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啊？太夸张了吧。 反差别团体在新宿挥舞红旗，在地上铺开一张巨大的纸，上面写着“日中友好　一起和睦相处吧”。 反差别团体一直在妨碍参政党或日本保守党的选举活动，不过果然是中国在背后搞鬼啊。早就知道就是了。 单纯看着就觉得害怕。

二战终战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遭中国官方批判，说她交了“香火钱”。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肯定二战侵略，那么高市首相访美时，去阿灵顿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埋葬有二战时轰炸东京的美军官兵尸骨，她难道去肯定美军向日本扔原子弹？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背后，主要是中共当局刻意煽动反日仇恨。我的最新文章—— 曹长青：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日较量 在标志二战结束（日本称之为终战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东京的靖国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只是自费献了“玉串料”（祭祀费），而且是以自民党总裁身分，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场，她会去祭拜；这次明显是为了不刺激中国，而特意选择没去。但是，她对中国释出的一番善意，还是被中国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后就是一顿批判。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年来都被中国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问题，近年更演变成诋毁日本、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参观靖国神社。随后撰文比较了靖国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我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半，曾两次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对靖国神社内当时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儿摆姿态喊口号的现象及讲解影片颇批评，更欣赏美国人对二战事件的理性、平和审视的人生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靖国神社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我对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越发感到，中国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两国人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过垄断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洗脑毒化中国人，目标清晰地煽动仇恨。 对靖国神社，可从这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灵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为常见，可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观念是，人死后成为神灵，被祭祀后成为“守护神”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246 万战殁者的名册（神社内既无骨灰也无牌位），他们祭祀的是“灵”，而非个人的道德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包含甲级战犯，也被视为“战殁者的灵”。在宗教层面，祭祀不等于为其历史行为背书。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死者净化”的传统，主张避免对死者过度批评，重视“成佛”与“安息”，认为对亡者过度指责会招致不祥。这种观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与神道的祖灵观。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生前可受严厉批判，死后随即转为“追悼对象”。日本没有“鞭尸”，或像中国那样制作跪像供人唾骂（如秦桧像）的习俗。 日本这种宗教哲学跟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恒性审判意义，“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传统文化更重视“和解”与“安魂”，较少强调“永远的罪”。这导致对历史责任的语感差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战争记忆仍属历史创伤，祭拜被理解为荣耀战争。但对日本人而言，祭祀亡灵并非道德肯定。两种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来操作成保住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客可耻，百姓可悲。 据日本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国家不可给宗教以特权，但同时也不可干预和剥夺宗教自由。