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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许田波（Victoria Hui）：为什么暴力鼓吹者不看好非暴力抗争❓为什么社会普遍有一种错觉以为非暴力只对“不那么残酷”的政权有效❓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下载： ------ 我借鉴已故的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及其他学者和实践者的著作，在世界各地教授了近二十年的非暴力和暴力运动。每一次运动都始于和平行动。那些转向暴力的人总是得出“非暴力已经让我们失望”的结论。让我简要阐述一下对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情绪的看法。 人们经常以为，非暴力只对“不那么残酷”的政权有效，比如对抗英国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和抵制吉姆·克劳法（Jim Crowlaw）的美国民权运动。然而，经历过1919年阿姆利则（Amritsar）大屠杀和1930年达拉萨纳（Dharasana）盐场的残酷殴打的印度人，以及在美国南方目睹种族私刑的黑人们，不会理解这种言论。值得注意的是，莫迪今天尊崇的是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而不是甘地（Ghandi）。鲍斯坚信“英国人永远不会和平地离开印度，必须通过武力驱逐他们”。他寻求德国和日本的帮助，招募原英属军队里的印度人战俘，组成了印度国民军。麦尔坎·艾克斯（Malcom X）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之间的路线之争更是广为人知。 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最能说明以非暴力和暴力对抗非常残酷的政权的逻辑。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漫漫自由路》中声明：“只要非暴力抗议有效，我就呼吁使用它。”1960年的夏普维尔（Sharpeville）大屠杀，突显了非暴力手段是“一种无效的战略”，因此，暴力被认为是“唯一能够摧毁种族隔离的武器”，从而催生了军事组织“民族之矛（MK）”。曼德拉宣称：“如果现有的破坏未能产生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就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游击战和恐怖主义。”曼德拉因此迅速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MK在流亡中幸存下来，但面对着“非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在南非国内，它最终被彻底根除了。而且，MK几乎没有机会从外部进行入侵。与此同时，在1980年代，一批新一代的领导人在黑人为主的郊区或城市中成长起来，他们组织了持续的消费者抵制运动。这一运动赢得了白人企业主对黑人诉求的支持，这些企业主后来为更具自由思想的德克勒克（de Klerk）的当选做出了贡献。 我来自香港，我认为将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与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进行比较，是有启发意义的。2019年7月1日，抗议者闯入立法会后，他们有个口号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是你们（特首/当局）教育了我们认识到和平游行无济于事。”香港人对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了解不足，这是不幸的。香港人将非暴力等同于几十年来一直实践的半日游行。库尔特·肖克（Kurt Schock）在《非暴力行动及其误解》中指出，非暴力并非“被动抵抗”，而是积极主动的行动；它也不是纯粹的和平主义，而是战略性的选择，其成功的几率更高；非暴力行动也不是自发的人民力量，而是需要计划和战略化的。 埃里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玛丽亚·斯特潘（Maria Stepan）、基恩·夏普（Gene Sharp）等倡导者指出，大规模示威往往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实际上，它往往是最具自毁性的方法，容易导致像1989年北京一样的大屠杀。相比之下，分散的方法，特别是抵制和罢工，既不容易立即被逮捕和殴打，又更有可能给政权带来损失。事实上，当局似乎更担心抵制和罢工。2019年8月，在第一批汽油弹被投向警察阵线之前，北京的港澳办谴责8月5日的总罢工是“对公共秩序和法律的激进违规行为，挑战了‘一国两制’的底线和国家尊严。”