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原山東省政協委員,江海匯金融集團的重要人物周春衛在美國突然發表公開信,高調宣佈與中國共產黨體制決裂,並聲稱自己是由於看清體制黑暗而遭到政治迫害。
從這場風波的始末來看,這位女商人的所謂“公開決裂”與“政治覺醒”,與其說是一次思想上的幡然悔悟,不如說是一場經過精細算計的政治秀與逃避法律制裁的避險戲碼。大家更需要高度警惕的是:這套似曾相識的劇本,極有可能是又一個“女版郭文貴”粉墨登場的序幕。
要看清這場鬧劇的本質,必須剝去其光鮮的外衣。這位曾經在體制內如魚得水、依靠政商關係積累巨額財富、甚至一路混到政協委員頭銜的女商人,在其過往的發展路徑中,無時無刻不在充當著既得利益者的角色。她借由官方背書和慈善光環為其商業網絡鍍金,在體制的紅利期里賺得盆滿鉢滿。然而,當其關聯的金融項目爆雷、面對巨額債務兌付危機與潛在的法律追責時,她卻“恰到好處”地選擇遠走海外,並順勢打出了一張高調的“政治牌”。
這種將經濟犯罪與政治異議強行捆綁的手法,與當年郭文貴的套路如出一轍——在體制內失勢爆雷後捲款潛逃,到了海外便立刻搖身一變,用漫天撒謊、高喊政治口號來包裝自己,試圖將自己從“涉嫌非法集資的暴富商人”洗白為“受迫害的民運人士”,企圖借海外輿論的保護傘來遮擋國內的司法調查。
投機者最大的特點,就是永遠在計算利益的最大化。在體制內能夠尋租時,她是高調愛國、積極參政的“紅頂商人”;當曾經的隱秘管道不再靈驗、自身面臨清算時,她又搖身一變,成了痛陳體制弊端、高喊口號的“覺醒者”。這種前後判若兩人、因利而聚又因利而散的行徑,不僅極具諷刺意味,更暴露了其毫無原則底線、只看重個人得失的利己主義本質。
我們必須提醒公眾和海外輿論圈,切勿重蹈覆轍。當年郭文貴以“爆料革命”為名,在海外掀起陣陣狂潮,最終卻被證實是一場徹頭徹尾斂財斂利的政治詐騙,不僅斂走無數追隨者的血汗錢,更將海外異見圈層攪得烏煙瘴氣。如今這位女商人身上,同樣背負著不明不白的資金鍊斷裂、受害者被套牢的金融爛攤子,她所謂的政治宣言既缺乏深刻的理念支撐,也毫無真正的犧牲精神,充其量只是在自身資產徹底爆雷後,投向海外圈子的一張“保命符”與新一輪流量入口。如果大家再次因為情緒上頭而盲目追捧,恐怕最終等來的不會是民主與正義,而是一場換湯不換藥的“女版郭文貴式”割韭菜慘劇。
把這樣一位充滿經濟爭議、涉嫌重大商業違法行為的投機商人,包裝成投身民主事業的“反抗英雄”,不僅是對真正堅守理念者的褻瀆,更是對公眾智商的侮辱。無論她如今在海外把口號喊得多麼響亮,都無法洗刷其過往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現實,更無法免除其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與道義欠賬。這場所謂的“決裂”,說到底不過是一個失去庇護的利益盤剝者在窮途末路時,所上演的又一幕醜陋而低劣的政治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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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星海博士背后的证监腐败经济学:10篇学术论文看得刺激!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其博士论文导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方星海被捕的消息公开之后,重新翻看了他的履历:斯坦福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工作经历,上海金融办主任,再到证监会副主席,在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中,几乎是一份最接近技术官僚理想型的履历。
连他这样一位拥有深厚学术背景和丰富监管经历的官员走到被查这一步,也让证监系统为何频频出现腐败案件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坊间讨论往往停留在个案层面,谁与谁存在关联,哪家企业上市过程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但从经济学视角看,问题会更加清晰。证监系统中的腐败,其租金究竟来自哪里,利益由谁获得,成本又由谁承担,以及反腐能否真正改变背后的运行机制,才是更值得追问的问题。
过去十几年里,已有一批实证研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相关文献从IPO审核、监管寻租、政治关联、上市公司治理以及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等多个角度展开分析。我们将与中国证监系统腐败最直接相关的研究整理成一份清单。
六篇最直接研究证监腐败的论文清单。
1. 企业行贿发审委员,到底买到了什么?
