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政治学家、《环球人物》俞可平:
民主就是总是有人批评你,说你这也不对,那也不是,但是,你清楚的知道没有人恨你;
而专制就是人们总在赞美你,歌颂你,你永远正确,你光芒万丈,你万世垂范,从来没有人批评你,但你清楚的知道人们恨你,你内心对此充满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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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精英政治学院院长
欧洲的衰落速度是晚清的三倍
美国安全保障,俄罗斯廉价能源,中国廉价商品,只剩一项
法国精英政治学院院长
欧洲的衰落速度是晚清的三倍😅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还没死,还在顽强求生。
不能招本科了,终于努力争取到了博士点。(学费很搞笑,非全日制居然比全日制贵😄😄这岂不是说学校完整的教育更不值钱?)
老茶有个关系亲密的哥们,十余年前当上该院副院长(后来又成了常务副校长)。一帮曾经的哥们取笑他说:这是1911年净身进宫,1949年买田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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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默:“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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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型正义的概念与理论:在我们生活中,常见到先发生了一件事情,或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而后我们经过沉思,再给予概念化,提出我们的理论。转型正义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转型正义是一个牵涉广泛的议题。二战以后、七零年代,许多国家民主转型以后,新的政府接替了被推翻的专制政体,不能不面对被推翻的政府侵犯人权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学术界也有非常多的讨论,但是“转型正义”一词与最早的一个转型正义理论,却是到了2000年才被提出来。本文中“转型正义”只涉及一个新兴的民主政府怎么样来面对被推翻的专制政府侵犯人权的罪行、怎么样去处理这问题,不涉及较广泛的范围。
2、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二战后,中国国共内战再起,蒋介石政权退到台湾,以专制手段统治,并实施长达30多年的戒严,直到蒋经国过世前一年才解除。但在这段长时期间,台湾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成长,使专制政府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不得不向新兴力量及民主改革的诉求妥协与让步,转型正义的议题也慢慢地浮现。
到了七零年代,党外运动逐渐成为一个力量。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坜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八零年代民主进步党成立,直到2000年陈水扁代表民进党参选,才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那么,台湾转型正义的经验是什么呢?蒋中正与蒋经国政府所犯下的严重人权侵害,最初在学术界与民间的讨论中,十分倾向于“南非模式”,这一点我有把握这样说,当时我也参加了相关的讨论。我与一些同仁最同情、认同的是“南非模式”──追求真相与和解,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处理,而非报复性地追究责任。这一做法,无疑比早期政府的态度进步一些。
蒋经国过世后,李登辉总统不愿意从事转型正义的工作,他在上任之初就公开表达不希望再回顾过去,而应该往前看,实质上采取的是所谓“遗忘”的立场,类似阿根廷的模式。但是,这种立场当然受到民间团体的反对。因此,他不得不推动一些象征性的措施,例如建立了二二八纪念馆、公园,公开道歉,并透过设立基金会,给予受害人或其家属申请,经过审查后进行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政府强调的是“补偿”而非“赔偿”,这两者之间的用语差异,在政坛上引起非常大的纠纷。
陈水扁政府初期作了不少承诺,一方面试图引进国际人权法典,另一方面也思考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在我看来,我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陈水扁执政时应该是推动转型正义最为恰当的时机,当时军方已失去政治干预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国内民间团体也都期待改革。然而,事与愿违,在他第二任时期,朝小野大,既受到国民党在立法院的牵制,同时,他与家人、亲信也逐步陷入反贪污的浪潮中,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政党轮替时的雄心壯志,也都付诸东流。2007年一些学界同仁对政府的表现非常不以为然,于是组成了“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希望透过民间的努力,推动真相调查,进而促进政府推动转型正义的工作。
