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逝世后整理遗物,工作人员发现惊人一幕:几大皮箱手迹里,藏着这个几乎无人知晓的身份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
工作人员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几大皮箱手迹。其中属于党和国家秘密的,他都分门别类放在保险柜里,对密级高的材料,他生前一个字都不曾向外人提起。
在这些尘封的档案中,藏着一个几乎无人知晓的身份。
这话得从很久以前说起。周恩来这个名字,很多人从小就听熟了——开国总理、人民的好总理,为新中国操劳了一辈子。可说起他到底为这个国家扛了多少事、守了多少秘密,恐怕没几个人能说得全。他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牛,把最重最沉的担子,都默默揽在了自己肩上,从不肯叫一声苦。
那份在保险柜里躺了多年的手迹,记载的正是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
外人很难想象,这位后来在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上谈笑风生、代表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总理,年轻时也曾是穿梭于白色恐怖之中、与敌人周旋于刀尖之上的地下工作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腥风血雨席卷上海滩,党中央在上海秘密开展工作,稍有不慎就是满门遇害。周恩来主持中央特科,负责锄奸、情报、保卫等工作,在虎狼环伺的险境里,为党保住了火种。
那是怎样的日子啊。白天他是合法的、公开的身份,晚上则要处理最机密最危险的事务。为了安全,组织纪律严格到近乎苛刻:不该知道的不打听,不该说的一个字不吐。周恩来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有些绝密材料的详情,他记在心里,几十年带进棺材,也从未向身边最亲近的人透露过分毫。这份沉默和坚守,不是一朝一夕装出来的,是刻进骨子里的忠诚。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二十多年的总理,日理万机,积劳成疾。1972年,他被查出癌症,身体每况愈下,却依旧硬撑着主持工作,批阅文件、会见外宾、处理政务,一样都没落下。直到生命的最后,他还在操心国家的运转。有老同志回忆,住院期间他清醒的时候,依然在交代工作、审阅报告,仿佛那座新中国的大厦,少了他一砖一瓦就会晃。
他离开那天,十里长街送总理,无数人自发走上街头,泪洒寒冬。那场面,成了那个年代很多人心里最深的烙印。人们哭的,不只是失去一位领导人,更是失去一位把百姓冷暖放在心头、为这个国家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的亲人。
如今再回看那些保险柜里的手迹,泛黄的纸张上,一笔一划都是沉甸甸的分量。它记录的,不只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更是一种贯穿一生的操守——对党绝对忠诚、对工作极端负责、对人民无限深情。哪怕隔着几十年的光阴,那股子干干净净、顶天立地的气节,依然能穿过纸张,直直砸进人心坎里。
这大概就是真正的伟人吧——把所有的辛劳和秘密都吞进肚里,把光明和希望留给后人。他用一生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用一生告诉所有人,什么叫不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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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的孙子杨瀚,1954年生于甘肃玉门,祖籍陕西蒲城,父亲是杨拯民。他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安事变研究会会长,长期潜心研究杨虎城将军和西安事变的历史。
上世纪九十年代,杨瀚曾旅居加拿大,但始终没有放下历史研究。遵照父亲生前嘱托,他两次专程前往夏威夷看望张学良,留下许多难得的口述史料。
为还原历史真相,杨瀚四处走访亲历者,查阅各地档案馆藏,历时多年完成《杨虎城大传》。他还多次致信台湾方面,呼吁尊重史实,公正评价杨虎城将军的历史功绩。
这些年,他不辞辛劳,奔走于各地纪念馆和校园开展公益宣讲,整理抢救一手史料,传播西安事变背后的爱国精神,为传承这段历史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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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病逝后,小凤仙参加完葬礼便消失了。1998年,她的家人首次道出了她的人生结局!
