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终战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遭中国官方批判，说她交了“香火钱”。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肯定二战侵略，那么高市首相访美时，去阿灵顿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埋葬有二战时轰炸东京的美军官兵尸骨，她难道去肯定美军向日本扔原子弹？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背后，主要是中共当局刻意煽动反日仇恨。我的最新文章—— 曹长青：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日较量 在标志二战结束（日本称之为终战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东京的靖国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只是自费献了“玉串料”（祭祀费），而且是以自民党总裁身分，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场，她会去祭拜；这次明显是为了不刺激中国，而特意选择没去。但是，她对中国释出的一番善意，还是被中国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后就是一顿批判。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年来都被中国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问题，近年更演变成诋毁日本、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参观靖国神社。随后撰文比较了靖国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我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半，曾两次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对靖国神社内当时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儿摆姿态喊口号的现象及讲解影片颇批评，更欣赏美国人对二战事件的理性、平和审视的人生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靖国神社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我对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越发感到，中国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两国人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过垄断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洗脑毒化中国人，目标清晰地煽动仇恨。 对靖国神社，可从这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灵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为常见，可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观念是，人死后成为神灵，被祭祀后成为“守护神”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246 万战殁者的名册（神社内既无骨灰也无牌位），他们祭祀的是“灵”，而非个人的道德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包含甲级战犯，也被视为“战殁者的灵”。在宗教层面，祭祀不等于为其历史行为背书。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死者净化”的传统，主张避免对死者过度批评，重视“成佛”与“安息”，认为对亡者过度指责会招致不祥。这种观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与神道的祖灵观。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生前可受严厉批判，死后随即转为“追悼对象”。日本没有“鞭尸”，或像中国那样制作跪像供人唾骂（如秦桧像）的习俗。 日本这种宗教哲学跟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恒性审判意义，“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传统文化更重视“和解”与“安魂”，较少强调“永远的罪”。这导致对历史责任的语感差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战争记忆仍属历史创伤，祭拜被理解为荣耀战争。但对日本人而言，祭祀亡灵并非道德肯定。两种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来操作成保住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客可耻，百姓可悲。 据日本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国家不可给宗教以特权，但同时也不可干预和剥夺宗教自由。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政教分离、但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样。 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国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对象，不能强制分祀甲级战犯，也不能改变其祭祀方式；这些权利属于神社自身。 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后，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确表示：合祀后不可撤回，这是宗教仪式，不是政治名册。