Huang, Yan, and Chan(2021),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题为《Does Aggressiveness Help? Evidence from IPO Corruption and Pricing in China》。
该论文的分量,在于作者使用了真实发生的行贿案件作为识别依据。研究团队根据法院公开披露的信息,识别出曾向两名创业板发审委员行贿的企业,并进一步匹配了行贿企业、时间、金额等具体信息,再将其与其他IPO申请企业进行比较。
研究发现,行贿行为使企业IPO过会概率提高约1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行贿企业往往获得更高的发行市盈率,但上市首日表现反而更弱,平均涨幅仅为28.6%,低于未行贿企业的40.1%。上市之后,行贿企业的长期市场表现也更差。作者认为,这可能源于行贿企业本身具有更激进的融资策略,希望通过更高的发行价格弥补行贿成本以及相关中介费用。
论文中还有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事件研究。腐败发审委员被调查或判刑的消息公布后,与其存在关联的企业股价出现更加明显的下跌。但与此同时,即使没有直接行贿关系的企业也受到负面影响。换言之,监管腐败会带来信任外溢效应,投资者难以准确识别哪些企业真正参与其中,于是整个相关板块都会面临估值折价。
在研究我国证监系统腐败的相关文献中,该论文的优势在于直接观察到了行贿关系本身。相比政治关联、官员背景等间接代理变量,真实腐败案件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当然,行贿企业并非随机产生,法院披露的案件也可能只是全部腐败行为中的一部分。因此,17个百分点更适合作为特定样本范围内的估计结果,不能简单外推到所有IPO企业。
2. 发审委里的审计机构代表,会不会照顾自己的客户?
Geng, Hau, and Zheng,题为《China's IPO Screening with Partial Regulatory Capture》,Swiss Finance Institute工作论文。
我国过去的发审委制度曾吸收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金融机构等专业人士参与审核。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借助市场专业力量提升审核质量,但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利益冲突。当某家审计机构的人员进入监管决策体系后,该机构与拟上市企业之间便可能产生利用关系网络获益的空间。
论文发现,曾有代表进入监管决策机构的审计所,更容易承接那些刚好跨过财务审核门槛的边缘企业。这些企业获得IPO通过的概率更高,但上市后的表现明显更差。与普通IPO企业相比,其上市后两年的平均买入持有收益率低约45%,会计盈利能力也相对较弱。
作者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些审计所在其他上市公司的日常审计业务中,并没有表现出更高的审计质量。它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IPO审核环节,更多地体现为监管关系带来的便利,而非专业能力上的领先。
该论文对于理解发审腐败的制度根源具有重要意义。现实中的监管失灵,很少只是个别官员与企业之间的简单交易,更常见的是专业中介机构、审核委员和拟上市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长期互动关系。监管需要行业知识,因此需要吸纳市场专业人士参与,但专业人士进入权力核心后,也可能创造新的寻租空间。
3. 前证监官员进了券商,客户为什么更少被查出欺诈?
