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护士吴旭君对毛主席说：“主席，我大概不能在您身边工作了。”主席连问为什么，她说：“我爱人被定为反党小集团成员了！” 毛主席放下手里的文件，抬眼看了看她。他往后靠了靠，椅子发出轻微的声响。“徐涛？”他问。 吴旭君点了点头，手指捏着白大褂的衣角，没再说话。 主席拿起烟，又放下。“你坐。” 吴旭君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了半边。窗外的知了叫得正响。 “定了什么性质？”主席问，声音不高。 “说是……反党成员。材料已经报上去了。”吴旭君看着地面，“组织上找我谈过，说要调离现岗位，接受审查。” 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朱老总知道吗？” “老总那边……我不清楚。” “你信吗？”主席突然问。 吴旭君抬起头，眼眶有些红，但没流泪。“我不信。老徐跟了朱老总这么多年，他是什么人，我清楚。” 主席点了点头，重新拿起那份文件，却没看。“那就好办。” 吴旭君愣了一下。 “你先回去工作。”主席说，“该查查，该问问。你是你，他是他。” “可是组织上……” “组织上也要讲事实。”主席打断她，语气依然平静，“徐涛要是反党，那我就是反党的后台了。” 这话说得突然。吴旭君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主席摆了摆手，像是要挥开什么。“去吧。该干什么干什么。” 吴旭君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住。“主席……” “还有事？” “谢谢您。”她说完，轻轻带上了门。 走廊里很安静。吴旭君靠在墙上站了一会儿，才慢慢往护士站走。下午的阳光照在磨石地面上，白晃晃的。 后来的几天，调令没有下来。再后来，有人悄悄告诉她，事情“暂时搁置”了。 她依旧每天送药、量血压、记录体温。主席见到她，有时会问一句“家里还好吗”，她答“还好”，对话就结束了。 一个月后，徐涛的问题被重新审查。结论是“工作失误，批评教育”。 拿到结论那天晚上，吴旭君值夜班。主席看书到深夜，她进去添茶时，主席忽然问：“徐涛怎么样？” “在家写检查。”吴旭君说。 “让他好好写。”主席说，目光没离开书页，“写完了，该工作还工作。” “是。” 她退出房间，轻轻关上门。走廊的灯已经熄了，只有值班室透出一点光。她在黑暗里站了很久，直到听见里面传来轻微的咳嗽声，才转身去准备温水。 那之后，再没人提过调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