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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天刚亮，郑州北边的黄河大堤上，国军新编第八师的参谋熊先煜走进一座没人看守的关帝庙，对着关公磕了三个响头。他跪在地上默默祷告：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大约一个钟头以后，他在庙西约三百米的地方选定了扒口的位置。那个地方叫花园口。 两天以后，黄河从这里改道，水往东南漫过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下这道命令的是蒋介石，为的是挡住日军。挡住了吗？ 那年五月，徐州丢了。日军顺着陇海铁路往西打，六月六日占了开封。再往西就是郑州，陇海、平汉两条铁路在这里交叉，日军过了郑州，就能沿平汉铁路一路南下武汉。日本急着拿下武汉，好早日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当时统帅部和政府机关都在武汉。国军刚在开封以东围攻日军一个师团没有得手，前线十万人奉命仓促撤下来，又累又乱。第一战区参谋长晏勋甫后来回忆当时的判断：假使敌人继续向西冒犯，我已无可使用的有力部队进行阻击了。 蒋介石这时要的是时间：让徐州撤下来的大军脱身，在武汉布防，政府往西迁。六月一日，国军决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转进，同时决定扒开黄河。这几天给蒋介石递扒堤主意的不止一个人。六月三日，洛阳的一个师管区司令发来电报，说要掘开黄河，用水淹没日军主力，“明知牺牲惨重”，为了救国，也只好忍痛去做。 据晏勋甫回忆，最后的决定是在电话里做的。他和司令长官程潜商定扒堤，正好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打电话来问以后怎么办。晏勋甫把计划告诉他，请他马上报告委员长。不到一个钟头，林蔚回电话：“委员长和我们研究了，委员长同意。”蒋介石派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督工。下游的百姓不预先通知，怕消息走漏，让日军知道。 头一处口子开在东边的赵口，挖了两天，水只流出一丈多远，两边的土就塌下来，把口子堵死了。六月五日中午，蒋介石打电话给商震，严厉督促实行。第二天傍晚，任务落到守这段河防的新编第八师。师长问熊先煜挖哪儿，他说花园口为宜。师长把这件事交给他主持。熊先煜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受命之下，颇感兴奋。 他看中庙西那段堤，是因为放出来的水可以顺着贾鲁河的河道往东南流，经过中牟、尉氏、扶沟、西华，进淮河；口子要是再往西一点，郑州和铁路沿线都要被淹。他在日记里写：利用贾鲁河道，以防漫延，当可减少人民之损害。 他把地图铺在地上，问黄河水利委员会管这段堤的张段长行不行。张段长两眼发直，连声说：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熊先煜提高了嗓门： “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 张段长看了地图，同意了。随行的工兵营长咚的一声跪下，大家跟着跪下，四个人跪成一排，对着黄河放声大哭。 两千多官兵在堤的南北两面同时动工，附近村子的百姓也被叫来帮着掘土。武汉的最高当局不时打电话来问挖到哪儿了。集团军的参谋处长到工地宣布：当夜十二点以前放水，总司令奖法币两千元。师长派一个团在四周警戒，对村里人说日本人快打过来了，把十里以内的人赶开。师长对副师长交代了一句：这必然使泛滥区的老百姓受到莫大的损失，为此，要避免说是挖堤。 六月九日上午八点，放水。起初水流得很慢，到午后一点多，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熊先煜当天在日记里写：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几句之后又写：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救济之方，为我政府及全国同胞是赖也。 水顺着贾鲁河往下走。那正是麦收前，地里的人舍不得走。一个尉氏县的灾民后来回忆： “开始大家还想着水不会流多长时间，等挡住了黄河口，就有法生活了。全村几乎没有一人想到要出外逃荒。” 花园口附近的靳满仓那时还是个孩子，他记得：被围在高处的人没的吃，一阵子下来，饿死的老多，水浅的地方，麦子还露个头，逃到大堤上的人，就挎着个篮子，蹚着水到地里去薅麦穗。 六月十一日，蒋介石给程潜发了一封密电，头一条要对百姓说堤是日本飞机炸的，第二条要拿这片洪水当前线的屏障： “（一）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二）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 对外怎么说，放水当天程潜就向蒋介石报告过：此间已拟定对外宣传。