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政教分离、但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样。 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国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对象，不能强制分祀甲级战犯，也不能改变其祭祀方式；这些权利属于神社自身。 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后，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确表示：合祀后不可撤回，这是宗教仪式，不是政治名册。所以法律上政府无权强制。 虽然无权干预神社内部事务，但政府可以决定：首相是否参拜。这是政治选择，而非宗教仪式问题。例如：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安倍晋三曾在任内参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可能被质疑违反政教分离。但日本法院历来倾向：不明确判定违宪，视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断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首相的拜谒，本质上是出于对战死官兵的传统追思，而非肯定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后转化为灵，便与生前的罪错脱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 回顾历史，中方曾经热情款待二战时日本军政人物，毛泽东曾在北京招待二战时侵华战争主要指挥官之一的远藤三郎中将；周恩来也曾多次接见二战时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时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装作为寿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靖国神社将 14 名甲级战犯入祠合祀时，中国官方并未立即抗议。次年日本首相参拜，北京方面也无显著反应。直到七年之后的1985 年，北京才开始把此议题政治化，以此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国内统治。 第二个层次，中国官媒和御用学者热衷渲染的是，日本对二战责任“不认错、不谢罪”。但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与殖民统治”向中国及亚洲多国正式或准正式道歉过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内阁级正式表述”，一般学界与媒体整理大约 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长官与国会决议也算上，超过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首相田中角荣）表述：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时表示，“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说：日本过去有一段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对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方与慰安妇制度有关，表示：衷心道歉与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过去某一时期的国策下，走上战争道路，对亚洲诸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过去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战后60年讲话：对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战后65年谈话：对殖民统治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过去的战争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历代内阁的道歉立场将继续坚持。 而且，1995年日本国会战后50周年正式通过决议：对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总结来看，首相或内阁正式谈话约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联合声明等）约5次；国会决议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计约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国际学者的评价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中道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虽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数反而没有日本这么多，因为德国更强调国家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些道歉刻意回避，官媒不予报导。