所以法律上政府无权强制。 虽然无权干预神社内部事务，但政府可以决定：首相是否参拜。这是政治选择，而非宗教仪式问题。例如：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安倍晋三曾在任内参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可能被质疑违反政教分离。但日本法院历来倾向：不明确判定违宪，视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断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首相的拜谒，本质上是出于对战死官兵的传统追思，而非肯定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后转化为灵，便与生前的罪错脱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 回顾历史，中方曾经热情款待二战时日本军政人物，毛泽东曾在北京招待二战时侵华战争主要指挥官之一的远藤三郎中将；周恩来也曾多次接见二战时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时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装作为寿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靖国神社将 14 名甲级战犯入祠合祀时，中国官方并未立即抗议。次年日本首相参拜，北京方面也无显著反应。直到七年之后的1985 年，北京才开始把此议题政治化，以此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国内统治。 第二个层次，中国官媒和御用学者热衷渲染的是，日本对二战责任“不认错、不谢罪”。但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与殖民统治”向中国及亚洲多国正式或准正式道歉过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内阁级正式表述”，一般学界与媒体整理大约 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长官与国会决议也算上，超过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首相田中角荣）表述：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时表示，“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说：日本过去有一段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对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方与慰安妇制度有关，表示：衷心道歉与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过去某一时期的国策下，走上战争道路，对亚洲诸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过去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战后60年讲话：对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战后65年谈话：对殖民统治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过去的战争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历代内阁的道歉立场将继续坚持。 而且，1995年日本国会战后50周年正式通过决议：对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总结来看，首相或内阁正式谈话约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联合声明等）约5次；国会决议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计约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国际学者的评价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中道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虽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数反而没有日本这么多，因为德国更强调国家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些道歉刻意回避，官媒不予报导。所以日本社会，尤其保守派认为，日本这种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继续了，应该摆脱二战阴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仍在做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二战期间，因为日本侵略，确实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政府最高估计是3500万人。但是，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可能多达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于政治迫害、枪杀、人为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自杀等等。造成如此大众死亡的中共政权没有道德资格谴责日本。它应该先向本国人民谢罪，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点，中共官方多年给民众灌输：日本没有赔偿二战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这更是故意扭曲事实。 真实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掌权的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签署声明，中方正式放弃了对日本的二战索赔。