马英九政府基本上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试图在课纲方面“拨乱反正”,推翻李登辉与陈水扁政府在教育方针上的“台独”倾向,但他却引进了国际人权法典,并建立了邀请国际学者专家来台湾审查政府人权报告的先例,不能不说是一大突破。
蔡英文总统八年任期内的政策,可说是一步一步转向“惩罚”,一个程度上学习“东德模式”,其中荦荦大者,一是透过党产会将国民党所设的企业、基金会宣告为“附属机构”,而其拥有的资产称为“不当党产”,收归国库。二是设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主要工作包括保存与整理政治档案,并开放受害人申请调阅;保存不义遗址,如当年枪决政治犯的刑场;拆除蒋介石铜像。蒋介石铜像遍布公共场所,公园、博物馆、学校纪念馆、军营,但这些年来国防部仍然据以力争,坚持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如何处理台北中正纪念堂也仍然争议不断、悬而不决。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了,如果以“东德模式”来讲,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促转会成立之初,一名副主任委员在内部会议中主张,应以政治手段干预、阻止某位国民党县市长候选人当选。这个消息传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促转会结束了任务后,转型正义的工作已经移交行政院,由不同的行政部门分别承办,整体来看,台湾转型正义的工作应该已经接近尾声。
3、想象中的中国转型正义:我们试探来想象中国民主转型与转型正义的问题。去年十月我在本刊《中华联邦: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选项》访谈文中指出,中国的民主转型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发生。我的初步判断:
1)是经济衰败,人民生活极度艰难时,中国的菁英、掌权者、民间社会与海外意见领袖,才可能认真思考民主转型的问题;
2)是战争失败的情境下,比如说台湾问题引起美国与中国的战争,若中国以战败结束,就有民主转型的可能。
而转型正义,一个程度是伴随民主转型来的,这点想必大家现在已经十分了解了。我建议在讨论、谈判“联邦宪法”时也将转型正义的几个大原则做出决定。参考了南非、东德与阿根廷的经验,我先提出以下两个原则:
1)时间界定必需明确。中国的转型正义应该有清楚的追溯时期范围,不能无限制地回溯所有的历史事件。我建议以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的三十多年为期限。虽然毛泽东时代存在大规模的人权侵害,但许多当事人已逝,资料也较难取得。更关键的是,邓小平执政后已启动了一波平反的工程,在胡耀邦主持下,针对毛泽东时期遭受迫害的人民,进行名誉恢复与职务复原,虽然这工程并不完善,但也算是做过了。因此,我们应该将重心放在198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2)聚焦重大事件。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企图处理所有的不公平、不正义的历史。阿根廷的经验提醒我们,应优先专注于关键的重大事件,而非日常发生的经验,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
我们应该从哪几个重大的事件做起?
1)八九民运的受害者;
2)江泽民执政期间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3)八零年代以来,在城市化过程中广泛发生的土地侵占与迫迁事件。不论在城市或乡村,到现在还对很多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4)近年来透过新科技的全面监控,包括人脸辨识、生成式人工智慧等科技,对人民隐私与自由的侵害;
5)西藏同化政策;
6)新疆的再教育营(集中营)问题;
7)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
8)中国政府在海外设立监控网络,例如建立海外警察局以监控海外中国公民与移民。
我想假如能在这些方面开始展开工作,已经是跨出一小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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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由掌权者启动、主导的情况,放弃起诉和审判反人权犯罪是否有合理性、是否有悖正义的原则?从迄今的情况看,中国未来最可能的民主转型模式是什么?基于不同的模式,应选择什么转型正义政策?为什么责任的追究需要限于少数犯有严重反人权罪行的人,而不宜扩大到在专制政权中工作的所有人员?