所以日本社会，尤其保守派认为，日本这种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继续了，应该摆脱二战阴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仍在做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二战期间，因为日本侵略，确实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政府最高估计是3500万人。但是，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可能多达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于政治迫害、枪杀、人为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自杀等等。造成如此大众死亡的中共政权没有道德资格谴责日本。它应该先向本国人民谢罪，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点，中共官方多年给民众灌输：日本没有赔偿二战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这更是故意扭曲事实。 真实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掌权的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签署声明，中方正式放弃了对日本的二战索赔。这不是毛泽东们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后的政治算盘，或者说是“交易”。北京政权用正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政府同意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放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 而在中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后，日本却做出了变相的赔偿行动。在中国经济开放起步时，日本向中国投入各种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无息贷款，还有无偿援助等，高达3.66万亿日圆。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项目结束，前后跨度长达42年！ 日本援助资金重点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扩建工程，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扩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铁路（北京—秦皇岛），广深铁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亚湾核电站（技术与融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 仅以中国上海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结构性影响”排序，中国最得益于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岛（能源枢纽），广州／深圳（间接），北京（公共与环境）。据专家推算，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会延迟约5-10年，出口起飞可能晚一个五年规划期。 但这些中国官方媒体都不愿报导，甚至有意回避。所以至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这些，还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反日”，跟着抗日神剧“仇日”。 中国的经济开放，当然得力于邓小平的改革决断。但若只谈“改革勇气”，却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资金来源，那就是选择性地讲历史。经济转型不是口号工程，而是资金工程。 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够避免社会崩溃式转型，靠的不是单纯制度设计，而是两笔关键性外部资源。第一笔，是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资本。这些资金既有文化连结，也有风险承担能力，成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笔，更关键——是日本长期、大规模的低息贷款、无息贷款与无偿援助。这不是象征性姿态，而是实打实的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环保工程。没有这些工程，中国沿海出口体系不可能那么快成型。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站着日本的融资支撑，这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对比俄国，更凸显中国的超级“幸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震荡疗法”，价格放开、国企私有化，结果经济急剧萎缩，社会秩序崩坏。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部启动资金托底。俄国没有自己的“香港、台湾”，也没有一个日本式的邻国，愿意长期低息融资。 