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1日-2日，上海市中学红代会根据市革委会的指示精神，突击出动红卫兵43087人次，并配以上海民兵2386人次和市、区服装公司专业人员的支持，在大街上开展了“抵制奇装异服”宣传教育活动(称“红卫兵统一行动日”)。徐汇、杨浦、黄浦、南市等区委领导亲自作战前动员，各校红卫兵团成立了由干部、工宣 队参加的领导小组。两天的统一行动时间于下午4时至9时(分两班进行)，每个宣传点由十多名红卫兵、数名上海民兵和一名服装公司老师傅组成，做到定时、定点、定人。统一行动在每个宣传点上拉起横幅，装起扩音器，宣传车则沿马路巡逻叫喊，以壮威势，“广大群众在马路上、在商店里、在车辆上都议论纷纷”，“而那些穿着奇装异服的人也不敢神气活现在马路上招摇过市，知道红卫兵上街就偷偷地溜掉了”。 这次统一行动强调“论理教育”、“掌握政策”、“坚持‘四不’”(即不打人、不骂人、不侮辱人、不动剪刀)。对穿着一件奇装异服的人，一般采用个别说服；对全身奇装异服，态度尚好的人，一般采用集体帮助；对态度恶劣的人，则针锋相对地召开“现场批判会”，例如云南路电话局一电话员“不仅穿着怪服，还画了棕色眉毛”，静安区的红卫兵当场“把她批得狼狈不堪”。统一行动中，有诚恳配合者，一小学女教师经教育后，立即回家拆下花边领，再送到红卫兵宣传现场。也有牢骚滿腹者，在长宁区宣传点，一青年女工挑衅地说：“因为布票发得少，所以裙子做得短”；在黄浦区宣传点，两个穿着奇装的女青年被教育后，提出“请红卫兵保护我们上电车”；个别人咆哮着说：“红卫兵怎么样，就好吃人啦，不要用红卫兵这块金字招牌来压人”；在南市区宣传点甚至发生执行任务的红卫兵被殴打的事件。同时，该份《情况汇报》还披露了统一行动中出现的尴尬情况：如有的红卫兵上岗时不佩戴像章和臂章，执行任务时吃棒冰；有的精神不振作，战斗力不强，见到奇装异服者畏葸不前；个别上海女民兵头戴柳条帽，身穿小包袖，下穿短裙子，造成工作被动。还有长宁区红卫兵在西郊公园发现两海军带的女朋友“穿着十分奇特”；虹口区红卫兵在提蓝桥发现一民警的女朋友“也十分‘飞’”，红卫兵上前教育时，均受到抵制等。 1971年夏季的红卫兵统一行动日不是偶然的，它在渊源上属于1966年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的延续，属于整个 “文革”政治路线的延续。然而，尽管也有全市性的组织动员，也有上街的行动，乃至作为主体的红卫兵(巳属“后期红卫兵”)和客体的“奇装异服”者的称号依然一致。但就其规模、情状和态势而言，终究不是1966年的狂飙突进和摧枯拉朽了。更为重要的是，此在的 “奇装异服”者，巳不是1966年时面对着的――由所谓“十里洋场”、“摩登时代”和“封资修”孕育着、庇护着的――而是经过1966年“革命”、“造反”的扫荡和切断之后，重新萌生着、滋长着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年以后出现的“奇装异服”的社会现象，就既是对1966年前上海时尚的记忆和呼唤；又是对1966年后“一身军装”、“千人一面”的摈除和反叛。还值得一提的是，此在的“奇装异服”者多为青年人，1966年时他们中的一部份或许是扫荡者、或许是旁观者，1971年时巳赫然成为“奇装异服”者，甚至炫弄起落拓不羁、浪漫浮艳的姿态了。其实，这种服饰流行方面的变化是一个外在的信号，它却表明社会内在的变化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涌动着。 ---金大陆：“文革”时期的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