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尼得科（Nidec）将在纯电动汽车驱动装置“E-Axle”领域解除与中国企业的合资。E-Axle属于创始人永守重信大力推动的业务，是过去该公司扩张路线的象征。将大幅缩减该业务，明确旨在实施结构改革的战略转型。 尼得科社长岸田光哉表示：“希望退出已成为‘一片红海’（激烈竞争的市场）的E-Axle业务”。

高市进入熊本灾区，承诺：全部都做 熊本发生强震六天后，高市首相终于进入灾区。 她穿着不太合身的防灾服，但是很显年轻、干练。 她先坐直升机在益城町、嘉岛町、御船町等重灾区上空巡视了一圈基建损毁情况，随后落地宇城市氷川町的一处避难所，跟灾民聊了几句，晚上再飞回熊本县厅跟知事木村喝茶交换意见。 期间还不忘各种摆拍，比如在飞机上双手合十，祈福灾民。 忙的不亦乐乎！估计一晚又只能睡3个小时了。 只是我找了半天像安倍和岸田那样跪着和灾民沟通的照片，实在是没有找到。 虽然她的灾区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新闻通稿写得工工整整，但唯独没写清楚一件事：为什么足足拖了六天？ 官方说法是：不想给一线救援添麻烦，等救助工作告一段落才现身。 这套说辞历届首相都用过。 村山那句“心よりお见舞い”（衷心慰问）； 菅直人的“全力を尽くして”（竭尽全力）； 安倍的“できることは全てやる”（能做的全部做）； 岸田能登地震时几乎原文照抄了安倍的话； 到石破则换成“心からお见舞い”（打心里慰问）； 再到高市这里：全部やるつもりで参りました！（我是抱着全部都做的决心来到这里的）。 六代首相，六套几乎同义反复的台词，唯一的变量是形容词的程度副词。 不过，在高市这里，话是越说越满了。 日本首相官邸的公关模板，估计从来都没有换过，套路都差不多：先表决心，再喊数字，最后视察镜头一过，剩下的事交给地方自治体自己处理。 有日本网民算是看明白了，留言说：高市总理视察了配备空调、完备纸板床的避难所，仅用了短短3分钟，这效率电光石火一般，根本不可能理解避难生活的艰辛。这不过是穿上防灾服的灾区参观罢了。 也有人说了，怎么能说是参观？ 人家不宣布动用超过200亿日元预备费，发放了总计616亿日元普通交付税。 这些是日本政府本来就应该启动的灾害应对机制，不是高市个人送给灾民的恩赐。 预算是纳税人的税金，物资是政府系统调配的，救援靠的是消防、自卫队、地方公务员和无数基层工作人员。 首相最后出现，穿上工作服，握几双手，说一句“全部都做”，然后所有摄像机对准她。 这就是日本政治最熟练的一套拳法：基层干活，中央剪彩；官僚执行，首相收割。 当然，灾区视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首相亲自到场，能够加快预算和部门协调，也能向灾民释放政治信号。 你们懂的，不亲自到灾区的首相不是好首相！！！ 但真正的问题是，日本政治越来越重视看起来在负责，却很少追问为什么制度会失灵。 比如熊本永旺购物中心的爆炸，两个年轻女孩的死，就是一个最残酷的例子。 地震发生后她们已经逃出建筑物，站在停车场是安全的，结果店长一个电话打过来，让她们回去把收银款锁进保险柜，为了区区几万日元的营业款，两条命就这么没了。 她们的家属这几天才把真相逼出来，公司之前一直含糊其辞。 普通的日本人还是挺可怜的，一辈子遭受洗脑教育，从小到大都在被服从性教育洗脑。 日本的职场教育更是三十年如一日给你灌输：服从，服从，还是服从。 这不是个例，这是这套系统运转了几十年之后，结出的最真实的果子。 而这套“服从”的思维方式，拉高一个维度看，恰恰也是日本这个国家应对结构性危机的底色。 这种“明知有问题，却继续执行既定路线”的思维，不只存在于公司，也存在于国家。 贝森特这轮联手日本干预汇市、按住日元，表面理由是稳定市场，本质上是怕日本财政部为了托市持续抛售美债，把美债收益率捅上天，反噬美国自己的融资成本。 但汇率干预从来只是止痛药，真正的病灶是日本没法回头的老龄化结构：日本政府一边嘴上喊着要托底日元，一边继续印钞维持出口竞争力、拿三分之一财政去养退休老人。 这套逻辑跟永旺店长那通电话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回事：明知道系统性风险已经压过来了，但没人敢承认问题的根子在哪，只能靠一层一层往下压的指令、靠一次一次的表演式补救，把真正的溃烂往后拖。 看看现在的日本，解决问题不找根本，虽然还没有到解决发现问题的人地步，但是已经到了把“我们正在解决问题”这件事，表演得滴水不漏的地步。 演，已经成了日本政治最成熟的一门技术。 你瞧瞧，高市在灾区忙得吃饭时间都没有，如果日本政治也有奥斯卡，今年恐怕已经提前锁定最佳女主角了。

