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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位降到第八位,不再过问中央工作。十一月底他对家里人说过,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学生几次勒令他到学校去作检查,毛泽东批示说,还是不宜去,让周恩来去向学生做工作。毛泽东后来对美国作家斯诺说过,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就决定打倒刘少奇。 一月十三日夜里,毛泽东派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两个人单独谈了一次。刘少奇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三个职务,带着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好让文化大革命早点收场。毛泽东不接话,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过了一阵,劝他认真读几本书,点了两本书名,一本是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械人》。送到门口,毛泽东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回到家,对等在屋里的家人说,主席很客气,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全家悬着的心落了下来。这是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 这之前的两个星期,造反派已经两次闯进他家。头一次是一月三日晚上,二三十个人把他和妻子王光美叫到院子里,要他们背毛主席语录、回答问题,围了四十多分钟。一月六日,有人打电话来,说他的一个女儿在路上让汽车轧断了腿,要家长到医院签字截肢。刘少奇和王光美赶到医院,等在那里的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王光美当场被扣走,周恩来派秘书去要人,才放回来。一月十二日晚上又来了一百五十多人,要两个人站在台阶上低头弯腰背语录,让王光美站到一张独腿桌子上。刘少奇背不出,围着的人哄笑。他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讲的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哪一篇我都可以解答。 见面之后第四天,造反派来拆他办公室里的两部电话。他站起来拦,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谁也不能撤。第二天那些人又来,不再说话,把线扯断了。他和政治局之间,从此没有了联系。 四月一日,各报登出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成员写的长文,说他把一部讲清朝末年的电影《清宫秘史》捧成爱国主义,末尾连问他八个为什么,然后说,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他把报纸一摔,对孩子们说,这是栽赃,爸爸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爸爸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爸爸一九四五年在七大上提出来的,爸爸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四月十四日,他交出一份书面答复,把八个为什么逐条答了,工作人员抄成大字报贴在中南海院里,很快就被撕掉。 四月九日中午吃饭,女儿说,听说清华大学要开三十万人的大会斗妈妈。头一年夏天中央往清华大学派过工作组,王光美是成员。刘少奇推开饭碗,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要挨斗他去。说完他缓下来,对孩子们交代后事:死后把骨灰撒进大海,像恩格斯一样。王光美哭了,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刘少奇说,骨灰总会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女,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他不会自杀,除非被枪毙或者斗死。 第二天,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大学。造反派逼她穿上旗袍、高跟鞋,脖子上挂一串乒乓球串成的项链。陪斗的有三百个老干部,其中有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一年以前,把彭真清洗出去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 七月十八日清早,孩子们到中南海的职工食堂吃饭,看见饭桌边吊着一张大字报,说今晚要开会揪斗刘少奇。中午,刘少奇从衣袋里掏出两份文件给孩子们看,一份是毛泽东肯定他检查的批语,一份是毛泽东批示向全国推广王光美在河北一个村搞运动的经验,叫桃园经验。他说,你们都看了,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这是他第一次让孩子看中央文件。 晚上,三百多人把他和王光美分别拉到两个食堂。两个多小时,不许他说一句话,自始至终低头弯腰站着。他掏出手绢想擦汗,手绢被一巴掌打落在地。开会的同时,家被抄了。会后两个人被分开关在前后两个院子,四个人把他按倒在床上,抽走腰带。屋里的电压从二百二十伏改成二十四伏,绳子、刀子、剪子收走,安眠药由两个人送来,当面吃下去。北京还有人要在怀仁堂开一千多人的大会斗他。毛泽东这时在武汉,得到报告,先问是不是要开那个大会,接着说这样的会不要开: “不要面对面搞,否则别人要搞怎么办?同时,拉他上台,要他低头,他不低,你就用手压他,这样不好。你要他承认反党,他死也不会承认。” 北京没有照他说的办。 十九日早晨,刘少奇到食堂打饭,看见两个孩子在穿堂洗手巾,趁哨兵不注意走过去,小声问,你妈妈在哪里。孩子说,关在后院。哨兵走过来,他转身走了。从这天起,他每天站在后窗前望着后院,中间隔一道墙,什么也看不见,他一站就是半天。 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中南海里同时开批斗会。中央文革派来督阵的人嫌火力不猛,宣布休会,把两个人押出去,重新动员一遍再押进来。接下来是拳打脚踢,有人揪住他稀疏的白发按他低头,鞋被踢到一边,他穿着袜子站在那里挨斗,一张大字报中间掏个洞套在脖子上。摄影机对着这个场面响个不停,说是要拿到全国去放。三个孩子被命令到场,每个人身后站着几个战士。会开到一半,门口哇的一声,六岁的小女儿小小吓得号哭,往大门后面爬,儿子挣开战士跑过去抱起她。会场上喊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要他跟着喊,他不喊,说,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会散前,两个人被押到会场一角,按着向墙上的漫画鞠躬。王光美突然挣脱,一把抓住刘少奇的手,刘少奇也拉住她不放,几个人掰开他们,她又扑过去抓住他的衣角。这是夫妻两个最后一次碰到对方。 他被押回办公室,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说,他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他;要审判,也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五四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这部宪法草案的,就是他。秘书当夜写了汇报,没有人回答他。两天后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免去党内党外一切职务,信里写了一句,我已失去自由。 九月十三日上午十点,三个大孩子接到通知,立刻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他们想拖到中午开饭,能再见父亲一面,一会儿找衣服,一会儿找书,磨蹭了半天。看守人看出了用意,把东西扔上卡车,直接开走。下午,小小由保姆带着搬出中南海;王光美夏天就把两张照片交给了保姆,交代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大。当天,王光美被捕,带上了手铐。 刘少奇不知道这些。他照旧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八月被打伤的腿,一步一步蹭到后院的墙根,想听里面的动静,什么也听不到。一天夜里,院子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他连墙根也去不了了。过了几天,他托警卫员给孩子们带话,让他们和爸爸妈妈划清界限。 吃饭也一天天成了问题。给他做了十八年饭的厨师六月里已经被捕,罪名是给两个想出门串连的孩子钱和粮票。十二月,内部供应站停止给他送食品,工作人员在报告里写,过去每餐三菜一汤,现在一菜一汤,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酸奶、水果、饼干取消,酒喝完库存不再买,茶叶不给,手表坏了不修,能保证吃饱、饿不死就行。