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海“封鎖”與大橋通車：解密中共獨裁體制末路的瘋狂與焦慮 作者：王戴 近期，網絡上流傳著各種關於台海、東海及黃海方向緊張局勢的傳言，其中一句“解放軍海軍在黃海簽生死狀、封鎖一個半月、中日之間摩擦加劇”的說法引起了海內外網友的廣泛關注。雖然“簽生死狀”帶有某種民間的戲劇色彩與江湖氣，在現代正規海軍編制中並不存在，但它卻折射出當下中國近海極為劍拔弩張的緊張氛圍。 事實上，根據中國海事局發佈的官方航行警告，鹽城海事局已正式宣佈：自10月15日至11月30日，黃海南部部分海域進行長達47天、全天候（每日0時至24時）的實彈射擊，禁止一切船舶駛入。  將黃海的這場超長封鎖演練，與幾乎同期發生的“中朝新鴨綠江大橋正式通車”，以及即將於11月底登場的台灣“九合一”地方選舉聯繫起來看，就會發現這絕非幾場孤立的軍事訓練。中共正在下一盤盤涉足東北亞與台海的“危險大棋”。剝離掉官方的宏大敘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套組合拳背後，獨裁政權真實的戰略意圖與深層危機。 一、 北線突破：中朝新鴨綠江大橋通車與後方補給線的“加固” 就在黃海大規模封鎖演練拉開帷幕的同一天——2026年10月15日，歷經波折、等了足足12年的“中朝新鴨綠江大橋”在遼寧丹東正式通車。 這座新大橋的開通，替代了運行超過80年、早已不堪重負的老舊中朝友誼橋，成為中朝之間最為核心的公路運輸與經貿大動脈。為什麼新大橋的通車偏偏會與黃海的47天封鎖產生微妙的時間重合？這絕非巧合，而是北京在戰略佈局上“前後呼應”的精妙算計：1. 鞏固東北戰略大後方： 在國際制裁與地緣對抗日益加劇的今天，朝鮮對於北京而言，不僅是意識形態上的“難兄難弟”，更是其地緣政治上不可或缺的北方屏障。通過打通新鴨綠江大橋，中共實質性地加固了對朝的陸路物流與後勤輸血通道。2. “陸上輸血、海上布防”的聯動： 朝鮮半島本就是黃海的北方延伸。當朝鮮半島方向的陸路通道全面暢通的同時，解放軍在黃海南部實施長達一個半月的超長禁航與區域拒止演練，其戰略意圖昭然若揭——北京正在向美日韓同盟發出強硬信號：一旦東北亞發生地緣衝突，中共不僅有能力在海上封鎖關鍵咽喉，更有向北方盟友源源不斷輸送戰略物資的戰略縱深。 這種兩面下注的姿態，充滿了冷戰思維的硝煙味。 二、 南線施壓：11月底台灣九合一選舉前的“極限干擾” 如果說黃海的封鎖和新大橋的通車構成了中共的“北線與近海防衛”佈局，那麼其目光緊接著就鎖定了南方——距離11月底台灣“九合一”地方選舉投票日已進入倒計時。 台灣的“九合一”選舉直接關乎島內各政黨的政治版圖和民意走向，歷來是台灣政壇的風向標。然而，中共選擇在10月中旬至11月底這段選情最熾熱、各方勢力激烈廝殺的關鍵窗口期，在黃海及中國近海開展超長週期的極限軍事壓測，其政治干預的意圖十分卑劣：1. 製造“兵凶戰危”的恐慌效應： 極權體制最擅長的就是通過極限施壓來操縱民意。北京企圖通過長達一個半月的持續實彈射擊和戰爭邊緣政策，在台灣社會製造“投票給某些政黨就等於走向戰爭”的寒蟬效應，企圖以此干預台灣選民的政治心理，達到其“以武促統”或“以武拒藍綠變局”的政治目的。2. 試探美日同盟的戰略底線： 選情敏感期與高強度軍事演訓的疊加，也是中共對美日等外部干涉勢力戰略耐受力的一次極端測試。北京企圖用這種“常態化、高強度”的近海封鎖姿態，迫使美日在台海和東北亞議題上有所忌憚。 三、 獨裁體制的末路狂飆：用外部危機掩蓋內部崩塌 透過這些看似氣勢洶洶的軍事演習與地緣動作，作為清醒的反對獨栽體制民運人士，我們必須看到其表象之下的本質——這是中共內部統治陷入嚴重危機、走向末路狂飆的必然表現。1. 經濟崩盤與社會矛盾的強行轉移： 當前，中國國內的經濟下行、房地產爆雷、失業率飆升、地方財政破產以及底層民眾生存困境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老百姓對極權統治的不滿情緒像地火一樣在地下蔓延。每當內部合法性徹底動搖時，中共歷來的慣用伎倆就是“轉移視線”——通過不斷渲染外部敵人（美、日、台、韓），挑起狹隘的民族主義狂熱，強行將國內民眾的憤怒導向外部世界。2. 窮兵黷武的維穩成本： 無論是47天的黃海實彈射擊，還是頻繁的海空聯合戰備警巡，其背後燃燒的都是中國納稅人血汗錢堆出來的天文數字。在民生醫療、教育養老嚴重欠賬的今天，獨裁者卻把巨額資金砸向冰冷的軍火和無休止的軍事對峙中。這種為了給搖搖欲墜的極權統治“續命”而進行的窮兵黷武，最終只會加速整個國家的經濟枯竭。黃海封鎖一個半月的傳言與演習、剛剛鳴笛通車的中朝新鴨綠江大橋、步步緊逼的11月底台灣九合一選舉，這三者絕非巧合，它們共同勾勒出了近期中共在內外交困下，北線穩固盟友、南線威懾台灣、近海對抗美日的焦慮與瘋狂圖景。對於渴望中國走向民主、自由與憲政的我們而言，必須擦亮眼睛向海內外同胞揭露：中共製造的每一次外部緊張，都不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是為了它那見不得光的獨裁權力的苟延殘喘。 認清這一本質，團結起來反對極權暴政才是中國擺脫這種無休止的“戰爭邊緣噩夢”的唯一出路