这不是毛泽东们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后的政治算盘，或者说是“交易”。北京政权用正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政府同意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放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 而在中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后，日本却做出了变相的赔偿行动。在中国经济开放起步时，日本向中国投入各种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无息贷款，还有无偿援助等，高达3.66万亿日圆。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项目结束，前后跨度长达42年！ 日本援助资金重点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扩建工程，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扩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铁路（北京—秦皇岛），广深铁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亚湾核电站（技术与融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 仅以中国上海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结构性影响”排序，中国最得益于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岛（能源枢纽），广州／深圳（间接），北京（公共与环境）。据专家推算，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会延迟约5-10年，出口起飞可能晚一个五年规划期。 但这些中国官方媒体都不愿报导，甚至有意回避。所以至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这些，还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反日”，跟着抗日神剧“仇日”。 中国的经济开放，当然得力于邓小平的改革决断。但若只谈“改革勇气”，却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资金来源，那就是选择性地讲历史。经济转型不是口号工程，而是资金工程。 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够避免社会崩溃式转型，靠的不是单纯制度设计，而是两笔关键性外部资源。第一笔，是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资本。这些资金既有文化连结，也有风险承担能力，成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笔，更关键——是日本长期、大规模的低息贷款、无息贷款与无偿援助。这不是象征性姿态，而是实打实的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环保工程。没有这些工程，中国沿海出口体系不可能那么快成型。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站着日本的融资支撑，这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对比俄国，更凸显中国的超级“幸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震荡疗法”，价格放开、国企私有化，结果经济急剧萎缩，社会秩序崩坏。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部启动资金托底。俄国没有自己的“香港、台湾”，也没有一个日本式的邻国，愿意长期低息融资。 当年推动俄罗斯改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电视受访时说，他当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向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领导的俄国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帮助当时俄国一下子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但遭到老布什政府，以及随后的克林顿政府的完全拒绝。 与白宫高层有相当关系、深知内情的萨克斯教授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强，阻止俄罗斯再次强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为当时叶利钦政府的头号美国经济顾问，萨克斯在波兰等好几个前东欧国家推动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都相当成功，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了这些国家援助，尤其是对波兰帮助最大。萨克斯当时以为美国一定会同样援助俄国、力挺俄国成功进行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鼓励支持俄国当时非常亲西方的立场。但完全出乎萨克斯的意料，美国一口拒绝了。这是俄国那场震荡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国因缺乏外部资金托底，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华人投资，更没有中国那样的邻居日本，在关键的经济起步阶段，大量给予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而日本就没有防范中国经济强大的那种美国防范俄国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种对比，太多中国人，甚至学者们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知道领情、感恩。 