安眠药减了一半,白天睡觉夜里工作的习惯被强令颠倒过来,他整夜睡不着。到第二年春天另一个厨师也被调走,卫士到食堂买饭,食堂说中国赫鲁晓夫不能吃好饭,只卖次菜和窝头。他嘴里剩七颗牙,嚼不动,每月生活费五十元。 从卧室到饭厅三十米,他要走五十分钟,前后跟着的战士谁也不敢扶。手抖得筷子送不到嘴里,饭菜弄得满脸满身。医生来了先开批判会,一边听诊一边骂,用听诊器敲,用注射器乱捅。他吃了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停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一日,他交出一份书面交代,说明自己入党的经过和一九二五年长沙、一九二九年沈阳两次被捕的情况。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份亲笔。三月以后,他走路小步拖行,站不稳,把裤子当上衣穿,假牙上下装反,小便失禁,尿了床不换衬裤。四月二日的病历上写,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四月十二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写着,他两个月没有理发,自己也不提;医生检查,神志不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判断他不像是装的。报告接着写,为防止他行凶或自杀,要进一步加强监护。五月十九日的报告说,他用梳子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两条腿穿进一个裤腿,装疯卖傻,尽出丑态。六月三十日晚上七点半,警卫的记录写他躺在床上大发脾气: “你们的治疗是假的,我的病反而严重了。”“你们注意点,最近几天我就死了。” 七月九日,他的支气管炎转成肺炎,生命垂危。这时才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医生,七次会诊,拉来器械就地抢救。医生提出把病人撤出监护环境住院,没有批准;请求摘掉卧室里挂满的标语口号,也没有批准。七月九日和八月六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交代: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刘少奇的子女后来写下了中办负责人的话: “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九大是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一次大会,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是刘少奇筹备的,政治报告也是他作的;九大开会以前,先要把他的问题定下来。警卫的口号跟着改成保护活证据,向九大献礼。到一九七〇年,专案组提出要判王光美的刑,毛泽东批示,暂时不宜判,对罪犯要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以便保存活证据。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个红卫兵领袖,谈的是派工人宣传队进大学。谈话快结束时,他忽然说起刘少奇,还有同样被关押的原副总理薄一波: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肺炎还没有控制住,会诊的专家就陆续撤回原单位。八月到十月,肺炎反复发作五次。九月专家再次会诊,报告说病人年老,天气渐冷,今年冬天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周恩来批示加强会诊。十月五日,他哭了两次。十月九日起喂进去的东西不往下咽,十一日开始从鼻孔插管灌食,一直灌到死。病痛和窒息上来的时候,他十指乱抓乱撕,抓住什么就不放,护士拿两个硬塑料瓶让他攥在手里。护理记录写,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最后的几个月,他的两条腿被绷带绑在床上。 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会。八届中央委员还活着的八十七个人,一半以上已经被定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不准到会。到会的四十个人不够半数,临时从候补委员里补了十个人才过半。另外请来七十四个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和各省革委会的人,比中央委员还多。会议前半段批几位元帅和老干部,后半段讨论专案组写的审查报告。报告给他定了三条历史罪名,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充当内奸。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小组会上不肯表态,主管专案审查的康生坐到她那个组,当面训她,简报里说她的政治觉悟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表决那天,陈少敏没有举手。十月三十一日,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专案组原来的处理意见里还有一句,提交专政机关依法惩办,就是交给公安法院治罪;毛泽东不同意,定稿时删掉了。公报登报,报纸从此直接点他的名字。 从立案到开除,没有人找刘少奇谈过一句话,没有给他看过一页材料,没有让他在决议上签字,决议也没有通知过他本人。十一月二十四日是他七十岁生日。子女后来查到,就在这天早上,他被安排听了全会的决议。全会十月三十一日闭幕,到这天整整二十四天,单单挑在这一天。他浑身发抖,大汗淋漓,大口呕吐,血压升到二百六十,体温四十度,一声不吭。从这天起他一句话不再说,治病的话、生活的话都不说。周恩来从北京医院调来两个护士,也没有用。有一天他忽然叫了一声小贾,那是从前给他当卫士的人。看守把小贾找来,问他有什么事,他朝小贾微微一笑,闭上眼睛。过几天他又叫来另一个卫士小于,也是一笑,闭眼。 一九六九年的病情报告,一月写他问话无反应,全身肌肉萎缩,不能自己咀嚼吞咽,翻身、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七月写他可能随时死亡。 十月,中苏边境吃紧,林彪发出紧急战备的指示,北京的老干部和审查对象一批批疏散到外地:朱德送广东,邓小平、陈云送江西,陶铸送安徽,刘少奇定在河南开封。十六日晚上,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走到他房门口瞧了一眼,叫人通知他。护士用棉签蘸着墨水,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字,拿到他眼前,纸上写的是,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他扭头不看。护士把纸换到另一边,他又把脸扭过去。给他当过卫士长的李太和凑到他耳边,把字念了一遍,他闭着眼。 十七日晚上,护理人员匆匆给他穿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没有穿,一条粉红缎面的被子裹上,抬上救护车,送到西郊机场。七点二十三分,飞机起飞,机上有两个专案组的人、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和李太和。九点半,飞机落在开封。他被抬进开封市革命委员会一号楼的小天井院,这里原来是一家银行,四面是三层楼,院墙高大,一道铁门,屋里有地下室。看护他的医生护士,是开封的驻军从军医院抽调来的。门口两道警戒线,床前昼夜双哨。电话联系用代号十七号,监护人员不准叫他的名字,只叫暗犯。第二天,押送他来的专案组副组长开会动员,一面组织看守和医护人员读他的罪证材料,激发阶级仇恨,一面讲保存活证据的意义。医疗上的指示,是来开封以前在北京商量好的:控制住现有的病情不再发展就行,不组织会诊,开封有什么药用什么药,不到外地买。北京来的医生住了一晚就回去了。 十月二十四日,他体温升到三十九度三,呕吐。屋里还没有通暖气,室温不到十七度。开封的医生在病历上写,如果恶化就送一五五医院会诊抢救。后来没有送,就地打针、输液、吸氧、冷敷,三天后烧退。就在二十四日这一天,河南省的负责人给中央打电话报告,刘少奇到开封后病情没有异常变化。三十一日,他又烧到三十九度四,腹胀,监护人员讨论后认为病情严重,原因不明,决定按肺炎治。十一月六日,北京来的护士、专案组人员和李太和全部奉命回京,北京带来的药一样也不留。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去火葬场看了一眼,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又向当地人员交代,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他们回北京后的报告说,两次发烧已经恢复正常,开封驻军的医护人员已能熟练掌握。当地的医生提出疑问,肺炎怎么会昏迷,要求透视、拍片、会诊,没有得到同意。 十一月十日他又发烧。十二日凌晨一点,他开始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吸氧没有变化,体温三十九度七,两个瞳孔对光没有反应。值班护士仍按原来的处方用药,到六点三十八分才通知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六点四十二分人到齐。