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李敏为母亲贺子珍申请北京住房遭批评，公公孔从洲拍案而起：你们没档案试试？而这一声质问，让在场的人半天没人接话。 那天散会后，孔从洲没回家，直接让司机把车开到了李敏住处。他进门第一句话是：“把你妈这些年攒的材料，不管是什么，全找出来。” 李敏翻出一个小皮箱。里面没有档案，只有几张发黄的履历表，边角卷着，上面盖过好几个不同时期的公章，有些已经模糊得认不出字。还有两枚弹片，用白布包着，是当年从贺子珍身上取出来的。 孔从洲拿起弹片看了看，放回桌上。“这些不够。”他说，“但人证够。” 第二天，他带着李敏去了中组部。接待的干部还是那套话，档案不全，无法认定级别，住房问题只能搁置。孔从洲没拍桌子，只问了一句：“贺子珍在长征路上被炸弹炸伤的时候，你们谁在场？” 没人吭声。 他接着说：“康克清同志在，曾志同志在。你们可以去找她们核实。如果她们也说贺子珍没资格，我转身就走。” 组织上果然去核实了。康克清和曾志分别写了证明材料，确认贺子珍的井冈山和长征经历。材料递上去，住房问题重新进入程序。 但程序走得极慢。第一处房子安排在康克清家附近，院子安静，离医院也近。李敏去看过，觉得合适。可那院里还住着另一位老同志的遗孀，对方不肯腾房，事情卡住了。 第二处在海淀，是一处旧宅，窗户有些漏风，但收拾收拾能住。孔令华去看了，回来跟李敏说：“能行。”可那边答应给钥匙之后，又没了下文。再去问，答复是“再研究”。 这一研究，就是大半年。 贺子珍在上海听说了这些事，给李敏写信，说别争了，上海住惯了。信写得很短，字有些抖。李敏拿着信，没回。 1979年冬天，贺子珍来北京治病，住在301医院。李敏每天去陪她。有一天，贺子珍坐在轮椅上，看着窗外，突然说：“那房子，还没下来？” 李敏说：“快了。” 贺子珍没再问。 1980年开春，房子的事仍然没有结果。孔从洲又去问了一次，得到的答复是：房源紧张，需要排队，贺子珍的情况虽然特殊，但也不能插队。 孔从洲听完，只说了一句：“她排了一辈子队了。” 这话传出去，有人觉得重了。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组织上开始认真协调。到1981年，终于定下一处两居室，离301医院不远，窗户朝南。李敏去看房那天，特意拍了张照片，寄到上海。 贺子珍收到照片，看了很久，跟身边人说：“窗户挺大。” 可她的身体已经撑不住长途搬迁了。糖尿病和旧伤让她大部分时间只能卧床。1984年4月，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 孔从洲得知消息后，又去找了习仲勋。他提了两件事：骨灰进八宝山，报纸发讣告并附简历。中央很快批准。 追悼会那天，李敏站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礼堂里，想起1979年那间办公室，想起公公拍案而起的那一声。她没哭。 后来有人问孔从洲，当年为什么敢拍那个桌子。他说：“我不是拍桌子，我是拍良心。” 那套朝阳的两居室，贺子珍一天也没住过。钥匙最后交到了李敏手里，她没去住，也没退。每年春天，她会去开一次窗，让太阳照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