上面让新八师用炸药炸倒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几间房子、几棵大树，再发电报说大批日本飞机来轰炸，把大堤炸垮了。中央社随即发出消息：日本飞机违反国际公法，炸垮黄河堤岸。军事委员会给师长记了一功。外国记者要来看，就再演一场军民抢堵。记者边走边问，堤约有二十米厚，弹坑不过一米左右深，怎么炸得垮。有的去问被叫来演抢堵的人，这些人只好装作听不懂。八月，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报告说，到七月底口子已被冲到三百七十六米宽，报告里写的还是花园口被炸决口。对自己的百姓，这个说法一直用到抗战胜利。 挡住日军了吗？挡住了，但只挡住了郑州这一路，也只挡了四个多月。放水第二天，熊先煜在日记里记，据报已经打进中牟县城的日军往回逃了。日军本想过郑州、沿平汉铁路直下武汉，这条路被水断了，只好绕到长江两岸往上打：六月打下安庆，七月打下九江，十月底打下武汉。武汉因此晚丢了四个多月，蒋介石换到的就是这四个多月。 这道口子在之后的九年里一直没有堵。泛滥的黄河成了国军和日军之间的一道防线。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工程师徐福龄回忆，国民党中央政府提出“河防即是国防，治河即是卫国”的口号，把泛区西边新修的防泛大堤当作前线阵地，要求大家严加防守。新堤修得仓促，许多地方是沙子堆的，屡次决口；修堤的人工和材料，都向当地百姓摊派。 尉氏有个叫刘焕的农民，水来以后，一家七口逃荒到西华，住在庙里，刘焕和弟弟打短工，王瑞英和弟媳带孩子要饭。妻子王瑞英在庙里生下的女儿饿死了，大女儿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没几天刘焕的母亲也死了。母亲死后四五天，保长上门派工，叫刘焕去打黄河堤，说这回以工代赈，给钱给粮。刘焕对王瑞英说： “俺去，俺这身子骨能撑一天就干一天，能挣一斤粮食给你和德安（他们的儿子）吃两顿面糊糊也是好的，这树皮草根再吃下去，俺一家又得死人。” 第二天有人捎信来，刘焕走了三十里路，到了道陵岗的工地，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王瑞英赶过去，人已经死了几个钟头。别人拿来一捆高粱秆，把他的尸体卷起来，埋了。 死了多少人，没有一个准数。战后的调查说，战争期间这片洪水在河南、安徽、江苏造成八十多万人死亡，近四百万人流离失所。尉氏、扶沟两县，平民每四个人里死了一个多。一九四三年，泛区刚熬过一场大旱，五月麦子快熟的时候，新堤又决了口。 一九四五年以后，真相瞒不住了，国民政府改了说法，把泛区百姓的遭遇说成中国人民为抗日救国所做的牺牲。七十年代出版的《蒋介石秘录》这样写这场洪水： “诚然，洪水淹没了田地，民众生活难免受到影响；不过，当时黄河水量不多，水流速度每小时只不过3公里，浸水地区最高水位不到一米，农民都还可以步行往来。” 五十年后，熊先煜回顾这件事，仍然认为是这场牺牲改变了战局，也说：对于被洪水吞没的数十万同胞的灵魂，我的心永远也得不到安宁。 一九四七年三月，花园口的口子堵上了。这一年，王瑞英领着德安回到尉氏。九年前一家七口出门，回来的是两口。 ——熊先煜日记（1938年6月6日至10日）、刘仲元等1938年6月3日电、程潜1938年6月9日电、蒋介石1938年6月11日电、王郁骏1938年8月6日电、魏汝霖1939年3月报告，均收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第421—433页 ——晏勋甫《记豫东战役及黄河决堤》、朱振民《爆破黄河铁桥及花园口决堤执行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173—175、182—184页 ——熊先煜口述、罗学蓬整理《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大堤真相》，《文史精华典藏版》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第60—63、65页 ——穆盛博《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亓民帅、林炫羽译，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34—35、37、39—40、44—45、73—74、89、155、173—175、237页（灾民口述转引自梅桑榆《花园口掘堤前后》、王小秋等） ——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9页

