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出生的史蒂文生，可以說是在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長大。在德州奧斯汀西方兩百英哩的地方，離文明很遠，地也種不出東西，所以他很小就會騎馬，因為放牧牛馬是當地人唯一的謀生管道。史蒂文生上學總共上了七年，之後他就開始賺錢。十來歲的小朋友，開了個馬車貨運行，從他的家鄉拉貨到附近比較大的鎮，單趟75英哩，但來回要一個星期。就像牛仔一樣，史蒂文生駕著馬車趕著貨，露宿野地。晚上就著營火讀書，把握機會，史蒂文生開始自學簿記，然後一邊讀著歷史。這樣的生活過了幾年，史蒂文生聽說附近開了銀行，憑著他的簿記知識，他去應徵了簿記員，但銀行不缺行員，缺清潔工，為了這個鄉下難得的機會，史蒂文生不幹貨運，到銀行當起了清潔工。 工作勤奮的史蒂文生(Coke Stevenson)，終於在簿記員生病的時候，頂上了缺，二十歲，還不到法定成人的年紀，他當上了銀行的行員。二十五歲的時候，銀行重組，史蒂文生被推選為銀行的總裁。但這五年時間，史蒂文生把一天當兩天用，他追求鎮上醫生的女兒，結了婚，沒錢買大房子，用自己的兩隻手，利用晚上下班的時間，拆掉舊房子的木頭，拿來蓋新房。同時，他又在晚上自學法律，在律師事務所當學徒。在當上銀行總裁的那年，同時也考上律師。 為人正直不阿的史蒂文生，很快變成縣裡的重要人物，先是被推選為縣的檢察官，專門抓偷牛馬的賊。在他的任內Kimble縣的馬賊消聲匿跡。然後他被民眾選為縣裡的大法官，在德州地廣人稀的鄉下，法官也兼縣長，所以史蒂文生變成縣城最大的官。在他的任內，把通往州府奧斯汀的馬路修了起來，完成了鄉民最渴望的公共建設。史蒂文生不貪污，不搞複雜的人際關係，他買了個牧場，不工作的時候，就在牧場裡蓋房子、修花園，沒水沒電，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給自足生活。但他的名聲響亮，讓他一再地被選為政治領袖，從州議員開始，一路當到了州長。他是德州第一個當到州議長、副州長及州長三冠王的政治人物，他也是在那個時候在德州州長任期最久的政治人物，每次他的選舉，都是超過對手極大比例的壓倒性勝利，一直要到1948年聯邦參議員的選舉，碰到不世出的政治奇材，後來當上總統的詹森(Lyndon Johnson)，史蒂文生才首吃敗仗，當然詹森的選舉髒得不像話，買票作票，無所不用其極，但那是另外的故事了。 1888年的德州鄉下，遠遠不比1889年希特勒出生的奧地利小鎮，也比不上1878年史達林出生的喬治亞，也許和1893年毛澤東出生的湖南韶山相差不多。但史蒂文生生長在美國，就算是鄉下，就算是機會稀缺，但廣大的自由土地，讓任何人都可以憑著自己的雙手，憑著自己的意志與努力，找尋到生命的出路，敬天愛人的過上有意義的一生。相比之下，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這些魔頭，生長的社會沒有希望，也沒有讓年輕人可以有機會靠著自己雙手做點事，如果有點野心，又加上有社會的思想騷動，很容易就想賭一把，走向革命之路，變成亡命之徒，這樣的年輕人，失敗的時候多，而他們真的成功了，對世人，也是災難，而不是救贖。

共產黨的輸出革命，主要原因仍在於生存，意識型態的理念驅使，只是小部份理由，證據之一，在1936年底的西安事變。智小謀大的張學良，從歐洲遊覽了一圈，泡了墨索里尼的女兒，見了希特勒的大將戈林，也去了莫斯科，想見史達林，想要拿蘇共的援助，助他打日本。史達林瞧不起他，不見。回到中國後，張學良被蔣介石派去剿匪，但反而把蔣騙去了西安，兵變抓了蔣。毛澤東彼時躲在寶安的山洞裡，聽到張學良用收音機傳來的密報，大喜過望，非殺了蔣介石不可。 史達林一收到蔣介石被抓的消息，立刻在莫斯科開會，最後決定不殺蔣，要共產國際通知毛澤東放人，放了蔣，要他承諾國共聯合抗日。史達林彼時還把蔣經國控在蘇聯當人質，他可以控制蔣，所以他不怕放了蔣介石。對史達林來說，蘇聯最大的夢魘是東西兩面開戰，德國和日本，才剛簽了反共同盟，這個惡夢真實得不得了。全世界那個時候只有蘇聯和蒙古兩個共產國家，這個反共聯盟，反的不是蘇聯，還能是別人嗎？史達林怕日本怕得要死，日俄戰爭一敗把羅曼諾夫王朝一舉打趴，教訓仍在。毛澤東像個阿斗，一天到晚只會要錢，不但不聽話，還把紅軍越打越小。如果讓毛殺了蔣，何應欽這個日本軍校出身的軍頭，變成了國民黨的領袖，那中國就會倒向日本，加入反共同盟。因此史達林決定，不但不殺蔣，還要讓蔣繼續領導中國。 