《經濟學人》：特朗普是否在出賣台灣？ 「軍售變籌碼？」特朗普一句話，讓台北政壇瞬間炸鍋 大家好，您現在看到的是《明鏡郵報》。這兩天，台灣政壇最刺耳的一句話，不是北京說的，而是來自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特朗普本人。他在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 Xi Jinping 習近平會談後，竟然公開表示，價值13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可能批准，也可能不批准」，還說這是「非常好的談判籌碼」。這句話一出，台北很多人恐怕連咖啡都喝不下去了。 《經濟學人》這篇文章的標題相當直接：《特朗普是否在出賣台灣？》。老實說，這種英國式標題，已經算很克制了。因為特朗普這次不是「暗示」，而是幾乎把美國過去四十多年對台政策的底牌，直接拿到談判桌上公開展示。自1979年《台灣關係法》生效後，美國歷屆政府都刻意避免把對台軍售與中美談判綁在一起。甚至1982年，前總統 Ronald Reagan 里根還曾向台灣作出「六項保證」，其中之一，就是不會事先與北京協商軍售問題。 結果特朗普一句：「80年代已經過去很久了。」哇，這句話在北京聽起來像香檳開瓶聲，在台北聽起來則像空襲警報。 更敏感的是，特朗普不只是談軍售。他還把台灣領導人 Lai Ching-te 賴清德描述成可能把美國拖入戰爭的人。他說，美國不希望有人因為「美國支持我們」，就跑去宣布台獨。這其實已經不是單純「戰略模糊」了，而是開始出現「責任轉移」——也就是說，如果未來台海爆發危機，美國可能會說：「是你們自己太衝動。」 這種語氣，跟拜登時代完全不同。過去幾年，美國政界主流對台灣幾乎形成「政治正確」式支持。共和、民主兩黨競相比誰更挺台。但特朗普顯然不是這種玩法。他的思維更像房地產交易員：台灣不是價值同盟，而是一張可以交換利益的牌。今天能換農產品採購，明天能換稀土出口，後天甚至可能換伊朗問題上的合作。 但《明鏡郵報》老編認為，《經濟學人》也有點故意放大了「特朗普賣台」的戲劇效果。因為特朗普真正的邏輯，不是「親中」，而是「交易優先」。他對所有盟友其實都差不多。從北約、日本、韓國，到烏克蘭，特朗普一直都認為：「安全保護不是免費午餐。」所以他現在對台灣的態度，本質上是：「你們得證明自己值得我保護。」 問題是，台灣現在偏偏正在大幅增加軍費。文章裡提到，台灣立法院剛通過約250億美元的補充國防預算，就是為了支付美國軍售。結果台灣這邊剛刷完卡，美國總統那邊卻說：「我先放著看看。」這種感覺，很像剛付完訂金，房仲突然告訴你：「房子可能不賣了，看隔壁鄰居願意出多少。」 北京這次顯然是有收穫的。從特朗普描述來看，習近平幾乎整晚都在談台灣，而且效果不小。特朗普甚至說：「我聽了他的話。」這句話在外交語言裡很危險。因為它代表，北京已經成功把「台灣問題」重新塑造成「中美避免衝突的核心議題」，而不是單純的民主與安全問題。 對台灣內部政治來說，衝擊也很大。國民黨現在一定會抓住這句話猛打民進黨：「你看，美國根本不可靠。」尤其2026地方選舉、2028總統大選臨近，這種「疑美論」會迅速升溫。北京其實最希望的，不一定是立刻武統，而是慢慢讓台灣社會開始懷疑：「如果真的開戰，美國到底會不會來？」 但另一方面，北京也未必能完全放心。因為特朗普有個特點：他今天可以把軍售當籌碼，明天也可能突然翻臉加碼。他對外政策最大的特徵，不是親中，而是不確定性。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中國學者其實對特朗普既期待又害怕——期待他削弱美國盟友體系，又害怕他哪天突然加倍出牌。 原文來自英國《經濟學人》： 《Is Donald Trump selling out Taiwan?》 網址： The Economist 原文報導 最後，《明鏡郵報》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有一天，美國真的把對台安全承諾變成「可談判商品」，那麼台灣未來最大的風險，究竟是中國的武力，還是美國的不確定性？