当年推动俄罗斯改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电视受访时说，他当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向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领导的俄国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帮助当时俄国一下子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但遭到老布什政府，以及随后的克林顿政府的完全拒绝。 与白宫高层有相当关系、深知内情的萨克斯教授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强，阻止俄罗斯再次强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为当时叶利钦政府的头号美国经济顾问，萨克斯在波兰等好几个前东欧国家推动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都相当成功，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了这些国家援助，尤其是对波兰帮助最大。萨克斯当时以为美国一定会同样援助俄国、力挺俄国成功进行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鼓励支持俄国当时非常亲西方的立场。但完全出乎萨克斯的意料，美国一口拒绝了。这是俄国那场震荡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国因缺乏外部资金托底，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华人投资，更没有中国那样的邻居日本，在关键的经济起步阶段，大量给予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而日本就没有防范中国经济强大的那种美国防范俄国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种对比，太多中国人，甚至学者们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知道领情、感恩。 结果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叶利钦总统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失败，俄罗斯的经济近乎崩溃，民众生活水准剧降。后来普京当选总统，力挽狂澜，才开始经济复苏，这也是很多俄国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对叶利钦多有批评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共产大国转型，结果巨大差别，有无启动资金是最重要一环。就如同大家都在创业初期，谁拿到银行贷款或资助，决定了谁能成功。所有创业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无米之炊谁做得出来？ 更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约27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数字。但1990年冷战结束后，已经相当繁荣富有的德国，并未对俄罗斯提供长期、有规模的经济援助。德国选择的是什么？是姿态政治。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确实震撼。但那是一个动作，一个象征，一个历史镜头。象征感人，却不能当钱花。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道德语言上高度鲜明；但在实际经济补偿层面，并没能给俄罗斯托底。而日本呢？没做戏剧化的忏悔场面，却在长达42年期间持续向中国提供低成本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完成援助项目。这种方式，不够上镜、不够让媒体鼓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下跪，是瞬间。融资，是几十年。 如果要比较“实质性谢罪”，那么长期资金投入与基建支持，远比一次政治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问题是——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简化为“正常往来”，却在需要动员情绪时，重新高喊“对方从未谢罪”。这种叙事选择，不是历史评价，而是政治需要。中国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认外部资金与合作的作用，那就是违背现实，否定真实，没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体的闪光灯上，而在几十年流动的资金上。日本选择的是实质性补偿；德国选择的是象征性忏悔。谁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谁对经济命运产生直接影响，答案并不复杂。 真实且完整的历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画面，更应该同时列出融资数字。否则，那不叫记忆，而叫选择性记忆。所有选择性记忆，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服务。 中国当局利用对官方媒体的控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在靖国神社、日本援助、二战是否道歉谢罪等问题上，都不仅是“选择性记忆”，而且是“选择性攻击”，以扭曲事实来攻击日本，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而被仇恨烧焦的灵魂，绝无法建出一个健康的社会。 尽管被视为强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审时度势的一面。