那天的北京城飘着细雨,小凤仙一身素白,在送葬队伍中格外醒目。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死死攥着一块绣着并蒂莲的手帕——那是蔡锷将军最后一次见她时,随手拿来替她擦眼泪的。
葬礼结束后,人们再去寻找这位名动京城的歌女,却早已不见踪影。八大胡同里的姐妹们都说,看见她提着一个小皮箱,朝火车站方向走去,背影单薄得像一张纸。
此后,关于她的传言五花八门。有人说她去了上海重操旧业,有人说她削发为尼,还有更离奇的说法,称她后来成了日本人的间谍。
实际上,小凤仙去了沈阳,改名张洗非,嫁给了一位锅炉工。街坊邻居谁也不知道,这位勤快朴实的小媳妇,当年曾是京城赫赫有名、令将军一掷千金的传奇女子。
丈夫为人老实,只知道妻子有两个奇怪的习惯:一是每年冬至都要吃云南米线;二是每当收音机播放京剧《霸王别姬》时,她总会默默流泪。
有一次,丈夫忍不住多问了几句,小凤仙竟抄起擀面杖,把面盆砸出一个大窟窿,厉声说道:“再问就离婚!”从那以后,丈夫再也不敢提起她的过去。
1998年,记者找上门时,小凤仙已经病重卧床,生命进入了最后阶段。老太太瘦得几乎脱了形,听说有人想了解蔡锷的故事,她那双浑浊的眼睛却突然亮了起来。
她颤抖着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铁盒子,里面静静躺着半块玉佩——那正是当年蔡锷送给她的定情信物,也是早已摔成两半的其中一块。
“他那时候总说,‘七尺之躯已许国……’”老太太忽然咯咯笑了起来,露出几颗摇摇欲坠的牙齿,“后来我才明白,后半句其实是‘再难许卿’。”
一句话,让病房里的护士都忍不住悄悄抹起了眼泪。
最令人唏嘘的是她临终前的遗愿。她不要葬入夫家的祖坟,而是希望把骨灰撒进昆明滇池。
“听说云南的水,最后都会流到湖南去……”
这句没头没尾的话,让儿女们听得一头雾水。直到整理遗物时,他们才发现一本已经泛黄的《民国将领录》,蔡锷籍贯那一页,早已被她的指甲反复掐出了深深的印痕。
如今,沈阳一处老居民楼里,还保留着小凤仙曾经居住过的筒子楼。阳台栏杆上曾绑着一条早已褪色的红绸带,邻居们说,老太太生前最喜欢坐在那里晒太阳。
有一年冬天,大风吹断了那条红绸带,它飘飘悠悠地向南飞去。几个老人望着远去的红绸,追着喊了一句:“凤仙姐,慢走!”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在送那条红绸,还是在送别那个传奇一生的女子。
如今,在蔡锷纪念馆里,还陈列着一张年代久远、已经模糊的老照片。照片中,蔡锷将军身旁站着一位身着旗袍的女子,面容已经难以辨认。
解说牌上,只写着两个字——故人。
阳光明媚的时候,总有人会伸手轻轻擦拭展柜的玻璃,仿佛想看清那位神秘女子真正的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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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终战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遭中国官方批判,说她交了“香火钱”。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肯定二战侵略,那么高市首相访美时,去阿灵顿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埋葬有二战时轰炸东京的美军官兵尸骨,她难道去肯定美军向日本扔原子弹?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背后,主要是中共当局刻意煽动反日仇恨。我的最新文章——
曹长青: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日较量
在标志二战结束(日本称之为终战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东京的靖国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只是自费献了“玉串料”(祭祀费),而且是以自民党总裁身分,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场,她会去祭拜;这次明显是为了不刺激中国,而特意选择没去。但是,她对中国释出的一番善意,还是被中国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后就是一顿批判。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年来都被中国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问题,近年更演变成诋毁日本、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参观靖国神社。随后撰文比较了靖国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我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半,曾两次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对靖国神社内当时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儿摆姿态喊口号的现象及讲解影片颇批评,更欣赏美国人对二战事件的理性、平和审视的人生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靖国神社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我对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越发感到,中国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两国人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过垄断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洗脑毒化中国人,目标清晰地煽动仇恨。
对靖国神社,可从这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灵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为常见,可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观念是,人死后成为神灵,被祭祀后成为“守护神”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246 万战殁者的名册(神社内既无骨灰也无牌位),他们祭祀的是“灵”,而非个人的道德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包含甲级战犯,也被视为“战殁者的灵”。在宗教层面,祭祀不等于为其历史行为背书。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死者净化”的传统,主张避免对死者过度批评,重视“成佛”与“安息”,认为对亡者过度指责会招致不祥。这种观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与神道的祖灵观。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生前可受严厉批判,死后随即转为“追悼对象”。日本没有“鞭尸”,或像中国那样制作跪像供人唾骂(如秦桧像)的习俗。
日本这种宗教哲学跟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恒性审判意义,“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传统文化更重视“和解”与“安魂”,较少强调“永远的罪”。这导致对历史责任的语感差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战争记忆仍属历史创伤,祭拜被理解为荣耀战争。但对日本人而言,祭祀亡灵并非道德肯定。两种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来操作成保住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客可耻,百姓可悲。