一九二二年秋天，广州。陈公博的家事已经料理完，去美国留学的护照已经领到，还等美国领事签字和船期。这时候张太雷来了。他是党中央从上海派来的，带着党的书记陈独秀的亲笔信，要陈公博立刻离开广州去上海，因为上海到处传说，陈公博帮了陈炯明。陈炯明是广东的军政首脑，几个月前刚把孙中山赶出了广州；而上海的党这时已经站到了孙中山一边。陈公博问，凭什么证据。张太雷说，上海许多国民党员都这样说，香港的报纸也登过。陈公博说： "我没有做过陈炯明的官，没有拿过陈炯明的钱，并且也没有见过陈炯明。" 多数人知道陈公博，是因为他后来的事。他从美国读书回来，成了汪精卫的亲信；一九三八年汪精卫要离开重庆，单独出面同日本讲和，他劝汪这样做必定身败名裂，劝不住，一九四〇年还是去南京进了汪精卫的政府。汪精卫死后他做了代主席，抗战胜利后以叛国罪被判死刑，随后被枪决。很少有人记得，张太雷来的一年前，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十三个代表之一。他后来写，他离开共产党，起因就在那次大会。 一九二一年六月，广州的共产党小组收到上海来信。信上说，共产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请广州派两个人去，随信寄来二百元路费。共产国际是莫斯科管各国共产党的机关：各国的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按它的章程，支部对它绝对服从；钱也从它那里来。这一次开会，各地代表的路费都是它出的，每人一百元，散会再领五十元，那时在湖南教书的毛泽东，月薪八元。 在广州当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兼着一个校长，正在争一笔修校舍的款子，也不满外国人突然发通知包办会议，没有去；派了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刚结婚，带着新娘坐邮船到了上海。 七月二十三日，大会在法租界李汉俊家里开幕。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科尔斯基，都在座，路费是他们出的。北京来的张国焘去过俄国，被推做主席。会上表决一个议案：共产党员不许参加政治，连校长也不许当。陈公博反对，说共产党本来就是要去斗争的，为什么连校长都不能干。张国焘坚持表决，多数赞成，通过了。第二天晚上，张国焘提出把昨晚的决议取消。陈公博问，大会通过的议案怎么可以取消。张国焘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陈公博气极了，说昨天我反对，大会否决了我；今天只因为一个俄国人反对，又要取消： "这样不必再开大会，只由俄人发命令算了。" 决议还是取消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法租界的警察搜了会场，剩下的会改到嘉兴南湖一条船上开，两个外国人怕被盯梢没有去，陈公博也没有去。大会决议还规定：党中央每月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散会，每人再领五十元。 回到广州，陈公博和谭平山、谭植棠都在学校教书，每月把薪水的赢余拿出来当党费。办《广东群报》没钱，他的衣物典尽当光，妻子的金钏也进了当铺，换排字工人的伙食。他后来写，广州的共产党没有用过苏联一个钱，这样辛辛苦苦撑了一年。 上海不是这样。八月，陈独秀回上海做书记。马林要张国焘拟一份工作计划和预算，给党的工作人员定月薪。陈独秀冲着张国焘发火：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当无报酬地为党服务。张国焘反问他：我们自己没有钱，今天筹到了，明天怎么办？ 十月四日，法租界巡捕把陈独秀抓走了。马林替他请外国律师、找铺保，前后花了几万元。陈独秀在监房里对同时被抓的同志说，统治者这样无情地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出狱以后，他按马林的要求定期写工作报告，按月领款。第二年六月他给共产国际算了一笔九个月的账：党的经费，共产国际给了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己募捐一千元。那个不肯要钱的人，坐了一回牢，想明白了：没有俄国的钱就没有这个党，要当这个党的领袖，就得听莫斯科的。 陈独秀出狱后的那个冬天，马林到广州，国民党的张继陪着他，约陈公博在长堤的西濠酒店谈话。张继提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并，听得出两个人已经商量好了。陈公博很诧异：一大的宣言不是还把孙先生骂得一文不值吗，怎么变得这样快？他问，合并以后共产党解散不解散。不解散。那么党员就有了两个上级，两个上级的命令不一样，服从国民党就是背叛共产党，服从共产党就是背叛国民党，叫党员怎么做人？张继说，两个党都是革命党，发的命令自然不会不同。辩了两个钟头。马林话不多，说他要先去桂林见孙中山。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晚，孙中山登上军舰避难；十六日凌晨，陈炯明的部队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八月到了上海，要打回广东，缺钱缺枪。马林在上海见了他，他答应支持苏俄的军队留在蒙古、苏俄保有中东铁路（俄国在中国东北修的那条铁路），请苏俄出钱帮他打陈炯明。苏俄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肯合作的人。共产国际此前已经指示：共产党员全体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孙中山，反陈炯明。 