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段落📝 中国鲁东南区域聚落形态变迁与复杂社会的发展（4） 与之对比，尧王城周边的次级中心分布更加分散。尧王城精英能够管控的次级中心数量，少于两城镇；而且次级中心之间距离更远（超过8千米）。尧王城仅有两处次级中心：陵阳河、董家旺。同时，小型遗址集群更少，层级划分没有两城镇清晰。另外两处次级中心（东旺家涧、董家峪）距离更远，从证据来看，它们获取三级中心资源的难度更高。 尧王城片区的自然环境同样有利于人员、物资流动。尧王城、陵阳河、东旺家涧全部临近主河或者支流。但次级中心分布更分散，围绕主中心集聚程度更低，说明尧王城政体内部的整合度，弱于两城镇。 陶器的差异化分布，为日照地区精英的不同统治策略提供了另一条证据。在墨西哥等古代复杂社会，居住在中心聚落的人群，更容易接触到种类丰富的陶器。我们调查区域里，两城镇、尧王城的器型种类最多（表2），包含薄胎、打磨精致的高等级礼器，这类器物耗费大量劳动力。这两处遗址的发掘，也出土大量高品质陶器（刘，1985；栾等人，2004；南京博物院，1985）。次级中心的器型丰富度，仅次于两大主中心（8–15类）。 等级更低的III、IV级小型遗址，陶器器型平均更少，多数不足8类，很多遗址只有1–2种器类。但少数小型遗址例外，器型种类甚至超过一些次级中心；南部一处III级遗址（新林子 LS-XLZT-1），器型多达11种。另外，薄胎黑亮磨光的精美器物，在主中心、次级中心更常见，但并不局限于此。不少小型遗址，也出土这类精美器物。很多这类小型遗址分布在调查区域北部，属于两城镇政体范围。南部的新林子遗址陶器组合异常丰富，说明它的地位，比同等规模普通遗址更高。它是尧王城以南唯一一处陶器多样性接近尧王城周边二级聚落的遗址。从地理位置和陶器特征来看，新林子在尧王城政体里，承担的功能和尧王城周边二级聚落相似。 结合我们初步评估（包含本地陶土工匠的走访记录）：适合制作高品质薄胎黑陶的优质黏土，集中分布在两城镇附近。小型遗址出土精美陶器，有可能是精英向低等级聚落赠送礼物的结果。两城镇的精英，偶尔会向下属群体赞助精美黑陶的生产，以此换取需要的物资、或者回报对方提供的劳力、防卫服务。我们认为龙山精英依靠这套政治策略，维系、巩固自身政治网络（布兰顿等人，1996）。我们正在开展研究，考察两城镇是否是礼器、其他器物的区域生产中心；后续研究，还会把尧王城以及周边聚落纳入考察。 两城镇、尧王城这两处主中心，也会为周边普通聚落提供服务。两大中心的精英，很大程度上依靠祖先信仰获得权力合法性，宣称自己可以为下属提供精神庇护与现实保护。这套观点，在山东其他龙山遗址的研究中也有论述（安德希尔、方辉，2005）。两城镇、尧王城很可能是区域的仪式中心，区域内重要的祈福、祭祀活动在此举办。在两城镇的发掘中，我们发现大型容器，推测和宴饮活动有关，相关结论来自残留物化学分析（麦戈文等人，2005）。 在中国不止一个历史阶段，宴饮都是精英维系和普通民众、其他精英群体关系的手段：早期使用陶礼器，后来使用青铜礼器（安德希尔，2002）。精英会在宴饮中馈赠礼物，换取周边村落提供劳役，迪特勒（1996，2001）也提出过这个模式。因此，宴饮活动，往往伴随着精英向下属馈赠精美陶器。 对中国区域政体研究的广泛启示 在我们的调查区域，尤其是两城镇周边，聚落集聚意味着社群之间互动增强。参与其中的，不只是精英，还有大量普通家户。聚落集群的形成，既可以是竞争关系，也可以是合作关系。正如麦金托什（1999，2005）提出，区域层面聚落集聚，代表城市化进程的开端，一部分动因是为了维系家户之间的合作。血缘群体（尤其是后裔宗族），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早期，形成了重要的经济、社会网络。历史文献也证明，青铜时代不止一个阶段，专业工匠群体以血缘宗族为单位组织生产（张，1980；安德希尔，2002，2006）。在中国西南现代制陶工匠群体里，也能看到同类经济网络：多个有血缘关系的家户，合作生产高品质陶器（安德希尔，2003）。 同时，鲁东南的区域社会组织，结构比很多学者对龙山时代的预判更加复杂。这里存在至少两处大体同期的中心，三级行政层级，还有分散的聚落集群，构成小型的聚落等级体系。很多小型遗址集群，依托山脊等地貌形成清晰的地理边界。这套组织体系，无疑有利于两大中心（尤其是两城镇）调配资源（劳动力、粮食）。 有学者基于我们前五年、覆盖400平方千米的调查成果（方辉等人，2002；安德希尔等人，2002），认为这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统一政体，理由是两城镇的规模远超其他遗址（刘、陈，2000，2004；刘、陈，2006）。他们提出，这个强势中心代表区域稳定统一，之后随着二里头政权在豫地崛起，这套区域政治体系走向崩溃。我们认为：评估日照地区社会政治整合程度，必须综合多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