据日本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国家不可给宗教以特权,但同时也不可干预和剥夺宗教自由。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政教分离、但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样。
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国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对象,不能强制分祀甲级战犯,也不能改变其祭祀方式;这些权利属于神社自身。
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后,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确表示:合祀后不可撤回,这是宗教仪式,不是政治名册。所以法律上政府无权强制。
虽然无权干预神社内部事务,但政府可以决定:首相是否参拜。这是政治选择,而非宗教仪式问题。例如: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安倍晋三曾在任内参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可能被质疑违反政教分离。但日本法院历来倾向:不明确判定违宪,视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断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首相的拜谒,本质上是出于对战死官兵的传统追思,而非肯定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后转化为灵,便与生前的罪错脱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
回顾历史,中方曾经热情款待二战时日本军政人物,毛泽东曾在北京招待二战时侵华战争主要指挥官之一的远藤三郎中将;周恩来也曾多次接见二战时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时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装作为寿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靖国神社将 14 名甲级战犯入祠合祀时,中国官方并未立即抗议。次年日本首相参拜,北京方面也无显著反应。直到七年之后的1985 年,北京才开始把此议题政治化,以此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国内统治。
第二个层次,中国官媒和御用学者热衷渲染的是,日本对二战责任“不认错、不谢罪”。但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与殖民统治”向中国及亚洲多国正式或准正式道歉过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内阁级正式表述”,一般学界与媒体整理大约 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长官与国会决议也算上,超过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首相田中角荣)表述: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时表示,“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说:日本过去有一段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对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方与慰安妇制度有关,表示:衷心道歉与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过去某一时期的国策下,走上战争道路,对亚洲诸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过去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战后60年讲话:对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战后65年谈话:对殖民统治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过去的战争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历代内阁的道歉立场将继续坚持。
而且,1995年日本国会战后50周年正式通过决议:对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总结来看,首相或内阁正式谈话约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联合声明等)约5次;国会决议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计约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国际学者的评价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中道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虽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数反而没有日本这么多,因为德国更强调国家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些道歉刻意回避,官媒不予报导。所以日本社会,尤其保守派认为,日本这种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继续了,应该摆脱二战阴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仍在做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二战期间,因为日本侵略,确实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政府最高估计是3500万人。但是,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可能多达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于政治迫害、枪杀、人为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自杀等等。造成如此大众死亡的中共政权没有道德资格谴责日本。它应该先向本国人民谢罪,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点,中共官方多年给民众灌输:日本没有赔偿二战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这更是故意扭曲事实。
真实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掌权的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签署声明,中方正式放弃了对日本的二战索赔。这不是毛泽东们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后的政治算盘,或者说是“交易”。北京政权用正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政府同意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放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
而在中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后,日本却做出了变相的赔偿行动。在中国经济开放起步时,日本向中国投入各种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无息贷款,还有无偿援助等,高达3.66万亿日圆。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项目结束,前后跨度长达42年!