结果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叶利钦总统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失败，俄罗斯的经济近乎崩溃，民众生活水准剧降。后来普京当选总统，力挽狂澜，才开始经济复苏，这也是很多俄国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对叶利钦多有批评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共产大国转型，结果巨大差别，有无启动资金是最重要一环。就如同大家都在创业初期，谁拿到银行贷款或资助，决定了谁能成功。所有创业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无米之炊谁做得出来？ 更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约27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数字。但1990年冷战结束后，已经相当繁荣富有的德国，并未对俄罗斯提供长期、有规模的经济援助。德国选择的是什么？是姿态政治。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确实震撼。但那是一个动作，一个象征，一个历史镜头。象征感人，却不能当钱花。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道德语言上高度鲜明；但在实际经济补偿层面，并没能给俄罗斯托底。而日本呢？没做戏剧化的忏悔场面，却在长达42年期间持续向中国提供低成本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完成援助项目。这种方式，不够上镜、不够让媒体鼓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下跪，是瞬间。融资，是几十年。 如果要比较“实质性谢罪”，那么长期资金投入与基建支持，远比一次政治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问题是——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简化为“正常往来”，却在需要动员情绪时，重新高喊“对方从未谢罪”。这种叙事选择，不是历史评价，而是政治需要。中国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认外部资金与合作的作用，那就是违背现实，否定真实，没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体的闪光灯上，而在几十年流动的资金上。日本选择的是实质性补偿；德国选择的是象征性忏悔。谁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谁对经济命运产生直接影响，答案并不复杂。 真实且完整的历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画面，更应该同时列出融资数字。否则，那不叫记忆，而叫选择性记忆。所有选择性记忆，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服务。 中国当局利用对官方媒体的控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在靖国神社、日本援助、二战是否道歉谢罪等问题上，都不仅是“选择性记忆”，而且是“选择性攻击”，以扭曲事实来攻击日本，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而被仇恨烧焦的灵魂，绝无法建出一个健康的社会。 尽管被视为强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审时度势的一面。在拜谒靖国神社问题上，她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在去年10 月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并未现身，当时她还没有当选党总裁和首相。虽让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为了避免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并防止国内左翼媒体的攻击。这种“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标时，仍会优先考量国家的大局利益。 这次她在“终战日”仍然选择没有去靖国神社拜祭，也是在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说她给靖国神社交了“香火钱”。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记历史，但向往与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国神社，连任何灵位都没有，只是一本花名册，里面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150多年日本246 万战殁者的名字而已。 靖国神社今年6月还推出新规，禁止穿军服（现役军人除外）、带军械、以及奇装异服等进入靖国神社，就是阻止极右翼破坏靖国神社的设立初衷。 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首次访问白宫时，特意去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有二战时轰炸东京、向广岛扔原子弹的美军官兵尸骨，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没有道德和政治评价，对于日本人来说，人死了，就变成了神灵，无数的神灵汇集一起，就成为活着的人们的保护神。 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权力、煽动仇恨，而有了众多义和团，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们。 一个煽动和制造仇恨的国家，形成世界的奇观：韭菜们在欢呼镰刀！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7日

【恐懼AI】美國2026屆大學畢業生強烈不滿AI 微軟：人類不會被取代 最近幾周，2026屆畢業生明確表達了對AI的不滿。微軟總裁Brad Smith說：「我主張AI的部署是為了增強人類的能力，而不是取代人類。」他指出AI實際應用滲透到整個經濟領域所需的時間可能比鼓吹者說的時間要長。