Chen, Lin, Ng, and Pan(2026),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题为《Revolving Door at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Evidence from Fraud Allegations Against IPO Clients》。
论文研究的是券商和保荐机构聘用前证监会官员后,会对IPO审核结果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发现,前监管人员进入券商担任董事或高管后,由该券商保荐的IPO企业,被证监会认定存在欺诈行为的概率明显下降。
更值得注意的是,下降主要来自违规行为被发现的概率降低,而企业实际造假行为本身并没有明显减少。作者进一步将前监管人员带来的旧有关系网络,与其积累的监管专业知识进行区分,发现前者更能解释研究结果。即使违规行为最终被查出,拥有前证监官员的保荐机构,其客户受到的监管处罚也相对更轻。
其中的利益链条,同样清晰可见。保荐机构能够收取更高的服务费用,前监管人员也获得更高的薪酬回报。机构投资者似乎能够识别其中的风险,并在市场交易中做出反应,但普通投资者较难将此类风险充分反映到价格中。
该论文是目前解释我国证监系统旋转门现象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之一。它揭示的利益交换机制,比直接送钱更加隐蔽。前监管人员带来的价值,可能来自对监管规则的熟悉,对审核重点的掌握,对调查触发机制的了解,甚至包括利用既有关系影响监管发现和处罚结果。
4. 有政治关系的券商,更容易帮客户过会。
Chen, Guan, Zhang, and Zhao(2017),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题为《Political Connection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Evidence from China's IPO Market》。
作者使用2006年至2011年的中国IPO申请数据,以券商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具有政府、军队任职经历来衡量政治关联。
研究发现,具有政治关系的承销商能够显著提高客户企业IPO过会的概率。同时,这类券商收取的承销费用也更高,说明企业愿意为关系资本支付额外溢价。进一步分析显示,相关企业上市后的长期市场表现更差,政治关系带来的收益更多流向企业原股东和金融中介,普通投资者并未获得相应回报。样本中政治关联现象十分普遍,约44%的承销商被归入政治关联组。
论文描绘了一条较为完整的利益链条。政治关系提高IPO通过概率,券商借助关系优势收取更高费用,部分质量较弱的企业因此进入资本市场,而由此产生的成本最终由二级市场投资者承担。
5. 2015年金融反腐后,关系对审核的作用下降。
Xiong and Zhao(2021),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题为《Guanxi, Media Coverage and IPO Approvals: Evidence from China》。
作者考察了拟上市企业、中介机构与发审委员之间的社会关系,试图分析关系网络在IPO审核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在2015年之前,企业与发审体系中的社会关系能够显著提高IPO过会概率。随着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加强,这类关系对审核结果的影响明显减弱。
论文还关注了媒体监督的作用。研究发现,正面媒体报道对IPO结果的影响并不稳定,但负面报道会显著降低企业过会概率。即使企业拥有发审关系,一旦遭遇负面曝光,上市成功率仍会受到明显影响。
该研究适合用来说明反腐和外部监督如何改变关系网络的收益空间。监管环境变化之后,原本能够带来优势的社会关系,其价值受到削弱,媒体曝光也成为约束寻租行为的重要力量。
6. 地方官员晋升前,企业上市会加速。
Piotroski and Zhang(2014),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题为《Politicians and the IPO Decision: The Impact of Impending Political Promotions on IPO Activity in China》。
严格说,这篇论文研究的并非证监官员腐败案件,但它是理解我国IPO政治经济学绕不开的一项研究。
作者考察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企业上市之间的关系,发现地方官员即将晋升的时期,符合条件的企业更容易启动并完成IPO。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都存在。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上市窗口尤其重要,因为地方官员调整后,原有的政治联系可能失效,企业倾向于赶在关系网络变化之前完成上市。
研究进一步发现,晋升期上市的企业,后续经营表现和长期股票收益更差,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更高,也更容易出现募集资金用途调整等现象。换言之,政治周期可能改变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节奏,也影响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反腐真的介入之后,发生了什么?