日本援助资金重点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扩建工程,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扩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铁路(北京—秦皇岛),广深铁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亚湾核电站(技术与融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
仅以中国上海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结构性影响”排序,中国最得益于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岛(能源枢纽),广州/深圳(间接),北京(公共与环境)。据专家推算,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会延迟约5-10年,出口起飞可能晚一个五年规划期。
但这些中国官方媒体都不愿报导,甚至有意回避。所以至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这些,还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反日”,跟着抗日神剧“仇日”。
中国的经济开放,当然得力于邓小平的改革决断。但若只谈“改革勇气”,却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资金来源,那就是选择性地讲历史。经济转型不是口号工程,而是资金工程。
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够避免社会崩溃式转型,靠的不是单纯制度设计,而是两笔关键性外部资源。第一笔,是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资本。这些资金既有文化连结,也有风险承担能力,成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笔,更关键——是日本长期、大规模的低息贷款、无息贷款与无偿援助。这不是象征性姿态,而是实打实的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环保工程。没有这些工程,中国沿海出口体系不可能那么快成型。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站着日本的融资支撑,这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对比俄国,更凸显中国的超级“幸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震荡疗法”,价格放开、国企私有化,结果经济急剧萎缩,社会秩序崩坏。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部启动资金托底。俄国没有自己的“香港、台湾”,也没有一个日本式的邻国,愿意长期低息融资。
当年推动俄罗斯改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电视受访时说,他当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向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领导的俄国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帮助当时俄国一下子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但遭到老布什政府,以及随后的克林顿政府的完全拒绝。
与白宫高层有相当关系、深知内情的萨克斯教授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强,阻止俄罗斯再次强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为当时叶利钦政府的头号美国经济顾问,萨克斯在波兰等好几个前东欧国家推动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都相当成功,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了这些国家援助,尤其是对波兰帮助最大。萨克斯当时以为美国一定会同样援助俄国、力挺俄国成功进行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鼓励支持俄国当时非常亲西方的立场。但完全出乎萨克斯的意料,美国一口拒绝了。这是俄国那场震荡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国因缺乏外部资金托底,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华人投资,更没有中国那样的邻居日本,在关键的经济起步阶段,大量给予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而日本就没有防范中国经济强大的那种美国防范俄国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种对比,太多中国人,甚至学者们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知道领情、感恩。
结果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叶利钦总统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失败,俄罗斯的经济近乎崩溃,民众生活水准剧降。后来普京当选总统,力挽狂澜,才开始经济复苏,这也是很多俄国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对叶利钦多有批评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共产大国转型,结果巨大差别,有无启动资金是最重要一环。就如同大家都在创业初期,谁拿到银行贷款或资助,决定了谁能成功。所有创业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无米之炊谁做得出来?
更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约27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数字。但1990年冷战结束后,已经相当繁荣富有的德国,并未对俄罗斯提供长期、有规模的经济援助。德国选择的是什么?是姿态政治。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确实震撼。但那是一个动作,一个象征,一个历史镜头。象征感人,却不能当钱花。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道德语言上高度鲜明;但在实际经济补偿层面,并没能给俄罗斯托底。而日本呢?没做戏剧化的忏悔场面,却在长达42年期间持续向中国提供低成本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完成援助项目。这种方式,不够上镜、不够让媒体鼓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下跪,是瞬间。融资,是几十年。
