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晚上,北京。王晶垚回到家,接到一个电话,是妻子学校里的人事干事打来的,说:"卞校长受伤了。"九、十点钟,他带着孩子赶到邮电部医院。妻子躺在那里,遍体鳞伤,眼睛还睁着。头肿得很大,全是乌青色。孩子们被领到另一间屋子里。接待他的是七个人,学校里现在掌权的委员会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要他们把名字写下来。这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留了下来。
第二天,他到西单商场买了一台照相机。照相机那时候是贵重东西,家里从来没有过,他花了几个月的工资。他拿着相机回到医院,在太平间里给妻子拍照。黑白照片上,身上大片的血斑看得清楚。她上身的衣服已经撕破了、剪开了,穿不上,他把这些衣服全都收起来。后面几天,清洗、换衣、火化,每一步他都拍了照。
死去的人叫卞仲耘,五十岁,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学校没有正校长,她排在三个副校长的第一位,在这里工作了十七年。这所学校里有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女儿,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也在这里读过书。她是被自己的学生打死的。前一天夜里王晶垚很晚才回家,她告诉他,下午红卫兵已经动手打了校领导,很危险了。他劝她暂时回老家躲一躲。她说,自己一走,就更证明她有问题,不能走。她说,打死像她这样身份的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两个人商量过给中央领导人写信,也商量过逃走,哪一样都没有做。八月五日早上,她起得早,走到他的房间说要走了。家里的老保姆劝她:"别去学校了。"她还是要去。临出门,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握了握手。
六月一日晚上,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那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批的,他批示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女附中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署名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宋彬彬,高三,父亲是东北局书记宋任穷。隔一天,团中央派来领导学校运动的工作组进了学校,一进校就宣布热烈支持宋彬彬她们,支持学生造校领导的反。校领导靠边站,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给卞仲耘定的罪一条一条写出来。一条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证据是一九六二年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差两分没被录取——录不录,是学校请示了市委和教育局、按上面的指示定的,罪却算在她头上。一条是"反对毛主席",证据是三月里北京附近地震,她告诉学生地震来了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要不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她没有说带,只说要尽快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去。
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组开全校大会批斗她。她被押到台上,弯腰九十度。有学生跑上台,拿学校自制的、枪头包着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她捅倒在地。她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揪着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在旁边,不干涉。会后,她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然后请求不要再对她用暴力。信里写: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信寄出去,没有回音。
七月底,毛泽东要借学生造反,打倒刘少奇,下令撤掉各学校的工作组,说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八月一日,他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说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的支持。"信一传开,各校红卫兵照着做。他又命令公安部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学生打人,警察不许管。女附中的红卫兵在这封信的前一天成立,接管了学校。八月五日一早,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去六月初刚改组的北京新市委,说中学里校领导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得到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同一天,中共中央撤销了六月里刘少奇签发、要求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那个文件。