六点四十五分,心脏停跳。遗体抬到地下室,拍了照。 李太和回北京后要向中办负责人汇报,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过了几天,深夜两点电话把他叫醒,说人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去一趟。十三日凌晨李太和赶到开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一条白床单,白发蓬乱着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李太和给他剪了头发,刮了胡子,穿上衣服和鞋。 十四日零点,遗体送到开封火葬场。监护人员对火葬场说,要烧一具烈性传染病的尸体,只准留两个工人看炉点火。遗体面部用白布包起来,护送的人都穿白大褂,带着消毒工具,二十多个军人把这个不大的火葬场围住。运尸体的吉普车车厢短,两条小腿和脚露在车外。火葬申请单由专案组的人填:死者姓名刘卫黄,男,七十一岁,湖南人,职业无业,死因病死;申请人刘原,与死者关系父子,住址八一七二部队。刘卫黄是他少年时用过的名字,外人不知道;申请人一栏签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写成了刘原,儿子那时在山西农村看管劳动,不知道自己签过字。骨灰装进一个普通木盒,存进火葬场的骨灰存放厅,编号一百二十三,寄存证由驻军保管。火化完,专案组宣布纪律,谁泄露出去,用党籍和脑袋担保;然后摆了酒,说任务圆满完成。 一九七二年,刘少奇的子女听说可以探望关押的老干部了,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见父母。八月十六日,专案组来人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可以见见妈妈。孩子们追问,爸爸呢,我们还要见爸爸。来人不答,走了。第二天他们又来,传达批示的头一句: “父亲已死。” 口头通知说,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早晨六点,因肺炎死于开封;骨灰由组织保存,不能给;不许对外人讲,有人问,就说不知道。孩子们一连问,为什么死在开封,为什么是肺炎,是谁抢救的,妈妈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我们去。来人说,我们只能说这些。第二天,他们在监狱里见到王光美,五年没见,她满头灰白,腰直不起来,看了他们半天,说了一句,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中午,刘少奇对孩子们说过,骨灰总会给你们的,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62、69、82、104、109—112、119—126、146—161、164页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第188—221页;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第118—119页;均收入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初版,此据2019年全版第327—328、332—334页(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谈话、1972年批示,以及高皋《文革十年史》所记“绑在床上”,均转引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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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朱德30岁的儿子朱琦还打着光棍,腿有残疾、为人木讷,谁见了都直摇头。贺龙一听拍了桌子:“不结也得结!”一张条子硬是把婚事定下。 主要信源:(央视网——儿媳赵力平眼中的朱德总司令) 贺龙叼着烟斗,往椅背上一靠,话说得斩钉截铁:“人家朱琦哪点不好?我是司令员,我说了算,结!” 说完抓过纸笔,刷刷几行字,一张“批准结婚”的条子就这样拍在了桌上。 赵力平站在一旁,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 屋子里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这门亲事,就这么定。 1946年春天,绥远丰镇的临时营房里摆了几张桌子,30来个战友挤在一起,算是婚礼现场。 新郎朱琦拄着拐杖,新娘赵力平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没有鲜花,没有鞭炮,没有像样的喜宴。 只有贺龙那一声洪亮的“我贺龙做主”,和满屋子的笑声。 喝到高兴处,有人偷偷抹了把眼睛,谁都清楚,这个新郎官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有多不容易。 朱琦这辈子,几乎没有平坦过,3岁没了亲娘,父亲朱德常年在外打仗,连面都见不着。 继母陈玉珍带着他东躲西藏,就这么熬着长到十几岁。 又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稀里糊涂穿上了那边的军装,一穿就是好几年。 直到重庆谈判前后,有人发现队伍里有个叫朱琦的年轻人,眉眼和朱德有几分像。 消息一层层报上去,父子俩才在延安见了面。 那会儿朱琦20出头,站在父亲面前,看着那张陌生的脸上满是刀刻似的皱纹,张了张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朱德也没多讲什么,只是握着他的手,老半天没松开,第二天,朱琦就递了申请,要去前线。 他是真不要命,冲锋在最前面,撤退垫后,战友们都说这小子有他爹那股狠劲。 短短几年,从普通战士拼到连长,战功章挂了好几块,身上的伤疤也添了一道又一道。 直到1943年秋天,炮弹在壕沟边炸开,把他整个人掀翻在土里。 等他醒过来,腿上的血已经浸透了半条裤子,军靴炸得不知飞到哪里去。 军医尽了力,保住了一条腿,但神经坏死,从此走路就一高一低。 那一年他27岁,从前线连长变成拄着拐散步的教官,在抗大教队列课。 一个腿脚不灵便的人站在操场上喊“立正、稍息”,那画面怎么看都是心酸。 他心里憋屈,但从不挂在嘴上,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摆手推了,觉得自己这副样子,别拖累人家才好。 可继母康克清看不下去了,她打听到党校有个叫赵力平的姑娘,河北定县农村出来的,干活利索,模样周正。 朱琦自己其实也留意那姑娘有一阵子了,可就是不敢开口,人家好好一个姑娘,凭啥嫁个瘸子。 后来两个人调到同一个单位,天天见面,他看她忙前忙后,偶尔搭把手,不献殷勤,也不越界。 赵力平看他拄着拐还抢着干这干那,待谁都实诚,慢慢也就关注他。 只是两个人都脸皮薄,谁也不先捅破那层窗户纸。 康克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干脆去找贺龙。 贺龙那性子,听不得这些磨磨唧唧的事,直接把两人叫到跟前,一顿话说完,条子一写,章一盖,夫妻名分就这么定。 婚后第2年,战事吃紧,朱琦被调到华北前线。 家里的日子刚刚有了点热气,又散在硝烟尘土里。 胜利之后,他脱了军装,以为自己总算能歇口气,父亲朱德却给他指了一条谁也没想到的路,去铁路上当工人。 那会儿的蒸汽机车烧煤,司炉就是抡着铁锹往炉膛里添煤,一锹接一锹,煤灰扑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他腿脚不便,站着就疼,可从不吭声,咬着牙一趟一趟跟车。 同事们只知道来了个复员军人,腿有毛病,话不多,干活舍得下力气,谁也没把他往“朱德的儿子”上头想。 他就这样从司炉学到副司机,再从副司机考下司机本,整整磨了5年,才算真正握上了火车头的手柄。 后来他调去天津铁路局车辆段,一干就是20多年。 3个孩子相继出生,工资不高,日子紧巴,家里却总是热腾腾。 朱琦从不跟孩子提爷爷的事,也不许孩子在外头说。 有一回儿子在学校填家庭情况表,要写爷爷,他拦下来,让写“退休工人”。 四个字,平平常常,把一段显赫的身世轻轻盖了过去。 1974年6月,他正在家里跟来客说话,忽然捂住胸口,歪倒下去,送到医院,人已经去世。 心脏病,来得太急,一句话都没留下。 朱琦这一辈子,没有功勋卓著的战功,没有风光体面的职位,甚至没有一条好腿。 可在机务段那些老同事的记忆里,那个拄着拐杖、满身煤灰却从不肯偷懒的人,是让他们记了很多年的好司机。 他走完这一生,从战场的枪声到火车的汽笛,中间隔着延安的一纸婚书和石家庄5年烧煤的炉膛。 命运给他的不算厚道,可他也没低头。 那根拐杖撑着的,是他后半辈子的体面,一个普通人的、实打实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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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晚上,北京。王晶垚回到家,接到一个电话,是妻子学校里的人事干事打来的,说:"卞校长受伤了。"九、十点钟,他带着孩子赶到邮电部医院。妻子躺在那里,遍体鳞伤,眼睛还睁着。头肿得很大,全是乌青色。孩子们被领到另一间屋子里。接待他的是七个人,学校里现在掌权的委员会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要他们把名字写下来。这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留了下来。 