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早上我醒得早，她不在床上。 我出去看，她坐在露台上，对着海，整个海是黑的。没开灯，天还没亮。 我问她怎么起这么早。 她说，我在算日子。 我说算什么。 她说，你回去睡吧。 我在她旁边坐了一会儿，不知道说什么。后来我回去睡了。 我再醒过来的时候她已经化好妆了。 在马尔代夫待了十四天，没有一个人认出她。 第十三天晚上在餐厅，她把墨镜摘了。过了一会儿，帽子也摘了，放在桌上。她就那样坐了一顿饭。隔壁桌是一对德国老夫妻，服务生是斯里兰卡人，没有人多看她一眼。 吃完她把帽子戴回去了。 妈妈说，我们回去吧。 我说不是还没住够吗。 她说，太安静了。   回到香港，妈妈见了我父母。 当天晚上她说，家里要筹备两家见面和婚事，尽可能多打点。还是景国庆和田心爱。 我没问为什么。 我说一天一张卡限额一百万。 妈妈说太慢了。 转五张。 五张卡，两个账号，轮着转。转到第三张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我还是转完了。 妈妈说，效率太低了。 我说，过年把咱爹妈接到香港来一起过吧。 妈妈说，今年已经定好在海南过年了。明年吧。 春节，维港放烟花，来了一百万人。没有她。 凌晨三点，我把父母送回去。 路上很空，红灯没有一辆车在等，我还是停了。 妈妈说先不见了，马上去洛杉矶取卵了。手头的事情要先处理完。 妈妈又问，能来北京吗？ 我沉默了。 她没有说北京有什么。我也没问。 妈妈说，香港必须买一套房子，写她的名字。 我说，好吧。 情人节也没见面。 有一次她在电话里说，今天早上抽了八管血。 我说这么多。 她说还好。 我说辛苦了。 然后我们聊了别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种抽血要空腹，要在月经周期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日子不能错。她那天早上大概六点就出门了，北京的冬天，天还没亮。后来的检查越来越多。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助理每月的汇总付款单里多了一项。第一次出现是去年，金额不大，几千块。后来每个月都有，有时候两三笔。我批得很快。这类金额不需要我看明细。后来才知道那些是抽血、激素六项、B超、AMH。要看她还有多少储备，能取出来几个，值不值得往下走。 这些都是在北京做的。 我不知道是哪家医院。我也不知道她是自己去的，还是有人陪。 2月25日她落地香港。 她说不去洛杉矶了，除非先看到香港的房子。 我把过去半年看的十几套房都发给她。她都嫌不好看。那十几套房我一套也没去过，是助理花了半年一间一间挑的，助理转给我，我转给她。有一套在半山，视频里能看见维港，拍的是傍晚。有一个瞬间镜头晃了一下，拍到了拍视频的人的影子在墙上。我看着那个影子想，这个人是谁，他今天走了多少路，看了多少房，他知不知道这套房是给谁看的。 时间太紧，她还是上了去洛杉矶的G700，2月28日飞到蒙太奇拉古纳海滩。   ---   第八天妈妈打了电话。她那边是下午，我这边是凌晨。 她说，五千万，美元。 我说，让我想想。 她没有说话。我听见她那边有海。 过了一会儿她说，好。 她挂了。 我认识她以来，没有对她说过“让我想想”。 我用Claude Code读API把所有现金资产跑了一遍，结论是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我又核了一遍。我在Claude Code里输入了问题，Claude说，不要把这五千万美元给她。 我问，她不再爱我了吗？ Claude说，对于爱情，我不关心，也不理解。但是你不能把这五千万美元给她。 我从来没有拒绝过她，不是慷慨，是害怕。害怕下一秒的答案。 而现在有人替我说了。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让我毛骨悚然的不是它聪明，是Claude一点犹豫都没有。 它不为难。 我当时想，这大概是更高的一种东西。人做不到这样。 她不再爱我了吗。 第二天她打回来。 妈妈说，海很大。 我说是吗。 她说，这层楼太大了，有回声。早上有人来打扫，我躲在卫生间里等她们走。 我说可以不让她们来。 她说不用。 她说，诊所问我，孩子的父亲什么时候到。 我说我可以派人过去。 她说，不用。 然后她说，想好了吗。 我没有说话。不是在想，我没有在想任何事。电话里她那边有海，我这边是维港，两边都没有人说话。我数了一下，十一秒。 景甜说，行。 景甜说，我知道了。 她挂了。 我后来无数次回想过，那两天她除了五千万还说了什么。海很大，这层楼太大，她躲在卫生间里。就这些，我全记得，一个字不差。我记不起来的是她的声音——她说“我知道了”的时候，是什么语气。 我想不起来。后来我就不想了。 我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屏幕朝下。然后我做了一件事，至今不知道为什么：我把手放在胸口，数了一下。 心跳很稳。 我又数了一遍，还是很稳。一分钟六十几下，和平时没有区别。我坐在那里，手按着自己的胸口，像一个医生在给别人做检查。 我想，原来是这样。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什么也没干。我在房间里待到天黑又到天亮，看着维多利亚港从蓝色变成灰色再变成黑色。早晨六点，维港对面的金融中心一栋一栋地开始亮灯。中间助理敲过一次门，问晚餐怎么安排，我说不用了。 我没有哭。我一直在等我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