前面六篇讲的是租金怎么来,接下来四篇换个方向,看反腐真正落地之后,市场和企业发生了什么变化。
7. 中央巡视证监会后,IPO抑价反而上升。
Yan, Li, and Wang(2023),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题为《Do Anti-corruption Campaigns Affect IPO Underpricing? Evidence from a Central Discipline Inspection of the CSRC in China》。
作者利用中央巡视组进驻证监会这一制度事件,考察巡视期间完成上市的企业表现。研究发现,巡视期间上市企业的IPO抑价程度更高。作者认为,在巡视压力下,证监会更加重视市场稳定和监管风险控制,因此倾向于批准发行价格相对较低的项目,为上市后的短期上涨留下更大空间。
进一步分析显示,这类企业上市初期市场表现更好,但长期股票收益反而更差。相关影响在民营企业、聘用低质量审计机构的企业,以及所在地区腐败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明显。
论文揭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机制。反腐检查能够压制监管寻租,但同时也可能改变监管人员的行为激励。在面临更强问责压力时,官员可能更加关注避免市场波动和审核风险,从而采取更保守的定价策略和项目选择标准。因此,反腐带来的短期变化,并不一定完全体现为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8. 反腐削弱了上市公司政治关系的价值。
Chiang and Qin(2025),Economica,题为《How Did the 2012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n China Diminish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for Listed Companies?》。
论文利用新闻报道中反腐政策强度的变化,考察2012年至2014年反腐运动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影响。研究发现,反腐运动启动后的前两年,具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市场价值下降约7.5%,相当于此前政治关系所带来价值的80%至83%。这一影响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以及腐败程度较高的地区。
虽然该研究并不专门针对证监系统,但对于理解金融机构和上市企业为何愿意投入大量资源维护监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政治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市场价值的无形资产,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融资便利、资源支持和制度优势。反腐行动的推进,相当于显著压缩了这类关系资本的价值。
论文揭示了一个重要机制。企业经营政治关系,并非仅仅为了获得短期便利,主要还是因为这种关系过去能够带来真实的经济回报。当制度环境发生变化,政治关系的稀缺性和有效性下降,依附于关系网络形成的市场溢价也随之减少。
9. 禁止官员当独董后,财务报告质量提高。
Hope, Yue, and Zhong(2020),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题为《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2013年的相关规定禁止党政机关官员在上市公司兼职,大量官员独立董事因此退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作者利用这一制度变化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失去官员董事后企业治理和信息披露的变化。
研究发现,失去官员董事的企业,财务报告质量随后有所改善。这种改善在民营企业、面临再融资压力、曾获得优惠信贷,以及所在地区司法效率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明显。
研究结果表明,官员董事的作用可能远超一般意义上的政策咨询。他们既可能帮助企业获得融资便利,也可能削弱外部监督压力,使企业面临较低的信息披露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维持政治关联的收益,部分来自降低透明度要求和外部治理压力。
10. 官员退出董事会后,企业转向创新和生产率。
Berkowitz, Lin, and Liu(2022),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题为《De-politicization and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论文研究的是同一轮官员独董退出事件。作者发现,短期内,失去官员独董的企业融资环境有所恶化,债务成本上升,市场价值也受到负面冲击。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企业开始增加研发投入,引进更多机器设备,生产率和信息透明度逐步提升,经营能力的改善最终抵消了政治关系消失带来的损失。
该研究为理解反腐的长期经济影响提供了更完整的视角。政治关系被削弱后,企业短期内可能面临融资压力和市场估值下降,但与此同时,也会被迫减少对关系资源的依赖,转向技术创新、公司治理和真实经营能力提升。
从更长周期看,反腐并非只意味着切断既有利益网络,也可能推动企业重新建立基于效率和竞争力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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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率
一、从“干预成功”到“多空拉锯”
2026年7月31日,国际外汇市场见证了一场历史性事件。美日两国宣布时隔15年首次联合干预、28年来首次实施“买入日元”干预。此前,日元兑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4附近,创下1986年以来近40年的历史最低点。干预消息一出,日元瞬间从164拉升至155附近。
然而仅仅过了三天,8月3日的市场给出了更冷静的答案:当日日元盘中一度冲高至155.20,创下5月以来新高,但随即遭遇抛压,快速回落至156.70上方,全天在155.2至157.8之间巨幅震荡。多空拉锯正式展开。
日本财务省财务官三村淳用“日美货币同盟的完成形”来形容这次合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明确表示“将毫不犹豫参与进一步干预”。但与此同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抛出惊人言论:“干预是为了赚钱。”这句话让市场更加困惑联手稳汇率,怎么变成了生意?