中国曾针对台湾问题亮出三 把“利剑”： 不承认台当局外债、 警告外部军事干预、 界定“台独”资产归属。 这三项声明虽没有大张旗鼓 地高调发布，却在国际社会 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它们精 准、克制，却极具穿透力， 切中“台独”势力的命门，也悄 然标志两岸统一进入了一个 “新阶段”。 2026年5月看台海，不能只 看谁喊得凶，更要看谁手里 有牌、谁在按规矩出牌。所 谓三把“利剑”，并不是某一天 集中发布的三份公告，而是 把大陆近期在金融风险、军 事反制、法律惩“独”上的动作 合起来看，能看出一个很清 楚的方向：对普通台湾地区 民众，大陆仍然留门、留 路、留情；对“台独”顽固分 子、外部干预势力和借分裂 牟利的人，则是账要算、线 要划、路要堵。 第一把剑，落在钱袋子上。 网上常把它说成“不承认台当 局外债”，更严谨地讲，就是 大陆不会为台当局以“谋独” “买武器”“抱美国大腿”形成的 政治债务背书。台当局这些 年不断把台湾地区民众的血 汗钱投向军购，国防部新闻 发言人今年1月就点明，民进 党当局提出的1.25万亿元新 台币所谓军事特别预算，只 会进一步掏空台湾地区，把 台湾地区推向兵凶战危。到 了4月，国防部又批评赖清德 对美输诚贴靠，拿台湾地区 老百姓的钱去养肥外国军火 商。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 它是在提醒国际资本：你要 给分裂活动送钱，就别幻想 将来让全中国人民替你买 单。债主不是慈善家，军火 商更不是活菩萨，他们盯着 的是利润，可风险最后未必 有人兜底。 第二把剑，落在外部干预 上。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 的事，这句话过去很多人听 成原则表态，现在要听成行 动规矩。3月25日，国台办明 确说，解决台湾问题不容任 何外来干涉，大陆愿以最大 诚意争取和平统一，但决不 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5月 9日，国防部也说得很直接： 台湾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 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 解放军在相关区域开展军事 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再往前 看，环球网2025年7月援引 台媒报道，解放军军机在30 小时内累计78架次在台海周 边活动。数字本身不是最关 键的，关键是常态化、体系 化、实战化。外部势力若想 把台海当成试探中国底线的 工具，就得先掂量自己能不 能承担后果。 第三把剑，落在人和资产 上。过去一些“台独”人物最会 玩两面派：嘴上喊对抗，家 里人做生意；台上煽动民 众，台下转移利益。现在这 套玩法越来越难了。2024年 6月，“两高三部”发布关于依 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 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 见，法律框架已经摆出来。 到2026年1月，国台办公 布，已列出“台独”顽固分子 14人、“台独”打手帮凶12 人，并强调无论身在何处， 都将依法惩治、终身追责。5 月6日，国台办又明确，决不 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 在大陆投资经商谋利。这就 不是口头警告了，而是把政 治责任、经济利益、法律后 果连到一起。 我判断，这三把剑最厉害的 地方，不是“快”，而是“准”。 债务问题打的是民进党当局 的财路，军事行动压的是外 部势力的胆子，法律追责扎 的是“台独”人物的退路。以前 他们觉得可以一边挑衅、一 边收钱、一边把家人和资产 放在安全地带；现在大陆等 于把话讲明：别想既吃饭又 砸锅，别想既搞分裂又捞好 处，别想把台湾地区民众推 到前面当挡箭牌，自己躲在 后面数钱。 这也是国际社会需要看懂的 地方。