另一位发言人抨击了抵制活动，称其意图是“瘫痪香港政府，夺取城市治理权，并使‘一国两制’成为空洞的概念。”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后来嘲讽称，2020年1月医护人员的罢工是一种“政治性的冠状病毒”。 中国当局懂得暴力和非暴力的战略逻辑，并早就制定好了一套证明有效的应对战略，这就越发不利了。如果非暴力行动具有很高的成功机会，政权就会煽动暴力来削弱反对运动的影响力。仅仅通过拒绝让步，就很容易让抗议者普遍得出“非暴力已经失败了”的结论。于是，激起反抗者的暴力也相对容易。抗议者最终能于2019年7月1日闯入立法会大楼，部分原因是警方神秘地消失了。此外，如果政权的暴力行为始终意在激怒并导致反对派激进化，那么香港警方在当地和国际媒体直播的情况下对抗议者的残酷殴打，则收到了挑起抗议者的暴力反应、削弱了抗议者抵抗能力的效果。 令人真正感到悲伤的事实是，抵抗政权的各种尝试变得越来越无效。这个世界上的活动人士们相信是政权的镇压行为正当化了反对派的暴力。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们则认为，政权的镇压并不改变非暴力抵抗是有效的这一事实。最削弱反对派的，是政权的能力。即使在天安门事件的残酷镇压之后，党国体制也无法完全控制每个人的行动，因此许多在通缉名单上的人都能够逃脱。随后，中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复杂的监控国家。任何形式的抵抗都需要有组织的计划和执行，但在当前中国的情况下，抵抗者的活动几乎无法实现这种组织化。然而，如果抗议再次爆发，抗议者最好坚持非暴力的纪律，拒绝被诱使转向暴力。正如曼德拉最终认同的那样，“国家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任何暴力行为都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使得非暴力“成为了一种实际上的必要”。中国官员对罢工和抵制的谴责以及煽动暴力表明，他们最担心的是非暴力抵抗。 ------ 针对中国民间的暴力幻想，《中国民主季刊》专门策划了一期笔谈：《中国民间暴力思想的兴起》，下载全文：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李湘，赵薇，黄有龙，一条跨境黑金链的瓦解！ 源自 最后的稻草 新锐消息        2025年11月12日晚，一架民航客机降落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舱门打开后，一名戴着手铐、神情萎靡的男子被法警押下舷梯——他就是长期盘踞在缅甸妙瓦底、操控“亚太新城”电诈园区的主犯佘智江。这一天，不仅标志着一个涉案金额超千亿元人民币的跨境犯罪帝国正式崩塌，也揭开了另一张隐秘网络的冰山一角：这张网，由血缘、资本、身份与信任编织而成，牵涉赵薇、黄有龙、李湘等公众人物，其运作之精密、链条之完整，令人震惊。 同根同源：邵东表兄弟的“草莽起点”      根据《中国经营报》2025年的实地探访，佘智江的母亲与黄有龙的母亲是亲姐妹，两人均出生于湖南邵东县佘田桥镇，老家相距仅500米。他们都曾在当地中学就读，却均在初二辍学，早早踏入社会。上世纪90年代末，二人曾一同混迹于邵东县城的灰色地带，甚至拜入当地“大哥”赵士合门下。1996年赵士合因命案被枪决后，两兄弟仓皇逃离，人生轨迹由此分岔：黄有龙南下深圳，后辗转澳门、新加坡；佘智江则随父母迁居广西，后赴东南亚谋生。      转折点出现在2005年。据多方信源交叉印证，黄有龙当时已初具资本实力，向表弟佘智江提供了赴菲律宾发展的启动资金。正是这笔钱，成为佘智江涉足网络赌博、继而构建电诈帝国的第一块砖。明星光环下的“洗钱通道”      2009年，黄有龙与赵薇结婚，这段“影后嫁富豪”的婚姻一度被视为娱乐圈佳话。然而回看资金流向，这场联姻更像是为黑金洗白量身定制的“信用背书”。       警方调查发现，自2010年起，黄有龙名下突然冒出23家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地的离岸公司。这些公司无实际业务、无员工、无办公场所，唯一功能是承接来自东南亚的非法资金。赃款经由地下钱庄流入香港，再通过离岸架构层层转移，最终以“投资收益”“艺术品收藏”“红酒品牌运营”等形式，注入赵薇名下资产。       赵薇名下的3.5亿港币半山豪宅、400万欧元波尔多酒庄、毕加索画作等，表面光鲜，实则成为黑钱的“安全容器”。更关键的是，这些资产均登记在赵薇个人名下，与黄有龙形成法律上的风险隔离——一旦出事，可声称“不知情”或“个人收入”。而在这条链条中，李湘的角色远非“旁观者”，而是深度嵌入的关键节点。李湘：从“综艺女王”到“洗钱白手套”      李湘与赵薇的关系远不止于“娱乐圈好友”。据多位湖南广电旧人透露，两人自2000年代中期便因共同投资影视项目建立联系。2010年前后，赵薇与黄有龙开始布局文化产业时，李湘多次以“顾问”身份参与其早期资本运作会议。2013年赵薇高调收购万家文化期间，李湘曾通过其控制的“北京快乐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赵薇团队提供媒体资源对接服务。        