每當讀到這段歷史，很難不讓人想像歷史可能的不同走向。如果蔣介石在西安事變死了，日本和中國同盟，這正是日本內部兩派路線鬥爭的其中一個可能，日本帝國的侵略目標會轉向北方，變成反共的先鋒，日本不會和美國對抗，珍珠港事變不會發生，日本帝國今日仍在，而共產黨永遠無法在中國取得勝利，那會是一個多麼不一樣的世界。 張學良想當英雄，結果連狗熊都不是。史達林的決定，讓毛跳腳，他還是要殺蔣，但周恩來腦子比較清楚，中共需要蘇共的援助，不能得罪史達林。於是周從延安到西安，向校長敬禮後，要張學良放了蔣。少帥以為自己是民族英雄，下大棋，但連他自己抓的俘虜都不能決定生死。張學良後悔後，發傻，像蔣賠罪，居然和蔣回南京，蔣不殺他，一直把他軟禁到死。張學良的一生毀於一個少爺的衝動，但他更毀了億萬中國人的人生。 史達林一個鄉下讀書人，意志強大，腦筋清楚，世界大勢的判斷極為準確，但可惜的是，「你能把一個孩子，從邪教裡救出來，但你無法把他腦子裡的邪教移走」，共產天堂就是他致力人生的目標，而共產主義對世人危害這麼大，正因為蘇共政權落入了史達林這個，托洛斯基稱為「了不起的平庸」的政治天才手裡。而在史達林之前，沒有一個真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史達林一手打造出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因此，所有的共產黨，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政權，只有史達林一個範本可以抄看，所以只要讀懂史達林為生存的種種手段，就可以理解並預測所有共產黨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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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賺錢股票的賣出時點，那是個很頭痛的事，但有一派投資人，專門買「只要做一次決定」的股票，他們從來不傷腦筋什麼時候賣股票，因為這個只要做一次的決定，就是買與不買，買了就天長地久的抱著。光看這個描述，你大概就要笑出來了吧，「傻子」，但你知道賈伯斯回宮蘋果，那已經是將近三十年前的事，對投資人來說，如果那時就抱著蘋果股票一直到現在，那和天長地久也沒什麼兩樣，而微軟上市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不用我算給你聽，你也知道，如果投資組合裡有微軟和蘋果這兩個one-decision stocks，不用四十年，你能抱個二十年，你就已經是萬中選一的投資高手。 所以我說「作手回憶錄」是經典，但真正要在股海幸福快樂，得學巴菲特。就像如果有人要品評歷史人物，許多人講三國，三國人物又多又各有千秋，講評下來多過癮，但我要告訴你，這些三國的人物，沒有一個比得上非常無聊的孔老夫子，因為非常無聊的孔子，才是真正千年不衰的歷史重要人物，諸葛亮、曹操算個屁。同理，Jesse Livermore永遠沒辦法比得上巴菲特。巴菲特的投資哲學非常複雜，但有一點讀者要認清楚，巴菲特不是價值型投資人，所以不要把話放在我的嘴巴，說我要人家不要買狂飆股，而是要買價值型股票。No, no, no，價值型投資人可能比「作手回憶錄」的Jesse Livermore還要來得更不快樂，因為他們多數的時候，都是錯的，都在對抗全世界，都在孤芳自賞，所以非常不快樂。 只買「只要做一次決定」股票有很多的好處，第一，因為一戰定江山，所以下注前就要思考很久，對產品和市場，還有經理人有十足的了解，只要懂，就會有信念，就會風雨不驚。第二，不能多，也無法多。一方面這種天長地久股票本身就已經很少，另一方面，少少的選擇，才有辦法不過份分散，才能賺到大錢。第三，只買不賣的話，就不會受到短期的股市榮枯影響，心情穩定，財富逐漸累積，而不是暴起暴落，心裡才能快樂。第四，只買不賣，沒有資本利得稅的問題。第五，只買不賣，不用擔心賣股後要換什麼股票。 好處多多，但這種「只要做一次決定」的投資哲學，不適合每一個人，尤其是喜歡刺激的人，這麼無聊的遊戲，玩不下去。但朋友呀，要刺激，人生還怕找不著管道嗎？為什麼要和錢開玩笑呢？

【強行干預】鮑威爾計劃出席美國最高法院就庫克案舉行的聽證會 特朗普去年以未經證實的抵押貸款欺詐指控為由下令解僱聯儲局理事庫克。美國最高法院曾拒絕允許特朗普在庫克提起訴訟期間立即將其解僱。分析人士相信該案的裁決，將對總統解僱聯儲局理事的權力產生深遠影響。