第二天,他到西单商场买了一台照相机。照相机那时候是贵重东西,家里从来没有过,他花了几个月的工资。他拿着相机回到医院,在太平间里给妻子拍照。黑白照片上,身上大片的血斑看得清楚。她上身的衣服已经撕破了、剪开了,穿不上,他把这些衣服全都收起来。后面几天,清洗、换衣、火化,每一步他都拍了照。 死去的人叫卞仲耘,五十岁,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学校没有正校长,她排在三个副校长的第一位,在这里工作了十七年。这所学校里有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女儿,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也在这里读过书。她是被自己的学生打死的。前一天夜里王晶垚很晚才回家,她告诉他,下午红卫兵已经动手打了校领导,很危险了。他劝她暂时回老家躲一躲。她说,自己一走,就更证明她有问题,不能走。她说,打死像她这样身份的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两个人商量过给中央领导人写信,也商量过逃走,哪一样都没有做。八月五日早上,她起得早,走到他的房间说要走了。家里的老保姆劝她:"别去学校了。"她还是要去。临出门,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握了握手。 六月一日晚上,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那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批的,他批示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女附中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署名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宋彬彬,高三,父亲是东北局书记宋任穷。隔一天,团中央派来领导学校运动的工作组进了学校,一进校就宣布热烈支持宋彬彬她们,支持学生造校领导的反。校领导靠边站,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给卞仲耘定的罪一条一条写出来。一条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证据是一九六二年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差两分没被录取——录不录,是学校请示了市委和教育局、按上面的指示定的,罪却算在她头上。一条是"反对毛主席",证据是三月里北京附近地震,她告诉学生地震来了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要不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她没有说带,只说要尽快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去。 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组开全校大会批斗她。她被押到台上,弯腰九十度。有学生跑上台,拿学校自制的、枪头包着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她捅倒在地。她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揪着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在旁边,不干涉。会后,她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然后请求不要再对她用暴力。信里写: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信寄出去,没有回音。 七月底,毛泽东要借学生造反,打倒刘少奇,下令撤掉各学校的工作组,说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八月一日,他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说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的支持。"信一传开,各校红卫兵照着做。他又命令公安部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学生打人,警察不许管。女附中的红卫兵在这封信的前一天成立,接管了学校。八月五日一早,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去六月初刚改组的北京新市委,说中学里校领导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得到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同一天,中共中央撤销了六月里刘少奇签发、要求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那个文件。 下午两点左右,高一的红卫兵先动手。胡志涛那时正在打扫厕所,她说,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新市委批准。一个高个子学生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头上浇下去。卞仲耘、胡志涛和另外三个校领导被揪到大操场,戴上废纸篓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反革命黑帮"的牌子,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一字排开跪下。全校学生涌到台下。人群里有人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木工房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取开水。然后五个人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一边敲手里的铁簸箕,一边说"我是牛鬼蛇神",从大操场走到小操场。小操场有一堆修操场剩下的沙土,叫他们挑。有人把卞仲耘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就被劈头打倒在地。打人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桌椅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下戳出一个小洞,血从洞里涌出来。挑完土,五个人被揪回宿舍楼,在一楼厕所里淋了屎尿。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一片血迹。她是这个学校的最高领导,"黑帮头子",打得最重。 下午五点来钟,她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还有人踢她,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东西,骂她"装死"。五点多,有人叫来校工,把她搬上一部平常运垃圾的手推车。胡志涛看见车上她两条胳膊红肿,眼睛张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还在吐气,就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胡志涛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有红卫兵说这样推过去"影响不好",不准出校门。手推车就停在北门边。她的身体用大字报纸盖起来,上面压了一把大竹扫帚。车停了一两个小时。七点多,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新市委,才把她送进对面的医院。医生检查,尸体已经僵硬,死了多时。一位老师三天后写信给王晶垚,记下当时的情形:"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打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 在医院里,同校学生、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来见王晶垚和大女儿,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上缠着袖章,要医生给卞仲耘做尸体解剖,证明她死于心脏病,不是打死的。写在那张纸片上的七个名字,第一个是宋彬彬,就是六月里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那个高三学生。八月五日那天夜里,宋彬彬等学校的负责人去了北京饭店,见到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打死了校长。据说,吴德告诉她们,打死了就算了,以后要注意政策。 八月九日中午,王晶垚收到一封信,署名"师大女附中一教师",八月八日下午两点写的,字是故意改了笔迹写的。信里把那天下午的经过一步一步记下来,信里说:"你必须坚强活下去,勇敢地斗争下去。"