬了抬眼。李敏还没开口,毛主席就指了指墙边的椅子:“坐。”然后他继续低头看地图,仿佛知道她要说什么。
李敏还是说了:“爸爸,妈妈她真的病得很重。上海那边说,北京或许有办法……”毛主席没抬头,手里的红蓝铅笔在地图上轻轻点了点:“她的病,北京治不好。”李敏急了:“还没看过怎么知道?”毛主席这才放下笔,看着她:“她的病根不在身上,在心里。北京只会让那根刺扎得更深。”
李敏没听懂,还想争。毛主席摆摆手,语气缓了些,但意思没变:“你回去多陪陪她。治病的事,听医生的。别的,不要再提。”
李敏回到上海时,贺子珍正靠在躺椅上等她。一见面就问:“你见到他了?他怎么说?”李敏不敢看母亲的眼睛,只含糊说父亲问了病情,让安心治疗。贺子珍盯着她看了几秒,然后慢慢闭上眼睛,不再问了。那天夜里,李敏听到母亲房里传来压抑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
几个月后,贺子珍病情稍稳,忽然对李敏说:“我想去南昌看看。”李敏有些意外,那是他们早年一起工作过的地方。她立刻写信请示北京。这次回复得很快,主席同意了,还叮嘱安排好医生陪同。
到南昌后,贺子珍让推着轮椅去了旧居。她在天井里坐了很久,看着那口老井,忽然轻声说:“那时候他也挑过水。”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主动提起往事。李敏站在旁边,心里一动,隐约明白了什么。
从南昌回上海不久,贺子珍发起高烧。昏迷中她一直喊冷,护士加了被子她还是发抖。李敏守在床边,忽然想起父亲那句话——“北京只会让那根刺扎得更深。”她看着母亲即使在昏迷中依然紧蹙的眉头,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那根刺是什么。
她再次写信,这次只字不提进京,只说母亲情况不好,问能否请一位北京的专家来上海会诊。毛主席很快回复,同意,并亲自安排了两位专家南下。
专家到上海那天,贺子珍精神好了些。她问李敏:“是你爸爸派来的?”李敏点点头。贺子珍看着窗外,很久才说:“他还是老样子。帮人,也不让人承情。”
专家会诊后,调整了治疗方案。贺子珍的病情渐渐稳定下来。但她不再提去北京的事了,只是偶尔会问李敏,北京最近有什么消息。李敏渐渐学会了回答:“一切都好。”
1976年9月,消息传到上海时,贺子珍正在听收音机。她关掉收音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李敏接到通知赶回来,看见母亲已经自己挪到了窗边,望着北方。李敏走过去,贺子珍抓住她的手,抓得很紧,却什么也没问。
三年后,贺子珍终于来到北京。她坚持要去纪念堂。轮椅缓缓推过大厅,她在水晶棺前停住,静静看着。周围很安静,只有轻微的脚步声。她看了大约十分钟,然后轻轻拍了拍扶手,示意推她离开。
走出纪念堂时,有风拂过。贺子珍抬起头,眯眼看着天空,对身边的李敏说:“今天天气挺好。”这是她那次北京之行说的唯一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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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38岁的深圳女人,在西双版纳开了六年客栈,专门找年轻小伙儿谈恋爱,条件只有一个:只恋爱不结婚。