台海不是赌场，中国 主权不是筹码，台湾地区民 众更不是军火商的耗材。美 国一些政客嘴上讲“保护”，手 里递的是账单；台当局嘴上 讲“安全”，脚下走的是险路； 少数“台独”分子嘴上讲“民 主”，心里算的是个人利益。 大陆的打法越来越清楚：和 平统一的大门不关，但反分 裂的工具箱也不会闲着。谁 愿意走交流合作的路，大陆 欢迎；谁非要把台湾地区拖 向危险，那就要准备承担代 价。 所以，这三把“利剑”不是为了 吓唬普通台湾地区民众，而 是为了切断“台独”利益链，压 住外部黑手，防止局势被少 数人推向失控。台海这盘 棋，已经不是谁嗓门大谁占 理，而是谁有法理、实力和 耐心，谁就能掌握主动。统 一大势不会因为几句挑衅停 下来，也不会因为外部势力 递几件武器就改道。对台湾 地区民众来说，真正该看清 的是：和平才是饭碗，交流 才是出路，跟着“台独”走，最 后只会被人当筹码、当炮 灰、当买单的人。

《靈魂深處的隱形藩籬：海外民主化運動的思維慣性與自我啟蒙》——王戴 在通往政治清明與社會進步的崇山峻嶺中，那些自詡為盜火者的反抗者們，往往只顧著對抗眼前的銅牆鐵壁，卻鮮少有人願意停下腳步，俯身端詳一下自己鞋底沾上的泥土。 我們義正辭嚴地批判威權體制，矢志不渝地追求憲政民主、言論自由與多黨競爭，這些宏大目標無疑是照亮黑暗的燈塔。然而，在與惡龍纏鬥的漫長歲歲年年裡，我們自己身上是否也悄然長出了閃爍著寒光的鱗片？這並非一種居高臨下的道德審判，而是一個必須共同面對的切膚之痛：反對某個政權的統治，絕不意味著我們已經在潛意識裡與它徹底切割。 專制教育就像一種無色無味的慢性毒素，在漫長的歷史歲月裡，早已滲透進我們不曾起疑的常識、習以為常的情感以及對歷史的全部想像中。我們在理智上砸碎了它的神壇，卻在不經意間，依然沿用著它編織的邏輯框架去理解國家、民族與大眾的權利。這種思想上的「借屍還魂」，正是當前海外民主化運動最深沉的悲哀，也是無數抱持進步理想的同道至今未能跨越的隱形藩籬。 要看清這一思想迷局，就必須將目光投向海外民運風雨漂泊的歷史脈絡與二十一世紀的宏大背景中。回望過去，自1989年那一場震驚世界的地緣政治與民主浪潮之後，三十多年來，海外民主運動在異國他鄉的風雨飄搖中艱難前行。而在中國大陸，一種更為精細、隱蔽且強大的意識形態控制術正悄然升級。 尤其是進入2010年代和2020年代以後，伴隨著大數據和國家民族主義的狂熱聯姻，專制政權成功地進行了一場跨世代的思想格式化。它將「疆域版圖」幻化為不可觸碰的圖騰，將「大一統」塑造成不容置疑的歷史宿命，並把「愛國」與「順從」天衣無缝地焊接在一起。在這種溫床中孵化出來的知識分子，即便有一天走出了國門，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甚至加入反抗的行列，他們的思維底色卻依然帶有某種深刻的「出廠設置」。 這種思維慣性在海外民主化運動的各派系演變中，留下了極其深刻且難以磨滅的歷史烙印。回顧老一代古典自由派或傳統改良派的觀點，他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往往寄希望於經濟發展帶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溫和路徑，或者試圖在傳統儒家天下觀的宏大框架內去拼湊出一幅理想主義的憲政地圖。在他們的論述中，民主往往被降格為一種復興大國、重振漢唐雄風的工具，只要建立了民主體制，國家就會更加強大，疆域就會更加穩固。這種將民主工具化、將國家強盛作為終極目的的邏輯，在不經意間為強權威權留下了隱蔽的後門，使得反抗流於形式，而內核依然缺乏對多元個體的終極關懷。 而到了二十一世紀初，伴隨著激進革命派與改良溫和派的路線之爭，關於邊疆與台灣問題的分歧開始全面爆發。部分激進派雖然在反共立場上最為決絕，主張採取最徹底的手段推翻體制，但在國家觀上卻走向了另一種極端。他們將疆土的完整、民族的純潔性與歷史的命定論視為不可逾越的政治紅線，甚至不惜祭出民族大義的旗幟來排斥內部的異見。 隨後興起的聯邦改良派，雖然試圖通過多聯邦或邦聯的架構來包容地方差異，但在探討具體的主權歸屬時，依然無法擺脫中心輻射邊緣的盲目優越感。每當話題轉向台灣的民主實踐與前途抉擇，或者邊疆地區的自決訴求時，這幾派人骨子裡的家長式作風和唯我獨尊的強權崇拜便會按捺不住地跳出來。他們會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傲慢去評判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把對方對自由的堅守貶低為歷史的任性，甚至用自古以來的宏大敘事去壓制活生生的人民意願。 