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朱镕基的清华同窗好友郭道晖口述回忆，朱镕基私下常开玩笑，说自己做官是 "误入歧途"。1947 年秋天，19 岁的朱镕基从湖南考进清华电机系。那年报考清华的湖南籍学生里，他分数最高，平均成绩 80 分以上，一进校就拿到了奖学金。 1947年秋天，19岁的朱镕基从湖南老家考进了清华大学的电机系。那年报考清华的湖南学生里头，他的分数最高，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一进学校就拿到了奖学金。 朱镕基有个同窗好友，叫郭道晖，后来成了著名的法学家。郭道晖跟朱镕基的缘分其实不止在清华，他们俩中学时候就是同校同学，郭道晖的父亲还当过朱镕基的老师。 后来到了清华，两个人又分到了同一个班。郭道晖说，朱镕基这个人性子直，跟自己挺对脾气，所以两个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进了清华之后，朱镕基有个挺有意思的想法——他老想着转系。原因是他喜欢文科，英语也学得好。可转系这事儿没办成，他也就死了这条心，踏踏实实在工科上下了功夫。 清华电机系的功课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最难，但朱镕基学起来并不费劲。郭道晖回忆说，朱镕基学习很用功，是班上的“业务尖子”之一，还当过课代表。他在同学里头人缘也好，待人诚恳，说话管用。 朱镕基打心底里喜欢文学，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平时爱跟同学开玩笑，说自己做官是“误入歧途”。这个“误入歧途”的说法，后来被郭道晖记了下来。 课外时间，朱镕基迷上了唱戏，在清华的京剧队当过票友。他还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先生纵论天下大势。 1948年，北平的局势越来越紧张。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清华等学校的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罢课运动，连续停了半个月的课。 为了保护校园安全，学生们组织了“护校纠察队”，朱镕基也报了名，跟同学们一起晚上轮流值班，拿着棍子守在校园里。 到了1948年秋天，清华校园里有十来个湖南籍的同学自发组了一个小集体，叫“明斋117室生活小组”。这个小组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大家一起读书，学习从解放区传来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他们还自己办了一份油印报，叫《晓露》，又油印了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等书，发给全校同学看。朱镕基积极参与了这个小组的活动，很快就成了骨干。 1949年10月，郭道晖当了朱镕基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的交情，从中学到大学，从同学到同志，一路走了下来。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据当时电机系的党支部书记李叔平回忆，朱镕基是支部里第一个主动报名要求参军的人。 他当时是班长，代表全班同学在学校的大会上发了言，话说得慷慨激昂。不过党组织考虑到工作需要，没有批准他去。1951年1月，组织上推荐朱镕基当了清华大学的学生会主席。 当了学生会主席之后，朱镕基忙得不可开交。抗美援朝期间，他要指挥和调动整个学生会的运转，还要随时在大礼堂开全校学生大会，上台演讲，动员同学们参加各种活动。 他组织全校同学参加“五一”大游行，支援前线的志愿军；动员大家捐款；还跟校委会、青年团一起制定了《全校爱国公约》。 后来他当了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有人夸他组织能力强、口才好，他说：“这是在清华当学生会主席时锻炼出来的。” 1951年，朱镕基从清华大学毕业。他所在^_^的电机系51届，人才济济，光院士就出了4位。朱镕基后来在很多场合提到过这个班，语气里带着自豪。 几十年后，他的同窗郭道晖把当年那些事讲了出来。那个19岁从湖南考进清华、拿了奖学金的年轻人，那个一度想转系、最后在电机系扎下根来的学生，那个爱唱戏、爱写文章、爱跟朋友开玩笑说“误入歧途”的青年，就这么一点一点地，走上了另一条路。

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历经多年协商的“欧洲共同庇护制度”（GEAS）本週五正式生效。这项改革旨在结束欧盟国家之间多年来围绕难民庇护的争议，加快庇护审查流程、强化成员国间的责任分担，并遏止庇护申请人在欧盟境内再次移动。欧盟表示，新制度有助于改善移民管理，但实际成效仍有待观察。 根据新规定，庇护程序原则上仍由申请人首次登记的国家负责，通常为意大利、希腊等位于欧盟外部边境的国家。为减轻这些国家的压力，改革引入“团结机制”，其他成员国须透过财政支援、提供物资，或接收部分庇护申请人等方式分摊责任。

