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還在台灣上班的時候，去馬來西亞看過一次子公司，已經超過二十五年了，有些事記憶很深刻，但現在的馬來西亞當然不一樣了，所以很可能已經不是我記憶裡的馬來西亞。子公司總部在吉隆坡，KL的機場在那時很新很漂亮，但在機場接機的馬來西亞人，穿著卻和環境和不搭配，完全和韓國相反，金浦機場很破舊，但韓國人很光鮮亮麗。當然，我們知道硬體的進步，可以很快，只要有心，也很容易，所以仁川機場一蓋好，KL就比不上了。 吉隆坡的子公司，狗皮倒灶的事一大堆，華人同事要爭搶業績，弄到找印度人來黑巷裡偷偷打人。財務爛帳一大堆，公司文化老舊不堪，性別歧視嚴重，總經理在飯局裡吃我們總公司同行同事的言語豆腐，可惜老總不知道他惹到什麼人，因為這個吃豆腐，後來掉了工作。吃完海鮮酒樓的大餐，男同事就被一車載去酒家，在一堆女陪侍中，猛灌酒，完全是惡質的吃公款文化。第二天享受完飯店的早餐buffet，這可能是我看過最誇張的早餐，我連滾帶爬地上飛機，去了檳城。 檳城在印度洋邊上，華人很多，海灘很長很漂亮，所以很多白人在檳城渡日子。子公司的經理Peter，和KL那些鳥業務，完全是不同文化的人。Peter在台北的時候，我帶他去星巴克買咖啡，他看到這麼多人在星巴克讀書，非常不以為然。所以我到檳城，他沒帶我去星巴克，他帶我去文昌廟！文昌廟裡有圖書館，裡面滿滿的都是華人子弟在讀書，Peter很得意地告訴我，「這才是讀書的地方」。 Peter沒帶我上酒家，也沒吃高級館子，只有我一個人飛檳城，所以一對一的相處，蠻好。Peter中午叫麵到辦公室給我們兩個人吃，一邊吃，一邊談公事。送麵的拿來的是那種傳統的木提盒，沒有什麼免洗餐具，彷彿一下時光倒流幾十年。又是文昌廟，又是木盒打菜，真是「禮失求諸野」。黎智英以前寫過，因為有錢的華人人口沒有像香港那麼多，高級餐館在檳城這種老華人聚居的地方做不起來，東南亞的真正好吃中餐，通常都是大戶人家裡長期聘用的大廚做的，你要讓人帶進大宅裡，才有機會吃到名菜。可惜Peter只是個打工的經理，也沒機會帶我去見識老錢豪門，但檳城因為Peter的關係，讓我印象極好，只是兩個男人一起在海邊散步，有點好笑就是。

转：1949 年的上海，赫赫有名的商人丁永福，把自家的洋房全賣了，換成了美金。旁人都說他傻，他卻拿著這筆錢，扭頭買了六張去美國的三等艙船票，頭也不回地走了。 丁永福在上海經營棉紗和百貨生意二十餘年，南京路的兩間臨街鋪面是他打拚半生的根基，法租界的三層洋房是他給家人置辦的安穩居所，在滬上商界，他也算小有名氣的實業商人。周圍的街坊、生意夥伴全都無法理解他的舉動，時局交替的關口，房產是最保值的資產，美金匯率隨時可能浮動，放著殷實的家業和舒適的生活不要，偏要換幾張漂洋過海的廉價船票，所有人都認定他是被時局嚇昏了頭。 沒人知道，丁永福並非衝動行事，他提前半年就通過海外華商和往來滬港的商船，摸清了時局走向。他親眼見過身邊家底豐厚的私營商人被無端盤查，也聽聞不少工商界人士因資產問題身陷困境，他清楚留在上海，自己的產業和家人都會面臨無法預估的風險。他反覆權衡後認定，只有離開故土，帶著家人去往局勢穩定的海外，才能保住一家人的性命和基本生計。 賣洋房的過程十分順利，買家是上海本地的綢緞商，對方多次勸說他留下房產，稱洋房是不可再生的硬通貨，就算時局變動也不會有太大損失。丁永福始終堅持全款收取美金，他深知當時的本土貨幣信用崩塌，只有美金能在海外通用。拿到錢款後，他立刻前往輪船公司購票，彼時前往美國的高等艙位早已被權貴富商預訂一空，僅剩三等艙還有餘票，他沒有絲毫猶豫，直接買下六張，剛好適配他、妻子和四個孩子的出行需求。 家人對此極度牴觸，妻子整日以淚洗面，指責他拋家舍業，讓一家人放棄優渥生活去異國他鄉受苦；四個孩子捨不得熟悉的家園和玩伴，整日哭鬧不止。丁永福沒有過多辯解，只是默默收拾行李，只攜帶換洗衣物和必備生活用品，家中的古董字畫、金銀細軟全部留在洋房內，他清楚這些貴重物品無法攜帶，也沒必要為了身外之物耽誤行程。 出發當日，上海港碼頭人頭攢動，逃難的百姓、急於離境的商人、維持秩序的軍警混雜在一起，場面混亂擁擠。丁永福緊緊牽著最小的孩子，讓妻子帶領另外三個孩子緊隨其後，攥緊船票和裝著美金的皮夾，艱難擠過人群登船。三等艙的條件極為簡陋，狹小的艙室擺滿上下鋪，空氣里充斥著海水腥味與汗味，床板堅硬硌人，每日伙食只有干硬的麵包和淡水。 海上航程共計二十三天，丁永福幾乎未曾合眼，一邊照料哭鬧的孩子，一邊安撫情緒低落的妻子，手中的美金分文不敢亂花，僅用於購買家人必需的飲食。他時常站在甲板上眺望大海，心中對未來並無十足把握，但他始終堅信，留在上海的風險，遠大於異國漂泊的艱難。 抵達舊金山港口時，一家人早已疲憊不堪，因語言不通，入關流程耽擱了近兩個小時，幸好他提前聯繫了遠房堂叔，堂叔在唐人街經營小餐館，專程開車前來接應。最初的生活極為窘迫，一家人擠在唐人街一間十平米的小公寓內，丁永福放下上海富商的身段，每日凌晨前往批發市場進貨，在唐人街擺攤售賣華人常用的日用品與調味品。 他從零學習基礎英語，面對本地商販的排擠與刁難，始終隱忍退讓，靠著誠信經營和實在的價格，慢慢積累了固定客源。半年後，他用剩餘美金租下一間小鋪面，開設華人雜貨鋪，生意逐漸步入正軌。 三年後，丁永福收到上海舊友的來信，信中提及，當年勸說他留房的綢緞商資產被全部沒收，洋房收歸公有，本人被下放至郊區勞動；眾多留在上海的商界同行，要麼失去全部產業，要麼流離失所，曾經人人艷羨的房產與家業，最終都化為泡影。 丁永福看完信件，只是默默將其收好，並未向家人提及太多。他的雜貨鋪後來逐步擴張為連鎖超市，四個孩子都在美國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各自成家立業。晚年時，他坐在自家的獨棟小屋內，向孫輩講述當年的抉擇，他說自己從不是聰明人，只是懂得在變局中守住底線，家人的平安，遠勝於洋房、財富等所有身外之物。旁人眼中的愚蠢，不過是他藏在心底的清醒，他從未後悔賣掉洋房、遠渡重洋，因為他用看似決絕的選擇，給了一家人安穩活下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