今天,我们从历史视角、最新数据和机构预测出发,深度剖析这次干预的真实效果与隐藏风险。
二、事件全貌:一次历史性的联合行动
2026年以来,日元持续走弱。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央行6月加息后政策利率仅为1%,而美联储基准利率维持在3.5%至3.75%的高位。巨大的利差持续为美元提供支撑,市场做空日元的套利交易极为拥挤。
7月31日,日本财务省与日本央行分阶段进场买入日元,带动日元兑美元一度回升超过5日元。美国财政部通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同步进场,通过卖出欧元、买入日元的方式间接配合。据估算,此次干预总规模约8.45万亿日元,合528亿美元。特朗普也在空军一号上公开表示,这是“友谊的体现,也有利于世界经济”。
但真正引发市场热议的,是他第二天补充的那句话,美国参与干预有“经济利益”。这究竟是事实还是话术?我们稍后详析。
三、历史镜鉴:干预的“有效期”有多长
要理解这次干预的后续走向,必须回顾历史。
第一次:1985年广场协议。 美、日、德、法、英五国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联合干预协议,诱导美元有序贬值。协议签订后不到三年,美元兑日元从250跌至120,日元升值超过50%。但代价是巨大的,日本为应对升值压力大幅放宽货币政策,催生了严重的资产泡沫,最终泡沫破裂,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第二次: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美日同样实施了“买入日元”的联合干预。干预首周,日元从130升值至127,但仅仅两个月后就跌回了147。联合干预并未逆转趋势,效果极为短暂。
第三次: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 七国集团联合干预,但方向相反,是卖出日元、买入美元,以阻止日元过度升值。
历史清晰显示:联合干预短期效果立竿见影,但若基本面不变,效果通常维持不过数月。1998年的案例与我们今天极为相似——同样是买入日元、同样是美日联手,结果却是短暂反弹后重回贬值通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市场在干预后迅速进入拉锯状态:市场参与者都读过历史。
四、特朗普“赚钱论”:事实还是话术?
特朗普的“赚钱论”引发巨大争议,他说的“与阿根廷货币互换赚了250亿美元”确有其事,但那是货币互换,也就是国家间的信贷安排,和本次的外汇干预,直接买卖货币,是完全不同的操作。外汇干预的目标是调节汇率,而非赚取利差。
至于“在委内瑞拉赚了几千亿美元”,几乎所有分析师都表示费解。美国对委内瑞拉有经济制裁,官方并无公开记录显示有此等收益。外界普遍认为这是随口举例或夸大其词。
那么,美国真正参与干预的经济考量是什么?主要是间接利益:
第一,防止日元无序暴跌引发全球套息交易踩踏,进而冲击美债市场。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若日元持续暴跌迫使日本抛售美债筹措美元,将推高美国融资成本。
第二,配合“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防止日元过度贬值抵消关税效果。
这些都是战略利益,而非直接“赚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宾·布鲁克斯对此有精辟评价:外汇干预本质上是一场信心游戏,将干预包装为“赚钱”生意,最终反而可能削弱市场对美元的信任。
所以,特朗普的说法更多是政治话术,为干预行动赋予通俗易懂的“赢家叙事”,但事实依据薄弱。市场不应据此判断美国的干预动机。
五、五大核心风险
结合最新动态,我们逐一梳理本次干预的五大风险。
风险一:干预效果递减,市场“抗药性”增强
8月3日的冲高回落已经给出信号,第一次干预能拉9日元,但三天后市场就敢反向抛售。瑞德资本首席投资官Gerald Gan指出:货币干预仅在短期内有效,随着干预次数增加,效力只会逐渐减弱。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更警告:美日协调一致的干预最终可能会削弱而不是增强人们对日元的信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马伟也指出,今年4月日本单月就用700多亿美元干预汇率,但反弹只维持了约一个月。历史证明,市场对干预的“抗药性”会越来越强。
风险二:套息交易平仓的“双刃剑”
日元长期处于全球套息交易的核心位置,投资者借入低成本日元,投资高收益美元资产。此次干预引发的日元急升,可能触发大量套息交易集中平仓。
关键在于:一旦日元转向升值,套息交易平仓将带来美债被动卖压;若日元持续暴跌,又迫使日本抛售美债筹措美元。无论汇率朝哪个方向剧烈异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这正是美国财政部最担心的系统性风险。
风险三:美债市场的潜在冲击
这是美国此次同意干预的核心考量之一。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海外持有国,如果干预长期化、规模继续扩大,日本可能减少新增美债配置,甚至出售存量美债。恰逢美国长债收益率处于高位,华盛顿不愿看到日本的“日元保卫战”反过来成为美债市场的又一股抛售力量。
风险四:结构性贬值因素未消
美日利差短期内难以缩小,套利空间持续存在。日本70%的石油依赖中东进口,能源价格冲击严重。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面临老龄化、产业空心化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日本央行加息至1%后便显露踌躇,而美联储基准利率仍在3.5%以上,利差鸿沟依旧。基本面并不支持日元趋势性升值。
风险五:政治与信誉风险
日本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批评政府,这“可能会沦为单纯的拖延时间”。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必须认真思考日美利差和财政膨胀问题,而非一味依赖干预。
此外,IMF规定自由浮动汇率国在六个月内最多允许三次同类干预,才能保留相关资质。这意味着日本的干预空间并非无限。若多次干预无效,政府信誉将严重受损。
六、中期展望:重新跌回163需要多久?