可是陈炯明两年来一直是广州共产党的庇护人。孙中山在广东连年打仗，为军费横征暴敛，陈炯明不肯再跟他北伐，要保境安民。他让陈独秀在广州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讲习所，出钱给陈独秀办《广东群报》，支持了那年一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陈公博说他没拿过陈炯明的钱，办报的这笔钱，拿的人是陈独秀。陈独秀在六月以前还在劝陈炯明加入共产党。 八月底，马林在杭州西湖召集中共中央开会。五个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马林问：中国党服从不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陈独秀后来写下了这一句： "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 命令传到广州：联孙反陈。广州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不肯像陈独秀那样，共产国际说什么就做什么，继续拥护陈炯明保境安民。谭植棠被开除，陈公博受到严重警告。他反对俄国人操纵这个党，照样在报上写文章支持陈炯明。接着，张太雷带着陈独秀的信到了广州，要他去上海。 陈公博对张太雷说，他是个穷教授，不能花着留学的钱呆在上海等。张太雷劝他：要留学，何必去美国，何不去莫斯科。陈公博说，他联陈不联陈，陈独秀应该知道；去美国，也是陈独秀在广州时就赞成过的。 他一口拒绝了，只托张太雷带一封一千多字的信给陈独秀。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声明： "我声明自今以后独立行动，绝不受党的羁束了，我也从此脱离共产党了。" 十一月，他从香港搭船走了。 ——陈公博《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我与共产党》，包惠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均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77、386—390、416—430页；《"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75—578页 ——石源华《陈公博全传》，稻乡出版社，1999年，绪言及第371、428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第159、164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19、304、318—319、340—341页

文革那几年，几乎人手一本的《毛主席语录》，翻开扉页，是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当年向林彪约这幅字的《解放军报》记者韦梅雅回忆：“后来有人说，林彪的题词是从雷锋那儿‘偷’去的。实事求是地说，是我们请他‘偷’的。” 这四句话最早写在一九六〇年的一份军队文件里，那正是毛泽东最难的时候。他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各地饿死人，有的地方出了人吃人的事。地方官员纷纷呼吁召开中央全会，间接要求领袖换人。前一年的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批评大跃进，被毛泽东撤了职，军队交给了林彪。毛泽东嘱咐林彪，要解决军队忠于谁的问题。 一九六〇年秋天，林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份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毛泽东让人组织班子修改，自己也在草案上动了笔。决议号召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随后让总政治部在全军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要各军区树自己的标兵。 沈阳军区挑中的，是驻抚顺的一个汽车兵，雷锋。他十九岁，湖南望城人，七岁成了孤儿，这年一月刚入伍。他从小要强，当过全县第一个拖拉机手，还写过小说和诗。八月辽阳发大水，他给中共辽阳市委寄去一百元，信的末尾写：“最后请市委对我多多培养，使我不断前进。” 这一年，雷锋所在的工程兵部队为他订了一个“报大典型”的计划：把这个新兵做成“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树起来往上报，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杜平批准了。部队专门组了写作班子，替他写学习心得、讲稿、日记和苦难家史，还派了摄影员跟拍。十一月，军区《前进报》写他的通讯送审，题目原叫《党的好后生》，杜平改成了《毛主席的好战士》。 