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听闻堂弟被划为“富农”，当他回到韶山老家时，当地干部还不想让堂弟和毛主席见面，毛主席怒道：“是富农又怎么样？他是我的堂弟，他还能害我吗？你们一定要把他找来，” 毛泽连被带到晒谷坪时，头垂得很低，不敢看人。他身上那件旧褂子补丁叠着补丁，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净的泥。毛主席几步走过去，握住他那双满是老茧和裂口的手，很久没松开。 毛主席转身问在场的干部：“你们说说，富农的标准是什么？” 一个公社干部翻开手里的本子，照着念：“主要生活来源依靠剥削，雇用长工，占有较多生产资料……” “好。”毛主席打断他，指着毛泽连，“他家里有几口人？” 毛泽连小声答：“五口。” “几亩田？” “土改分的三亩水田。” “有没有雇工？” “没有。就一头老牛，春耕时跟邻居家换工使。” “牛是自己喂？” “自己割草，冬天喂稻草。” 毛主席又问：“你欠过债没有？” 毛泽连声音更低了：“五六年堂客生大病，借了队上二十块钱抓药，去年才还清。” 毛主席不再问干部，对着毛泽连说：“你抬起头来。”毛泽连慢慢抬起头，眼睛里全是血丝。毛主席看着他，说：“一九二一年，我在长沙组织工人夜校，冬天冷得睡不着，是你走了九十里路，把家里唯一一床厚棉被背给我。你自己盖什么？” 毛泽连嘴唇动了动：“铺了点稻草。” 毛主席点点头，对在场的人说：“一个自己种三亩田、借债看病、去年才还清二十块钱的人，一个把唯一棉被送给别人、自己盖稻草过冬的人，你们告诉我，他富在哪里？” 没人接话。只有远处田里的蛙声一阵一阵传来。 毛主席从灰布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毛泽连，又自己点上一根。他吸了一口，烟雾在六月的热风里散得很快。“成分评议，是为了分清敌我，团结大多数，不是把自家兄弟往外推。”他顿了顿，“今天我做主，毛泽连家的成分，重新评。他不是富农，是贫农。” 公社书记赶紧应下：“我们马上重新核实材料。” 当天晚饭前，新的评议结果就出来了。公社会计翻出毛泽连家历年的工分簿、借据存根和邻居问询记录，确认他家从未雇工，所有收入都来自自家劳动，那笔欠债也确系因病所借。 晚上，毛泽留在毛主席住的老屋里吃饭。桌上就一碗红烧肉，一碟辣椒炒豆豉，一盆丝瓜汤。毛主席把最大一块肉夹到他碗里，说：“哥，吃。”毛泽连捧着碗，手一直在抖，眼泪滴进饭碗里，和着米饭一起扒进嘴里。 第二天清早，毛主席要坐车回长沙。毛泽连天没亮就起了，摘了一篮子顶着露珠的嫩黄瓜，等在路口。毛主席接过篮子，拿起一根，用袖子擦了擦，直接咬了一口。黄瓜清脆，汁水溅出来。他嚼着，对送行的干部们说：“都尝尝，我堂弟自己种的。这样的黄瓜，只有实心实意伺弄土地的人才种得出。” 车子发动时，毛主席从车窗探出身子，朝还站在路边的毛泽连挥了挥手，喊了一句：“哥，保重身体！地好好种！” 车开出去很远，毛泽连还站在原地，手里捏着毛主席塞给他的一包没拆封的香烟。从那以后，韶山冲再没人提过“富农”两个字。毛泽连还是种他的三亩田，喂他的老牛。只是去公社开会时，他能挺直腰杆坐在前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