那么,日元下一次挑战163需要多长时间?综合了一下主流机构观点:
高盛预测6个月内跌至163,核心逻辑是美日利差难以缩窄。
汇丰预测2026年底升至162,2027年中升至164,认为美元太强,日本干预门槛越来越高。
花旗认为短线可能先回升至160附近,但中期仍看贬。理由是日本央行不急于加息、财政信誉低迷。
法兴银行和三菱日联持中性立场,认为短期干预能托底,但趋势扭转必须靠基本面根本变化,比如日本央行大幅加息或美联储降息。
美国银行则相对乐观,预测2026年底反而会升值至152,认为日元最坏阶段已过。
主流共识是:若不再出现大规模联合干预,日元在3至6个月内(即2026年底到2027年初)重新挑战163的概率较高。 但若日本央行超预期加息、美联储意外转向降息,或全球避险情绪骤升,日元也可能提前升值,延缓跌势。
七、结论
2026年7月31日的联合干预,是历史性的——15年来首次联合、28年来首次买入日元干预。它把日元从164拽回了155,向市场释放了强烈信号,短期内效果立竿见影。
但8月3日的震荡、特朗普的话术争议、以及机构对中期贬值的普遍预期,都在提醒我们:干预可以赢得时间,但无法替代基本面。
从1998年的前车之鉴到今天的结构性困境,历史反复证明:只要美日利差持续、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未解,日元贬值压力就难以根本消除。
特朗普的“赚钱论”更像是政治烟幕弹,真正的博弈在于美债市场稳定、贸易利益和全球金融安全之间的微妙平衡。
美日联手能救日元一时,但救不了日元一世。 真正的答案,不在外汇市场的买卖盘中,而在东京和华盛顿的政策选择里。未来3到6个月,155至163的区间将是多空争夺的主战场。投资者需警惕每一次干预后的反弹都可能成为新的做空窗口,同时也需防范套息交易逆转引发的黑天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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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The Hill 报道,美国加密市场结构法案《CLARITY Act》正面临 8 月国会休会前的关键窗口。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John Thune 计划于 7 月 20 日当周推动参议院全体审议该法案,但仍需至少 7 名民主党参议员支持。
报道称,当前分歧集中在政府官员参与加密行业的伦理限制、非法金融条款、软件开发者责任豁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委员提名,以及稳定币奖励是否可能造成银行存款外流等问题。特朗普近期财务披露显示其去年获得约 12 亿美元加密相关收入,也进一步加剧民主党对利益冲突的担忧。分析人士认为,如法案无法在 8 月休会前取得突破,中期选举前再次推进的时间窗口将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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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借朱镕基去世猛批朱镕基当年抓大放小,分税制、100口棺材、加入WTO、市场化改革,而在我看来,这正好是朱镕基顶住压力值得喝采的政绩。更有意思的是,不少自媒体也顺带攻击朱镕基儿子朱云来、女儿朱燕来不学无术享受高薪。坦率的说,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低调做人老老实实上班的二代并不多,空手套白狼甚至巧取豪夺的大有人在,均在高速发展的金融行业谋职,这当然沾了父辈的光。朱家子女顾忌党内规定必须回国服务,而朱家子女在业内说真话做实事口碑值得称道,也为公司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自媒体为黑而黑大可不必。
朱云来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大气科学并于1994年获得博士学位。完成大气科学博士之后,他没有继续做科研。而是进入芝加哥的帝博大学,主修会计硕士学位,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获得会计硕士学位。同时获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国际银行家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5年后在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担任高级会计师,当时安达信是“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这段经历让朱云来真正进入现代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职业体系。之后又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任投资顾问、高级副总裁。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是当时全球顶级投资银行之一。1998年,朱云来进入王岐山担任董事长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香港分部。2000年,进入中金公司管理委员会,自2002年开始,朱云来历任中金公司管委会主席、总裁和首席执行官。朱云来带领中金几乎赢得了多家大型国企的IPO生意,使其成为投资银行业的佼佼者。2014年10月14日,57岁的朱云来主动辞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及管理委员会主席职务。