客栈藏在告庄的巷子里,门口爬满三角梅,老板娘叫阿湄,总穿条靛蓝长裙,露着一截脚踝,银镯子叮当作响。第一个闯进她生活的是个背包客,二十出头,笑起来有两颗虎牙,说要在客栈打义工换食宿。阿湄靠在门框上抽烟:“可以,但得陪我喝酒。”
小伙儿叫阿哲,会弹吉他,夜里就在客栈的露台上唱许巍的歌。阿湄搬把藤椅坐着听,脚边放着冰啤酒,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你为啥不结婚?”阿哲唱完歌问。她吐个烟圈:“结过,没意思。”戒指在指尖转了两圈,那是枚素圈铂金戒,内侧刻着的日期被磨得快看不见了。
阿哲在客栈待了三个月,帮她修水管,换灯泡,清晨扫掉落在天井里的凤凰花瓣。走的那天,他把吉他留下:“等我攒够钱,就回来开家小酒馆,跟你做邻居。”阿湄没抬头,只顾着擦吧台:“路上小心。”他转身时,她偷偷把那枚铂金戒摘下来,塞进他的背包侧袋。
后来又遇到个摄影师,背着相机走南闯北,镜头里全是雪山和星空。他给阿湄拍了组照片,她站在澜沧江边,风掀起裙摆,像只没系线的风筝。“跟我去西藏吧,”摄影师说,“那里的星空能照见人心。”阿湄摸着照片上自己的脸:“我走了,客栈咋办?”他没再劝,临走前在她相册里留了张星空照,背面写着“自由即永恒”。
住客们私下里议论,说阿湄是被男人伤透了心,才故意玩弄小年轻的感情。有个大姐看不过去,劝她:“女人总得有个归宿。”阿湄给她倒杯茶:“我这客栈就是归宿,来来往往的人,都是风景。”茶盏里的热气模糊了她的脸,没人看见她眼底的红。
去年冬天,来了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找工作不顺,在客栈住了半个月。小伙子话少,却总在她忙不过来时搭把手,给烤火的客人添柴,帮晚归的住客留门。有次阿湄重感冒,他守在床边喂水喂药,手笨得把体温计摔碎在地上。
“你图我啥?”阿湄裹着被子问。小伙子脸一红:“你煮的米线好吃,比我妈做的还香。”她突然笑了,笑声里带着点哽咽。那是她前夫最爱的味道,以前每个周末,她都给他煮米线,加双倍的酸笋和小米辣。
大学生住了半年,说要回老家考公务员。“我妈让我稳定下来,”他挠着头,“但我不想走。”阿湄给他打包了袋酸笋:“回去吧,年轻就得折腾,别像我,困在这儿动弹不得。”他走的那天,澜沧江涨水,她站在桥头看了很久,银镯子的响声被浪涛盖过。
上个月去西双版纳,特意去了那家客栈。阿湄正在教新义工煮米线,动作熟练得像做了千百遍。墙上的照片换了新的,有雪山,有星空,还有个笑出虎牙的大男孩,抱着吉他站在露台上。
“不找年轻小伙儿了?”我开玩笑。她擦着碗,嘴角翘着:“前阵子收到阿哲的消息,他在大理开了家酒馆,娶了个扎染姑娘,孩子都两岁了。”阳光透过三角梅的缝隙落在她手上,那枚素圈戒指早没了,换成了个银质的莲花吊坠。
“其实我不是不婚主义,”她突然说,“就是怕了,怕再像以前那样,把日子过成一地鸡毛。”客栈的风铃响了,新来了批客人,吵吵嚷嚷地要住能看见江景的房间。阿湄笑着迎上去,靛蓝长裙扫过青石板,银镯子的叮当声里,藏着点与自己和解的温柔。
临走时,她塞给我袋酸笋:“回去煮米线吃,加多点辣。”巷子口的凤凰花又开了,落在地上铺成红毯,像给每个过往的人,都准备了新的开始。有些不结婚的选择,不是拒绝爱,是终于学会了,先好好爱自己,再爱这人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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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个面,听起来真恶心!