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表示，立陶宛的天空也是北约的天空；保卫国家不仅要依靠军事装备，民众与国家的联结也很重要。 立陶宛位于北约东翼，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接壤。自2022年初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以来，安全已成为该国核心政治议题之一。 42岁的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Mindaugas Sinkevicius）最近出任总理，同时领导着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个温和的中左翼政治力量。他在接受德国之声独家专访时表示，他对民粹主义和极右翼政党在欧洲、尤其是在西欧日益壮大感到担忧。但他同时认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并列举了若干欧洲国家由社民党执政，以及其他地方中左翼重新获得支持的迹象。 立陶宛的天空也是北约的天空 对立陶宛而言，乌克兰战争与本国安全紧密相连。该国已多次遭遇来自白俄罗斯方向的无人机、被当作工具的移民/难民潮，以及气象气球进入其领土等事件。辛克维丘斯说，这些情况加剧了整个欧洲的不安全感。 他说，作为政治人物，必须对社会讲真话。他把防空列为立陶宛最紧迫的安全优先事项。 他说，立陶宛的领空就是北约的共同领空，立陶宛的天空也是北约的天空；如果立陶宛的天空是安全的，那么北约的天空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得到了保护。 辛克维丘斯表示，立陶宛正寻求盟友给予更多声援，并指出所受威胁已经超出本国边界——一系列无人机事件也影响到了其他欧洲国家。 他强调，加入北约并不意味着立陶宛可以一味依靠盟友。他认为，集体防御只有在各成员国自身做好准备、能够作出贡献的情况下才能奏效。 他在提到北约条约时说，当然有第五条，当然有集体防御；但与此同时，有些事情必须自己去做，而不能完全依赖伙伴、邻国和联盟。 对立陶宛来说，这意味着在继续依托北约和地区伙伴关系的同时，强化自身的威慑能力。他还提到，“北欧—波罗的海八国”（NB8）是北欧五国与波罗的海三国之间开展合作的重要框架。 辛克维丘斯不认同欧洲国家必须在传统军事装备与无人机等新技术之间二选一的说法。 他说，有时人们会把这些问题对立起来——无人机还是坦克？而他的看法是，两者都需要。 但在这位立陶宛总理看来，军事装备的作用是有限的。他说，如果社会缺乏安全感，如果人们感受不到与国家的联结，那么无人机和坦克都保护不了我们。 在他看来，这种联结既关乎防务，也关乎社会政策。他主张，国家同样必须扶助失业者、病患以及其他处境脆弱的人。 这一主张反映出辛克维丘斯作为立陶宛社民党领袖所面临的更广泛难题。社民党人传统上更关注社会政策、教育和医疗，而非国防。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改变了政治环境，迫使欧洲的中左翼政府把国家安全置于议程中更高的位置。 辛克维丘斯说，难题在于如何在提升防务能力的同时，不放弃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 辛克维丘斯近期访问了乌克兰的基辅和卢茨克，会见了乌克兰政治领导人。立陶宛已承诺每年将至少0.25%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支援乌克兰。按乌方援引的数据，立陶宛近年的支援规模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3%。 这位总理承认，欧洲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战争疲劳”。但他说，欧洲社会应当想一想乌克兰人所经历的一切有多么沉重。 他说，他有时会问自己：如果连我们欧洲人都觉得疲惫，那么乌克兰社会又会是什么感受？ 辛克维丘斯还指出，西欧国家、尤其是德国，在维持对乌克兰的支持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他说，支持和援助必须继续下去。他表示，如果西线松懈、动摇，那么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战的东线，失败的风险就会上升。

很開心受邀參與World Vision「兒童健康守護」活動 謝謝所有志工與義工的辛勞付出🫶🏿 6月20日(六）「世界難民日」跟我一起參與‘’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為世界各地流離失所的人們發聲吧！！🤍🧡

9月6日，在德國薩克森-安哈特州（Sachsen-Anhalt）的大選中，被該州憲法保衛局（BfV）認定為右翼極端組織的AfD贏得43.8%的選票，名列第一。若成功組閣，這將是自德國主流政黨搭建不與極右翼合作的「防火牆」以來，極右翼政黨第一次叩響州政府的大門。 然而，AfD在13年前成立之初，初創成員多為對德國政府在歐元危機中採取的無限期救助政策感到強烈不滿的保守派學者、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自我定位為「溫和的歐洲懷疑論者」。但隨著難民危機爆發，AfD的政治焦點從反對歐元迅速地轉向反對伊斯蘭教與難民庇護政策，並強調德意志民族主義。 這場路線轉向，精準承接了選民對勞動市場與福利制度的不安全感。問題是，一旦真正掌握政府，「抗議政治」就必須變成「治理政治」。當市場需要自由流動的人力，那麼限制移民的政策要走到哪裡？ 從「教授黨」到成為極右翼政黨，AfD這十三年間經歷了怎樣的轉向？