正如古人所云：「欲正其末者，必端其本；清其流者，必潔其源。」如果我們連鄰人最基本的自由選擇權都無法包容與尊重，如果我們依然將某種疆域的完整視為高於人權的絕對真理，那麼我們口中承諾的民主，究竟是解放個體的靈藥，還是換了包裝的另一場集體主義壓迫？ 在這種群體性的集體盲區中，反抗者與其說是在解構暴政，不如說是在用另一種視角重塑暴政的邊界。這種思想的作繭自縛與派系撕裂，最終在海外民運圈子裡演變成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精采絕倫的幽默喜劇。 在無數個海外的研討會、沙龍或是網絡論壇上，我們常常能看到這樣一幅奇景：幾位在不同時期流亡海外、各自代表著古典派、激進派或聯邦派的反抗派精英，前一秒還在用流利的英語或慷慨激昂的言辭，向西方社會控訴專制政權對言論的鉗制、對人權的踐踏，雙方引經據典，惺惺相惜。 然而，一旦進入茶歇時間，有人不小心提到了台灣的民主現狀或是某些民族的歷史傷痕，飯桌上的空氣便會瞬間凝固。剛才還在一起抱團取暖的民主同道，會立刻擼起袖子、拍桌子瞪眼，因為地圖上的一條線吵得面紅耳赤。有人搬出九十年代的傳統大一統綱領，有人則揮舞著當下最新潮卻依舊排他的民族主義大棒，用當年政治課本上學來的套話互相扣帽子，甚至指責對方是民族敗類，最後不歡而散，在社交媒體上互相拉黑。 這群誓言要推翻威權體制的人，在這一刻，完美地展現了什麼叫「身體走進了現代，腦袋還留在清朝」

吳嘉隆：洋流現象可能讓民進黨與國民黨內部都吃不消 洋流現象讓台北市民對於市長選舉的投入大增，變得更為熱情，更為風趣，也更加充滿自信，而且，沈伯洋的選舉風格讓台北人找回「天龍國人的自豪感」。 如果洋流現象持續下去，那麼沈伯洋很可能就真的會當選，那時候，對整個台灣政壇的衝擊會很大。 首先來講民進黨這邊。第一個，洋流的衝擊會相當於當年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之後形成的「韓流現象」，國民黨各個地方的候選人都希望有韓國瑜來站台支持，讓韓粉出列，出征。全台灣各地看到韓流現象，最後讓韓國瑜成為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也就成為國民黨的新共主。 現在，沈伯洋會變成「民進黨內的韓流」那樣，民進黨各個地方的候選人都會希望有沈伯洋來站台支持，讓洋流出列，出征。 ㄧ旦這樣的勢頭持續下去，沈伯洋將會成為民進黨的下一代共主，不但賴清德總統的連任會需要洋流現象的支持，而且賴清德連任之後，將來要交棒的對象也會變成是沈伯洋！ 第二個，假設一旦真的形成這樣的局面，那麼非常有機會，賴清德在2032年會交棒給沈伯洋，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民進黨內部會出現一個不是傳統的民進黨人，來代表民進黨，好像在複製當年的「蔡英文現象」！ 只有這樣才會有新意，才會喚起支持者的熱情，而不是在民進黨現在枱面上的幾個老面孔之間做選擇。 也就是說，沈伯洋的崛起會衝擊民進黨現在的派系結構，對民進黨內部形成重大考驗。如果這個考驗能夠過關，那麼民進黨會繼續執政下去。如果這個考驗帶來民進黨內部出現權力鬥爭，有人不服氣，暗中扯沈伯洋的後腿，那就有可能讓民進黨的執政地位告一段落。 第二個是在國民黨這邊，我猜想國民黨這邊可能會出現「暗流」，暗中配合洋流現象。 簡單講，這是在為2028年的總統大選排演，反映出藍營這邊的一個新思維，就是「蔣萬安下來了，國民黨就順起來！」 我之前在臉書這裡早有說過，「蔣萬安其實不是國民黨的資產，而是負債」，現在藍營這邊的選民也看清楚了。 所以，大膽猜想一下，也許國民黨內部會有一些力量，想利用洋流現象讓蔣萬安不能連任，那時候，國民黨內部就可以順勢推出｛韓國瑜+盧秀燕｝這個組合，來角逐2028 ，這將是國民黨最好的機會！於是必須把蔣萬安這個包袱甩掉，於是會不知不覺暗中配合洋流現象，把蔣萬安拉下馬，這一來就符合國民黨的2028佈局的需要了。 總之，洋流現象的出現與壯大，不只會造成台灣的選舉文化的重大改變，也會衝擊民進黨內部，還會衝擊國民黨內部，加快民主政治的新陳代謝。 最後的最後，有可能讓台灣在中共的軍事威脅下，加快內部的整合，會讓親中派與親中路線式微，親美派與親美路線重新抬頭，成為台灣的主流，來提升台灣人民心中的安全感。我是說如果真的走到這一步，那將是洋流現象對台灣的民主政治的重大貢獻，從民主的鞏固走到民主的成熟！