据新华网，最高人民检察院 6 月 25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表示，检察机关正深挖彻查“自洗钱”与“他洗钱”犯罪，并推进涉毒资产追缴，确保涉毒洗钱犯罪查处全覆盖。2025 年 1 月至 2026 年 5 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涉毒洗钱犯罪 1200 余人。其中，在最高检挂牌督办、重庆检察机关办理的李某波等人特大跨境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洗钱案中，李某波通过虚拟货币洗钱 4800 余万元，最终被依法数罪并罚判处死刑。

那些沒有戰死，卻在大陸挖礦度過數十年的一江山國軍俘虜 1955年1月20日，一江山島戰役結束。 這座位於浙江外海、面積只有約1.2平方公里的小島，在經歷兩天多的激烈戰鬥後，終於被解放軍攻佔。 國軍守備指揮官王生明殉國，台灣方面隨後舉行隆重的追悼儀式，對外宣告一江山守軍全體壯烈成仁。 但是，56年後，一位白髮蒼蒼、右眼失明的老人，卻從中國大陸搭機抵達台北松山機場。 他叫陳小斌。 他曾經是駐守一江山的國軍上士，也是當年被俘的官兵之一。 這趟返台之旅，讓一段被掩蓋了數十年的歷史，再次出現在台灣社會面前。 一、全體殉國？還是有人活了下來？ 一江山戰役結束後，兩岸對這場戰役的記載，出現了截然不同的說法。 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對外宣稱，一江山守軍720人全部殉國，沒有生還者。 然而，中共方面的戰役紀錄卻記載，解放軍擊斃國軍519人，俘虜567人，其中包括國軍第四突擊大隊大隊長王輔弼。 兩種說法差距甚大。 中共方面所稱的567名俘虜，是其官方戰役統計；台灣方面則長期以守軍全體殉國的說法紀念這場戰役。 究竟實際被俘多少人，至今仍有數字上的爭議，不能直接把567人視為已經獲得雙方共同確認的統計。 但有一件事已經沒有疑問： 一江山的國軍守軍並非全數陣亡，確實有人被俘，而且有人在中國大陸生活了數十年。 二、被俘之後，等待他們的是什麼？ 戰場上的槍聲停止了，對這些被俘官兵而言，另一段人生卻才剛剛開始。 被俘的官兵被帶離一江山，部分人接受審查、治療，之後被安排到不同地區生活或工作。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陳小斌的遭遇。 1955年一江山戰役期間，陳小斌駐守島上的203高地。 當時共軍砲火猛烈，陣地遭到摧毀，他的右眼被擊傷，雙腳也遭砲火炸傷，最後昏厥，被解放軍俘虜。 被俘後，他先被送往廈門治療。傷勢恢復後，卻被送往山西煤礦，開始長達23年的勞動改造生活。 23年是什麼概念？ 從1955年到1978年，一個年輕軍人原本應該走過的中年歲月，就這樣在煤礦與異鄉中度過。 後來他獲釋，卻沒有立即返回台灣，而是繼續留在礦區工作，直到退休。 對他而言，一江山戰役早已結束，但那場戰爭留下的人生轉折，卻持續了大半輩子。 三、1991年前後，部分戰俘開始申請返台 這段歷史並不是到了2011年才第一次出現。 根據《聯合報》2011年的報導，早在1991年前後，就有當年一江山戰役被俘的國軍官兵陸續申請返回台灣。 報導引述國防部資料指出，相關申請人數累計達131人。 國防部依照當時的相關作業規定，處理這些返台人員的身分認定、退休給付與補償問題。 這個數字透露了一個重要訊息： 當年被俘的國軍官兵，有一批人並沒有在戰場上死亡，而是在中國大陸生活了數十年，後來才有機會申請回到台灣。 不過，131人是報導所引述的申請人數，不能直接等同於全部已經完成返台的人數。 更令人感慨的是，這些老兵在漫長的歲月中，有些人已經成家，有些人有了自己的生活，也有人早已與台灣原本的親友失去聯繫。 對他們而言，返台不只是一次旅行，而是重新尋找自己身分與故鄉的過程。 四、56年後，一位獨眼老兵走進松山機場 2011年2月15日，台北松山機場。 一位78歲的老人，從浙江杭州搭機抵達台灣。 他就是陳小斌。 當年在一江山戰役中失去右眼、雙腳受傷的他，已經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 迎接他的，包括陸軍司令楊天嘯等軍方代表。 這一天，距離他在一江山被俘，已經過了整整56年。 返台後，軍方協助他辦理戶籍，安排健康檢查，並處理退除役給付等相關事宜，暫時安置在新北市的退員宿舍。 當年被俘的國軍上士，終於重新踏上台灣的土地。 這則新聞也讓台灣社會重新注意到一江山戰役的另一面。 原來，當年並不是所有守軍都戰死沙場。 原來，有些人從戰場上活了下來，卻在異鄉度過了大半輩子。 五、王輔弼也被俘，他後來去了哪裡？ 除了陳小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就是當年一江山守軍副指揮官王輔弼。 根據中共方面的戰役紀錄，王輔弼在戰役中被俘。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歷史文章，也引用王輔弼被俘後對戰役的說法，提到一江山失守的主要原因，包括國軍沒有獲得增援、共軍兵力優勢，以及共軍陸海空火力的壓制。 這些資料讓我們知道，當年被俘者並不只是普通士兵，也包括具有指揮經驗的軍官。 然而，王輔弼後來是否返台、何時獲釋，以及晚年生活在哪裡，目前仍缺乏足以確認的公開資料。 這也正是這段歷史還需要繼續追查的地方。 六、戰爭結束了，人生卻沒有回到原來的樣子 一江山戰役是一場短短兩天多的戰鬥。 對於陣亡的官兵而言，生命停留在1955年1月。 對於被俘的官兵而言，戰爭卻以另一種形式延續。 有人被送往煤礦，有人在異鄉工作，有人等待多年才有機會申請返台，也有人可能直到生命結束，都沒有再回到故鄉。 而台灣社會對這場戰役的記憶，也從最初的「全體殉國」，逐漸開始面對更複雜、更完整的歷史真相。 來源：網絡

【歐盟對廉價包裹開徵新稅，中國電商遭遇考驗】 歐洲消費者從中國電商平台購買廉價商品，正在變得越來越貴。 據觀察者網報道，11月1日，歐盟正式開始對來自歐盟以外的跨境電商商品徵收2歐元海關處理費。這項新收費與今年7月實施的3歐元低價商品關稅疊加，意味着一件售價僅3歐元的小商品，可能需要額外承擔5歐元的稅費。 更值得注意的是，歐盟官員透露，自7月實施第一輪關稅以來，相關小包裹進口量已經下降約64%。如今第二輪收費接踵而至，中國跨境電商賴以快速擴張的低價直郵模式，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半年內兩次收費，廉價包裹優勢受到衝擊 根據歐盟規定，7月1日起，價值不超過150歐元的境外電商包裹，需要按照不同商品類別繳納每類3歐元的固定關稅。 11月1日開始實施的2歐元處理費，則適用於所有價值的境外直郵電商包裹，同樣按照商品類別計算。 例如，一個包裹裝有10件同類T恤，只需繳納一次相應費用；如果同時包含帽子和T恤兩類商品，費用就需要分別計算。 對於價值不超過150歐元的包裹，單一商品類別需要承擔的關稅和處理費合計達到5歐元，此外還可能涉及增值稅。 