冯裤子国内有豪宅,美国有大别墅,生活要多潇洒就有多惬意,让穷人给他面,真想的出来。
所以这个面坚决不能给。
韩红做慈善做久了,以为啥都凭一张嘴,要啥就能讨来啥。
刷到韩红在冯小刚新片首映礼的发言,那句轻飘飘的“北京两千多万兄弟姐妹受累走个面”,瞬间堵得我心口发闷,一股难以压抑的愤怒涌上心头,相信无数普通打工人、常年默默做公益捐款的网友,都和我有着一模一样的憋屈与失望。
先说说冯小刚实打实的家底,每一条都是公开可查的事实,没有半分编造。早在2014年,他斥资500万美元在美国洛杉矶购入第一套独栋别墅,带私人泳池、超大庭院,私密性拉满;2018年再次豪掷600万美元拿下第二套房产,两套海外不动产合计价值超千万美元。国内资产更是惊人,北京坐拥五百平顶层复式豪宅,天井造景、满屋名家藏品,早年购入价四千多万,如今市价早已翻几倍;香港中半山海景豪宅持有十三年,卖出直接净赚六千万港币,名下还有二十余家影视公司,当年华谊一笔股权交易就让他入账八亿余元,综合资产早已突破二十亿大关。
他坐拥国内外多处豪宅,财富积累到普通人几辈子都触碰不到的高度,日子过得极尽安逸,事业扎根国内收割票房红利,资产却早早布局海外。
可到了电影宣传,却要拉着千万普通老百姓“给个面子”冲票房。我们普通人是什么处境?每月房贷压身、孩子学费、老人医药费层层加码,精打细算过日子,一张电影票几十块都要犹豫半天,他坐拥亿万身家,拍商业片赚得盆满钵满,凭什么要求底层百姓主动掏腰包为他的人情买单?这种不对等的索取,越想越让人反感。
而说出“走个面”的韩红,本该是全民心中公认的公益标杆。十几年扎根慈善,地震、洪水、疫情永远第一时间奔赴一线,韩红爱心基金会常年帮扶孤儿、灾区群众,无数普通人被她的真诚打动,开通每月自动月捐,一块十块日积月累,一点点托举起她的公益口碑,这份善意是全国老百姓心甘情愿赠予她的底气。
可这份沉甸甸的大众善意,不该被拿来当做圈内人情的筹码。她站在商业电影的宣传舞台,拿着十几年公益积攒的群众信任,点名一座城市两千多万人为资本影片撑票房,模糊了公益与商业清晰的边界。
大众愿意为苦难捐款,愿意为灾区伸出援手,却不愿意自己的善心被消耗,用来成全富豪导演的票房业绩。很多常年月捐的网友,看完现场视频直接截图取消自动捐赠,不是否定她过往所有慈善付出,是寒心于这份信任被随意透支。
有人辩解只是朋友间捧场,大可自己包场请亲友观看,没必要裹挟全城普通人。一句“走个面”看似随口客套,却戳中无数底层人的痛点:富人坐拥海量资产轻松获利,普通人谋生举步维艰,还要被道德裹挟去成全别人的体面。
我们每天奔波劳碌,为碎银几两耗尽心力,没有义务为身家亿万的导演撑场面,这份面子,普通人给不起,也绝不应该给。
很多人分不清善意的边界,真正的善良是帮扶弱者,而不是消耗大众善意去维护富人圈子的人情。冯小刚享受国内市场带来的全部红利,资产遍布海内外,本应靠作品实力打动观众,而非依靠人情绑架拉票房;韩红多年慈善积攒的公信力,是千万普通人一点一滴捐出来的,这份口碑珍贵且脆弱,不该随意用在商业宣发之上。
最后说几句心里话:普通人的善意从来不是可以随意索取的工具,底层百姓的每一分钱都浸满汗水,不该被拿来成全富人的潇洒体面。明星可以交朋友、互相帮忙宣传,但永远不该拿公益人设绑架普通人消费。
财富差距客观存在,但尊重是相互的,坐拥亿万资产的人,更该懂得体恤底层谋生的艰难,少一点理所当然的索取,多一点脚踏实地的自省。观众买不买单,从来只看作品好坏,不靠一句轻飘飘的“走个面”强求,普通人不欠任何富豪一张电影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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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位降到第八位,不再过问中央工作。十一月底他对家里人说过,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学生几次勒令他到学校去作检查,毛泽东批示说,还是不宜去,让周恩来去向学生做工作。毛泽东后来对美国作家斯诺说过,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就决定打倒刘少奇。
一月十三日夜里,毛泽东派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两个人单独谈了一次。刘少奇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三个职务,带着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好让文化大革命早点收场。毛泽东不接话,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过了一阵,劝他认真读几本书,点了两本书名,一本是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械人》。送到门口,毛泽东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回到家,对等在屋里的家人说,主席很客气,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全家悬着的心落了下来。这是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