美國這次選區重劃的大混戰，有一個法律的重點是1965年通過的投票權利法第二章(VRA Section 2)，在大法官的判決裡，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改變，一如在大學入學的種族配額(affirmative action)被判違憲一樣，大法官規定選區的劃定，不得把種族作為考量，一舉把VRA Section 2的使用限縮到幾乎沒有。許多的左派，哭天搶地，一如之前的哭訴「那以後黑人怎麼進哈佛」一樣，這一次也是，「那以後黑人怎麼選得上眾議員」？神經病，別人怎麼選上，你就怎麼選上。美國現在這麼多的黑人國會議員，比如說像南卡的參議員Tim Scott，憑著真本事，在白人居多數的選區，先選上眾議員，現在又代表南卡作為聯邦參議員。誰說黑人一定要靠保障名額才能選上國會議員？哦，民主黨當然一如往常，把所有加入共和黨的黑人，視而不見，直接不當黑人了。 Affirmative action也好，先前的VRA允許的黑人多數選區劃分也好，都是立意良善，但會把黑人的未來摧毀的惡法。幾十年下來的入學保障名額，造成現在上醫院，只要看到黑人醫生，大部份的人就怕怕的。如果我可以選，我一定只選亞裔和白人醫生，你要說我種族主義也沒關係，我不拿我的身體健康開玩笑。為什麼？因為所有的證據顯示，黑人入學的時候，採用了較低的學術標準，在學訓練，也受到刻意優待。凡是有affirmative action的地方，我一律不相信黑人的水準。如果今天NBA開始有亞裔保障名額，我馬上拒看NBA，這是一樣的道理。到頭來，真正可以靠實力當上醫生的黑人，反而碰到他們不應該有的歧視，多可惜。但是誰害他們的呢？這些自以為高貴的死左派，老是把弱勢族群當作他們可以保護的吉祥物，而完全不相信他們的能力，這些傢伙，才是真正的種族主義者。 1965的投票權利法，有其時代背景。林肯在南北戰爭的末期被刺殺死亡，而讓南方來的Andrew Johnson副總統扶正，這個Johnson把南方的「重建」完全拐了個彎。原本趁著戰爭勝利，北方要把南方的種族主義政策徹底消滅，要軍事佔領南方一陣子，要確保黑人在南方的權利得到保障，但Johnson的提早結束重建，一下讓南方的白人又拿回了政治掌控權，原本南方各州紛紛出現黑人的共和黨州長、國會議員，一下子就被逆轉翻盤，南方自此變為Jim Crow的世界，一個白人用暴力和法律刁難黑人，造成實質種族隔離的反動時代。一直要到下一個Johnson總統，繼位被刺甘迺迪的詹森，將近一個世紀之後，這個Jim Crow的時代，才告一個終結。這個1965年的VRA，也許就是詹森一輩子最大的貢獻。 VRA非常清楚地規定南方各州不得用法律刁難任何人的投票權利，也不可以用選區劃分的方式，「稀釋票源」，這個禁止稀釋票源的規定，就是先前最高法院准許，而南方各州都遵守的方式，在每一州，硬是劃出黑人為多數的眾議員選區，也可以說是深紅南方的民主黨保障名額區。但大法官終於把先前的解釋推翻掉，一如affirmative action一樣，憲法說的人人平等，真的就該不分種族人人平等，沒有人得因為種族膚色受到歧視、不公平對待，也代表沒有人可以因為種族膚色而得到優惠。什麼叫「稀釋票源」呢？誰說黑人都一起投票，都有一樣的政治認知，都會選一樣的政黨？大法官把VRA放回憲法的框架，是美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正確走向。 民主黨深深相信大法官都是有政治意圖，所以他們准許了德州的選區重劃，限縮了VRA，讓更多的南方紅州可以全面翻紅，但我相信能當到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一輩子都不用再找工作，在這個人世最重要的就是歷史留名，許多我們凡人的考量，一己之私的計算，並不是所有大法官在這世界的做人處事準則。他們也批准了加州的選區重劃，給了民主黨佔便宜的機會，怎麼不說大法官是有政治考量呢？只要不違反憲法，州的主權確定了各州自行劃分選區的權力，這就是大法官的判決原則。不要急著否定最高法院的原則性，你等著看他們怎麼判川普否定「出生即公民」的憲法權利，再來看共和黨怎麼罵最高法院，你就知道這些政治攻防，不過是一場戲，美國憲法還是剛健如山的保護著美國人民。