详见笔谈《转型模式与转型正义:中国必将面对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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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是现代政治学之父,
他在《君主论》中精辟指出:
“专制统治必须依靠谎言和暴力。
专制者作恶比行善有利,
如按照道德标准行事,就会失去权力。
专制者要有狮子的凶猛,让人民害怕和尊重他,
又必须是个伪装者,用欺骗把人民弄糊涂。
当谎言无济于事的时候,
暴力恐怖就开始张牙舞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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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的政治学老师。
2012年左右,倾其全力在几个省会城市买了多套房子。
2015年左右,注销了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大V账号,不再发表言论。
2018年,告诉我们历史即将巨变。
2019年,将房子在最高点卖出,仅留下两套房子自住。
2022年,用卖了房子的钱,开始买黄金。
2022年,后半年,请了长假,没有感染,没有打疫苗。
2023年,退休后去了美国,在女儿那边养老。
据我观察,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极端的冷静,分析问题擅长从结构分析,他不太喜欢从人性、情感、价值分析问题,而是喜欢从逻辑、规律、结构分析问题。
而且,他从来不再公众场合与别人争辩,只有上课时,遇到了特别信任的学生,才会说一些非常有洞见的话,其他的时候,显得木讷而普通,好像没有特别的见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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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许田波(Victoria Hui):为什么暴力鼓吹者不看好非暴力抗争❓为什么社会普遍有一种错觉以为非暴力只对“不那么残酷”的政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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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借鉴已故的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及其他学者和实践者的著作,在世界各地教授了近二十年的非暴力和暴力运动。每一次运动都始于和平行动。那些转向暴力的人总是得出“非暴力已经让我们失望”的结论。让我简要阐述一下对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情绪的看法。
人们经常以为,非暴力只对“不那么残酷”的政权有效,比如对抗英国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和抵制吉姆·克劳法(Jim Crowlaw)的美国民权运动。然而,经历过1919年阿姆利则(Amritsar)大屠杀和1930年达拉萨纳(Dharasana)盐场的残酷殴打的印度人,以及在美国南方目睹种族私刑的黑人们,不会理解这种言论。值得注意的是,莫迪今天尊崇的是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而不是甘地(Ghandi)。鲍斯坚信“英国人永远不会和平地离开印度,必须通过武力驱逐他们”。他寻求德国和日本的帮助,招募原英属军队里的印度人战俘,组成了印度国民军。麦尔坎·艾克斯(Malcom X)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之间的路线之争更是广为人知。
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最能说明以非暴力和暴力对抗非常残酷的政权的逻辑。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漫漫自由路》中声明:“只要非暴力抗议有效,我就呼吁使用它。”1960年的夏普维尔(Sharpeville)大屠杀,突显了非暴力手段是“一种无效的战略”,因此,暴力被认为是“唯一能够摧毁种族隔离的武器”,从而催生了军事组织“民族之矛(MK)”。曼德拉宣称:“如果现有的破坏未能产生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就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游击战和恐怖主义。”曼德拉因此迅速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MK在流亡中幸存下来,但面对着“非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在南非国内,它最终被彻底根除了。而且,MK几乎没有机会从外部进行入侵。与此同时,在1980年代,一批新一代的领导人在黑人为主的郊区或城市中成长起来,他们组织了持续的消费者抵制运动。这一运动赢得了白人企业主对黑人诉求的支持,这些企业主后来为更具自由思想的德克勒克(de Klerk)的当选做出了贡献。
我来自香港,我认为将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与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进行比较,是有启发意义的。2019年7月1日,抗议者闯入立法会后,他们有个口号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是你们(特首/当局)教育了我们认识到和平游行无济于事。”香港人对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了解不足,这是不幸的。香港人将非暴力等同于几十年来一直实践的半日游行。库尔特·肖克(Kurt Schock)在《非暴力行动及其误解》中指出,非暴力并非“被动抵抗”,而是积极主动的行动;它也不是纯粹的和平主义,而是战略性的选择,其成功的几率更高;非暴力行动也不是自发的人民力量,而是需要计划和战略化的。