这之前的两个星期,造反派已经两次闯进他家。头一次是一月三日晚上,二三十个人把他和妻子王光美叫到院子里,要他们背毛主席语录、回答问题,围了四十多分钟。一月六日,有人打电话来,说他的一个女儿在路上让汽车轧断了腿,要家长到医院签字截肢。刘少奇和王光美赶到医院,等在那里的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王光美当场被扣走,周恩来派秘书去要人,才放回来。一月十二日晚上又来了一百五十多人,要两个人站在台阶上低头弯腰背语录,让王光美站到一张独腿桌子上。刘少奇背不出,围着的人哄笑。他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讲的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哪一篇我都可以解答。
见面之后第四天,造反派来拆他办公室里的两部电话。他站起来拦,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谁也不能撤。第二天那些人又来,不再说话,把线扯断了。他和政治局之间,从此没有了联系。
四月一日,各报登出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成员写的长文,说他把一部讲清朝末年的电影《清宫秘史》捧成爱国主义,末尾连问他八个为什么,然后说,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他把报纸一摔,对孩子们说,这是栽赃,爸爸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爸爸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爸爸一九四五年在七大上提出来的,爸爸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四月十四日,他交出一份书面答复,把八个为什么逐条答了,工作人员抄成大字报贴在中南海院里,很快就被撕掉。
四月九日中午吃饭,女儿说,听说清华大学要开三十万人的大会斗妈妈。头一年夏天中央往清华大学派过工作组,王光美是成员。刘少奇推开饭碗,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要挨斗他去。说完他缓下来,对孩子们交代后事:死后把骨灰撒进大海,像恩格斯一样。王光美哭了,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刘少奇说,骨灰总会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女,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他不会自杀,除非被枪毙或者斗死。
第二天,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大学。造反派逼她穿上旗袍、高跟鞋,脖子上挂一串乒乓球串成的项链。陪斗的有三百个老干部,其中有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一年以前,把彭真清洗出去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
七月十八日清早,孩子们到中南海的职工食堂吃饭,看见饭桌边吊着一张大字报,说今晚要开会揪斗刘少奇。中午,刘少奇从衣袋里掏出两份文件给孩子们看,一份是毛泽东肯定他检查的批语,一份是毛泽东批示向全国推广王光美在河北一个村搞运动的经验,叫桃园经验。他说,你们都看了,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这是他第一次让孩子看中央文件。
晚上,三百多人把他和王光美分别拉到两个食堂。两个多小时,不许他说一句话,自始至终低头弯腰站着。他掏出手绢想擦汗,手绢被一巴掌打落在地。开会的同时,家被抄了。会后两个人被分开关在前后两个院子,四个人把他按倒在床上,抽走腰带。屋里的电压从二百二十伏改成二十四伏,绳子、刀子、剪子收走,安眠药由两个人送来,当面吃下去。北京还有人要在怀仁堂开一千多人的大会斗他。毛泽东这时在武汉,得到报告,先问是不是要开那个大会,接着说这样的会不要开:
“不要面对面搞,否则别人要搞怎么办?同时,拉他上台,要他低头,他不低,你就用手压他,这样不好。你要他承认反党,他死也不会承认。”
北京没有照他说的办。
十九日早晨,刘少奇到食堂打饭,看见两个孩子在穿堂洗手巾,趁哨兵不注意走过去,小声问,你妈妈在哪里。孩子说,关在后院。哨兵走过来,他转身走了。从这天起,他每天站在后窗前望着后院,中间隔一道墙,什么也看不见,他一站就是半天。
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中南海里同时开批斗会。中央文革派来督阵的人嫌火力不猛,宣布休会,把两个人押出去,重新动员一遍再押进来。接下来是拳打脚踢,有人揪住他稀疏的白发按他低头,鞋被踢到一边,他穿着袜子站在那里挨斗,一张大字报中间掏个洞套在脖子上。摄影机对着这个场面响个不停,说是要拿到全国去放。三个孩子被命令到场,每个人身后站着几个战士。会开到一半,门口哇的一声,六岁的小女儿小小吓得号哭,往大门后面爬,儿子挣开战士跑过去抱起她。会场上喊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要他跟着喊,他不喊,说,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会散前,两个人被押到会场一角,按着向墙上的漫画鞠躬。王光美突然挣脱,一把抓住刘少奇的手,刘少奇也拉住她不放,几个人掰开他们,她又扑过去抓住他的衣角。这是夫妻两个最后一次碰到对方。