如果要比较“实质性谢罪”,那么长期资金投入与基建支持,远比一次政治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问题是——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简化为“正常往来”,却在需要动员情绪时,重新高喊“对方从未谢罪”。这种叙事选择,不是历史评价,而是政治需要。中国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认外部资金与合作的作用,那就是违背现实,否定真实,没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体的闪光灯上,而在几十年流动的资金上。日本选择的是实质性补偿;德国选择的是象征性忏悔。谁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谁对经济命运产生直接影响,答案并不复杂。
真实且完整的历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画面,更应该同时列出融资数字。否则,那不叫记忆,而叫选择性记忆。所有选择性记忆,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服务。
中国当局利用对官方媒体的控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在靖国神社、日本援助、二战是否道歉谢罪等问题上,都不仅是“选择性记忆”,而且是“选择性攻击”,以扭曲事实来攻击日本,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而被仇恨烧焦的灵魂,绝无法建出一个健康的社会。
尽管被视为强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审时度势的一面。在拜谒靖国神社问题上,她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在去年10 月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并未现身,当时她还没有当选党总裁和首相。虽让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为了避免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并防止国内左翼媒体的攻击。这种“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标时,仍会优先考量国家的大局利益。
这次她在“终战日”仍然选择没有去靖国神社拜祭,也是在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说她给靖国神社交了“香火钱”。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记历史,但向往与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国神社,连任何灵位都没有,只是一本花名册,里面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150多年日本246 万战殁者的名字而已。
靖国神社今年6月还推出新规,禁止穿军服(现役军人除外)、带军械、以及奇装异服等进入靖国神社,就是阻止极右翼破坏靖国神社的设立初衷。
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首次访问白宫时,特意去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有二战时轰炸东京、向广岛扔原子弹的美军官兵尸骨,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没有道德和政治评价,对于日本人来说,人死了,就变成了神灵,无数的神灵汇集一起,就成为活着的人们的保护神。
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权力、煽动仇恨,而有了众多义和团,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们。
一个煽动和制造仇恨的国家,形成世界的奇观:韭菜们在欢呼镰刀!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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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那几年,几乎人手一本的《毛主席语录》,翻开扉页,是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当年向林彪约这幅字的《解放军报》记者韦梅雅回忆:“后来有人说,林彪的题词是从雷锋那儿‘偷’去的。实事求是地说,是我们请他‘偷’的。”
这四句话最早写在一九六〇年的一份军队文件里,那正是毛泽东最难的时候。他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各地饿死人,有的地方出了人吃人的事。地方官员纷纷呼吁召开中央全会,间接要求领袖换人。前一年的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批评大跃进,被毛泽东撤了职,军队交给了林彪。毛泽东嘱咐林彪,要解决军队忠于谁的问题。
一九六〇年秋天,林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份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毛泽东让人组织班子修改,自己也在草案上动了笔。决议号召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随后让总政治部在全军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要各军区树自己的标兵。
沈阳军区挑中的,是驻抚顺的一个汽车兵,雷锋。他十九岁,湖南望城人,七岁成了孤儿,这年一月刚入伍。他从小要强,当过全县第一个拖拉机手,还写过小说和诗。八月辽阳发大水,他给中共辽阳市委寄去一百元,信的末尾写:“最后请市委对我多多培养,使我不断前进。”
这一年,雷锋所在的工程兵部队为他订了一个“报大典型”的计划:把这个新兵做成“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树起来往上报,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杜平批准了。部队专门组了写作班子,替他写学习心得、讲稿、日记和苦难家史,还派了摄影员跟拍。十一月,军区《前进报》写他的通讯送审,题目原叫《党的好后生》,杜平改成了《毛主席的好战士》。
十一月二十一日,雷锋见了工程兵部队的首长,听政委传达了那份军委决议的精神,回来在日记里写:“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忠实于毛主席……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十二月一日,《前进报》选登了十五篇雷锋日记,选稿的是报社编辑董祖修。董祖修后来回忆,他在连里翻雷锋的笔记本时,一张小纸条飘了下来,上面写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几句不在日记里,董祖修很喜欢,就把它接在雷锋一篇日记后面,中间替雷锋添了一句“我要牢牢记住这段名言”。报社讨论后认为,它不违背雷锋平时的为人,就当作雷锋日记登了出来。后来这几句在六七十年代广泛传颂。