在拜谒靖国神社问题上，她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在去年10 月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并未现身，当时她还没有当选党总裁和首相。虽让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为了避免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并防止国内左翼媒体的攻击。这种“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标时，仍会优先考量国家的大局利益。 这次她在“终战日”仍然选择没有去靖国神社拜祭，也是在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说她给靖国神社交了“香火钱”。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记历史，但向往与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国神社，连任何灵位都没有，只是一本花名册，里面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150多年日本246 万战殁者的名字而已。 靖国神社今年6月还推出新规，禁止穿军服（现役军人除外）、带军械、以及奇装异服等进入靖国神社，就是阻止极右翼破坏靖国神社的设立初衷。 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首次访问白宫时，特意去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有二战时轰炸东京、向广岛扔原子弹的美军官兵尸骨，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没有道德和政治评价，对于日本人来说，人死了，就变成了神灵，无数的神灵汇集一起，就成为活着的人们的保护神。 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权力、煽动仇恨，而有了众多义和团，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们。 一个煽动和制造仇恨的国家，形成世界的奇观：韭菜们在欢呼镰刀！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7日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本周二被提交给日本国会的一份草案拟定对《皇室典范》进行修改。修订后的《皇室典范》将为二战后失去皇族身份的前皇族分支的男性成员进入皇室铺平道路。 日本一直将皇位继承权限定在父系后裔（即父系血缘上源自天皇的后代）范围内。包括首相高市早苗在内的保守派人士决心维护这一传统。 她在执政党同僚面前表示：“皇室延续126代且始终保持父系传承，这一独一无二的历史事实是天皇权威与正统性的基石。” 目前，可继承德仁天皇（66岁）皇位的仅有三人：其弟秋筱宫文仁亲王（60岁）、侄子悠仁亲王（19岁）以及其叔父常陆宫正仁亲王（90岁）。 根据周二提交给国会的法案草案，如果1947年制定的《皇室典范》得以修订，年满15岁且未婚无子女的前皇族分支男性后裔将可以被收养进入皇室。 被收养者本人不拥有皇位继承权，但其后代将拥有继承资格。尽管悠仁亲王目前具备继承权，但如果他未来没有男性子嗣，那么被收养成员的男性后代便有可能登上“菊花宝座”（即继承皇位）。 日本皇室成员人数的减少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1947年，原有的11个宫家（皇族分支）中的51名成员脱离皇籍，使皇室成员人数从67人减至16人。1994年佳子公主出生后，人数曾增至26人，但目前又回落至16人。 在日本历史上126位天皇中，曾有8位女性天皇登基，其中包括推古天皇和持统天皇，她们均是从父亲一系继承皇位。尽管如此，德仁天皇的女儿爱子目前并不具备继承皇位的资格。 日本过去也曾讨论过允许女性君主及“女系天皇”即位的问题。 高市早苗似乎持谨慎态度，称目前对于探讨悠仁亲王之后的继承问题，“时机尚未成熟”。 然而，公众似乎更支持允许女性君主即位；共同社5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3%的受访者对此表示赞成。

日本东京大学一名教授在招生网站原始码中嵌入“六四天安门”字样，引发排除中国申请者的争议。东京大学周二（4日）宣布，已对涉事教授实施惩戒处分。 涉事教授2024年被发现，在该校新领域创成科学研究科“医疗资讯生命科学系”网站的英文首页及招生资讯页面程式码中，写入关键字“六四天安门”，可能导致网站触发中国的网路审查机制，无法在中国境内存取。该教授疑似意图使中国留学生无法浏览该校系的招生资讯。 据日媒《每日新闻》报导，东大校方展开调查后，认定该教授失职，今年7月29日对其处以停职3天的惩戒处分，但未公布其真实意图。东京大学副校长山本隆司声明强调，身为教职员，涉事教授的作法“绝不可接受”。 台湾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矢板明夫4日在社群平台发文评论指，此案的“荒谬”之处是，“如果中国没有世界上最严密的网路审查，‘六四天安门’这五个字根本不会具有任何‘特殊功能’，更不可能影响一所外国大学的招生网站。” 此外，矢板明夫认为，该教授的不当行为，背后可能反映了日本和欧美学术界对于录取中国学生可能存在研究机密外流风险的焦虑。东京大学学生经营的《东大新闻》去年亦曾发表跟此案有关的文章，提及部分意见担忧“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人员混入留学生群体”，或是“留学生被要求充当间谍”的疑虑。 根据东京大学公开资料，截至今年5月，该校外籍学生之中，来自中国的学生约占比六成。 疑似有“中国间谍”窃取学术机密的说法，近年受到日、韩、欧美等国讨论。美国斯坦福大学保守派学生媒体《史丹佛评论》去年调查指出，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约15%在美就学的中国学生，要求他们定期向中国使馆提交其研究的“情况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次任内曾推出“中国行动计画”；但也有学界人士担心，专门针对中国人搜查间谍之举可能有歧视性，且不利于美国的学术交流及研究竞争力。 中国外交部对于“中国间谍”的说法多次否认，强调中国“一贯坚决反对间谍活动”，呼吁各界“停止抹黑”。