大多數的革命發生後，革命勢力都會忙著輸出革命，因為革命不但破壞了國內秩序，也改變了國際政治，一方面革命的意識型態經常讓革命家充滿使命感，需要把「好東西」和世人分享，另一方面，外國勢力經常「反動」，極欲恢復舊有秩序，因此對革命家來說，外國勢力是危險需要對付的目標，輸出革命，是為了製造對革命安全的環境。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是斷裂歷史的大事，因此輸出革命和保守反動的鬥爭，驚天動地，拿破崙戰爭打了近二十年。然後是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規模及影響，不下於法國大革命，到現在，我們都還在體驗這個餘震。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47年了，伊朗的神學政權一直是驅動中東騷動及全球政治的重要角色。許多人不知道，卡特的大衛營協定，算是解決了以阿衝突，如果不是伊朗，之後的美國，根本不用捲入這麼多的衝突。 但我要講的是這個輸出革命的心態，對這些革命起源國家的影響，尤其是共產革命。如果你戴上了意識型態的眼鏡，你看的世界從此不一樣，你以為不再「被唬弄」，你覺得「看清了世界運作的方式」，但你也「容不下其它的觀點」，當世界只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世界的運行都是靠階級鬥爭的時候，你如何心平氣和的看這世界？永遠都有不公不義，永遠都不可能享受繁榮富裕，因為朱門永遠酒肉臭，路上永遠有凍死骨。然而當你的無產階級專政了，財產都公有化了，為什麼人間天堂還沒來？為什麼外面的資本主義邪惡世界，歌舞昇平，他們不是該失敗了嗎？怎麼他們又有車、又有房、還有手機？為什麼我們什麼都沒有？這一定有原因，一定不是我們的革命理念出了問題，一定是有敵人在破壞我們，資本家的帝國主義，一邊破壞我們的發展，一邊還要假裝幸福快樂，邪惡地不得了，我們只能加強防備敵人，找出內部的反動份子，那些和外國勢力勾結的壞份子，一再鬥爭，一再肅清。 一旦了解了共產黨的「外敵理論」，我們就可以解釋共產黨的一些，我們外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行為。為什麼共產黨明明已經用高牆把世界擋在外面，但又不斷地滲透民主國家，搞大外宣、搞假消息戰、買通間諜？因為他們還在對抗外部敵人，還在相信社會主義遭到帝國主義的破壞，所以他們還是要輸出革命，為了天國到來，只能不停地鬥爭。因為是和強權鬥爭，所以沒有任何道德的底線，「結果合理化了手段」，偷搶拐騙，沒有關係，因為敵人更壞。 而輸出革命、抵抗強敵的這些心態，也讓我們可以預測出一些共產黨的未來行為。史達林一直要到希特勒把軍隊開到邊界，打了第一發子彈，才相信希特勒不能被收買，這一仗一定要打，不然，史達林死活都不願意放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因為共產黨的不安全感，讓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隨時都處於「求生存」的模式，為了存活，他們不會輕易開啟戰爭，他們可以移山倒海，但就是不要挑戰強權。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要相信社會主義是別人害的才不能成功，所以要炮製一個外敵來破壞革命，而為了要強化這個威脅，不得不把外敵變成無所不能，時間一久，自己也相信外敵的強大，所以不敢輕易言戰。這是我一貫認定共產黨不會打台灣的重要原因。 這個「求生存」的心態，也注定了和共產黨的聯盟，永遠都是脆弱而不可靠的。習近平願意一直挺普丁下去，「友誼沒上限」，不是因為他重情重義，而是中俄幾千里的邊界，如果邊界的另一方，變成了親西方的國家，那就是共軍得派重軍駐守的邊界，就是得從台海分兵的不良發展。這也是季辛吉當年分裂中蘇同盟，接近中國，而讓蘇聯害怕的同樣原因。但伊朗和中國的關係，不能與俄羅斯同日而語，如果為了生存，把德黑蘭出賣來換取中東的石油利益，那是可能發生，而且就會很快發生。在「強敵」川普的威脅下，中國暫時作小伏低，那是說得過去的，說實話，讓伊朗擁核，對中國一點好處也沒有。因此，伊朗因為群龍無首而無法向美國投降，導致波斯灣問題無法解決的困境，將會因為習近平放棄德黑蘭，而得到一個快速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