《解放军报》转载了这些日记,毛泽东在报上读到了。一个普通士兵在日记里写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十分赞赏。林彪随即决定,把雷锋从沈阳军区的典型升为全军学习的榜样。此后半年,雷锋在部队和地方作了四十多场报告,人基本不在连队。
一九六二年一月,饥荒还没过去,中共中央召集七千名干部开会检讨大跃进。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会上讲,湖南农民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矛头指向大跃进。林彪上台替毛泽东说话:“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泽东带头鼓掌。会后他退居二线,日常工作交给刘少奇,刘少奇的声望升了起来。
七月,刘少奇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毛泽东答:“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三面红旗,是他定下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分地,指的是一些地方让农民包产到户。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拍板,把军队里的学雷锋推向全国。全国要学的,就是林彪决议里那四句: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场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运动,压的是刘少奇上升的声望。
八月十五日,雷锋在营房边被一根弹回的木杆打中太阳穴,死了,二十一岁。九月,《人民日报》记者问他生前所在连队的干部要不要宣传他,干部说:“出了恶性事故。检查还检查不过来呢,还宣传什么。”沈阳军区政治部却组成“雷锋日记再整理工作组”,把日记又加工了一遍。
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全国各报在头版头条登出毛泽东亲笔写的七个字:向雷锋同志学习。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的题词也登了出来。
毛泽东题词登报的同一天,总参谋长罗瑞卿在《人民日报》上告诉全国学雷锋学什么。他说全军几年来“坚决执行了林彪元帅的指示”,雷锋最值得学的一条,就是:“他反反复复地读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话,时时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美国记者斯诺问起文革开头时的刘少奇,毛泽东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阿陀《雷锋与文革》,《黑夜豆灯》上卷第254—265页(韦梅雅语、1960年军委决议、雷锋1960年11月21日日记转引自此);舒云《是否宣传雷锋曾有一场争议》,《炎黄春秋》1993年第5期;贺照田《如何让历史文献更充分向我们敞开……——从雷锋一则日记的读解说起》,《开放时代》2021年第6期(董祖修回忆转引自此)
——《人民日报》1963年3月5日第1、2版、10月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15册、第16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74页(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雷锋致辽阳市委信
——张峻访谈(央视《社会记录》,2006年3月6日);史宝光口述(新华社,2005年3月7日)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林彪1962年1月29日讲话);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962年7月游泳池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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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争吵的夫妻,过世之后还会继续纠缠吗?
不少人会问一个问题:这辈子做夫妻,一辈子吵吵闹闹,离世之后,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两人还会不会是夫妻,还会继续争执不休?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因果业债,各有各的轮回流程,并不会绑定在一起。
生前的夫妻缘分,只是这一世的一段因缘。寿数尽了,尘缘的这一段剧本就落幕了。
二人亡故之后,各自入地府受审,随自身善恶业力走自己的路,去往不同的去处,并不会被“夫妻”这个身份捆绑在一处。
偶尔在轮回途中或许会短暂相遇,还记得彼此曾经的缘分,但不会再像人间一样朝夕相处,见面的机会本就极少,自然不会再像在世时那样天天争吵干架。
人间的爱恨、争执,都依托肉身、现世的琐事而生。肉身消散,这一世的执念牵绊,大多也就断了。
这一世的夫妻缘,到期就了结,各赴归途,各了因果。
所以不必担心,生前的矛盾,不会一直带到另一个世界无休止纠缠。
缘分有始便有终,人间的爱恨纠葛,只属于这一世的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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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生前遭受了怎样的虐待?
老王深扒于朦胧、乔任梁死因,背后牵扯的人物层级有多高?
周金涛生前2016年经典演讲片段:
什么叫“人生发财靠康波”?
周金涛:国内知名宏观策略分析师,被很多人称为“周期天王”。
曾任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擅长运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分析全球经济走势。
他的核心观点集中在《涛动周期论》,最广为人知的论断是“人生发财靠康波”。
他认为人的一生,财富机会主要来自经济周期波动,不完全依靠个人能力。
2016年,周金涛因癌症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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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的人生前半程,本质上不是在做自己,而是在摆脱外部环境塑造自己的东西。家庭给你边界,环境给你标准,经历替你交学费,直到你有能力识别什么是别人塞给你的、什么才真正属于你。所谓成熟,不是见过更多世面,而是逐渐完成价值观、判断力和内在秩序的重建。一个人真正的爆发,往往发生在这之后:不再急着证明自己,不再被外界牵着走,知道自己是谁、要什么、愿意承担什么代价。从这一刻开始,人生才从“被世界塑造”,进入“主动塑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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