不愧做过王爷，脑袋瓜灵光，再晚几年就惨死了。 1950 年，大清国的最后一任摄政王载沣还活着，而且也才67岁。他因为缺钱缺粮，一咬牙干了一件大事，把自己家族住了几辈子的醇亲王府给卖了。 ​ 消息是悄悄放出去的。载沣没找熟人，也没敢走老关系，直接托了个中间人，说王府愿意出售。他心里清楚，这宅子普通人家接不住，也买不起，能接手的最可能是公家。果然，风声传出去没几天，就有了回音。 来谈的人穿着中山装，说话和气，说是代表国家接收一些历史建筑，用作公共用途。载沣没多问什么用途，他心里有数。价格上双方没怎么扯皮，对方给了一个实在数目，现钱，不拖欠。载沣知道这比市面上可能低些，但他要的是快，是稳。他点了点头，算是应了。 签契约那天是个阴天。载沣坐在正厅里，看着人把厚厚的房契地契拿出来，自己拿起笔，顿了顿。旁边站着他的几个儿子，脸色都不大好看，尤其是大儿子，眼睛盯着桌面，嘴唇抿得紧紧的。载沣也不看他们，稳稳地签下了“载沣”两个字，按了手印。然后他摘下眼镜，慢慢擦了擦，对来人说：“这宅子，以后就拜托了。” 钱拿到手，他先把欠的几笔不大不小的债还了。剩下的，他分成几份。一份给家里每房分了点，让他们各自去找房子安家。一份留作现钱开销。还有一份，他悄悄换成了一些小黄鱼，藏了起来。这是他历经过乱世的经验，手里不能没点硬货。 搬家那天很安静。几十口人，零零散散地往外搬东西。家具大多不带，只收拾细软、书籍和贴身物件。载沣自己最后走，他在空荡荡的王府里走了一圈。从前厅走到后花园，花园里的树还郁郁葱葱的，亭子有些旧了。他记得宣统年在这里接过圣旨，也记得在这里听过革命的炮声。他在一棵老槐树下站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新家在魏家胡同，一座两进的四合院。对普通人来说算是阔气，但对住惯了王府的一家人来说，挤。各房分了屋子，难免有些磕碰抱怨。载沣不管这些，他自己要了东厢房一间清净屋子，把带来的书和那几件宝贝的天文仪器摆好，就算安顿下来。 日子一下变得简单，也冷清。没了成群的仆人，许多事得自己动手。载沣学着生炉子，起初弄得满屋烟，后来也熟练了。每月开销他亲自算，一笔一笔记得清楚。他偶尔会听说，醇亲王府挂牌成了什么机关的办公地，后来又听说要改建成纪念馆。他只是听听，从不打听细节。 从前的老相识，有些听说他卖了祖宅，便不再登门。载沣乐得清静。也有些人，日子过不下去，拉下脸来求助。载沣不摆架子，能帮一点就帮一点，给点钱，或者让家人拿点粮食，但话也说在前面：“我也就这点能力，如今都是新社会了，得学会自己谋生。” 1950年的冬天特别冷。小四合院没王府的地龙暖和，烧煤也得算计着。载沣常坐在屋里，腿上盖条毯子，就着窗口的光看报纸。报纸上都是新名词、新消息，他看得慢，但看得认真。家里人有时议论时事，他很少插嘴，只是听。 转过年来，春天刚到，载沣就病倒了。起初是咳嗽，后来就起不来床。请了大夫来看，说是老了，心肺衰弱。他知道时候差不多了。他把几个儿子叫到床前，也没什么长篇大论的交代，只说：“以后的日子，靠你们自己。做人要本分，做事要踏实。祖上的风光，忘了它。” 1951年2月3日，载沣在魏家胡同的家中去世，平静无波。后事办得简单。他卖王府剩下的钱，刚好够用。没有遗老来扶棺痛哭，也没有盛大的仪式，就像一片叶子落了地，悄无声息。 那所他卖掉的醇亲王府，后来成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办公地，再后来，一部分辟为宋庆龄故居，一部分成了卫生部所在地。游人络绎不绝，看那花园楼台，听讲解员说这里曾走出两位皇帝。很少有人会想到，那位最后离开这里的王爷，用这座煊赫的府邸，换了一家人平平凡凡的善终。历史的大浪头打过来，他没能站在潮头，却也没被拍碎在岸边，只是顺着水流，悄悄地、安稳地，靠了岸。 载沣的后人主要有两支。一支是次子溥杰一脉，他的次女嫮生定居日本，嫁给福永健治，子女都随父姓福永，从事护士、港口调度等普通职业。另一支是四子溥任（后改名金友之）一脉，他的子女都姓金，长子金毓嶂是地质勘探专家，次子金毓峑是环保教授，三子金毓岚是中学历史教师，女儿们是普通职工，后代也都姓金，在教育、科研等行业过着普通生活。长子溥仪和三子溥倛都没有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