十一月二十一日，雷锋见了工程兵部队的首长，听政委传达了那份军委决议的精神，回来在日记里写：“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忠实于毛主席……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十二月一日，《前进报》选登了十五篇雷锋日记，选稿的是报社编辑董祖修。董祖修后来回忆，他在连里翻雷锋的笔记本时，一张小纸条飘了下来，上面写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几句不在日记里，董祖修很喜欢，就把它接在雷锋一篇日记后面，中间替雷锋添了一句“我要牢牢记住这段名言”。报社讨论后认为，它不违背雷锋平时的为人，就当作雷锋日记登了出来。后来这几句在六七十年代广泛传颂。 《解放军报》转载了这些日记，毛泽东在报上读到了。一个普通士兵在日记里写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十分赞赏。林彪随即决定，把雷锋从沈阳军区的典型升为全军学习的榜样。此后半年，雷锋在部队和地方作了四十多场报告，人基本不在连队。 一九六二年一月，饥荒还没过去，中共中央召集七千名干部开会检讨大跃进。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会上讲，湖南农民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矛头指向大跃进。林彪上台替毛泽东说话：“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泽东带头鼓掌。会后他退居二线，日常工作交给刘少奇，刘少奇的声望升了起来。 七月，刘少奇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毛泽东答：“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三面红旗，是他定下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分地，指的是一些地方让农民包产到户。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拍板，把军队里的学雷锋推向全国。全国要学的，就是林彪决议里那四句：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场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运动，压的是刘少奇上升的声望。 八月十五日，雷锋在营房边被一根弹回的木杆打中太阳穴，死了，二十一岁。九月，《人民日报》记者问他生前所在连队的干部要不要宣传他，干部说：“出了恶性事故。检查还检查不过来呢，还宣传什么。”沈阳军区政治部却组成“雷锋日记再整理工作组”，把日记又加工了一遍。 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全国各报在头版头条登出毛泽东亲笔写的七个字：向雷锋同志学习。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的题词也登了出来。 毛泽东题词登报的同一天，总参谋长罗瑞卿在《人民日报》上告诉全国学雷锋学什么。他说全军几年来“坚决执行了林彪元帅的指示”，雷锋最值得学的一条，就是：“他反反复复地读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话，时时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美国记者斯诺问起文革开头时的刘少奇，毛泽东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阿陀《雷锋与文革》，《黑夜豆灯》上卷第254—265页（韦梅雅语、1960年军委决议、雷锋1960年11月21日日记转引自此）；舒云《是否宣传雷锋曾有一场争议》，《炎黄春秋》1993年第5期；贺照田《如何让历史文献更充分向我们敞开……——从雷锋一则日记的读解说起》，《开放时代》2021年第6期（董祖修回忆转引自此） ——《人民日报》1963年3月5日第1、2版、10月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15册、第16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74页（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雷锋致辽阳市委信 ——张峻访谈（央视《社会记录》，2006年3月6日）；史宝光口述（新华社，2005年3月7日）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林彪1962年1月29日讲话）；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962年7月游泳池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