信里还说,要好好抚育老卞留下的四个孩子,尤其是可怜的四宝——最小的女儿,她还那么小。信寄到不久,学校有人上门追查这封信,凶恶地要他交出来。他拒绝了。 同一天火化。死亡证明上写的是"死因不明"。孩子们来跟妈妈告别。他和大女儿找了一块大手绢,把她的脸盖上,不让孩子看见那张满是青紫血痕的脸。小女儿十岁。运尸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广播里正在播《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家人听到里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心里想,以后别的人不会再遭到她这样的命运了。同一个文件里还说到红卫兵这样的学生:"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宋彬彬,纸片上的第一个名字,登上城楼,把一只红卫兵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报纸发表了两个人的对话: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毛说:"要武嘛。"两天后,《光明日报》发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署名宋要武。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的规定: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北京太文明了","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 家里,小女儿发现,父亲睡的草席边沿都被咬碎了。他夜里睡不着,不能哭出声,就伏在席子上咬草席。多年以后大女儿说,"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一年以后,抄家的风潮过去了,一家人在家里的衣柜里给她布置了一个灵堂: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照片前放一支花。衣柜的门随时可以关上,除了家里人,谁也看不到。 三年后,进驻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给她的《审查结论》是"系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死",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的是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那一套。一九七三年,她的死按"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给了家属四百块钱。一九七八年,西城区委为她昭雪,说她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而"壮烈牺牲"。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四百块钱在学校里立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没有结果。 第二年,他递了控诉书,要求调查最后毒打她致死的那三四个学生,也控告外校的工作人员袁淑娥,她在六月那场批斗会上拿出一张剪去旁人的合影,只留卞仲耘和一个男老师,说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学生那一头没有下文。检察院对袁淑娥一案的答复是:"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他接着告。一九八九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他说袁淑娥在批斗会上揪过卞仲耘的头发,决定书里写: "即使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打人的学生,他没有起诉。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她们都是被利用、唆使的。" 那天她身上的东西,他每一件都用塑料袋仔细包好,装进一只皮箱:一件浸透了血的白衬衫,上面用墨汁写着"打倒"两个字;一块手表,表带打歪了,表针停在三点四十分。医院里那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也留着;她六月里写给上级的那封信的底稿,文革那些年一直藏在墙缝里;还有他拍的那些照片。他说:"血衣我全部保存。"几十年,这些衣服没沾过一次水。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二日,宋彬彬在母校的一个聚会上道歉,说她对卞校长的遇难"是有责任的",说那天她和另一个学生负责人刘进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一月二十七日,九十三岁的王晶垚发表声明,把八月五日这件事叫作"八五事件":"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他对采访的人说,她们说抢救了,说向医院提出了要求,这些都是假的,"他们从来没有急救过卞校长。"那年春天,一个记者在采访结束时问他,如果有一天又见到了卞校长,会对她说什么。老人一字一句地答:"我,没有忘记历史。"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凌晨,王晶垚在北京去世,一百岁。到这一天,打死他妻子的人,没有一个受到法律惩罚。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琴艺书屋全版,2019年,卞仲耘条,页39—64 ——王晶垚《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张敏采访王晶垚、王友琴,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2013年8月4日、2014年2月3日 ——冯翔《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南方周末》2014年3月13日 ——宋彬彬《我的道歉和感谢》,2014年1月12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6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1968年编印本,页265、266、2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晶垚同志治丧小组讣告,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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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山东一名农村妇女,在自家院子登基称帝,国号大圣王朝。 短短一年,就聚拢380多名信徒,不少人真心奉她为皇帝。 甚至有家长主动把15岁的儿子送上门,给她当男妃。 两年后,她让人赶制四百多面旗帜、五千多张传单,分派信徒奔赴14座城市,计划将16面红旗插上天安门。 可行动还没启动,一名负责任务的信徒在公园长椅上睡着了。 巡逻人员发现他随身的旗帜,这个荒唐的邪教组织就此败露。 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山东安丘大圣王朝案。 主犯晁正坤,家住安丘景芝镇启文村。 她家境贫寒,只读过几年小学。 她生性争强好胜,辍学后跟着走村串户的赤脚医生学了一点粗浅医术。 当年农村就医条件差,这点本事,已经足够吸引周边村民上门找她看病。 她对外宣称,自己还能判断孕妇腹中胎儿性别,看病又很少收钱,慢慢积攒了不少人气。 借着这份声望,生产队时期,她当上村里的妇女队长,统筹安排村里妇女劳作。 生产队解散之后,妇女队长的职务随之取消,她又变回普通农妇。 从这时起,她不再只拿行医说事。 1982年,晁正坤对外宣称,自己是玉皇大帝的三女儿下凡,来到人间救苦救难。 她依旧很少收看病的钱,却把普通草药称作神药,白开水叫圣水。 病人好转,她就说是神力起效。 病情不见起色,就归咎于对方心不诚。 她还偷偷把药粉混进圣水、香灰里给人服用。 一旦病人好转,药物的效果就被她包装成神迹。 越来越多求医的村民,慢慢变成死心塌地的信徒。 晁正坤将信徒收拢起来,组建“青华圣教”,依靠收义子、义女持续扩张势力。 到1987年春天,她的信徒已经达到380多人,活动范围扩散到潍坊、青岛多地。 信徒里不只有农民,还有企业职工、退休人员、中小学教师。 众人不再把她当成乡间郎中,尊称她“三姑”,认定她是下凡的神仙。 当时电视剧《武则天》热播,晁正坤看完心生贪念,打算效仿武则天自立王朝。 1986年夏天,她第一次去北京,站在故宫太和殿前,直言大殿气派和自己相配,等当上皇帝,也要修建一样的宫殿。 之后她又两次进京,仔细观摩故宫布局、皇家仪仗和衣食起居。 她陆续买回凤冠、朝靴,找人定做皇袍,刻制“圣朝大印”。 同时,她把原名晁玉华改为晁正坤,取“纠正乾坤”之意。 戏里女皇的排场、故宫的皇家规制,被她一点点搬到农家小院。 1986年10月12日,晁正坤在信徒家中举办登基仪式。 院子正中摆上刷金太师椅当作龙椅,她穿上黄袍、戴上凤冠端坐其上,数百信徒跪地高呼万岁。 