👉點擊連結，閱讀全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國關於進一步深化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應阿拉伯埃及共和國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閣下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閣下於2026年9月1日至2日對阿拉伯埃及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此訪恰逢兩國建交70週年。埃及是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阿拉伯和非洲國家，1956年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70年來，兩國友好合作關係顯著發展，始終保持健康穩定，形成“平等互信、友好互鑒、和衷共濟、合作共贏”的中埃友好特徵。中埃關係已成為中國同阿拉伯、非洲國家友好合作精神發展的表率。 兩國元首圍繞雙邊關係舉行正式會談，回顧2014年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建立以來所取得的顯著發展和質的飛躍，並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達成廣泛共識。 一、關於雙邊關係 （一）兩國元首一致同意在以下方面深化全面戰略夥伴關係：1、繼續保持高層交往，用好兩國外長戰略對話等各類交流機制，進一步加強戰略協作；2、鞏固雙邊各領域互利合作；3、就全球治理問題加強協調，捍衛發展中國家和全球南方利益。 （二）雙方期待在近年來中埃關係發展基礎上，致力於推進中埃命運共同體建設。中方讚賞埃方奉行戰略平衡原則，認為該原則支持國際多邊主義。 （三）雙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堅定相互支持。中方強調，理解尼羅河作為埃及主要生命線的重要意義，以及埃方在維護自身水安全、糧食安全和發展利益方面的合法權利。雙方呼籲所有尼羅河流域國家遵守國際法，包括避免造成損害。埃方強調反對干涉中國內政，繼續堅定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支持中方在涉及自身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上所秉持的立場，支持實現中國統一。 （四）埃方讚賞中國在習近平主席領導下取得的歷史性發展成就，支持中國全面推進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偉業。中方讚賞埃及在塞西總統領導下，在“新共和國”框架內取得的國家建設和發展成就。 （五）兩國元首讚賞兩國持續在基礎設施、交通、能源、製造業、航天和科技領域的大型項目上開展成功合作，持續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國政府關於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合作規劃》，雙方支持中埃蘇伊士經貿合作區建設，支持兩國企業開展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數字化轉型、本土化製造等項目合作。 （六）雙方同意進一步深化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同埃及“2030願景”對接，助力埃及成為地區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工業、物流、清潔能源和數字經濟的區域中心，加強中埃共同夥伴關係，鼓勵中國企業利用埃及競爭優勢，積極探討電動汽車、造船、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等領域產業本土化合作，拓展雲計算、數據中心、數字經濟、半導體、網絡安全、航天應用、遙感等高科技領域，以及關鍵礦產供應鏈、農業、汽車製造領域合作，並在上述領域加強人力資源能力建設和經驗技術交流，支持埃及數字化轉型和可持續發展。 （七）兩國元首讚賞雙方現有金融合作，包括發行熊貓債、擴大本幣互換安排。鼓勵兩國金融機構支持工業和發展投資以及基礎設施和綠色數字化轉型項目。兩國元首歡迎雙方續簽本幣互換協議並擴大互換規模。 （八）雙方一致同意做大做強兩國旅遊合作。中方樂見更多中國遊客赴埃及觀光旅遊，支持在酒店建設和旅遊度假區管理方面開展合作，加強新聞、文化、高等教育、科研、青年交流等領域合作。 （九）兩國元首讚賞《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實施綱要（2024－2028）》落實情況，一致同意加強貿易投資中的本幣使用，鼓勵更多使用兩國本幣進行貿易投資結算。埃方讚賞中方對非零關稅舉措，兩國元首支持兩國貿易更加平衡，鼓勵更多符合中國標準的埃及產品進入中國市場，雙方一致同意繼續就早期收穫安排進行磋商。 （十）兩國元首指示兩國有關部門加強對接，落實好雙方共識，包括儘早舉行中埃政府間合作委員會會議。 （十一）值此中埃建交70週年之際，兩國元首讚賞中埃兩大文明古國間的深厚傳統友誼，歡迎以此和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為契機舉行一系列聯合慶祝活動。 （十二）雙方同意進一步加強執法安全領域合作，共同打擊跨國犯罪，加緊商簽引渡條約，加強反恐領域交流與合作，堅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雙方堅決反對一切形式恐怖主義，反對將恐怖主義同任何特定國家、民族、宗教掛鉤，反對在反恐問題上搞雙重標準，反對以任何理由庇護支持恐怖勢力，強調共同打擊所有恐怖組織。 （十三）中方讚賞埃方為推動發展所作努力，特別是“體面生活”倡議，認為其提供了旨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實現全面發展的發展模式。埃方讚賞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認為這是一項全球性倡議，有利於加快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埃方將繼續積極參與該倡議項下各領域合作。埃方讚賞全球文明倡議，中埃雙方贊同平等尊重人類文化與文明原則，埃及和中國同為文明古國，文明歷史悠久，都為人類歷史作出巨大貢獻。埃方讚賞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認為這有助於應對全球挑戰、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和共同繁榮。 二、關於國際和地區問題 （十四）兩國元首強調兩國在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上加強政治、安全協調，願為支持國際和地區和平、穩定、發展進一步開展密切協調。強調兩國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及國際法準則，反對雙重標準和單邊行徑，強調應對國際體系和國際融資機構進行改革，使其更加公平、更加體現發展中國家代表性、更有效應對全球性挑戰。一致同意中埃將繼續在聯合國、金磚機制、上海合作組織、二十國集團等多邊平台，圍繞應對氣候變化、糧食安全、能源、數字經濟加強協作。埃方支持中方擔任2027年金磚國家主席國，辦好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九次會晤，讚賞中方發起成立國際調解院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 （十五）兩國元首重申，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應在“兩國方案”基礎上實現巴勒斯坦問題公正、持久解決，建立以1967年6月4日邊界為基礎、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的、享有主權的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兩國元首重申，堅決反對以任何理由和名義遷移巴勒斯坦人民的計劃。雙方呼籲應鞏固加沙停火，為人道援助不受阻礙的准入提供便利，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儘快重返加沙。對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採取的危險升級行動表示擔憂，其中包括定居者暴力活動高發、沒收土地、修建定居點，強調應維護巴勒斯坦領土完整，支持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不損害其職責。 （十六）兩國元首強調，促進非洲之角地區穩定，要尊重該地區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紅海治理和安全主要由紅海沿岸國家負責，應充分尊重上述國家意願，紅海沿岸國家應加強區域合作，共同應對挑戰，保障航行自由和國際貿易暢通。 （十七）雙方強調，應尊重蘇丹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蘇丹國家機構，不干涉其內政。雙方強調願共同努力，實現蘇丹停戰並啟動蘇人主導的包容性政治進程。 （十八）中方讚賞埃及為促進地區安全穩定發揮關鍵作用，為推動全面政治解決中東地緣政治危機、弘揚睦鄰友好、尊重國家主權、不干涉內政原則持續努力。埃方讚賞習近平主席關於維護和促進中東和平穩定的主張。雙方歡迎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作出努力，以緩和緊張局勢，增進對話，推動達成照顧各方關切的、促進海灣和中東地區和平穩定的政治諒解。 （十九）兩國元首讚賞雙方在中阿合作論壇和中非合作論壇框架內開展富有成效的合作，強調將繼續落實論壇成果，加強論壇框架內務實合作。 （二十）兩國元首強調應壯大全球南方聲音，支持發展中國家公正、平衡參與全球政治經濟決策的權利，致力於加強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秩序中的作用。兩國元首一致認為，中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是發展中大國以相互尊重、不干涉內政、互利互惠、共同發展、團結全球南方為基礎開展合作的典範，有利於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二十一）雙方讚賞習近平主席此訪取得的豐碩成果，認為此訪對推進中埃關係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習近平主席對塞西總統所給予的熱情接待和盛情款待深表感謝，邀請塞西總統訪華。塞西總統接受邀請並允諾在方便時訪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