什么都敢赌 周末聊几毛钱的。 我文章里经常会引述链上赌场的概率数据，我觉得它的优势是可以把一些热门事件的概率数字化，它不是专家口嗨，而是真金白银买出来的，甚至这些真金白银里还混进了一些内幕狗，所以它呈现的数字概率往往很有参考性。 我给你们再说说几个眼下热门的池子： 1、美联储1月份的决定，97%的概率利率不变，这个几乎没有悬念。 2、特朗普会提名谁当下一任美联储主席，Kevin Warsh 42%，Kevin Hassett 37%，基本就他两了，这个中国这边关心的人不多。 3、今年NBA谁夺冠，雷霆39%，掘金11%，尼克斯8%，马刺7%，火箭7%，剩下的都是些冷门下狗，湖人只有3%，夺冠希望渺茫。 4、共和党2028年会提名谁竞选总统，万斯头号热门，52%概率，排名第二的是国务卿卢比奥（13%）。让我感到困惑的是第三名竟然是特朗普（4%），这什么意思，他已经当过两届了，根据美国宪法已经不能再担任总统，这帮赌狗在想什么 5、民主党2028年提名竞选总统的人选，目前Gavin Newsom领先，概率35%，他是现任加州州长。 6、哈梅内伊会在1月31日之前下台吗，20%概率，说实话这个概率比我想象的低，所以别看伊朗目前全国抗议规模很大，真正给这事下注的资金却很谨慎。什么时候这个概率蹿升到50%以上，也许就要发生大事了。 7、2026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16%，英格兰14%，法国13%，阿根廷11%，巴西10%，葡萄牙8%，德国6%，再往下都是冷门下狗，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也有2%。 8、俄乌会在3月31日之前停战吗，概率是15%，还有一个池子是会不会在今年底之前停战，概率是45%。所以这场仗有挺大概率会打到明年的。 9、2026年奥斯卡最佳电影，《One Battle After Another》以绝对优势领先，79%的概率，就是小李子演的一战再战，没想到呼声那么高，突然对这部电影有些好奇，回头我去找资源看看究竟咋样。 热门池子就这些，一些小众池子赌什么的都有，比如.....赌2026年中国会不会统一的，概率是13%，更远期的没人开池子，大家都希望玩尽快能出结果的那种局。 …… 这两天在抖音被动吃到一瓜，是一个东北女演员在直播时吐槽自己儿子儿媳事业不成功，收入低，儿子一年只能接一部戏，20-30万，儿媳音乐剧演员，一年10万左右，夫妻两一年不到40万，难以在北京维持家庭开支。 这番言论引起网民强烈不满，觉得她在凡尔赛、低调炫富，于是就开始网暴她全家。最新的情况是这个女演员的账号已经被处罚，禁止关注。 坦率讲我对这个女演员不熟，但她说的儿子儿媳的收入，确实在演艺圈就是妥妥的底层，三四十万别说和明星比，就是和他妈比也是远远不如。 所以这就是一个妈妈对孩子阶级滑坡的焦虑，日常的吐槽碎碎念，这些话和身边圈子里的人讲没问题，不能真把网友当家人说出来，要知道那些在她直播间的网民我保守估计90%到不了她儿子的贫困线，她这么说等于是在抽这些网民的耳光。 对大部分网民来说，只有月薪3000以下的人可以哭穷，否则就容易冒犯人。政府三令五申公众人物禁止在互联网炫富，背后原因是中国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悬殊，以前穷人富人井水河水，现在互联网把他们聚到一起，就容易捅破窗户纸相互真实。 话说中国演艺圈的收入就是挺高的，我第一次被震惊到是七八年前听朋友说某喜剧演员客串一个综艺节目，一天600万，我反复确认这个数字的真实性，真的难以置信，因为他当时还没有那么红的。后来他发展得越来越好，成为中国顶流，现如今一部电影的片酬报价是一个小目标。和这些行业顶尖的艺人相比，一年只能挣二三十万还坚持从艺的真的很卑微了。 每每讨论艺人的高收入时就有很多网民不满，凭什么挣那么多？当然是凭中文市场大咯。 试想如果我是个越南博主，或者韩国博主，我再怎么努力写读者规模可能都不及现在的10%。内容行业的天花板是注定的，全球范围来看只有英语、西语、中文这三个上了规模的市场。 韩国的电影拍的比咱们的好，韩国的综艺更有节目，韩国的偶像团队更时尚，韩国的流行音乐也大幅领先，但是韩国艺人的收入不如中国艺人，就是因为他们本土市场太小了，想来中国发展又被限韩令拒之门外。 聊回前面的话题，在中国做内容行业是极具弹性的，内容行业不会按劳分配，因为你喜欢的歌就那么几首，你喜欢的演员就那么几个，其他默默无名的人再怎么努力你也看不到他们。结果就是内容行业top10%的人拿走行业90%的利润，这是市场的选择。 所以那些顶尖的艺人获得天价酬劳没毛病，有毛病的是别让普通人知道。 就聊这些吧，周末解解闷。

中国撤展后，不到24小时，韩国外交部紧急灭火 最近，韩国做了一件事，直接惹怒了中方。事情的经过很简单。第16届光州双年展在9月5日正式开幕，展期两个月，这是韩国最重要的国际艺术展会，也是一场文化盛会，汇聚了全球数百位艺术家参展。而整件事的导火索，就是一个展区的名称。 8月初在展会筹备阶段，主办方将台湾参展馆标注为“国立台湾美术馆”，以参展机构的名义登记。这个名字符合一中原则下多边活动的惯例，没什么不对的。但台当局不干了，他们通过政治施压等方式向主办方提出抗议，要求使用所谓“台湾馆”的称谓。这明显是妄图借用国际展会，包装出“独立馆”的政治地位，沿用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那套谋“独”操作。 到了8月下旬，主办方妥协了，光州双年展财团把全部的官方物料、现场标识改回了“台湾馆”。这一改动，严重触碰了一中原则红线。 从8月底到9月2日，中国驻韩国大使馆、驻光州总领馆多次与光州地方政府、双年展财团进行交涉。中方明确表达立场：支持双年展顺利举办，但台湾地区参与多边活动，必须严格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必须使用符合其地区身份的称谓。 