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代的宽容也来源于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人发起的全面否则孔儒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可惜这一运动不够彻底，没有彻底清除孔儒独裁余毒，导致后来中共独裁复辟。中共独裁只是换了一个名称，骨子里与孔儒完全一致，因此被中国文化精英们接受和推崇。新独裁栽种在旧独裁的土壤里，如鱼得水。 经过中共洋独裁几十年洗脑，现在中共同时在恢复传统独裁孔儒，中西合流，中国人民的底层更加邪恶了。一旦中共垮台，不是皇权专制复辟，就是神权专制登台。中国人民的苦难越来越深，没有穷尽。 中国人民没有未来，只有无尽的黑暗前途。

北洋水师的外籍抗战军官 马吉芬重伤回国后四处奔走，叙述中国海军的英勇壮举，但没有得到重视。 两年后在丁汝昌忌日自杀明志！

刷到北洋水师的历史，原来里面还有外籍军人为大清牺牲过。 大清的北洋水师里面，其实是有外籍军官与顾问（时称“洋员”）的，甚至连北洋水师都是由英国军官琅威理完全按照英国皇家海军的条令严酷训练出来的，他也被称为北洋水师之父。 1890年，旗舰定远号管带刘步蟾在丁汝昌离舰后撤下提督旗，换上自己的代表旗，琅威理认为这是对其权威的严重挑衅。由于清政府未能坚定支持他，琅威理愤而辞职回国。他走后，北洋水师的军纪开始逐渐涣散，这也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其它外籍将士还有来自美国、德国的军官，而来自英国的尼格路士、余锡尔更是在黄海海战中壮烈牺牲。

才知道北洋水师有外籍将士 北洋水师长期聘用过相当数量的外籍人员，来源以英国、德国为主，也有美国、法国人；历史统计略有差异，有的说约160余人，有的说近200人。 甲午战争期间外籍人员不仅存在，而且确实随舰参战。1894年黄海大海战中有8名洋员随北洋舰队参战，其中2人阵亡、4人重伤。 美国人马吉芬原为天津水师学堂教习，甲午爆发时合约已满，但仍主动留下，以“镇远”舰帮带身份参加黄海海战并负重伤；英国人 Puevis 则任“致远”舰总管轮，原本准备回国休假，最终留下参战，并随“致远”一同沉没。

宋教仁被刺六年后，1919年北洋政府判决暗杀策划人洪述祖死刑。4月5日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执行绞刑。离奇的是，洪述祖极肥，脖子禁不住身体拉扯，竟然活活拽断，尸首分离……身材这东西奇怪，有时遗传，此人曾孙奇胖无比，就是洪金宝。有时又不遗传，洪天明和范丞丞就不胖。

袁世凯死后儿子袁克定接不了军权， 根本原因是在北洋军中没有威望， 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等人资历太深， 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就注定直接被边缘化。 虽然袁克定长期跟随袁世凯， 深度参与袁世凯的军事策略和练兵， 但前期主要是幕僚身份， 没有打好基础。 后来袁世凯把模范团团长位置让给袁克定， 直接当了袁世凯嫡系部队的一把手， 这点人马根本不是各路军阀的对手， 翻不起一点浪花。 没有人辅佐， 袁克定注定不行。 袁克定没有从士兵做起， 没有九死一生的历练， 想走左宗棠先幕僚后领兵的路线， 还差的太远。 左宗棠的最大本事， 一个小小举人， 身边朋友好几个都是省部级干部， 还一直举荐他， 就连副国级的林则徐， 都专门跑到湖南找还是举人的左宗棠湘江夜话， 嘱托他收复新疆， 把自己手绘新疆地图交给他。 袁克定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别人都是看他爹袁世凯的面子。 后来袁克定穷困潦倒， 有几个人帮助他呢？