她当众宣布建立大圣王朝,年号正坤,自立为圣皇,宣读誓词:我立下凌云壮志,永不负天意,救国救民,除恶惩邪。 登基之后,她开始给信徒分封官职,左丞相、右丞相、吏部尚书、护国军师等职位一应俱全。 骨干献上圣朝大印,众人还举行了祭印仪式。 一个简陋的“王朝”,在农家院内拼凑完成。 之后她派人在周边村庄挑选清秀少年。 不少村民被歪理蛊惑,主动送孩子前来,觉得被女皇选中是莫大福气。 晁正坤留下四名少年,封为男妃,平日里模仿帝王翻牌子。 信徒在路上遇见她,远远就要下跪磕头,等她走远才能起身,一套君臣规矩被强行推行。 1987年农历三月初三,晁正坤在自家院内立起灯笼杆,挂上写有“大圣正坤”的红灯笼,近千人赶来参加祭天庆寿的活动。 1988年春节,她又谎称龙年有灾,要求信徒连续过两个除夕,村里鞭炮接连响了两晚。 势力壮大之后,晁正坤不再满足只在本地活动,谋划向全国扩张。 她安排人编写朝纲、教纲、圣朝军令十条,制作旗帜、印刷传单,到处宣扬大灾将至,唯有跟随大圣王朝才能保命。 1988年8月2日深夜,晁正坤召集骨干开会,敲定跨城行动方案。 原定60人参与,最终只到16人。 她把人分成多组,奔赴北京、上海、西安、沈阳、济南、青岛等14座城市。 计划在8月8日凌晨三点统一行动,各处张贴传单、悬挂旗帜,宣告大圣王朝成立。 前往北京的小组,还要张贴传单,把16面红旗插上天安门城楼。 前往西安的信徒提前到潍坊候车,距离发车还有一段时间,带队的人到公园休息,直接在长椅上睡着了。 当时潍坊正在筹办国际风筝节,巡逻联防队员发现了他,看见随身物品印有邪教相关字样,立刻将一行人带回派出所核查。 这个还没来得及铺开的计划,就此败露。 警方顺着线索追查,很快锁定安丘启文村,确定晁正坤是主谋。 1988年8月6日凌晨,距离约定行动时间还有两天,民警突袭晁正坤家中。 当时她正戴着凤冠在院内巡视,黄袍、凤冠、圣朝大印、旗帜、传单全部被查获,四名少年也被成功解救。 短短四天,她苦心经营近两年的所谓王朝彻底覆灭。 落网之后,晁正坤拒不认罪,依旧坚称自己是真龙天子,把信徒上交的钱财叫做供奉,坚持说传单是顺应天意。 1990年4月15日,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组织罪判处晁正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多名骨干也分别获刑。 行刑前,她还在高喊:朕誓死不做亡国之君。 四名获救少年回归正常生活,四散的信徒也陆续醒悟散去。 院子里的旗杆被拆除,红灯笼被摘下。 这个妄图搅动全国的荒唐邪教王朝,没有败在计划的行动现场,栽在了一张公园的长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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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53岁的张大千在日本求艺。18岁的山田喜美子来到他的画室,羞涩地说:“千桑,拜托了。”随后褪去衣衫,做了他的模特。 画室里只有铅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张大千画几笔就停下看她一眼,目光很静。喜美子垂着眼,呼吸放得很轻。 “累了可以动。”张大千说。 喜美子摇摇头。 那天画到傍晚。喜美子穿好衣服,把画具一样样收齐。张大千看着画稿,没说话。 后来她每天都来。除了做模特,也帮他磨墨、铺纸。张大千画得快的时候,她会盯着看,眼睛亮亮的。 一次她问:“千桑画的我,不像我。” “哪里不像?” “画里的人……好像在笑。我没笑。” 张大千看看画,又看看她。“你觉得该是什么样?” 喜美子想了想。“不知道。但千桑画的,一定是对的。” 张大千笑了笑,把那幅画搁到一边,换了张新纸。“再来。” 日子久了,画室里的沉默变得不太一样。有时喜美子摆姿势久了,会不自觉地抿一下嘴,张大千就停笔,等她缓一缓。有时张大千找不到某支笔,还没开口,喜美子已经递过来了。 三个月后的一个下午,雨打着窗户。喜美子做完模特,没有立刻走。她跪坐在垫子上,看着墙上未完成的画。 “千桑要一直留在日本吗?” 张大千洗着笔。“下个月去巴黎办展。” “还回来吗?” “回来。” 喜美子点点头,起身收拾东西。走到门口时,张大千叫住她。 “明天不用早来。下雨,路滑。” “好。” 第二天她还是准时到了,头发梢沾着水汽。那天张大千没让她做模特,而是教她调一种青绿色。喜美子学得很慢,手指上沾满了颜料。张大千握住她的手,带她勾了一条线。 “手要稳。”他说。 喜美子盯着纸上那条颤巍巍的线,耳根红了。 巴黎的画展很成功。张大千回来那天,喜美子在画室插了一枝梅花。他没提巴黎的事,她也没问。一切照旧,只是张大千开始画更多写生,喜美子出现在画里的次数越来越多。 一次友人到访,看见满墙的画,玩笑道:“张先生找到了缪斯。” 张大千只是倒茶。友人走后,喜美子轻声问:“缪斯是什么?” “是灵感。”张大千说。 “那我……是千桑的灵感吗?” 张大千看了她很久。“你是很好的模特。” 喜美子低下头,继续磨墨。墨圈一圈圈散开,很圆。 冬天的时候,喜美子感冒了,几天没来。张大千画不下去,对着空画纸坐了一下午。第四天她来了,脸色还有些白。 “不该来的。”张大千说。 “怕千桑没模特。”喜美子说着,就要解衣扣。 张大千按住她的手。“今天不画。你坐着。” 他破例给她画了幅肖像,穿着整齐的和服。画完后,喜美子看着画里自己沉静的脸,忽然说:“我父亲说,女孩该嫁人了。” 张大千的手顿了顿。“你怎么想?” “我不知道。”喜美子抬起眼看他,“千桑觉得呢?” 画室里很安静。远处有电车驶过的声音。 “你该听你父亲的。”张大千说,声音很平。 喜美子没说话。她站起来,朝张大千深深鞠了一躬,离开了画室。门轻轻合上。 那之后,她有一个星期没出现。张大千照常作画、会客,只是经常画到一半就搁笔。第八天,喜美子回来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摆好姿势。 只是从那以后,她不再问关于未来的问题。 春天,樱花开的时候,张大千接到巴西的邀请。临行前夜,喜美子帮他整理画具。她把颜料一支支排好,动作很慢。 “明天不用来送了。”张大千说。 “好。”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转回来。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小布袋,放在桌上。“给千桑路上用。” 里面是手工做的笔套,针脚细密。 张大千收下了。“谢谢。” 喜美子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又鞠了一躬。“一路顺风。” 她走后,张大千在画室坐到天亮。晨光透进来时,他铺开纸,画了最后一幅素描——一个少女侧影,眉眼低垂,脖颈的线条温柔地没入衣领。 画完,他提笔想写什么,悬了半天,终究只签了个名字。 去机场的车来了。张大千最后看了一眼画室,关上门。走廊里,他遇见房东太太。 “山田小姐今天没来啊。”房东太太说。 “嗯。” “那孩子,每次您出门,都在街角站到看不见车才走。” 张大千顿了顿,朝街角望去。空荡荡的,只有樱花飘落。 他坐进车里,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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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组织派她潜伏南京,给了二十根金条,结果这个女人,打了整整三年麻将,把钱输了个精光。 1946年4月,陈修良接到一道死命令:秘密潜入南京,重建被破坏殆尽的地下市委,并出任市委书记。临行前,组织上把20根金条交到她手里,这是整个南京地下党未来几年的全部活动经费。陈修良把金条裹进行李,心里清楚,这笔钱能不能花在刀刃上,全看自己的本事。 到了南京,她化名“张太太”,烫了卷发,穿上绸缎旗袍,踩着高跟鞋,在城西上海路一带租下一处独门小院。对外只说丈夫是个常年在外跑货的大商人,自己闲得发慌,找人打牌解闷。 邻居们看见的,是一个天天下午都约人打麻将的阔太太。没人知道,这位“张太太”就是新上任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从搬进小院的第一天起,陈修良就定下了一套方针:把麻将桌当成办公室。她专门结交国民党官太太,警察厅厅长的老婆、空军司令周至柔的夫人、社会处头目的家眷,都慢慢成了她的牌搭子。 每次上桌,陈修良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只许自己输,不许自己赢。她知道,这些官太太赢了钱就高兴,高兴了话就多,饭桌上的牢骚、牌桌上的闲篇,三圈下来什么都能漏出来。 那20根金条就这样被她一点一点“输”了出去。有时一场牌下来,输掉的钱够普通人家过上大半年。组织上知道后,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又通过地下交通线,分几次给她送来追加的经费。 旁人不解:这不是拿着党的钱打水漂吗?陈修良只跟极少数同志交底:这些金条不是在赌桌上输了,是投进了看不见的情报网里。 这话很快得到了印证。1947年夏秋,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南京几次突击搜捕,陈修良都提前一天把名单拿到手,地下党员及时转移,没有一次失手。 其中一次消息的来源,就是警察厅厅长的太太在牌桌上一边摸牌一边随口抱怨,说自家男人最近天天半夜出去抓人,累得半死。陈修良面上不动声色,打完四圈回到家,连夜通知相关人员撤离。第二天一早,特务们扑了个空。 靠着这套牌桌上的功夫,陈修良在南京悄无声息地铺开了局面。到1948年,南京地下党已经恢复到上千名党员,学生运动、工人斗争此起彼伏。 这一年冬天,她更是通过和周至柔夫人的牌局,摸清了国民党空军的士气低落、兵力调配松散的实情,回头就指令地下党员抓紧策反工作。 