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江泽慧填报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这三个志愿都没有录取她，她被分配到了安徽农学院林学系。但她对林业一点都不了解，也不喜欢。 收到那封信后，她在家里想了三天。三哥信里的语气很平实，道理也简单，却把她从那种自怨自艾的情绪里拉了出来。九月，她带着行李去了合肥。安徽农学院当时条件简陋，宿舍是平房，冬天冷夏天热。她头一回走进实验室，看见那些瓶瓶罐罐和植物标本，只觉得陌生又枯燥。教树木学的老教授姓陈，上课总带着一把采来的新鲜枝叶，指着上面的纹路讲。她起初听不进去，笔记记得零零散散。 转变发生在那年深秋。系里组织去大别山实习，任务是调查一片次生林的树种组成。她跟着队伍在山里走了两天，脚上磨出了水泡。第三天下午，她在一片向阳的山坡上迷了路。周围是高大的乔木，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她有些慌，想找路标，却忽然被脚边一丛不起眼的灌木吸引了。叶子是对生的，边缘有细锯齿，枝干上结着些小红果。她隐约想起陈教授课上提过，这叫“满山红”，是一种重要的药用植物，只在特定海拔和土壤条件下生长。她蹲下来仔细看，发现这片坡地上散布着不少。那一刻，课本上那些死板的名字和特征，突然和眼前鲜活的植物对上了。她拿出笔记本，一边画图一边记录周围的环境。等找到队伍时，天都快黑了，她却不觉得累。 从那次以后，她上课的态度变了。她开始追着老师问问题，泡在图书馆找国外最新的林业期刊看。她发现林业远不止是种树，它关系到土壤、气候、生态平衡，甚至国家的经济建设。1958年，她参与了皖南山区用材林资源的普查项目。她和同学两人一组，负责测量一片马尾松林的胸径、树高和蓄积量。工具很简单，只有测绳、围尺和测高器。每天天不亮就上山，要爬陡坡，穿行在密林里，衣服经常被树枝挂破。中午就着咸菜啃干粮。晚上回到驻地，在煤油灯下整理数据，算盘打得噼啪响。那个夏天她晒得很黑，手上也磨出了茧子，但心里很踏实。她算出来的数据，后来被县里制定采伐计划时采用了。 1960年她毕业，因为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在造林学教研室当助教。她带学生实习，总是强调要去现场看。有次带学生去苗圃，讲解播种育苗的技术要点，一个学生问，书上说覆土厚度是种子直径的两到三倍，为什么不能厚一点？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学生分两组做对比实验。一周后，覆土过厚的种子出苗率明显偏低，学生们自己就明白了道理。她丈夫彭镇华那时也在农学院工作，学的是森林保护。两人常一起讨论专业问题，有时为某个病虫害的防治方法争论不休。 六十年代中期，她开始研究江淮地区的农田防护林体系。她跑遍了安徽、江苏的十几个县，调查现有林带的树种配置、结构和防风效果。她发现很多地方的林带树种单一，抗病虫害能力弱，而且设计不合理，遮荫太多影响了农作物生长。她根据调查数据，提出了针阔混交、乔灌结合的林带配置建议，还选出了几种适合当地生长、生态效益好的乡土树种。这份报告得到了省林业厅的重视，部分建议在七十年代初的造林规划里得到了应用。 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她考取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资格，去德国哥廷根大学森林培育研究所进修两年。那是她第一次出国，已经四十二岁了。语言关是最大的障碍，她每天早起背单词，听录音，跟读专业文献。在实验室里，她接触到了当时先进的植物生理测定仪器和组织培养技术。她的导师沃尔特教授主攻树木抗逆性研究，对她带来的中国山地造林问题很感兴趣。她利用学校的设备，分析从国内带来的几种松树和栎树种子在不同水分胁迫下的发芽率，数据很有价值。留学期间，她发表了四篇论文，其中一篇被登在了国际林学界的权威刊物上。 1982年回国后，她被调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她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林木遗传育种上，特别是速生用材树种的改良。她主持了“欧美杨良种选育及推广”项目，带着团队在全国多个试验点进行杂交和选育。这项工作周期很长，选出一个优良无性系往往要花上十几年。她常年奔波在河北、山东、河南的试验林场，观察记录不同杂交后代的生长量、抗病性和木材性质。1991年，她领导的团队选育出的“中林46号”杨树通过国家鉴定。这个品种长得快，木材密度高，适合做胶合板原料，很快在黄淮海平原推广种植，成了农民增收的重要树种。 1993年，她被任命为林业所的所长。四年后，她升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院长。肩上的担子重了，她要考虑全院十几个研究所的科研方向、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她推动建立了重点实验室，引进了大型仪器设备，还和多个国家的科研机构建立了稳定的交流关系。在她任内，林科院承担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天然林保护工程等国家重大项目的科技支撑任务。她自己也一直没有脱离一线科研，直到退休前，还在指导博士研究生做林木抗旱基因的相关课题。她常对年轻的学生说，林业是一门需要耐心和脚力的学问，你得走到林子里去，才能真正看懂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