更关键的是，李湘与黄有龙存在间接股权交集。2015年，李湘与王岳伦共同设立“芒果互娱基金”（未备案私募），该基金曾短暂持有某香港SPV公司10%股权，而该公司另一股东正是黄有龙控制的BVI公司“Dragon Sky Holdings Ltd.”。尽管该结构在2016年即被拆除，但显示出三方在资本层面早有协同。异常消费与资金缺口     自2014年起，李湘年均个人购汇额度稳定在35万美元（中国公民年度上限），但其实际海外支出远超此数：奢侈品采购：2018–2023年间，李湘及其女儿王诗龄在巴黎、伦敦、米兰等地年均消费超800万元；教育支出：王诗龄就读英国伯奈德女校期间，年均花费约70万英镑（约合600万人民币）；艺术品交易：2021年王诗龄一幅水彩作品以98万元售出，买家为开曼“Art Horizon Fund”；2024年《桃子》画作再以145万元成交——这些买家均与佘智江关联账户存在资金往来。    这些大额支出从未通过李湘本人银行账户直接支付，而是由多家离岸公司、第三方代持人或“朋友”垫付，形成典型的“对敲洗钱”路径。空壳公司矩阵：快设快撤的洗钱工具截至2025年底，李湘名下曾关联企业共21家，其中15家已注销，注销率高达71.4%。 典型如：“芒果创展”（深圳）：2025年8月注册，11月注销，注册资本500万元，无社保、无纳税记录；“湘雅品牌管理”（上海）：曾接收一笔来自新加坡“Golden Maple Ltd.”的200万美元转账，后者与黄有龙关联；“尽开颜影视”（湖南）：2025年8月成立，持股99%，却无任何影视备案或拍摄记录。      这些公司普遍呈现“快设快撤、无实缴、无员工、大额跨境流水”特征，符合地下钱庄常用的“壳公司洗钱工具”模型。直播带货：掩护性现金流？      2020–2023年，李湘高调进军直播电商，宣称“年带货15亿”。但多方核查显示，其直播间退货率长期高于60%，多个合作品牌被曝刷单造假。业内分析认为，直播对李湘而言，主要功能并非盈利，而是制造“合法经营流水”，用于解释其账户中频繁出现的大额进账。引渡风暴：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      2022年8月，佘智江在泰国曼谷被捕。此后三年，他通过律师团队极力阻挠引渡，但中泰执法合作持续推进。2025年10月，泰国上诉法院裁定同意引渡；11月10日，最高检察院正式批准；11月12日，佘智江被押解回国，由江苏镇江公安局执行逮捕。 引渡当日，风暴骤起：赵薇：名下“龙薇传媒”等3家公司股权被冻结，总额1590万元。这是自2019年被封杀以来首次大规模资产冻结，且直接指向其与黄有龙共同持股的实体。黄有龙：11月中旬，其在新加坡的两处豪宅紧急挂牌，售价低于市价20%；控制的多家离岸公司开始注销，涉及资金超5亿元。12月，其香港银行账户被冻结，金额约2亿；2026年1月12日，被限制出境，新加坡籍身份未获豁免。 李湘：11月16日，“芒果创展”突告注销（注册仅3个月）；12月初停止所有直播；12月20日起，微博出现“禁止关注”提示，抖音搜索消失；2026年1月10日，全平台账号被封禁；1月18日，英国冻结其伦敦公寓按揭账户，开曼基金被划走3000万美元。与此同时，赵薇的商业版图彻底停摆：12月10日，其“普林赛斯文化传播”被列为经营异常；12月30日，个人红酒直播被秒封；累计股权冻结超1850万元，担保方直指黄有龙实控企业。 清算逻辑：为何李湘成为重点对象？据接近办案机关人士透露，李湘之所以被列为重点对象，原因有三：资金链高度重合：其接收资金的离岸账户，与佘智江电诈集团用于洗钱的“湖南—香港—东南亚”通道完全一致；“白手套”角色典型：年消费三五千万，体量适中，不易触发反洗钱预警，却能有效消化黑金；社会影响力大：作为前主流媒体主持人，其行为具有示范效应，若不处理，将严重损害公众对金融秩序的信任。佘智江电诈集团非法获利超千亿元，需要大量“白手套”分散资金。李湘年消费三四千万、赵薇资本运作十来个亿，在地下钱庄眼中，恰是“安全小额”，完美适配对敲模式。 清算时刻：没有“法外之地”        佘智江的落网，不仅是对一个电诈头目的惩处，更是对整条“黑金—白手套”链条的系统性清算。这条链的核心逻辑在于：利用公众人物的社会信用，将非法所得包装为“合法财富”，并通过离岸架构、空壳公司、艺术品交易等手段规避监管。     然而，随着中国跨境执法能力提升、国际司法协作深化（如中泰引渡条约落实），以及金融监管对“异常消费”“高频注销”“离岸穿透”等行为的敏感度提高，这种“丝滑”的洗钱模式已难以为继。      正如一位办案人员所言：“他们以为换了国籍、藏了资产、切割了关系，就能全身而退。但他们忘了，钱的源头是血，而血债，终要偿还。”      从邵东小镇的辍学少年，到妙瓦底的“土皇帝”；从资本市场“女版巴菲特”，到全网封禁的“污点艺人”；从综艺女王到海外账户被冻——这场始于亲情、成于贪婪、终于法律的崩塌，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法治日益严密的时代，任何试图以“身份”“名气”“国籍”为盾牌的罪恶，终将无处遁形。李湘至今未发一言。但沉默无法掩盖资金流向的铁证，也无法阻挡司法程序的推进。苍天或许沉默，但从不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