下午两点左右,高一的红卫兵先动手。胡志涛那时正在打扫厕所,她说,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新市委批准。一个高个子学生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头上浇下去。卞仲耘、胡志涛和另外三个校领导被揪到大操场,戴上废纸篓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反革命黑帮"的牌子,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一字排开跪下。全校学生涌到台下。人群里有人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木工房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取开水。然后五个人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一边敲手里的铁簸箕,一边说"我是牛鬼蛇神",从大操场走到小操场。小操场有一堆修操场剩下的沙土,叫他们挑。有人把卞仲耘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就被劈头打倒在地。打人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桌椅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下戳出一个小洞,血从洞里涌出来。挑完土,五个人被揪回宿舍楼,在一楼厕所里淋了屎尿。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一片血迹。她是这个学校的最高领导,"黑帮头子",打得最重。
下午五点来钟,她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还有人踢她,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东西,骂她"装死"。五点多,有人叫来校工,把她搬上一部平常运垃圾的手推车。胡志涛看见车上她两条胳膊红肿,眼睛张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还在吐气,就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胡志涛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有红卫兵说这样推过去"影响不好",不准出校门。手推车就停在北门边。她的身体用大字报纸盖起来,上面压了一把大竹扫帚。车停了一两个小时。七点多,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新市委,才把她送进对面的医院。医生检查,尸体已经僵硬,死了多时。一位老师三天后写信给王晶垚,记下当时的情形:"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打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
在医院里,同校学生、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来见王晶垚和大女儿,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上缠着袖章,要医生给卞仲耘做尸体解剖,证明她死于心脏病,不是打死的。写在那张纸片上的七个名字,第一个是宋彬彬,就是六月里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那个高三学生。八月五日那天夜里,宋彬彬等学校的负责人去了北京饭店,见到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打死了校长。据说,吴德告诉她们,打死了就算了,以后要注意政策。
八月九日中午,王晶垚收到一封信,署名"师大女附中一教师",八月八日下午两点写的,字是故意改了笔迹写的。信里把那天下午的经过一步一步记下来,信里说:"你必须坚强活下去,勇敢地斗争下去。"信里还说,要好好抚育老卞留下的四个孩子,尤其是可怜的四宝——最小的女儿,她还那么小。信寄到不久,学校有人上门追查这封信,凶恶地要他交出来。他拒绝了。
同一天火化。死亡证明上写的是"死因不明"。孩子们来跟妈妈告别。他和大女儿找了一块大手绢,把她的脸盖上,不让孩子看见那张满是青紫血痕的脸。小女儿十岁。运尸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广播里正在播《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家人听到里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心里想,以后别的人不会再遭到她这样的命运了。同一个文件里还说到红卫兵这样的学生:"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宋彬彬,纸片上的第一个名字,登上城楼,把一只红卫兵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报纸发表了两个人的对话: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毛说:"要武嘛。"两天后,《光明日报》发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署名宋要武。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的规定: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北京太文明了","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
家里,小女儿发现,父亲睡的草席边沿都被咬碎了。他夜里睡不着,不能哭出声,就伏在席子上咬草席。多年以后大女儿说,"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一年以后,抄家的风潮过去了,一家人在家里的衣柜里给她布置了一个灵堂: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照片前放一支花。衣柜的门随时可以关上,除了家里人,谁也看不到。
三年后,进驻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给她的《审查结论》是"系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死",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的是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那一套。一九七三年,她的死按"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给了家属四百块钱。一九七八年,西城区委为她昭雪,说她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而"壮烈牺牲"。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四百块钱在学校里立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没有结果。