中方不但清晰地表达了立场，还给韩方预留了纠错窗口，但主办方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文化展览不属于政治事件，中方大概率会息事宁人，坚持维持错误标识，拒不整改。 直到9月3日，距离开展仅剩48小时，中方沟通彻底失效，中国驻韩大使馆公开发表谈话，痛斥主办方犯下“严重涉台错误”，指出该行为直接破坏中韩关系政治基础。话音刚落，中方参展团队正式宣布集体撤展，叫停全部布展搭建工作，以实际行动表达抗议。 韩国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在中国撤展后不到24小时，韩国外交部紧急灭火，重申韩方尊重一个中国立场不变，声称本次事件属于地方展会机构行为，与中央政府立场无关，希望这件事就此揭过，不要冲击中韩双边交流合作。 戎评认为，李在明政府这份表态看似服软了，但骨子里却充斥着逃避责任的小心思，至少暴露了首尔的三种心态。 第一，害怕中韩关系倒退，丢失经济利益。中韩经贸关系盘根错节，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2025至2026年，中韩贸易总额维持在3000亿美元级别。李在明政府上台之后，好不容易推动中韩关系走出尹锡悦时期的低谷，不希望一场文化事件把外交成果付诸东流，因此第一时间出来降温灭火，避免事态升级。 第二，刻意把责任切割，回避问题关键，同时安抚国内的保守派。光州广域市政府是展会的主管单位，双年展财团受地方政府财政拨款管理，并不是一个脱离官方的民间机构。李在明政府的一句“与我方立场无关”，是想混淆视听，拒绝向主办方追责。 因为一旦他严惩地方机构，韩国国内保守阵营就会攻击李在明“对华软弱”，在选举舆论上给他制造麻烦。他既不想得罪中国，又不想被国内对手抓住把柄，于是选择“口头表态，不做纠错问责”的和稀泥模式。 第三，战略上依旧保留模糊空间，没有彻底站到一中原则的立场上。值得警惕的是，韩方对外表述使用的是“一中政策”，而非中韩建交公报白纸黑字的“一个中国原则”。这是美西方阵营的惯用话术，暗藏了很多模糊空间。韩国政府的小心思已经摆上台面了，那就是嘴上承认大方向，但默许地方机构、民间平台在实际操作中不断打擦边球，把问题推给“地方自主”“民间艺术自由”，给自己留下周旋的余地。 简单来说，李在明政府不想把中韩关系搞僵，但也不想彻底堵住国内打“台湾牌”的口子，追求的是大事化小，而不是拨乱反正。 韩国这套外交模式不是第一天形成的，它来自韩国的生存困境。它在安全上离不开美国同盟，经济上绕不开中国市场，夹在中美博弈之间，它的最优解就是尽可能避免二选一，把单选题做成多选题。 至于梭哈到一个方向，李在明的上一任有过尝试。尹锡悦时期曾彻底抛弃传统的“安美经中”模式，全面倒向美国阵营，推动对华供应链脱钩，结果是中韩关系恶化，韩国对华出口遭遇重创，国内经济承压，最终锒铛入狱。 因此，李在明上台之后，推出了改良版的实用主义外交。 安全上以韩美同盟优先，不会推翻驻韩美军框架，在半导体、供应链等领域依旧要回应美国的诉求，不会彻底和美国撕破脸。这是韩国的安全底盘。 但在经济层面，积极修复对华关系，把中国视作不可替代的巨大市场和产业链伙伴，积极推动高层交往，修复经贸、文旅、文化交流。比如李在明把2026年定为“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元年”，希望从对华合作当中获取经济红利。 这种做法在国际社会太普遍了，过去的日本，现在的越南、巴基斯坦等第三世界国家都是这种玩法。但这套平衡外交有一个致命短板：中国的核心利益不能拿来做交易筹码。一旦玩偏了，等待他们的就是严重后果，比如现在的高市早苗和韩国的尹锡悦。 但这件事的关键不在韩国的行为，中国最不想看到的是一个趋势。 8月31日，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于帕劳举行。帕劳作为台湾所谓“邦交国”，打破多年形成的论坛惯例，安排台方人员进入领导人峰会主会场，出席官方开幕式。对此，中方特使发现后，果断率团离场抗议。 回望过去数年，这样的事太多了。在海外艺术展、学术会议、体育赛事当中，民进党当局不断钻空子，借民间文化交流偷换身份称谓，制造“两个中国”的舆论。这说明文化交流看似是民间活动，却已经成为“台独”势力搞外交突围的主战场。 对中国来说，撤展是最硬核的抗议方式，但代价同样不小，这意味着我方的策展和艺术家几个月的心血和筹备付诸东流。 在未来，想要避免同类事件反复上演，不能仅仅依靠对方的口头承诺，必须设置清晰可见的红线。对于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展会，在参展协议层面，就应该把一中原则的相关要求写进合作条款，设置违约后果。不要等到板子已经挂出来，再被迫用撤展这种代价高昂的方式维权。 在双边关系领域，中国应该明确，经贸红利、文化交流红利建立在尊重一中原则的基础之上。如果有国家放任国内势力持续为“台独”提供舞台，那么在双边关系和经贸文化凤领域，就必须付出立竿见影的代价。

外界对日本的认知始终存在割裂：游客眼中的日本，干净有序、精致礼貌，服务与生活体验无可挑剔，依旧是成熟发达的社会；但从时代发展维度看，日本早已褪去引领未来的光环。日本的衰退并非秩序崩塌式的溃败，而是一场安静的时代转向：它彻底告别了创造硬未来的能力，退守为维护旧秩序和打造软体验。这一变化的背后，是中日两种文明最核心的差异：日本文明的底色是坚守连续性、守护现有秩序，而中国文明的底色是突破桎梏、重建全新未来。 日本并非没有创造未来的能力，其近代两次崛起均印证了这一点。明治维新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完成封建岛国到近代强国的蜕变；二战后依托全球贸易体系与产业重构，以精密制造、家电汽车产业领跑全球，一度成为亚洲现代化的标杆。但日本的未来创造力存在致命短板：其革新永远依赖外部危机冲击。唯有旧秩序被彻底击碎时，它才会调动极致的执行力与学习力完成迭代；一旦外部压力消退、旧秩序尚可维系，便会回归保守的默认模式，专注于修补、维稳、延续现状，丧失主动破局、重构体系的魄力。 同时，日本社会并非没有创新的内生力量，江户时代的商业文化、锁国时期的兰学研究、明治前夜的革新志士，都是内部蒸腾的突破力量。但日本成熟的旧秩序拥有极强的“免疫规训机制”，所有异质创新、突破尝试，都会被快速吸收、驯化、约束。