他被押回办公室,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说,他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他;要审判,也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五四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这部宪法草案的,就是他。秘书当夜写了汇报,没有人回答他。两天后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免去党内党外一切职务,信里写了一句,我已失去自由。
九月十三日上午十点,三个大孩子接到通知,立刻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他们想拖到中午开饭,能再见父亲一面,一会儿找衣服,一会儿找书,磨蹭了半天。看守人看出了用意,把东西扔上卡车,直接开走。下午,小小由保姆带着搬出中南海;王光美夏天就把两张照片交给了保姆,交代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大。当天,王光美被捕,带上了手铐。
刘少奇不知道这些。他照旧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八月被打伤的腿,一步一步蹭到后院的墙根,想听里面的动静,什么也听不到。一天夜里,院子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他连墙根也去不了了。过了几天,他托警卫员给孩子们带话,让他们和爸爸妈妈划清界限。
吃饭也一天天成了问题。给他做了十八年饭的厨师六月里已经被捕,罪名是给两个想出门串连的孩子钱和粮票。十二月,内部供应站停止给他送食品,工作人员在报告里写,过去每餐三菜一汤,现在一菜一汤,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酸奶、水果、饼干取消,酒喝完库存不再买,茶叶不给,手表坏了不修,能保证吃饱、饿不死就行。安眠药减了一半,白天睡觉夜里工作的习惯被强令颠倒过来,他整夜睡不着。到第二年春天另一个厨师也被调走,卫士到食堂买饭,食堂说中国赫鲁晓夫不能吃好饭,只卖次菜和窝头。他嘴里剩七颗牙,嚼不动,每月生活费五十元。
从卧室到饭厅三十米,他要走五十分钟,前后跟着的战士谁也不敢扶。手抖得筷子送不到嘴里,饭菜弄得满脸满身。医生来了先开批判会,一边听诊一边骂,用听诊器敲,用注射器乱捅。他吃了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停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一日,他交出一份书面交代,说明自己入党的经过和一九二五年长沙、一九二九年沈阳两次被捕的情况。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份亲笔。三月以后,他走路小步拖行,站不稳,把裤子当上衣穿,假牙上下装反,小便失禁,尿了床不换衬裤。四月二日的病历上写,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四月十二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写着,他两个月没有理发,自己也不提;医生检查,神志不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判断他不像是装的。报告接着写,为防止他行凶或自杀,要进一步加强监护。五月十九日的报告说,他用梳子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两条腿穿进一个裤腿,装疯卖傻,尽出丑态。六月三十日晚上七点半,警卫的记录写他躺在床上大发脾气:
“你们的治疗是假的,我的病反而严重了。”“你们注意点,最近几天我就死了。”
七月九日,他的支气管炎转成肺炎,生命垂危。这时才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医生,七次会诊,拉来器械就地抢救。医生提出把病人撤出监护环境住院,没有批准;请求摘掉卧室里挂满的标语口号,也没有批准。七月九日和八月六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交代: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刘少奇的子女后来写下了中办负责人的话:
“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九大是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一次大会,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是刘少奇筹备的,政治报告也是他作的;九大开会以前,先要把他的问题定下来。警卫的口号跟着改成保护活证据,向九大献礼。到一九七〇年,专案组提出要判王光美的刑,毛泽东批示,暂时不宜判,对罪犯要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以便保存活证据。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个红卫兵领袖,谈的是派工人宣传队进大学。谈话快结束时,他忽然说起刘少奇,还有同样被关押的原副总理薄一波: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肺炎还没有控制住,会诊的专家就陆续撤回原单位。八月到十月,肺炎反复发作五次。九月专家再次会诊,报告说病人年老,天气渐冷,今年冬天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周恩来批示加强会诊。十月五日,他哭了两次。十月九日起喂进去的东西不往下咽,十一日开始从鼻孔插管灌食,一直灌到死。病痛和窒息上来的时候,他十指乱抓乱撕,抓住什么就不放,护士拿两个硬塑料瓶让他攥在手里。护理记录写,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最后的几个月,他的两条腿被绷带绑在床上。
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会。八届中央委员还活着的八十七个人,一半以上已经被定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不准到会。到会的四十个人不够半数,临时从候补委员里补了十个人才过半。另外请来七十四个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和各省革委会的人,比中央委员还多。会议前半段批几位元帅和老干部,后半段讨论专案组写的审查报告。报告给他定了三条历史罪名,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充当内奸。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小组会上不肯表态,主管专案审查的康生坐到她那个组,当面训她,简报里说她的政治觉悟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表决那天,陈少敏没有举手。十月三十一日,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专案组原来的处理意见里还有一句,提交专政机关依法惩办,就是交给公安法院治罪;毛泽东不同意,定稿时删掉了。公报登报,报纸从此直接点他的名字。
从立案到开除,没有人找刘少奇谈过一句话,没有给他看过一页材料,没有让他在决议上签字,决议也没有通知过他本人。十一月二十四日是他七十岁生日。子女后来查到,就在这天早上,他被安排听了全会的决议。全会十月三十一日闭幕,到这天整整二十四天,单单挑在这一天。他浑身发抖,大汗淋漓,大口呕吐,血压升到二百六十,体温四十度,一声不吭。从这天起他一句话不再说,治病的话、生活的话都不说。周恩来从北京医院调来两个护士,也没有用。有一天他忽然叫了一声小贾,那是从前给他当卫士的人。看守把小贾找来,问他有什么事,他朝小贾微微一笑,闭上眼睛。过几天他又叫来另一个卫士小于,也是一笑,闭眼。
一九六九年的病情报告,一月写他问话无反应,全身肌肉萎缩,不能自己咀嚼吞咽,翻身、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七月写他可能随时死亡。
十月,中苏边境吃紧,林彪发出紧急战备的指示,北京的老干部和审查对象一批批疏散到外地:朱德送广东,邓小平、陈云送江西,陶铸送安徽,刘少奇定在河南开封。十六日晚上,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走到他房门口瞧了一眼,叫人通知他。护士用棉签蘸着墨水,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字,拿到他眼前,纸上写的是,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他扭头不看。护士把纸换到另一边,他又把脸扭过去。给他当过卫士长的李太和凑到他耳边,把字念了一遍,他闭着眼。
十七日晚上,护理人员匆匆给他穿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没有穿,一条粉红缎面的被子裹上,抬上救护车,送到西郊机场。七点二十三分,飞机起飞,机上有两个专案组的人、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和李太和。九点半,飞机落在开封。他被抬进开封市革命委员会一号楼的小天井院,这里原来是一家银行,四面是三层楼,院墙高大,一道铁门,屋里有地下室。看护他的医生护士,是开封的驻军从军医院抽调来的。门口两道警戒线,床前昼夜双哨。电话联系用代号十七号,监护人员不准叫他的名字,只叫暗犯。第二天,押送他来的专案组副组长开会动员,一面组织看守和医护人员读他的罪证材料,激发阶级仇恨,一面讲保存活证据的意义。医疗上的指示,是来开封以前在北京商量好的:控制住现有的病情不再发展就行,不组织会诊,开封有什么药用什么药,不到外地买。北京来的医生住了一晚就回去了。