1948年12月16日夜里,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的俞渤等五人驾驶一架B-24重型轰炸机,从南京大校场机场起飞,直奔解放区。这是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空军首次驾机起义,全国震动。而策反过程中的很多关键情报,最初就是在麻将桌上端茶送水、嬉笑闲聊间探听来的。 同样在这张无形的牌桌上,陈修良的触角还伸进了国民党海军和陆军。1949年2月,排水量超过5000吨的巡洋舰“重庆号”在上海吴淞口起义,驶向解放区,随后国民党空军出动飞机反复轰炸,舰上官兵沉着应对。这场起义的幕后组织工作,同样是陈修良领导下的南京地下党一手推动。 几乎同时,她指挥潜伏在国民党第九十七师的内线,成功策动师长王宴清准备在南京近郊起义。尽管这次起义因泄密而中途被打乱,王宴清被迫只身进入解放区,但一个蒋介石亲信师长的“叛变”,对国民党朝野的打击比战场上丢掉一个师还重。 1949年春天,解放军渡江在即。陈修良手里又多了一份极为要害的情报——《长江北岸桥头堡防御图》和《长江南岸布防图》。这份东西由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从国民党国防部里带出,经过多次辗转才交到她手上。 图上标明了炮兵阵地、弹药库、江防工事的具体位置。陈修良立刻安排人将情报送出南京,为渡江战役的炮兵提供了精准的目标坐标。 这时的陈修良,依然每天下午准时坐到牌桌前,依旧只输不赢。三年的麻将打下来,20根金条早就输得精光,追加的经费也不知去向,全流进了官太太们的腰包。但换回来的,是整个南京城防的底牌、一次次成功的策反,以及大批同志的安全存活。 1949年4月23日深夜,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进入南京。天亮后,一位穿着素色旗袍的女人走进刚设立的军管会办公室,脸上没有半点牌桌上的嬉笑,只有长年地下工作磨出来的沉稳。 她自报家门:“我是陈修良,原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在场很多打了多年仗的老兵都愣住了——原来那个在敌人心脏里和他们里应外合的人,就是眼前这个看上去文文静静的南方女子。 三年时间,她天天坐在牌桌上,把真金白银一张张输出去,把国民党高官的家底一句句听进来,把一座城市里翻江倒海的情报战一次次推上高潮。那20根金条,没有一根是白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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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唐僧取经 没有一个会法术的徒弟,一个人倒在沙漠正中间,你还站得起来吗? 《西游记》里,唐僧被抓走的次数数不清。妖怪一来,他能做的好像只有念经、发抖,再等徒弟来救——这几乎是所有人对"取经人"的印象。 可历史上真实的那个人,叫玄奘。 他走的那十七年取经路,身边没有孙悟空,没有猪八戒,连一句"师父别怕"都没人对他说过。 第一道鬼门关,他是一个人闯过去的。 贞观元年,他上书朝廷,申请西行取经,被驳回。 三年后,他还是走了。 没有通关文牒,没有官府批准。按唐律,私自出境是死罪,帮他出境的人一样要偿命。 到瓜州,带路的向导半夜提着刀,悄悄走近熟睡的他,想要了他的命,又停了手,转身自己回去了。 从那一夜起,身边只剩一匹瘦马。 烽火台的哨兵发现了他,弓箭手拉满了弦。 他站在原地,报出自己的身份,没有跑。 那一刻,他脑子里转的,大概不是怎么求饶,而是这一趟要是死在这儿,那些没取到的经,谁再去取。 那个叫王祥的校尉,没有放箭,也没有抓他。 他留玄奘过了一夜,送了水和干粮,还指了一条能绕开后面几道关卡的小路,说下一座烽火台的校尉是自己的亲戚。 一个原本该抓他治罪的人,替他把这条死路,指宽了一点。 真正要命的,还在后面——玉门关西边八百里的沙漠,叫莫贺延碛。 一场风沙,他打翻了随身仅有的水囊。四天五夜,没有一滴水进过嘴。 他后来在书里回忆那段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连一根草都看不见,只有自己的影子跟着自己。 人和马几次昏倒在沙地上,眼前开始出现幻觉——远处的军队、飘着的旗子,还有根本不存在的水泊。 撑不下去的时候,他就一遍遍念心经,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逼自己再挪一步。 他也怕死。一度调转马头,往回走了十几里。 可他还是又勒住了缰绳,转回西边。 "纵死中途,非所悔也。" 就算死在半路上,也不后悔——这条路是他自己求来的,退路,也是他自己亲手截断的。 最后,是那匹去过伊吾十几次的老瘦马,认出了水源的方向。 活下来之后,他又走了几年,翻雪山、穿沙碛,才到印度的那烂陀寺。 他要找的,是一部叫《瑜伽师地论》的经——国内几个译本相互矛盾,他想找到原本,学透了带回来。 到寺那天,两百个僧人、两千个信众打着伞盖举着花,像过节一样迎他进门。 带他去见的,是寺里那位百余岁的戒贤法师,常年被怪病折磨得生不如死。 戒贤法师一听他从东土大唐来求法,当场就哭了出来。 弟子后来解释:三年前老法师病得几乎撑不下去,是在梦里得了指引,说会有个东方僧人来求法,让他一定要撑到那一天。 老人问他:你在路上走了几年? 他说:三年。 跟梦里说的,一天不差。 十几年后,天竺办了一场佛法辩论会,几千名高僧、多国国王都到场。戒日王把玄奘立下的论点当众挂出,十八天,无一人能驳倒一个字。 他因此被两地佛教徒共同尊为"大乘天""解脱天"。 戒日王开口挽留他,举国上下都劝他留下——留在这里,他会是被整个天竺供起来的高僧。 他还是收拾行装,回了那个当年差点判他死罪的国家。 贞观十九年,他回到长安。 满城的人涌上街头,只为看他一眼——跟几年前那个在沙漠里连个人影都见不到的他,判若两人。 唐太宗亲自接见,当场提出要留住他——不是留在寺庙里,是劝他脱掉僧袍,还俗做官。 他婉拒了。 隔了几年,太宗又问了一次。他还是拒绝。 后来太宗东征高句丽,想带他随军。他说,佛门弟子不该看厮杀,又拒绝了一次。 他只请求去一座清静的山寺译经,这个请求都没被批准——朝廷把他留在了长安城中心,身边派了兵,不是保护他,是拦住围观的人群。 往后十九年,他没有再挪过地方。每天翻经、讲经、校经,睡得比谁都晚。 七十五部经、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是那十九年里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 其中有一部只有两百六十个字,后来传遍全中国,几乎人人都能背两句——就是《心经》。 四天五夜里救过他命的那几句话,他后来把它,原样交还给了世上千千万万个人。 公元663年,他译完最后一部《大般若经》,对身边的人说,自己这辈子要做的事,到这里,算是做完了。 第二年春天,他没有再醒过来。 从玉门关外的那支箭,到沙漠里的那壶水,再到长安城那两次"不"——回头看,好像整整一辈子,他都在拒绝被人替他做选择,也没指望有人替他兜底。 这年头,谁都盼着关键时刻有人搭把手。 可玄奘这一生那几道要命的关卡,偏偏都是自己一个人迈过去的。 《西游记》里,唐僧每次遇险,天上总会掉下来一个救星。 这条真实的路上,从头到尾都没有这样一个人。 没有人替他挡过箭,没有人替他扛过那四天五夜的口渴,也没有人替他推掉那两次唾手可得的高官厚禄。 他一次次回答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没有人来救你的时候,你还走不走。 他每一次给的答案,都一样。 --- #历史人物# #玄奘# #玄奘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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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熬过低谷的人,很多都沉默寡言了? 我二姨年轻的时候,在县城信用社上班。 九十年代末,她有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做建材生意,想扩大门面,差十几万周转。 那会儿十几万不是小数。 在我们那边,够付一套房的大半个首付。 同学找到二姨,说就借个名,帮忙做个担保,最多半年,货款一回来马上还。 二姨没多想。 两个人从读书时就好,毕业后也一直走得近。她觉得,别人可以不信,这个人总该信。 结果半年后,建材市场出事,那人资金链断了,门面关了,人也去了外地。 一开始还打电话,说自己去南方找机会,一定会把钱补上。 后来电话慢慢少了,再后来就打不通了。 最后债落到二姨头上。 那几年她工资不高,每个月发了工资,先扣一笔。 家里本来准备换房,也不敢换了。 我姨父嘴上不说,心里肯定有怨气。家里电器坏了能修就修,衣服能穿就穿,连我表哥上辅导班都要算半天。 亲戚都替她不值。 有人说她傻,有人说她太讲义气,还有人说这种朋友根本不值得。 二姨平时不反驳。 但每次过年喝了点酒,她就会说: “她不是那种人,她肯定是没办法。” 这句话她说了好多年。 说到后来,大家都不接话了。 不是因为认同,是怕她难受。 那笔钱她还了差不多十年。 后来工资涨了,日子慢慢缓过来,债也终于还清了。 可奇怪的是,钱还完以后,她偶尔喝多,还是会提那个人。 只是没以前那么激动了。 有一年冬天,二姨突然说要请全家吃饭。 我们都觉得稀奇。 她这个人节省惯了,平时买菜都要绕两条街比价,主动请客还是第一次。 到了饭店才知道,那个消失多年的同学回来了。 她在外地做小工程,前几年终于翻了身。 这次回来,把二姨这些年替她还的钱,一笔一笔算清楚,连利息都补上了,还另外包了一个红包。 二姨没要红包。 她只问了一句: “你这些年为什么连个电话都不打?” 那人哭了,说没脸。 那顿饭吃得很安静。 后来再家庭聚会,二姨喝酒也不提这件事了。 