关于赚钱 我想起《走向共和》里的一段剧情。 当时户部只剩六十万两银子。 李鸿章想把这笔钱拨给北洋水师，翁同龢不同意。 后来，一个替太后筹办园林木料的商人找上门。 他没有送钱，只捧来一部精心刊刻的翁同龢书法集，盛赞翁大人的墨宝足以流传后世。 翁同龢动心了。 北洋水师没有拿到的六十万两，这个木材商拿到了。 事情败露后，翁同龢辩解：自己既没有贪污，也没有受贿，一两银子都没拿。 光绪只说了一句： “名利名利，名在利前啊，翁师傅。” 翁同龢没有贪钱，却贪了虚名。 为了书法传世的虚名，他赔掉了自己的政治信用和历史评价这份真名。 今天很多人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虚名不要，真名也不要，只要利益。 只要最后赚到了钱，手段似乎并不重要。 一个人即使坑蒙拐骗，只要赚到了钱，也有人夸他有本事；相反，一个人堂堂正正，却没有赚到多少钱，反而容易被嘲笑无能。 这就是所谓的“笑贫不笑娼”。 但名声不是用来解决你能不能赚钱的问题。 名声是你在社会上的信用总值。 别人是否相信你，是否愿意把钱交给你，是否愿意再次与你合作，都取决于这笔信用。 你牺牲名声换来的钱，当然也是钱。 只是这种钱通常很短命。 欺骗一次客户，违背一次承诺，坑害一次朋友，你眼前可能多赚了一笔，信用账户里却少了一笔。 你以为自己在赚钱，其实是在拿别人未来对你的信任，换取今天的一笔现金。 信用还有余额时，你还能继续换取利益。 信用一旦透支完了，就不会再有人相信你、帮助你、与你合作。 所以，名利名利，名应该在利前。 利益决定你今天能够拿到多少钱，名声决定以后还有没有人愿意把钱交给你。 名是本金，利是收益。 拿名换利，不是在赚钱，而是在变卖自己的未来。

中國人如果真的信奉「吃水不忘挖井人」這句話，那應該跪下給日本人磕個響頭才是！ 因為從北洋政府的「西原借款」到滿州國的「豐滿水電站」日本援建了舊中國數不清的基礎建設！ 而日本的ODA項目更是讓新中國人民有了現代人一樣的生活… 所以，感謝共產黨不如感謝日本人！ 🤷🤷🤷

【蒋介石最大的错误不是失去大陆退守台湾，而是犯了两个连老祖宗都不会原谅的错误！】 很多人提起蒋介石，第一反应就是他丢了大陆，最后退守台湾，觉得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败笔！ 但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战场输赢是一时的，真正让他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连老祖宗都不能原谅的，是两件触碰国家底线、践踏民族尊严的事。 【第一件：主动放弃外蒙古，整整15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 很多人以为这是被大国逼的，但咱们得把话说透——从清朝到北洋政府，无论多弱，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敢在正式文书上承认外蒙独立。 为什么？因为“寸土必争”不只是情感问题，更是政权合法性的根基。你连国土都可以签字送人，那你还凭什么代表这个民族？ 1945年，《雅尔塔协定》里美苏英确实拿中国利益做交易，但蒋介石的选择才是关键。他怕什么？怕苏联支持共产党。所以斯大林一摊牌—“不承认外蒙古独立，我就不出兵打日本”—蒋介石几乎没有犹豫，就指示宋子文去谈。 他的算盘打得精：只要苏联不帮共产党，外蒙古我可以认。 当时的外长宋子文都知道这是千古骂名，宁愿辞职也不签字，最后是王世杰背了锅。 蒋介石事后辩解，说外蒙早就独立了，他只是承认现实。 家人们，这种话术我们今天要看得懂—这不是承认现实，这是用“现实”为自己的选择开脱。 真正的政治人物面对既成事实，可以选择抗争、拖延、博弈，而他选择了最省事的那条路：签字。 【第二件更让人寒心：主动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 抗日战争14年，3500万同胞伤亡，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 按照《波茨坦公告》，战败国日本必须赔偿，这是国际法理，也是民族正义。 1946年，国民政府本来提了500亿美元的索赔方案，但蒋介石的心思很快全放在了内战上。 等到1949年退守台湾后，为了换取日本承认他的台湾当局，他主动放弃了这笔赔款。 1952年，蒋介石当局与日本签和约，明确自动放弃所有战争赔偿权利，连“赔偿”两个字都不敢提。 家人们，你细品—放弃外蒙古还可以说是被大国博弈裹挟，但放弃赔款，完全是主动投喂。 你拿几千万同胞的血泪去做政治筹码，换来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对自己流亡政权的“承认”。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他眼里，政权的存活高于民族的尊严，个人的政治延续高于历史的公义。 老祖宗说“有仇必报”，不是让你睚眦必报，而是说血债不能轻易勾销。 你一签字，那些牺牲的人、那些破碎的家庭，他们的正义谁来讨？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一个更深的逻辑：】 蒋介石从头到尾，都把国家领土、民族血债，当成了自己争夺权力、维持统治的筹码。 放弃外蒙古，是为了换苏联不帮共产党；放弃赔款，是为了换日本支持他的台湾当局。 这不是战略失误，这是政治伦理的彻底崩塌。 他把“反攻大陆”的政治幻想，凌驾在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之上。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政权面临生存危机时做出的选择。 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的权力受到威胁，他最先牺牲的，往往就是国家的利益。 这个教训，比任何一场战争的胜负都更沉重。 今天我们回头看，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为了记住一个道理：一个国家最危险的时候，往往不是外敌最强的时候，而是主事者把个人利益摆在民族利益之上的时候。

