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推友的故事】我爷爷在解放前有上海一家当时非常知名企业的股份。我现在说这句话，没人听得懂。我得解释，那就像现在的科技公司。是上海最体面、最赚钱的生意。我们家在苏锡常，有二十多家店。 然后就没有了。 就因为那点股份，我爷爷被镇压了。我父母不敢告诉我，是邻居后来告诉我的。怕我年纪小，出去乱说，给家里惹祸。那时候，一个名字就能给全家招祸。人命轻于鸿毛，没了就没了。 但那是我爷爷。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的坟在哪里。 我奶奶生了八个女儿，才得了我父亲一个儿子。49時，我姑姑们都去了香港，叫她一起走，她不肯。她惦记老家小镇还有几间铺子，几十亩地，非要叶落归根。我父亲孝顺，就陪着她，带着一家子，又回到了小镇。这一回去，就回到了地狱里。 公私合营。 我父母把所有的小店都交给了供销社，换了两个在供销社上班的名额。白天上班，晚上挨批斗。每天下班，两个人匆匆忙忙做饭，吃完，七点三十分，必须准时到供销社的会堂里。 我那时候还没上学，什么都不懂。就记得会堂里灯光很暗，所有人都低着头，脸是苦的。我父亲背着我。他的背绷得很紧。我经常在他背上就睡着了。回家的路上，有雨水，冰凉的，是我媽撐的傘上滴落的，正好滴在我衣服和裤子中间露出的那截背腰上。一激灵，我就醒了。批斗会我不记得，我只记得那滴雨的凉。 我小学的时候，还在文革。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饿。 我父母在城里是有问题的人，兩個姐姐都插隊農村了，吃不飽，我父母每天都會少吃一點，从自己碗里拨出一点米饭，攒起来。夏天米饭容易馊，那时候没有冰箱。我们家唯一的冰箱，是离家两百多米的一口公用井。 每天，我母亲用铝锅装着攒下的饭，带我去井边。那吊桶的绳子，是好几段不一样的绳子接起来的，母亲在上面打了好几个结，每隔二十公分一个，怕滑手。我和母亲把井水吊上来，用扁担挑回家，倒进水缸里。然后把那锅米饭，放进水缸的凉水里镇着。井水凉，饭不容易馊。 就那么一点饭，是我两个姐姐的命。 她们在农村插队，干一天活，五分钱。分口粮的时候，还得我父亲贴一大半的钱去买。因为是女的，分的口粮少，永远吃不饱。真的吃不饱。 我一个星期只有星期三下午和星期天不上课。我就捧着那锅在水缸里镇了几天的冷饭，走七公里路送去。七公里，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很远。路上我不敢洒，不敢停，不敢跑。我手里捧的不是饭，是命。 到了那里，我才知道什么叫穷。 一粒米饭掉在地上，我姐姐捡起来就放进嘴里。没有犹豫。掉在地上的米，她都吃。因为那一粒米，就是她今天能不能站得住。 我的小外甥，瘦得像个小老头。皮包骨头，浑身没有一点肉。眼睛很大，陷在脸上，望着你。你分不清他是在看你，还是在看你手里能不能吃的东西。 我二姐就这样嫁了人。嫁给了村长的弟弟。村长在村里就是天。可他弟弟家，真穷，穷得叮当响。她图什么？就图他是村长的弟弟，嫁过去能有一口饭吃。不嫁呢？不嫁基本就是饿死。那时候嫁人不是嫁爱情，是嫁一条活路。 我大姐嫁得更远，嫁到了青海。因为姐夫是支边去的。支边在那时意味着国家给饭吃，能养活人。我大姐就这样去了青海。青海在我心里就是地狱。呵呵，那地狱。 这些就是我的故事。 也就是几件事：一碗镇在井水里的冷饭，一根打满结的绳子，一担担挑回家的水，七公里不敢洒的路，一粒掉在地上立刻被捡起的米，一个皮包骨头的孩子，两场为不被饿死而成的婚姻，还有，我在父亲背上那一滴滴冰凉的雨。 现在你跟我说，大家都在关注川普，关注世界大事，关注谁又说了狠话。 我听着，恍惚。 我只觉得那是地主家在唱堂会。锣鼓喧天，台上热闹，台下叫好。你方唱罢我登场。 我坐在最角落里。我知道，戏唱完了，人还是要饿死的。全世界都一样。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人永远在为了一粒米发愁。 我看得太透了。透得觉得一切都很重，重得不想再说话。 因为我见过最重的，不是上海那份股份的辉煌，也不是苏锡常二十多家店的家业。 最重的是那口两百米外的井，是水缸里那锅不敢馊的冷饭，是七公里路上捧在手里不敢洒的一碗饭。是在我父亲背上時，那一滴滴到现在还冰在我腰上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