亲戚反而开始爱讲,说这年头这种人太少,欠了十几年还回来,算有良心。 二姨每次听到,也不附和。 最多说一句: “过去的事,就别说了。” 现在她每年春天都会去南方住一阵。 不是旅游。 是去那个同学家住。 两个人一起买菜、散步、晒太阳。 我后来才明白,二姨等了那么多年,等的可能也不只是钱。 她等的是一句: 我没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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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厄尔尼诺发威,接下来大半年太可怕了 北方热到离谱,南方冷到发指,今年天气彻底疯了~ 南方的小伙伴们注意啦,今年冬天你们可能会被冻到怀疑人生。别看现在还是三伏天,太平洋里那个气候大魔王【厄尔尼诺】正在憋大招呢 国家气候中心发了预警,今年的厄尔尼诺会发展成超强状态,甚至可能打破历史纪录,比98年那次还猛 1. 到底什么是超强厄尔尼诺? 太平洋里整整1000万平方公里的海水变热了,升了两三度。这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在海里同时引爆百万颗原子弹,全砸向了大气层,把全球天气搅得乱套,而且这次影响至少要持续到明年春天 2. 最大的误区:厄尔尼诺≠全国暖冬 网上说今年是史上最强暖冬,纯属瞎扯 🪁实际情况是: 🪼 北方: 暖到离谱,雪下得少,河不结冰,羽绒服可能穿不上 🪼 南方: 冷到怀疑人生,会经历魔法攻击Max版,连续阴冷雨,屋里比屋外还冰,空调开30度都不管用,衣服晒不干,而且出现类似2008年冰灾的风险在成倍升高 3. 怎么悄咪咪掏空咱们的钱包? 🪼 菜价要涨: 全球粮食减产,大米、小麦、咖啡都受影响。过年前后,绿叶菜可能比肉还贵,连奶茶、白糖都要涨价 🪼 电费要涨: 南方冬天又冷又湿,空调根本不敢关,电费估计得多出一半 🪼 台风更狠: 台风数量虽然偏少,但因为在海上憋的时间长、吸足了能量,一登陆就是往死里打,破坏力极强 4. 咱们该怎么做? 不用恐慌,更不用去抢米抢盐,咱们国家现在的预警和应急水平早就今非昔比了,但有几个小事真心建议大家提前准备: 🪼 南方朋友: 趁早备个除湿机,多囤两套加绒保暖内衣,绝对用得上 🪼 低洼地区朋友: 夏天盯紧天气预报,台风天该转移就转移,别心疼家里那点东西 🪼 家里有老小的: 夏天防暑,冬天防冻,空调该开就开,别心疼那点电费,人最重要 说到底,大自然脾气大得很,海水才升了两度,全世界天气就疯了。咱们在自然面前还是得保持敬畏,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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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灰级忠告。 有些话,年轻时看不懂。 等你吃过亏、见过人、熬过几个睡不着的晚上,再回来看,突然就懂了。 1. 你这一生,真正能确定陪你走到最后的人,只有你自己。 世界再热闹,最后也是通过你的眼睛看、你的身体感受、你的脑子理解。 所以别总忙着讨好所有人。 先把自己照顾好。 2. 桌上放着一个玻璃杯。 你装水,它叫水杯;插花,它叫花瓶;装烟头,它就是烟灰缸。 东西本身没有那么多定义,是人一直在给它贴标签。 很多痛苦也一样。 事情本来没那么严重,是我们非要给它定义成“失败”“背叛”“丢脸”“完蛋”。 你一旦死死抓住某个定义,就开始较劲。 一较劲,烦恼就来了。 3. 所谓内耗,就是一件已经发生的事,你在脑子里重新发生一百遍。 所谓焦虑,就是坏事还没来,你已经提前死了几十次。 人真正累的,很多时候不是生活。 是脑子不肯放过自己。 4. 很多机会为什么普通人抓不到? 因为机会刚出现的时候,往往不像机会。 更像风险、麻烦、陌生、没把握。 你特别害怕的地方,有时候恰好也是人生边界所在。 5. 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没有唯一答案。 同一场雨, 有人嫌麻烦, 有人卖雨伞, 有人拍视频, 有人觉得浪漫。 事实可能只有一个, 解释永远不止一个。 6. 别人怎么看你,不一定是你。 你怎么看别人,却经常暴露了你自己。 一个人总觉得别人虚伪,可能因为他特别在意真诚。 一个人总觉得别人炫耀,可能因为他太在意比较。 你评价世界的时候, 其实也在暴露自己。 7. 有句话我很喜欢: 着力即差。 很多事越使劲,反而越做不好。 睡觉不能努力睡。 感情不能努力爱。 快乐不能努力找。 真正好的状态,很多时候不是“拼命控制”,而是“顺势而为”。 8. 人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你以为自己终于“认识自己”了, 其实只是又形成了一个新的自己。 所以别太早给自己下定义。 你不是“内向的人”“失败的人”“不适合赚钱的人”。 那只是你某一个阶段的版本。 9. 不要因为一件小事, 毁掉一段重要关系。 也不要因为一段不重要的关系, 毁掉自己重要的事。 成年人的智慧, 就是慢慢学会分清轻重。 10. 年轻时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拿健康换一切。 拿命换钱, 拿睡眠换业绩, 拿身体换所谓前途。 后来才发现, 钱没了别人可以借你, 工作没了别人可以介绍, 唯独身体痛起来, 谁都替不了你。 11. 很多人这一生最大的监狱, 不是房贷,不是公司,也不是婚姻。 是“别人怎么看我”。 买什么车,住什么房,孩子读什么学校,穿什么牌子, 都在活给一群根本没那么关心你的人看。 别人的认可, 经常是最贵的消费。 12. 人生不一定非要一直往上爬。 你也可以往左走,往右走,停下来,甚至掉头。 社会最擅长制造一种错觉: 好像只有升职、买房、赚更多钱才叫进步。 其实有时候, 你只是想活得舒服一点。 也没什么罪。 13. 任何关系,一旦没有边界,迟早变形。 朋友天天黏在一起会烦。 亲人管得太多会怨。 情侣失去空间会窒息。 成年人最舒服的关系,从来不是形影不离。 而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 我想安静的时候你也懂。 14. 很多东西别浪漫化。 家庭能不能稳,经济很重要。 职场能不能混,成绩很重要。 人脉能不能用,价值交换很重要。 爱情能不能长久,选择对的人很重要。 养老能不能体面,手里有没有钱很重要。 感情当然重要。 但感情从来不是万能胶。 15. 辣椒为什么有人爱得要死,有人一口不碰? 因为同样一个“辣”, 有人觉得爽, 有人觉得折磨。 所以你会慢慢明白: 很多争论根本没有意义。 你不是在争事实。 你是在要求别人必须用你的舌头,尝你的味道。 16. 成年人最大的清醒之一: 不要动不动拯救别人。 亲戚非要投资,你劝一次就够了。 朋友非要回头找渣男,你说一次就够了。 有人非要往坑里跳,你提醒一次就够了。 有些道理靠别人说一百遍都没用, 摔一次就全懂了。 不要把“我为你好”,变成控制别人命运的借口。 17. 看一个人, 不要只看他对你好时有多好。 要看他生气时有多坏。 因为一个人爱你的时候送花、说甜话,很容易。 真正暴露底色的, 是他愤怒、失望、利益受损的时候, 还能不能守住底线。 18. 上班最可怕的不是累。 而是你开始盼着时间快点过去。 周一盼周五, 春天盼国庆, 今年盼明年, 35岁盼退休。 突然某一天你会发现: 你盼走的根本不是工作日。 是你自己的人生。 19. 钱没了还能赚。 工作没了还能找。 爱情散了还能遇见别人。 朋友走了还能认识新人。 人最可怕的不是归零, 而是明明已经归零, 还抱着过去不肯松手。 你出生的时候本来就两手空空。 从头再来,也没什么可怕。 20. 千人喝同一壶茶, 味道都不一样。 万人走同一条路, 心里想的也不同。 被人理解当然幸运, 没人理解,也不代表你走错了。 成年以后最难得的一件事, 不是所有人懂你。 是没人懂的时候, 你依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21. 很多烦恼,其实只需要一句话: 关我屁事,关你屁事。 别人的婚姻,关我屁事。 我的选择,关你屁事。 很多人活得累, 就是管了太多不该管的事, 又让太多人管了自己的事。 22. 人生最贵的东西, 往往都不用花钱。 睡到自然醒, 没有疼痛的身体, 可以随时关机的下午, 和喜欢的人慢慢吃顿饭, 心里没有欠债一样的焦虑。 等真正有钱以后才发现, 自己以前拼命追的, 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23. 很多关系结束的时候, 不要追问“为什么”。 成年人的离开,往往没有一个漂亮答案。 人心变了,利益变了,环境变了,需求变了。 有时候最体面的结局不是把真相挖到底。 是知道对方不想留下以后, 你也不再挽留。 24. 不要拿别人最光鲜的十分钟, 跟自己最狼狈的十年比。 你看到朋友买豪车, 没看到他负债。 看到别人环球旅行, 没看到他失业半年。 看到别人婚姻幸福, 也看不到人家关门以后吵什么。 成年人的展示面, 永远只是生活的一小块切片。 25. 越长大越发现: 人生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那么多。 能睡好觉, 能正常吃饭, 身体不痛, 手里有点钱, 有几个能说真话的人, 每天还有一点自己能支配的时间。 这几样都有, 已经超过很多所谓“成功人士”。 26. 最后送一句我越来越相信的话: 允许一切发生,然后决定自己怎么活。 别人误解你,允许。 有人离开你,允许。 事情没按计划走,允许。 输一次,允许。 走错路,也允许。 人生真正轻松的那一天, 不是所有事情终于如你所愿。 而是有些事情不如你所愿, 你也不再跟自己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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