一個國小四年級就輟學去做家具的木工，最後靠「抽屜滑軌」，一路滑進 AI 供應鏈，成為台灣首富。 川湖創辦人林聰吉早年就是做家具出身。 1970 年代開始做家具五金，1986 年成立川湖，最主要的產品就是大家家裡抽屜旁邊那兩條不起眼的「滑軌」。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 2000 年。 當時中國製造崛起，川湖一個佔營收約 40% 的家具大客戶，直接要求他們降價 30%。 林聰吉沒有跟著打價格戰，而是選擇把這個大客戶丟掉。 結果隔年營收幾乎腰斬。 但也因為這次危機，川湖開始思考： 既然都是做「滑軌」，為什麼一定只能裝在家具裡？ 於是他們把幾十年累積的金屬加工、模具、機構設計能力，轉去做難度高很多的「伺服器滑軌」。 2000 年底，康柏原本的供應商出問題，緊急找到川湖。 川湖只花大約 一週就交出設計、通過測試，拿下第一張約 10 萬美元的試產訂單；後來 IBM、Dell、Sun 等科技大廠陸續成為客戶。 二十多年後，當 Server 變成 AI Server，這個當年「被迫轉型」的決定直接吃到史上最大一波算力建設。 因為今天一台塞滿 GPU 的 AI Server，重量、價格、散熱與維修需求都比以前更誇張。 GPU 再貴，最後還是要靠兩條滑軌撐住。 川湖現在累積超過 3,000 項滑軌專利，打進 NVIDIA 與大型 Cloud Service Provider 的供應鏈；本土券商甚至推估，川湖在 NVIDIA 新世代產品的滑軌市佔率超過 70%。 所以川湖其實不是「從家具突然轉型做 AI」。 它做的東西，從頭到尾都是滑軌。 只是： 家具抽屜 → Server → Cloud → AI Server 同一個核心能力，市場價值完全不同。 這也是我最近研究 AI Supply Chain 覺得最有趣的地方。 大家都在找下一個 NVIDIA、下一個台積電， 但 AI CapEx 真正爆發後，可能有一大批以前根本沒人注意的「傳統產業」，突然因為自己掌握了某個不可取代的零組件，變成 AI 公司。 AI 最大的機會，不一定是發明 AI。 也可能只是把你做了 40 年的東西，賣給 AI。 🚀

歐洲皇室的繼承，就像大部份的皇室一樣，講血統。但根據回歸均值的原理，富不過三代，王室的能力也會逐代減退，所以血統論其實不利國家治理，但繼承王位講求血統，主要的目的在權力繼承的穩定，所有會受權力影響的各方勢力，彼此有一套遊戲規則，爭鬥起來有一個標準，依血統來決定「政權合法性legitimacy」，而不是每一次國王死了，就要動刀動槍打內戰，對國家社會的穩定比較好。但這血統論是浮動的，彼得大帝前的俄羅斯沒有女皇，彼得大帝豐功偉業，他可以決定俄羅斯的任何制度，所以他不但娶了個平民女子，他還在死前規定，皇位由他的平民皇后繼承，是為凱薩琳女皇一世。彼得大帝的女兒也成為女皇，然後他的外孫，娶了一個德國小貴族，她後來把老公彼得三世抓了起來，自己稱后，是為凱薩琳大帝。俄羅斯的武則天，就像唐朝的武則天一樣，面首無數，史家幾乎確定她的子女和彼得大帝一點血統關係也沒有，也就是說，凱薩琳才是後來羅曼諾夫的王朝開創者，彼得那個直系早斷了，但諷刺的是，沒有彼得大帝的擅改規定，也就不會有凱薩琳大帝的存在。 但共產政權否定了狹義的血統論，史達林經常罵他的兒子，不准他拿史達林的名字招搖撞騙，「你不是史達林，我也不是史達林。史達林是蘇維埃權力中心。史達林是報紙裡和畫像裡的史達林，不是你，不，連我都不是。」惡魔史達林是百分百的共產主義者，但蘇共就像羅馬帝國一樣，雖然嚐試不依血統來繼承權力，但帝國體質的弱化，終於導致選賢與能，變成政權維繫的次要問題，再能幹的獨裁者，也無法解決蘇聯的體質問題。毛澤東的親生兒子因為蛋炒飯死於美軍的轟炸，倒是解決了毛澤東的繼承問題，但中共的權力繼承問題仍然是個問題，鄧後的集體領導，並不是制度化的結果，因為共產黨並沒有辦法有長久的制度，所謂習近平推翻規定，一再連任，推翻的也是不久前才立下的規定。沒有法治傳統的地方，沒有神凌駕一切的地方，一直都是人治，兩千年前是這樣，今天也是這樣。也就是說，習近平死亡的那一天，也會像先前中國皇帝死去而無清楚繼承機制一樣，政局動盪。 台灣最近也有血統的討論。我認為攻打蔣萬安不是蔣家人的選戰打法，不一定是虛幻的。蔣家血統，在中國人的眼裡，那是皇帝氏族，就像唐朝李姓、宋朝趙姓、明朝朱姓、清朝愛新覺羅一樣，即便是在人民共和國，那也是和毛澤東並列的王室貴族。有沒有蔣家血統，對國民黨內的中國遺民，有十足的號召力，不然章孝嚴也不會去改姓了。而如果這些中國遺民，開始懷疑蔣萬安的能力、適任性，那章萬安變蔣萬安，就在他們的眼裡成了沒有合法性的篡位者，蔣萬安就會成了中國遺民的棄子。這就是血統論的雙面刃，不純就是髒的。