逃亡美国的马鸿逵，挥霍依旧，坐吃山空。 1969年的洛杉矶，马鸿逵已经七十七岁了。 宅子还住着，厨子还在，桌上的饭菜还是按西北的规矩做。只是来的客人少了，账上也撑不住当年的架势。 这个在宁夏当了十六年省主席的人，在美国待了将近二十年，把带出来的家底花得差不多了。 从宁夏的主人，到洛杉矶的寓公，就这么二十年。 要说清楚这个人，得从他父亲说起。 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是民国初年西北地区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北洋政府时期历任要职，后出任国民政府委员，是把马家带上台面的那一代人。 马鸿逵生于1892年，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从小接触的就是军政两道。他早年参与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军事活动，此后随父亲在西北辗转，逐步积累了自己的班底。 1933年，马鸿逵正式就任宁夏省主席，同时兼任军事长官。 这一年他四十一岁，正是能干事的年纪。 宁夏在外人眼里是西北苦寒之地，黄河绕着贺兰山走，地广人稀。但马鸿逵在宁夏待了十六年，把它经营成了一个相当封闭自足的体系。 军政财三块，外人很难插手。省内的税收、盐务、工商各路进项都在掌控之内，军队的粮饷也从本地财政里出，不依赖外援。 这种格局在当时的西北各路军阀里并不罕见，但马鸿逵把这套做得比较稳。 宁夏地处内陆，抗战期间没有直接面对日军大规模进攻，战线主要压在陕西、山西、华北一侧，宁夏相对安稳。 那几年是他积累家底的好时机，省内的征收没有停，外部的战争消耗也没烧到他头上。 马鸿逵这个人在宁夏的评价，史料里说法不一。 统治手腕强硬，这在西北军阀里算不上什么特别，几乎是通例。他的军队在西北马家军几支里战斗力算是不弱的，1949年之前打过几场硬仗，也打过败仗，功过搅在一起，很难三两句说清。 1949年来得比很多人预想的快。 彭德怀率第一野战军入陕，国民党在西北的防线接连告急。 甘肃、宁夏方向，局势已经明朗。马鸿逵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对外说是心脏有病，需要去香港就医。军队方面，交给儿子马敦靖代为主持，他自己先走了。 这个"就医"的说法有多少人信，当时心里各自有数。 1949年那一年，用身体原因先行撤离的，马鸿逵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这一走，宁夏这块地也就托出去了。 马敦靖后来带着部分部队撤往台湾，宁夏随后解放，至此马家在宁夏的经营彻底终结。 马鸿逵辗转去了台湾。台湾那边对这批从大陆退过来的实力派，态度相当微妙。 名义上还是同僚，实际上大家都看得明白，地盘没了，军队没了，这些人的分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马鸿逵在台湾过得并不舒心，史料没有留下太多细节，只知道他后来离开了台湾，动身去了美国，落脚在洛杉矶，就再没有离开。 洛杉矶那些年，马鸿逵没有急着低调。 带出来的那些家底，够他维持相当规格的生活。 宅子住得宽敞，厨师备着，逢年过节或有旧识来访，摆席招待，这些都没有断过。 当年在宁夏见过的一些旧人，陆续也有辗转到了美国的，马鸿逵的宅子有时候是个叙旧的地方，排场摆出来，是宁夏那些年留下来的习惯。 西北人在吃这件事上不将就，王府里的膳食有一套规矩，出来之后没有轻易放下。哪怕排场的实质已经缩水，面子上得过得去，这是马鸿逵骨子里的东西，改不掉。 钱这个东西，花起来快，挣回来难。 到了美国，马鸿逵已经没有任何进项。 宁夏那块地，他的军队，省内的税收，全都留在历史里了。带出来的那些，按王府的标准往下用，用一点少一点。 早些年出来手头还宽裕，看不出什么问题。时间一久，账上的变化就显出来了。 宅子的规格开始往下调，人手减了，宴席的规模也不比当年。 到了1960年代，据一些当时认识马鸿逵的人后来的回忆，那时候他的日子已经明显不比早年，但对外仍然维持着体面的壳子。 这是从宁夏带出来的习惯，当年在省内，示弱是要出问题的，撑着场面撑了几十年，在洛杉矶也还是这样。 体面这个东西，对马鸿逵来说，大概比账上剩多少钱更难放下。 1970年1月14日，马鸿逵在洛杉矶病逝，享年七十八岁。 葬礼在当地举办，规格谈不上隆重，来的人也有限。宁夏省主席的头衔，在洛杉矶这片土地上，分量早就轻了。 他在宁夏那十六年，省内过手的钱粮兵马是个什么量级，没有人算过精确的数字。带走的那些，在洛杉矶撑了将近二十年，撑到他走的那一天，大概也差不多见底了。 宁夏的贺兰山还在，黄河还在原来那条道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