社会默认“不破坏氛围、不制造冲突、不给他人添麻烦”的准则，允许有限的个性化，却绝不允许颠覆现有结构的变革。反观中国，疆域辽阔、发展不均衡、社会结构复杂，一处的固化不会阻断全域的生机，旧秩序的缝隙永远能孕育新的突破力量。简言之，日本需要外部撞醒，中国自带内生蒸腾的生命力。 这种差异根植于两国的文明底层逻辑。日本作为狭小多灾的岛国，有限的生存空间让维系共同体稳定成为第一准则，久而久之形成以“连续性”为核心的文明特质。这套文明塑造了日本社会的优点：克制守礼、细节极致、秩序井然、敬畏规则，但也埋下致命隐患：社会问题被体面掩盖，矛盾难以爆发，年轻人不敢突破，组织优先维护氛围而非直面现实，老化的系统始终被体面维系，衰退在静默中持续蔓延。 中国文明的核心则是乱世重构、迭代新生。广袤复杂的大陆疆域、频发的自然灾荒、周期性的王朝更迭，让中国文明从未追求永恒的静态秩序，而是练就了“破旧立新、重建秩序”的底层能力。中国人根深蒂固地认为，没有一成不变的既定格局，旧体系腐朽便可推翻重构，困境之中总能开荒拓新、重启开局。这也是中国人执着于逆袭、升级、突破、再造的根源，不是天性躁动，而是数千年文明历练出的生存智慧。 日本的文明底色，具象化为三大社会特征，也是其衰退的核心表征。首先是守护小世界的文化内核。日本文艺作品始终围绕“守护日常、守护温柔、守护有限美好”展开，无论是动漫、影视还是生活美学，核心都是守住眼前的小共同体、小美好，而非改造大世界、创造新未来。其审美偏爱克制、消逝、细腻的日常，追求在有限秩序内留存温度。而中国文化始终向往突破、开荒、统一、跃升，追求从废墟到新生、从弱小到强盛的跨越式成长。这一差异在科幻创作中尤为明显：中国式末日是改造世界、对抗绝境，《流浪地球》以工程化、体系化的方式拯救文明；日本式末日则是守护尊严、留存记忆，在既定命运中守住最后的温柔。 其次是社会翻盘感极度缺失。日本社会极度重视资历、秩序、连续性，容错率极低，一旦年轻人失业、掉队、偏离主流轨道，便很难重新回归核心圈层。冒险的收益极低，失败的代价却足以桎梏一生，这直接催生了年轻人的低欲望、躺平心态。日本婚恋生育的低迷也源于此：年轻人不愿承担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转而沉溺于低成本、无压力的虚拟情感与娱乐，用符号化的欲望替代真实的生活担当，本质是对未来丧失信心，不愿为固化的社会下注新生。 最后是静默式的集体苦难。日本社会的体面秩序，是以个体的隐忍为代价的。阶层固化、薪资停滞、青年无望、地方衰败等诸多问题真实存在，却被礼貌、忍耐、不添麻烦的社会规训层层包裹。痛苦不对外爆发、矛盾不公开化解、衰退不直面正视，所有社会困境都被转化为个体的私人内耗。游客所见的整洁与温柔，背后是普通人无声的挣扎，这种“不乱的衰退”，比动荡的衰退更难逆转。 为维系体面的旧秩序，日本形成了封闭的信息茧房，优先筛选维护民族优越感、贴合旧秩序认知的信息，刻意回避自身产业衰落、技术被赶超、发展滞后的现实。长期的自我麻醉，让日本形成了“维稳拖延、极限赌国运”的危险思维：平日拒绝迭代革新，任由体系老化，当危机累积到极致，便以豪赌的方式试图翻盘，近代太平洋战争便是典型。这种模式并非创造未来，而是旧秩序不愿落幕的被动挣扎。 客观来看，日本并未彻底失去未来，只是完成了硬未来退场、软未来延续的转型。在人工智能、新能源、全球供应链、新型工业范式等硬核生产力领域，日本已丧失主导权，无法再定义时代发展方向。但其在生活美学、情感体验、文化创意、服务设计等软领域，依旧保持顶尖水准，同时在材料科学、精密零部件、机床设备等细分技术领域，拥有深厚的技术积淀。但单点的技术深耕、极致的体验打磨，无法替代系统性的产业革新、范式级的技术突破，日本也从引领时代的“未来样板”，沦为供人怀旧体验的“过去样本”。 日本的静默衰退，为中国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警示。当下中国已然出现老龄化、低生育、青年求稳、内卷焦虑等类日本现象，但中国不会重蹈日本覆辙。核心原因在于中国发展的不均衡性与未完成性，城乡、区域、产业的落差，让社会始终保有蒸腾的生机与破局的机会，永远有人渴望重启开局、突破桎梏、再造未来。 但中国同样存在自身困境：内生的创新冲动，极易沦为盲目折腾、无效内耗。很多人将无谓的冒险、跟风的内卷、不甘平庸的躁动包装成奋斗，脱离实事求是，最终陷入资源错配、自我消耗。同时，存量利益固化、形式主义、创新阻力等问题，也在持续压制社会活力。 中日文明没有绝对的优劣，只是面对时代的默认姿态截然不同：日本致力于优化旧世界，中国致力于创造新世界；日本恐惧秩序崩塌，中国害怕未来停滞。日本的教训警示我们：极致的秩序会沦为发展的牢笼，单纯的坚守终将被时代淘汰；其深耕细节、长期主义、打磨品质的优势，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中国最珍贵的禀赋，是从未停止相信未来、从未放弃破旧立新。我们无需效仿日本的保守维稳，也需摒弃盲目躁动的内耗。唯有立足现实、实事求是，将社会的蒸腾活力转化为产业升级、技术突破、体系迭代的有效力量，才能跳出“守成衰退”与“盲目折腾”的两极困境，持续创造属于自己的全新未来。

我先说不是批评哦！就是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各种原因我几年前开奶茶店的时候的装修和请人来家里做收纳都请了中国人，他们都是“没问题，交给我，一定给你办好，这我做过”但是做完的结果真的都好一般好一般😂 有时候在人间关系里也有同样的感觉。自信是好事。可不可以和日本过于保守不爱担责任综合一下😂

二十年前要建立中日韩自贸区的时候，当时三国还能互补，中国出劳动力和场地，并提供市场，日韩出技术设计和高端制造，那个时候中日韩是可以并存的，结果欧美搅黄了一次又一次，逼得中国自主发展。 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的产业和日韩几乎所有产业都成了竞争关系，何况我们自己的产能都在过剩，那么现在只需要日韩的市场了。 差个题外话，我去日本出差，看到日本五大建筑公司的新技术展览，比如机器人或者辅助性机器，只能说真的落后了，也就在日本这个保守排外的社会还能吹吹逼，五六年前还能唬一唬新加坡人，这几年国内的科技产品让在新加坡真是大杀四方，日本经理人见到我都是那种腼腆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