第二年,他递了控诉书,要求调查最后毒打她致死的那三四个学生,也控告外校的工作人员袁淑娥,她在六月那场批斗会上拿出一张剪去旁人的合影,只留卞仲耘和一个男老师,说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学生那一头没有下文。检察院对袁淑娥一案的答复是:"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他接着告。一九八九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他说袁淑娥在批斗会上揪过卞仲耘的头发,决定书里写:
"即使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打人的学生,他没有起诉。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她们都是被利用、唆使的。"
那天她身上的东西,他每一件都用塑料袋仔细包好,装进一只皮箱:一件浸透了血的白衬衫,上面用墨汁写着"打倒"两个字;一块手表,表带打歪了,表针停在三点四十分。医院里那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也留着;她六月里写给上级的那封信的底稿,文革那些年一直藏在墙缝里;还有他拍的那些照片。他说:"血衣我全部保存。"几十年,这些衣服没沾过一次水。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二日,宋彬彬在母校的一个聚会上道歉,说她对卞校长的遇难"是有责任的",说那天她和另一个学生负责人刘进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一月二十七日,九十三岁的王晶垚发表声明,把八月五日这件事叫作"八五事件":"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他对采访的人说,她们说抢救了,说向医院提出了要求,这些都是假的,"他们从来没有急救过卞校长。"那年春天,一个记者在采访结束时问他,如果有一天又见到了卞校长,会对她说什么。老人一字一句地答:"我,没有忘记历史。"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凌晨,王晶垚在北京去世,一百岁。到这一天,打死他妻子的人,没有一个受到法律惩罚。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琴艺书屋全版,2019年,卞仲耘条,页39—64
——王晶垚《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张敏采访王晶垚、王友琴,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2013年8月4日、2014年2月3日
——冯翔《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南方周末》2014年3月13日
——宋彬彬《我的道歉和感谢》,2014年1月12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6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1968年编印本,页265、266、2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晶垚同志治丧小组讣告,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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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的一个夜里,惠阳县城附近的山坡上,广州知青张宇德和女友梁淑文被当地人发现了,狗叫声、人声一齐逼过来。两人往山上跑,梁淑文一脚踩空摔下去,站不起来了。两个人在黑暗里对坐了几个小时,谁也没有说话。
张宇德后来说:"我们当时考虑,实在没法一起走了。但若留下,被送去收容所也是分男女的,终究还要分开。"
天亮以后她喊救命,他躲在远处,看着民兵把她带走。
这是他第三次往香港逃。广东人管从水路偷渡叫"督卒":象棋里的卒子一过河,就不能回头。
张宇德一九五三年生在广州。父亲一九四九年以前开过一个手工皮革作坊,文革一来被定成资本家,让红卫兵轮番批斗。一九六九年,十六岁的张宇德被下放到海南文昌的生产建设兵团。他后来说,家庭出身好的留在广州,出身不好的去农村。兵团每人每月四十斤粮食,根本不够吃。他怕的是一辈子回不了城。回广州探亲时,姐夫约他去香港,他去探父亲的口风,父亲说:"你若能下定决心,那就过去。"
一九七二年四月,他和姐夫翻过梧桐山,躲在山上等夜深了从大鹏湾下水,被边防部队的狼狗发现了。
"那个牙齿,四个牙齿一直咬,咬下来痛得要命,那个血啊,流得满腿都是。"
他大腿上留下了四道一指来长的疤。两个人一起被抓,在深圳、东莞、广州几个收容所之间转了几个月,最后他被押回海南的兵团。偷渡被定成"投敌叛国",一九六五年边境三个县的一份座谈会纪要里就写着:"偷渡是叛国投敌行为。"一天晚上,全连两百多人在兵团食堂开他的批斗会,有人上来拳打脚踢,有人脱下脚上的木鞋往他脸上扇,又有人搬来一个十几斤重的冬瓜,用麻绳拴了,挂在他脖子上。
"至少挂了有40多分钟,颈脖子都快断掉了。"
"我当时倒是没有很大的情绪。因为在那种环境下,我甚至觉得自己真的是干了坏事。"
在广东省委的文件里,偷渡是一场政治斗争。一九六五年底的一份批复写着:"我们同香港的斗争,不能比物质,而只能比政治。"
挨斗以后,他又跑了第二次,还没下水就被公安抓了。
一九七三年探亲时,他认识了梁淑文。她家出身也不好,文革中全家被赶进大山,她十七岁,也刚逃港失败。一九七七年那一次,就是两个人一起走的。
她被带走以后,他一个人又走了七天,到了海边,天刚黑就冲进大鹏湾,在海里泡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香港的海滩和小岛已经出现在眼前,一条香港水警船开到了他面前。
那几年香港的规矩是:偷渡的人在边境被截住,送回大陆;躲过抓捕进了市区、找到亲人,就能留下来。他有个从没见过面的亲表哥在香港当水警。他在船上报出表哥的名字,警员们大吃一惊,带队的警督正是这位表哥。表哥把家里的情况反复核对了一遍,认了这个表弟,答应靠岸以后替他想办法。
"我当时还心想,这次走运了。"
船在沙头角一靠岸,他就被铐上手铐,押去打鼓岭警署。他把母亲临走时给他傍身的一块手表、一枚戒指交给表哥,反正到了收容所也要被没收。当天下午,他被送回了大陆。
表哥船上的一个同事,几十年后在电视节目里说起西边后海湾。从那边游过来的人,碰上退潮,脚下是一片蚝田,软泥,以为踩到了陆地。
"那个浮泥束缚住他们的脚,越抽,这个脚就深下去,再抽这个,这个也深下去,不能离开,那当水涨的时候,淹死了,死了很多人。"
记者问他,水警看到那些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说,人已经死了,还站在浮泥上面。