這意味着，一件售價3歐元的廉價飾品或生活用品，如果單獨從中國寄往歐洲，相關固定稅費甚至可能超過商品本身的價格。 受影響最大的，正是Temu、SHEIN、速賣通等依靠中國供應鏈和跨境直郵模式拓展歐洲市場的電商平台。 過去，極低的商品價格、龐大的產品種類和直接從中國發貨，是這些平台吸引歐洲消費者的重要競爭優勢。 但固定費用與商品售價無關，價格越低的商品，受到的衝擊反而越大。 歐盟為什麼接連出台這些措施？ 一個重要原因是，來自中國的廉價包裹數量增長過快。 據歐盟公布的數據，2025年進入歐盟的低價小包裹接近60億件，其中約93%來自中國。 歐盟認為，大量低價包裹不僅增加海關監管負擔，還給歐洲本土零售商帶來不公平競爭，同時存在部分商品不符合歐洲安全標準的問題。 從目前的數據看，第一輪關稅似乎已經產生明顯影響。 法新社11月1日報道稱，自7月實施3歐元關稅以來，歐盟相關小包裹進口量已下降約64%。 不過，歐盟官員強調，現在斷言進口量下降完全由關稅造成還為時過早。企業調整物流方式、訂單結構變化等因素，都可能影響統計結果。 即便如此，固定關稅對低價值商品的成本衝擊已經十分明顯。 對於中國跨境電商而言，未來可能需要更多依靠歐洲本地倉、大批量進口和本地配送來降低直郵成本。但這種轉型又會增加倉儲、庫存和運營費用。 大型平台或許能夠消化這些成本，依靠薄利多銷的中小賣家卻可能被迫退出部分歐洲市場。 歐盟想保護本土商家，消費者會不會最終買單？ 值得關注的是，新收費恰好趕在歐洲黑色星期五、網絡星期一和聖誕購物季之前實施。 歐盟強調，2歐元處理費原則上由電商平台、賣家或相關經營企業承擔，而不是直接向消費者徵收。 但企業承擔費用，並不意味着消費者不會受到影響。 商家完全可能通過提高售價、減少折扣或設置最低訂單金額，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歐洲消費者組織BEUC已經表達擔憂，認為一些平台可能在結算最後階段才將新增費用轉嫁給消費者。該組織提醒，按照歐盟法律，商品完整價格必須提前明確展示。 對歐洲消費者來說，政策存在明顯的兩面性。 一方面，更嚴格的監管有助於減少不合格商品進入市場，也可能改善本土零售商的競爭環境。 另一方面，低價商品減少、網購成本提高，受影響最大的可能恰恰是依賴廉價消費品的普通家庭。 歐洲本土商家或許能夠因此奪回部分市場，但這些商品是否真的能夠在歐洲以接近中國電商的價格生產和銷售，仍然是一個疑問。 從更深層次看，歐盟正在試圖改變中國跨境電商進入歐洲市場的規則。 過去，中國電商依靠極低的製造成本和直達消費者的物流體系，把幾歐元的商品賣到了歐洲。現在，歐盟則試圖通過增加進口成本，重新拉近中國電商與本土零售商之間的價格差距。 但價格優勢並不只來自關稅制度，也來自中國製造業龐大的產業鏈和供應鏈效率。 歐盟可以提高商品進入市場的成本，卻未必能夠讓本土企業迅速建立同樣高效的供應體系。 因此，這場政策調整的最終結果，可能不是中國商品退出歐洲，而是中國跨境電商加速轉型、歐洲市場出現新一輪洗牌，以及部分消費者為更昂貴的商品支付更高價格。 歐洲想讓廉價進口商品付出更多成本，最終究竟由中國賣家還是歐洲消費者承擔，將是接下來最值得關注的問題。（來源：香港新聞網） 詳情：

紐約的聯邦眾議員，新一代民主黨領袖，非常被看好選總統的AOC，最近說Woke 1.0，即第一代的「覺醒運動」，有點瘋狂。所有人都說她這是為了選總統舖路，往中間靠，和過去的激進左派切割。我是不買單這種輕飄飄地改寫歷史，把責任甩到一邊的政治變色龍行為，而且「牛牽到北京還是牛」，這種社會運動起家、沒幹過什麼實事的傢伙，豈有一夜清醒的可能？ 但我是想提一下Woke 1.0有多瘋狂，講我親身經歷的事情。大概是歐巴馬任期的最後，左派得勢，但看著川普的MAGA興起，有新的敵人出現，鬥志因此高昂，不斷地推動新名詞、新話語、新運動。有一次參加一個給大一新生的座談，學校的牧師主持，好些個高年級的學生，在台上分享大學經驗。一開始，牧師就介紹她自己，「我是直女cis woman」，女牧師在美國的各宗基督教派裡不稀奇，稀奇的是「覺醒」的牧師。那是我第一次聽到cis這個用法，當然是不懂，但接下來就有學生一個個說cis man，cis woman，牧師大概是看在座老人聽眾一臉胡塗，她就解釋cis就是相對於trans，生理性別和性別認同不一樣，為了尊重變性人的權利，我們要在公眾場合初次見面，表達自己的性別認同，是一個尊重的開始，這世界太多恐變性人的自大、偏見，我們要先從正視這個不同開始。 非常冠冕堂皇的一段話，誰想當自大、偏見狂呢？多數人不會在意他人的性別認同，這種要求「必也正名乎」的宣言，看起來也只是麻煩，而不是問題。但覺醒左派，不是只要喊喊口號，他們要的是真實權力，要鬥倒反對他們意識型態的對手。對手是誰呢？保守派，信教很深的那種，一來有些宗教狂熱人士，真的很愛管人閒事，很討厭，二來，覺醒派也深知，在名稱或是廁所的議題上，吵一吵，保守派就會受不了，就會有過激行為，那覺醒左派就有藉口出征，就可以像紅衛兵一樣，開批鬥大會。多少知名或是不知名的人，在那一段時間，只是因為沒有表態或是表錯態，就被cancel，「身敗名裂」。 而且，就像紅衛兵鬥爭一樣，不要變成鬥爭犧牲品的一個方法，就是衝到最前面，取得最大的話語權，也許是希望不要變成被鬥的對象，也許就是好鬥的本性，越鬥越興奮，越起勁。 那場座談會讓我最吃驚的不是直男、直女的稱謂，而是有一個女生，介紹自己的時候，說她是醫生開過證明的「智障」，mentally retarded。What?我心裡大叫，這沒問題嗎？學校的標準已經降成這樣，醫生證明的智障也可以唸大學？又有哪一個醫生、醫院開智障證明？但聽她講話，非常正常，打扮也很漂亮的白人女生，為什麼要自稱智障？ 史丹福大學說有近四成的學生，聲稱有身體或是心理障礙，需要考試或是住宿的特殊安排。這是很誇張的事，不是史丹福收了很多殘障，而是這些有錢人家的小孩，從小就要求特殊待遇慣了，找不到方法用特權，就用疾病的理由取得特權，考SAT有雙倍時間，學校考試可以進單人間特考，住不到單人房的宿舍，就拿醫生證明理直氣壯要單人房，進了史丹福名校，甜頭吃慣了，當然要繼續，不然怎麼比得過卷得很的亞裔學生？史丹福誰也不敢得罪，大門一開，就更多家長、學生要求特殊安排，真是一個向下沉淪的過程，原本都是那些白人有錢人在搞這種，現在也有許多亞裔懂這門道，能拿就拿，何必吃苦呢？ 所以，也許那個白人女學生，不以為醫生證明的智障，是個不能說的禁忌，反正從小到大，都在用，大大方方地講出來，沒什麼。但我觀察她講的話，非常有「社會正義戰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的樣子，我判斷她應該是太投入覺醒運動，而她的身份背景，完全是階級敵人的模樣，既沒有LGBTQ，還是個白人，也許就是要取得身份認同的階級地位，所以說自己是智障？實在是太匪夷所思。

小明：“老师，请问毛主席爱国吗？ ” 老师：“爱呀，他是国家领袖，怎么会不爱！ ” 小明：“他生在清朝， 长在民国， 为什么不为国家效力， 却推翻了自己的国家呢？ ” 老师：“因为民国腐败专制啊。 ” 小明：“只要腐败专制就可以推翻吗？ ” 老师：“……你给我滚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