1888年出生的史蒂文生，可以說是在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長大。在德州奧斯汀西方兩百英哩的地方，離文明很遠，地也種不出東西，所以他很小就會騎馬，因為放牧牛馬是當地人唯一的謀生管道。史蒂文生上學總共上了七年，之後他就開始賺錢。十來歲的小朋友，開了個馬車貨運行，從他的家鄉拉貨到附近比較大的鎮，單趟75英哩，但來回要一個星期。就像牛仔一樣，史蒂文生駕著馬車趕著貨，露宿野地。晚上就著營火讀書，把握機會，史蒂文生開始自學簿記，然後一邊讀著歷史。這樣的生活過了幾年，史蒂文生聽說附近開了銀行，憑著他的簿記知識，他去應徵了簿記員，但銀行不缺行員，缺清潔工，為了這個鄉下難得的機會，史蒂文生不幹貨運，到銀行當起了清潔工。 工作勤奮的史蒂文生(Coke Stevenson)，終於在簿記員生病的時候，頂上了缺，二十歲，還不到法定成人的年紀，他當上了銀行的行員。二十五歲的時候，銀行重組，史蒂文生被推選為銀行的總裁。但這五年時間，史蒂文生把一天當兩天用，他追求鎮上醫生的女兒，結了婚，沒錢買大房子，用自己的兩隻手，利用晚上下班的時間，拆掉舊房子的木頭，拿來蓋新房。同時，他又在晚上自學法律，在律師事務所當學徒。在當上銀行總裁的那年，同時也考上律師。 為人正直不阿的史蒂文生，很快變成縣裡的重要人物，先是被推選為縣的檢察官，專門抓偷牛馬的賊。在他的任內Kimble縣的馬賊消聲匿跡。然後他被民眾選為縣裡的大法官，在德州地廣人稀的鄉下，法官也兼縣長，所以史蒂文生變成縣城最大的官。在他的任內，把通往州府奧斯汀的馬路修了起來，完成了鄉民最渴望的公共建設。史蒂文生不貪污，不搞複雜的人際關係，他買了個牧場，不工作的時候，就在牧場裡蓋房子、修花園，沒水沒電，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給自足生活。但他的名聲響亮，讓他一再地被選為政治領袖，從州議員開始，一路當到了州長。他是德州第一個當到州議長、副州長及州長三冠王的政治人物，他也是在那個時候在德州州長任期最久的政治人物，每次他的選舉，都是超過對手極大比例的壓倒性勝利，一直要到1948年聯邦參議員的選舉，碰到不世出的政治奇材，後來當上總統的詹森(Lyndon Johnson)，史蒂文生才首吃敗仗，當然詹森的選舉髒得不像話，買票作票，無所不用其極，但那是另外的故事了。 1888年的德州鄉下，遠遠不比1889年希特勒出生的奧地利小鎮，也比不上1878年史達林出生的喬治亞，也許和1893年毛澤東出生的湖南韶山相差不多。但史蒂文生生長在美國，就算是鄉下，就算是機會稀缺，但廣大的自由土地，讓任何人都可以憑著自己的雙手，憑著自己的意志與努力，找尋到生命的出路，敬天愛人的過上有意義的一生。相比之下，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這些魔頭，生長的社會沒有希望，也沒有讓年輕人可以有機會靠著自己雙手做點事，如果有點野心，又加上有社會的思想騷動，很容易就想賭一把，走向革命之路，變成亡命之徒，這樣的年輕人，失敗的時候多，而他們真的成功了，對世人，也是災難，而不是救贖。

台湾社会还有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吗？ 从法律上，大多数时候当然是有的（当然大陆大多数时候也有）。但是，当一个社会的舆论氛围倾向明显的时候，出版机构会通过选择性出产作品，来限制作者的机会，同时影响大众的认知。 而执政党也会通过司法案件、制造舆论氛围来影响大众对特定议题的讨论，执政党的狂热支持者也会通过网络暴力、组织化的出征，来影响公共议题的输出。 比如这个截图中这位台湾知名媒体人就说了他们这几年的遭遇：“合灣被視為華文世界出版最自由的地方，但同樣完美複製牧場與牧草的運作邏輯。若干年前，在幾位重量級學者的牽頭下，希望撰寫一本打破既有迷思，介紹真實中國大陸的普及讀物，撰稿人皆為一時之選，我也有幸受邀負責其中一章。當大家都谁時交稿，主編也統整完全書後，數年來卻找不到一家出版社願意出版，儘管領街的編者非常響亮，也只能向作者群一一致歉。原因為何？只要 到書店裡看一下中國大陸分類櫃中的書籍傾向，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 他说的这个现象我特别有感，作为经常去图书馆的人，我会特别留意文史相关的分类区。我所在的桃园已经算偏蓝的蓝，但是在两岸政治的部分，大概有8成以上的书都是批判大陆的。大陆当然不是不能批判，但是这些研究8成都出自最鹰派的海外民运和台湾独派的著作。稍微有一点客观介绍两岸和大陆现实的著作，基本都是2014年以前出版的——大概就是太阳花运动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