在深圳这一边,海边有几百个收尸埋人的"拉尸佬"。一九七〇年代末,蛇口海上派出所定过规矩,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的尸体,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十五元。有一个拉尸佬说,他最多一天埋了五十具,领到七百五十元。
张宇德被遣返回大陆三个月后,在一家私人医馆里见到了梁淑文。她两条腿差了两三公分,走路一拐一拐。他知道这条腿治不好了。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邓小平在广州听广东省委汇报,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差距有多大,深圳市委一九七九年五月的一份报告里有两个数:一九七八年,宝安县社员从集体分到的钱,一年人均一百三十四元;香港新界边上的农民,一年人均收入折人民币四千三百多元。
一九七八年,张宇德第四次走,梁淑文和另一个同伴跟他一起。三个人在元朗一带上了岸,爬到一个小山顶,踢响了山上报警的罐子,香港边境的兵从四面冲过来。三个人被冲散。他和同伴被抓住,只留下一个兵在山坡上看着。他对同伴说,我们一起跑,你往那边,我往这边,那个兵抓谁,谁的命就不好。一、二、三,他往山下滚,那个兵追上了同伴。他爬起来往第二座山上跑,听见梁淑文在远处喊:
"德哥你马上把那个衣服脱下来。"
他穿的是一件蓝衣服,太显眼。他一边跑一边脱,甩开了追兵。她这一喊,把自己暴露了。五月十三日,张宇德进了香港市区,拿到了居留资格。表哥把替他保管了一年的手表和戒指还给他,说当初把他交上去,心里不忍,可是不能徇私违纪。梁淑文被抓住,送回了大陆。
第二年,单是宝安一个县,动身外逃的就有八万四千多人。早在一九七一年,宝安县公安局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就写着,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当地流传的民谣唱:"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一九七九年三月,梁淑文过了境,躲在打鼓岭一个养鸡场的鸡栏里。张宇德付了三千块钱,把她扮成新界农妇,带进市区,领到了居留证。一九八一年,两个人回广州结了婚。
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时候,说起逃到香港的人:"现在他们逃过去,将这里经济发展了,他们会回来的。"
张宇德回来了。二〇〇〇年以后,他从香港回内地投资,在江西开厂,在东莞开酒楼。他有时会回头想,当年豁出命去,到底有没有必要。这念头一晃就过去了,他还是觉得香港的日子让他满足。
"而且我喜欢这里的自由。"
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时候,工地上一次就挖出了四百多具偷渡者的尸骨。后来特区办二十周年、三十周年的纪念,这些死去的人,一个字也没有提。
——张宇德讲述:《张宇德:六年三度失败一夜泅渡抵港》,《南方都市报》2013年7月23日(搜狐转载);凤凰卫视《冷暖人生》逃港者一集中张宇德、水警骆德志的讲述(据文学城2013年1月22日转贴文字)。各次逃港的年份取南都报道(1977年女友摔伤、1978年5月13日入市区);又走七天、三个月后医馆相见、蓝衣服喊话等细节出自凤凰节目里张宇德的讲述,节目把这几趟记在1973年底和1975年,两处说法不一
——王硕《逃港潮与相关政策变迁》,《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第51—56页(引文见第52—55页;1965年座谈会纪要、广东省委批复、邓小平1977年谈话、深圳市委1979年报告、宝安县逐年偷渡数字,均转引自此文)
——宝安县公安局1971年《年终汇报提纲》、宝安民谣:转引自《中国青年报》2010年12月8日林天宏报道
——邓小平谈话前半句:江关生《中共在香港》下卷,天地图书,2012年,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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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主題:推翻中共暴政、中國隊入世界杯
Down with the CCP. China to the World Cup!
活動組織單位:
中國民主黨國際聯盟
香港自由民主黨
中國社會民主黨
活動負責人:王本學 +1 (949) 558-8831
活動主持人:劉敏 樂在霖
活動組織者:廖文浩
活動組織者:孟兵
活動物料準備:周勤燕
活動物料運輸:李越洋
活動網絡宣傳:Yifeng Su
活動組織及照片:陳寧
活動現場組織:谷濤
活動直播及錄製:權錄軍
世界杯現場資料分發:齊冬冬 石淑萍
活動交通及安全:白國武 王志軍
活動日期:2026年06/28
活動時間:1:30-3:30 PM
活動舉辦地址:SoFi Stadium林武德體育館
活動現場集合報導:Lake Park。湖濱公園招牌下集合後,走幾分鐘路程去體育館門口活動。
公園導航集合地址:1717 District Dr, Inglewood, CA 9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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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管什么贤良淑德了,今天这身黑旗袍配黑丝,姐走起路来连风都是嚣张的
人家 CZ 几百亿美金的富豪,身边女人贤良淑德,孩子都好几个孩子了,
家庭,事业,声望,基本都是顶配,
研究研究薄肌,属于锦上添花。
你他吗的负债累累,房子房子没有,车子车子没有,爹妈养老都指望不上你,
正是拼财富的时候,你搁这不好好看书交易盯盘,搁这天天薄肌,薄你妈呢,
A8 以下谈薄肌的,都是傻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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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43年,62岁的孙权突然春心萌动,恰好在织布室看到了19岁的画中美人潘淑,随即便带入寝宫宠幸了她。
不料,这正是潘淑预谋已久的结果,而且孙权也不幸中了她的圈套。
东吴的年轻君主孙权,以其聪明才智和英明果断著称于世,连他的对手曹操也不吝赞美:“生子当如孙仲谋”。
然而,面对美丽动人、心机深沉的潘淑,孙权的定力又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呢?