埃里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玛丽亚·斯特潘(Maria Stepan)、基恩·夏普(Gene Sharp)等倡导者指出,大规模示威往往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实际上,它往往是最具自毁性的方法,容易导致像1989年北京一样的大屠杀。相比之下,分散的方法,特别是抵制和罢工,既不容易立即被逮捕和殴打,又更有可能给政权带来损失。事实上,当局似乎更担心抵制和罢工。2019年8月,在第一批汽油弹被投向警察阵线之前,北京的港澳办谴责8月5日的总罢工是“对公共秩序和法律的激进违规行为,挑战了‘一国两制’的底线和国家尊严。”另一位发言人抨击了抵制活动,称其意图是“瘫痪香港政府,夺取城市治理权,并使‘一国两制’成为空洞的概念。”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后来嘲讽称,2020年1月医护人员的罢工是一种“政治性的冠状病毒”。
中国当局懂得暴力和非暴力的战略逻辑,并早就制定好了一套证明有效的应对战略,这就越发不利了。如果非暴力行动具有很高的成功机会,政权就会煽动暴力来削弱反对运动的影响力。仅仅通过拒绝让步,就很容易让抗议者普遍得出“非暴力已经失败了”的结论。于是,激起反抗者的暴力也相对容易。抗议者最终能于2019年7月1日闯入立法会大楼,部分原因是警方神秘地消失了。此外,如果政权的暴力行为始终意在激怒并导致反对派激进化,那么香港警方在当地和国际媒体直播的情况下对抗议者的残酷殴打,则收到了挑起抗议者的暴力反应、削弱了抗议者抵抗能力的效果。
令人真正感到悲伤的事实是,抵抗政权的各种尝试变得越来越无效。这个世界上的活动人士们相信是政权的镇压行为正当化了反对派的暴力。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们则认为,政权的镇压并不改变非暴力抵抗是有效的这一事实。最削弱反对派的,是政权的能力。即使在天安门事件的残酷镇压之后,党国体制也无法完全控制每个人的行动,因此许多在通缉名单上的人都能够逃脱。随后,中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复杂的监控国家。任何形式的抵抗都需要有组织的计划和执行,但在当前中国的情况下,抵抗者的活动几乎无法实现这种组织化。然而,如果抗议再次爆发,抗议者最好坚持非暴力的纪律,拒绝被诱使转向暴力。正如曼德拉最终认同的那样,“国家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任何暴力行为都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使得非暴力“成为了一种实际上的必要”。中国官员对罢工和抵制的谴责以及煽动暴力表明,他们最担心的是非暴力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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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民间的暴力幻想,《中国民主季刊》专门策划了一期笔谈:《中国民间暴力思想的兴起》,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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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国民主季刊》发文:西方对中国敌意造成的反作用可能不利于中国民主化。
黎安友:自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以来,西方对华政策逐步变得更具敌对性。我在这里无意探讨这一变化的原因,也无意定义西方政策是“竞争”、“遏制”抑或是所谓“颜色革命”,更无意评估美国盟友和伙伴在对华政策上的统一程度。我的核心议题在于,西方对华压力的加剧对中国民主化究竟是利是弊。
我认为,其影响是负面的。西方对中国表现出越多的敌意,对中国民主化的作用就越不利。原因有三:
首先,西方压力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确信其政权受到攻击。这促使其加强防御,包括对社会中被视为敌对或批评力量的要素进行更严格的控制。因此,党内外支持民主化的声音被压制。
其次,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人认为西方对中国“不公平”。他们将民主视为外来概念,并希望捍卫自己的国家。这样一来,外部压力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而这正是有利于中共维持权力的因素。
第三,西方政策(例如关税措施)加剧了中国公民的生活困难。这类经济政策不仅加深了精英阶层的不安全感,也强化了民众的愤怒情绪。
以上分析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西方应该停止向中国施压。中美(更广义上是西方与中国)在若干重要问题上存在真实且不可调和的利益竞争。这些问题包括台湾问题(更广义上是亚太地区的权力格局)、对先进技术的控制权,以及在全球南方的外交和政治影响力。双方不可避免地会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施压,并且双方都会感受到来自对方的压力。
事实上,中国对美国的施压正在推动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的兴起,而西方对中国的施压也在巩固中国的威权主义政体。总体而言,国际紧张局势的上升往往会助长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一种典型的“国际事务的悲剧”,即尽管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局面发生,它仍然不可避免地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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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刊立场。有关本期笔谈《西方对华政策转变与中国民主化前景》,详情请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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