朱燕来先后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赴加拿大留学深造,获得加加拿大里贾纳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曾在加拿大约克大学做访问学者,先后在加拿大皇家银行、蒙特利尔银行从事证券工作。
1997年,她进入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工作;2001年中银香港重组以后,出任经济及战略规划部总经理。2010年升任中银香港助理总裁。2013年,进一步升任中银香港副总裁(Deputy Chief Executive),主要负责战略规划和管理,并主管人民币业务、总裁办公室等工作。中银香港当时公开表示,看重的是她在战略规划方面的经验。2015年以后,她不再担任中银香港副总裁转任顾问,并一直担任至2018年9月。
她是朱镕基女儿,这当然是一个客观事实,因此外界长期会关注其职业晋升是否受到家庭背景影响。但并不能得出“完全靠父亲”或者“完全与家庭背景无关”这样的结论。她并非短期进入金融机构后迅速取得高位。从1997年加入中国银行,到2010年升任中银香港助理总裁约13年,再到2013年担任副总裁,存在一条相对完整的银行内部职业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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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个值得聊的新角度是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提出「本土投资」计划,逻辑是引导日本国内资金从海外资产回流本土,但日元还趴在近40年低位附近,这个组合很微妙
钱如果真的回流,短期对日元是利好,但同时也是日本人持有美债的动力在减弱的信号。对BTC和黄金来说,这条逻辑线是长期利多,日元持续贬值、美债吸引力下降,固定供应量的资产自然受益,但短期可能先跌一波再说
币圈这边,TRON上的USDT刚突破900亿美元,今年USDT在TRON上的转账量已经达到4.2万亿美元,这不是一个小数字,某种程度上TRON已经变成全球最大的稳定币结算基础设施,但这个故事从来没有BTC涨跌那么受关注
另外特朗普家族的American Bitcoin正式挂牌上市,伦理争议很大,因为特朗普作为总统对加密政策有直接影响力,同时家族企业在套利,这件事在美国的政治讨论里会持续发酵
美股今天要盯的是美国CPI数据,这是上周Fed纪要之后最关键的验证节点。纪要已经告诉你委员内部在讨论加息,CPI如果超预期,7月加息的概率就不再是小概率事件了
还有一条被低估的消息,现代汽车在韩国完成了首个企业内部稳定币转账系统。车企做稳定币,不是在做金融投机,是在把供应链结算链上化,这条路如果跑通,对跨境贸易结算的意义远比又一个新公链的上线更实在
DYOR 非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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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众议院议员、自民党财务委员长木原诚二在 WebX 2026 论坛表示,目前正在国会审议的《金融商品交易法》修正案,将推动加密资产由支付手段定位进一步转向投资商品监管,并为区块链进入传统金融体系奠定制度基础。木原诚二等与会者认为,加密资产 ETF、将加密资产收益与其他收入分开并按约 20% 税率计税,以及允许交易亏损用于抵扣未来盈利,有助于吸引传统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进入市场;与会者还讨论了责任准备金要求及放宽现行 2 倍杠杆限制等问题。(Coin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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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鬆制裁】美國允許與委內瑞拉央行開展交易
美國正放鬆對委內瑞拉的制裁,允許相關方與該國央行開展交易。抓獲前總統馬杜羅後,特朗普政府正致力於重振該國石油行業。美國財政部發佈一項通用許可證,允許金融機構及其他實體與委內瑞拉央行以及該國少數其他機構開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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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銀行】Anthropic推出執行金融服務任務的AI智能體
為爭取華爾街客戶,Anthropic PBC發佈一系列新的AI智能體,可用於撰寫客戶會議推介材料、審閱財務報表,以及將個案升級至合規審查。此次推出的工具共計10款,面向銀行、保險、資管和金融科技等領域的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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