潘淑,这位东吴官员之女,在父亲因罪被处死后,与姐姐一同沦为皇宫中的罪奴,日夜在织布室里辛勤工作,为宫中制衣。
这位曾经的千金大小姐,在面对生活的落魄与绝望时,她深知,若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得有所作为。
于是,她对姐姐秘密发誓,决不能让如此生活成为自己的终点。
潘淑的心计与策略逐步展开。
首先,她通过各种手段,让自己在宫中树立起贤良淑德的良好形象。
接着,利用与已故父亲关系良好的画师之手,将自己的绝世风华绘制在画卷上,使得一时之间,
她的画像成为了金陵城中的珍宝,引发了一阵抢购热潮。
此外,她还凭借自己的女红技艺,获得了宫中嫔妃的高度赞扬,其名声和影响力逐渐在宫中扩散。
一天,62岁的孙权接到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诸葛恪成功袭击了六安,达成了他们的战略目标。
这份捷报使孙权心潮澎湃,于是他畅饮几杯以示庆祝。
随着酒精的温热流遍全身,孙权的内心不禁荡起了春意。
他决定在皇宫中漫步,一方面散散酒气,一方面沉浸在最近传闻中的画中美人的思绪里。
漫无目的地走着,孙权不经意间来到了织布室。
那里的罪奴们一见皇帝降临,震惊之下急忙跪地,不敢有任何声响。
然而,其中有一位女子异常地平静,她冷静地完成手中的针线活,然后才缓缓跪下。
她的气质和动作让孙权联想到了流传中的画中美人。
孙权急忙上前,细看之下,确认她就是那位画中美人。
织布室的首领太监见状,便向孙权详细介绍了这位女子的情况。
在离开之前,孙权吩咐太监将潘淑打扮妥当,然后送到他的寝宫。
就这样,孙权与潘淑的缘分开始了。
自从步练师之后,孙权再未有过这样的心动体验。
潘淑的万种风情让孙权神魂颠倒,以至于他开始忽略朝政。
潘淑的每一步行动,无疑都是为了自己更高的野心和目标。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潘淑为孙权生下了第七子孙亮。
孙权对这个老来得子及其母亲潘淑格外疼爱,这给了潘淑更多的希望和机会。
她利用孙权对迷信的倾向,虚构了一个梦境,使孙权相信孙亮非凡。
在孙和和孙霸争夺太子位的混乱中,潘淑巧妙地为自己和儿子铺路。
她与时任中书令的孙弘建立了关系,尽管孙弘对她的野心心知肚明,但他的态度始终保持中立。
此外,潘淑还为孙亮与孙鲁班的孙女定了亲,获得了孙权和孙鲁班的支持。
孙和与孙霸的竞争日渐激烈,政局动荡。
潘淑抓住机会,向孙权表达了她和孙亮的无辜与期望,那就是活着,她的楚楚可怜间接影响了孙权的判断。
在孙鲁班的协助下,她成功地疏远了孙权与他的两个儿子。
最终,孙和被废,孙霸被赐死,年仅8岁的孙亮登上太子之位。
次年,潘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皇后。
尽管已达到人生巅峰,潘淑并未满足。
她常以吕后为榜样,心中有更大的图谋。
随着孙权年老力衰,她的野心更加明显,企图在东吴内部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
公元252年的某一日,潘淑召见了孙弘,意图通过讲述吕后的英雄事迹来展示自己的野心。
她的言辞虽然激昂,但未料到这场对话竟成为了她灭亡的序曲。
数日之后,潘淑所在的寝宫突然紧闭,接着是一阵急促的挣扎声和呼救,最终陷入了死寂。
不久,惊人的消息传开——潘淑惨遭宫女勒杀。
孙权听闻此事,悲痛欲绝,悔恨交加,自此一蹶不振,终于在次年追随潘淑而去。
他们的儿子孙亮继位,但未能长久,最终被孙綝篡位,贬为会稽王。
而孙弘,这位曾一时风光无二的中书令,也因计谋败露,被诸葛恪识破后处决。
关于潘淑的死,流言纷纭。
有人说她因排除异己,残忍过甚,树敌众多,自食其果。
也有声音指向孙弘,认为是其为了自己的权势之路,将潘淑除去。
更有传言指向孙权,疑其出于对权位稳固的考虑,防止“主少母壮”情景的重演,决定牺牲潘淑。
潘淑的真正死因仍然是个谜。
她是被自己的野心所累,还是成为了孙权或其他权力斗争者计谋的牺牲品?
这个问题留给了历史的长河,也让后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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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木生与淑柔之间纯粹又忠贞的感情,也让我无比向往。即便漂泊异国、历经磨难,他依旧坚守初心,从未移情别恋。这份专一克制的爱意,对比当下浮躁的快餐式恋爱,显得格外珍贵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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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阿嬷的情书》饰演青叶淑柔的王晓慧好美啊,不进演艺圈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