十月二十四日,他体温升到三十九度三,呕吐。屋里还没有通暖气,室温不到十七度。开封的医生在病历上写,如果恶化就送一五五医院会诊抢救。后来没有送,就地打针、输液、吸氧、冷敷,三天后烧退。就在二十四日这一天,河南省的负责人给中央打电话报告,刘少奇到开封后病情没有异常变化。三十一日,他又烧到三十九度四,腹胀,监护人员讨论后认为病情严重,原因不明,决定按肺炎治。十一月六日,北京来的护士、专案组人员和李太和全部奉命回京,北京带来的药一样也不留。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去火葬场看了一眼,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又向当地人员交代,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他们回北京后的报告说,两次发烧已经恢复正常,开封驻军的医护人员已能熟练掌握。当地的医生提出疑问,肺炎怎么会昏迷,要求透视、拍片、会诊,没有得到同意。
十一月十日他又发烧。十二日凌晨一点,他开始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吸氧没有变化,体温三十九度七,两个瞳孔对光没有反应。值班护士仍按原来的处方用药,到六点三十八分才通知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六点四十二分人到齐。六点四十五分,心脏停跳。遗体抬到地下室,拍了照。
李太和回北京后要向中办负责人汇报,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过了几天,深夜两点电话把他叫醒,说人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去一趟。十三日凌晨李太和赶到开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一条白床单,白发蓬乱着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李太和给他剪了头发,刮了胡子,穿上衣服和鞋。
十四日零点,遗体送到开封火葬场。监护人员对火葬场说,要烧一具烈性传染病的尸体,只准留两个工人看炉点火。遗体面部用白布包起来,护送的人都穿白大褂,带着消毒工具,二十多个军人把这个不大的火葬场围住。运尸体的吉普车车厢短,两条小腿和脚露在车外。火葬申请单由专案组的人填:死者姓名刘卫黄,男,七十一岁,湖南人,职业无业,死因病死;申请人刘原,与死者关系父子,住址八一七二部队。刘卫黄是他少年时用过的名字,外人不知道;申请人一栏签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写成了刘原,儿子那时在山西农村看管劳动,不知道自己签过字。骨灰装进一个普通木盒,存进火葬场的骨灰存放厅,编号一百二十三,寄存证由驻军保管。火化完,专案组宣布纪律,谁泄露出去,用党籍和脑袋担保;然后摆了酒,说任务圆满完成。
一九七二年,刘少奇的子女听说可以探望关押的老干部了,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见父母。八月十六日,专案组来人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可以见见妈妈。孩子们追问,爸爸呢,我们还要见爸爸。来人不答,走了。第二天他们又来,传达批示的头一句:
“父亲已死。”
口头通知说,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早晨六点,因肺炎死于开封;骨灰由组织保存,不能给;不许对外人讲,有人问,就说不知道。孩子们一连问,为什么死在开封,为什么是肺炎,是谁抢救的,妈妈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我们去。来人说,我们只能说这些。第二天,他们在监狱里见到王光美,五年没见,她满头灰白,腰直不起来,看了他们半天,说了一句,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中午,刘少奇对孩子们说过,骨灰总会给你们的,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62、69、82、104、109—112、119—126、146—161、164页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第188—221页;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第118—119页;均收入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初版,此据2019年全版第327—328、332—334页(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谈话、1972年批示,以及高皋《文革十年史》所记“绑在床上”,均转引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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