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普遍留意到，西藏吉隆县一个边境口岸“国门被冲毁”的视频遭到审查。时事评论作家长平认为，更严重的是对人的审查，对逝者和幸存者生命故事的扼杀。 慈善广告中有一个“伦理困境”：同样的媒体版面，用来讲一个人的不幸遭遇，比说一万个人正在等着您的援助，更能激发人们的同情心，募集到更多的捐赠。 人类道德感知的结构决定了，我们对个体生命的共情能力，远远大于一堆数字，哪怕它实际上也很重要。 同样的道理，在新闻相对自由的国家，灾难发生之后，记者不仅仅关注领导的英明决策和救援官兵的辛苦付出，还会探访幸存者和逝者家属，让他们讲出自己的经历和哀伤，讲出逝者生前的故事，这样读者才能感同身受，缅怀逝去的生命，帮助幸存者度过难关。 这正是尼泊尔各家媒体正在做的事情。无论是主流媒体《加德满都邮报》（The Kathmandu Post），还是数字媒体 OnlineKhabar，记者们都纷纷前往医院、学校和村庄，记录了各种普通人的遭遇，其中有正吃着早餐被洪水冲走的孩子，有为了救儿子趟入水中再也没有回来的父亲，有跑遍停尸房寻找哥哥遗体的妹妹…… 据英国《卫报》报道，在尼泊尔，记者争相尽可能靠近灾区，采访幸存者和救援人员。村民逐分逐秒地讲述洪水冲毁家园时所见所感。 讲述个体生命的故事，不只是为了激发读者的同情心。应该说，它首先在于对每个生命的尊重，承认其不可替代性。逝者不是同质的单位，而是意味着一整套关系、记忆、未竟之志业一并消失。 因此，个体故事比冷冰的数字更能提醒人们珍惜生命，总结教训，追究责任。逝者的姓名、年龄、住址、死亡的具体地点和时刻，是灾难事件最基本的档案。除此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生命的印痕。 《纽约时报》在 9·11 后的 《悲痛肖像》（Portraits of Grief） 系列为两千多名遇难者各写一则短传，不仅仅罗列履历，编辑嗨要求记者抓住一个能够体现这个人的爱好、性格、习惯或生活细节的瞬间。 没有逝者名单，就没有追究责任的基础。名单模糊，责任也随之模糊。四年前发生的“东航空难”就是一个例子。 反之亦然。如果政府想要淡化生命价值，减少问责可能，甚至“丧事喜办”——借助救援让媒体为自己歌功颂德——那么它就会阻止记者和受灾者接触，让他们只成为冰冷的数字，把镜头留给领导和领导指挥的救援者。 对于这场灾难的报道，新华社没有缺位，每天都要更新好几次。它的报道就是这种审查结果的“经典教材”。以其最新消息为例，全文222个字符中，涉及灾情的只有33个，约为七分之一，全为数字：“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其余部分，都用来描述“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同样是消息体，昨天发表的一则，标题都用了51个字符：“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内容都超过1000个字符。“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次之，内容大约为800个字符。 有人会说，及时的消息报道，只见数字不见人有情可原。可以想见，在新华社正在筹备的未来将会发出的通讯体报道中，会写到人，但首先是领导如何英明决策，指挥官如何坚决执行，其次是救援官兵如何舍身忘死，最后才是藏区的灾民，如何对党感恩戴德。 再说了，即便新华社能够良心大发，念及个体生命，不允许更多记者前往藏区，进行更多元的报道，同样是罪恶的新闻管制和媒体审查。 尼泊尔实行联邦民主制度，媒体生态相对多元。今年5月，无国界记者（RSF）发布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在180个受评的国家与地区中，尼泊尔排名第87位，中国连续第二年排名第178，仅高于厄立特里亚与朝鲜。 详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