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董健吾被捕，审讯人员要他交代过去的问题，他顿了顿说：“我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 审讯室里安静了几秒。坐在桌子后面的两个审讯员互相看了一眼，年纪大点的那个把手里的笔搁下了，身子往前探了探，问：“你再说一遍，你抚养过谁的孩子？” 董健吾抬起头，脸上的表情很平静。他年纪不小了，头发白了大半，坐在那把硬木椅子上腰板还挺得直。他说：“毛主席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还有毛岸龙。我在上海的时候养过他们几年。” 审讯员皱起眉头，拿笔敲了敲桌面：“你这话可不敢乱说。你有什么证据？” 董健吾说：“你们去查。民国二十年，我在上海大同幼稚园当园长。那是地下党办的，专门收党员的孩子。毛岸英三兄弟从长沙被送到上海，就是我接的手。后来幼稚园暴露了，别的孩子都疏散了，毛岸英他们三个没地方去，我带到自己家里养。养了差不多四年。” 审讯员不说话了，低头翻桌上的卷宗。董健吾看他们那样子，又补了一句：“你们可以问毛岸英本人。他要是活着，他记得。那时候他叫我董牧师。” 这话一说出来，审讯室里又静了。另一个年轻点的审讯员站起来，出去了。过了大概半个钟头，他回来，在年纪大的审讯员耳朵边说了几句话。年纪大的那个脸色变了变，把笔收起来，合上卷宗，对董健吾说：“今天先到这里。你先回去，但不要离开上海，随时听候传唤。” 董健吾被带走了，没关进牢房，安排在机关大院后面的一间平房里住着。有人给他送饭，门口有哨兵，但不算正式拘留。他心里明白，这是去核实了。 等了三天，第四天上午，来了两个人，穿中山装，态度比之前客气多了。他们让董健吾坐下，还给他倒了杯茶。其中一个说：“董先生，你说的那些情况，我们向上级汇报了。组织上很重视。想请你把当年的事情详细写一份材料。” 董健吾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有点烫。他把杯子放下，说：“行。我写。但有一件事我得先说清楚。当年我养那几个孩子，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后来我去了延安，又去了别的敌占区，跟上海那边断了联系。再后来我回上海，身份丢了，组织关系也没了。我不是叛徒，我也没出卖过任何人。你们可以查。” 对面的人点点头，说：“这些我们都会查。你先写材料。” 董健吾要了纸和笔，坐在那间平房里写了两天。他从大同幼稚园怎么建起来的写起，写到怎么把毛岸英三兄弟接到家里，写到怎么带着他们搬家躲巡捕，写到最小的毛岸龙生病没钱治，死在他怀里。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停了好几次笔。那个孩子死的时候才四岁，发高烧，他抱着跑了两条街找诊所，诊所的大夫一看孩子那个样子，摇头说治不了。他抱着孩子又跑回来，路上孩子就没气了。 写完材料交上去，又等了一个礼拜。第八天，来了一辆吉普车，把他接走了。车开到一栋办公楼前面，他被领进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一个中年干部，见了他站起来握手，说：“董健吾同志，你的材料组织上看了。当年的事情，已经找到几位老同志核实过。毛岸英同志那边也回了信。你当年确实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保护了他们。这件事，你是有功劳的。” 董健吾站在那儿，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那个干部又说：“你的组织关系问题，比较复杂。中间断了这么多年，需要时间调查。但是你的历史问题，组织上会重新审查。你先回去等消息。” 董健吾从办公楼里出来的时候，外面的太阳很亮。他站在台阶上，眯着眼睛看了看天，然后慢慢走下台阶，往街上走。他走得慢，但步子很稳。路过一个弄堂口的时候，有个卖馄饨的小摊，他坐下来要了一碗。馄饨端上来，热气扑在脸上。他拿勺子舀了一个，吹了吹，送进嘴里。旁边桌上有两个人一边吃一边聊天，说的是什么他一点没听进去。他脑子里全是当年在上海的那些日子，毛岸英趴在小桌子上写字，毛岸青蹲在门口帮他择菜，毛岸龙抱着他的腿喊董牧师。那几年日子过得紧，吃了上顿没下顿，可那几个孩子跟他亲。后来他把他们送走的时候，毛岸英拉着他的手不松，问他以后还能不能回来。他说能，等你们长大了就回来。 他把一碗馄饨吃完，付了钱，站起来继续走。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没人知道这个穿旧中山装的老头是谁。他走回那间平房，推开门进去，在床边坐下来。床头放着一份报纸，他拿起来看了看日期，又放下了。 过了半个月，通知来了。他的历史问题查清楚了，组织关系恢复，安排到市政府参事室工作。拿到通知那天，他没怎么笑，也没说什么。晚上他自己倒了一杯酒，坐在窗前喝。月亮很圆，照在窗台上白晃晃的。他把酒喝完，站起来关了灯，躺下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