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德国女士在看完《给阿嬷的情书》之后，给出了不同于大部分观众的看法，我觉得作为另外一个角度的考虑很有价值： 《给阿嬷的情书》讲述的是一个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故事：潮汕青年郑木生远赴泰国谋生，与妻子叶淑柔靠一封封“侨批”维系感情。后来郑木生意外去世，泰国女子谢南枝为了不让他的妻子和孩子失去生活的希望，隐瞒真相，冒用他的名义给淑柔写信、寄钱，一写就是十八年。几十年后，孙子远赴泰国寻找祖父，才揭开这段尘封多年的往事。 这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故事，也是这部影片获得成功的关键点：多数观众都被泰国女子谢南枝十八年的坚持与奉献感动得涕泪涟涟，对她的美德更是赞不绝口。 德国女作家M女士极其赞赏“侨批”在传递过程中所展示的诚信精神，也十分认可叶淑柔对婚姻契约的坚守立场，但对谢南枝这位“美德的化身”却给予了坚决的否定。 M女士认为，谢南枝是这部影片最致命的缺陷和最值得商榷的人物，她让这部电影模糊了“善意的谎言”和“知道真相的权利”的边界。 “善意的谎言”和“知道真相的权利” 是两种不同的伦理概念。前者强调保护和承受，后者强调尊重和权利。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时刻人们会选择不说真话。比如，医生面对病情严重的患者，家人可能希望暂时隐瞒；父母为了不让孩子过早承受某些残酷现实，可能选择委婉地表达；一个人在生命最后阶段，亲人为了让他安心，也可能选择隐瞒某些令人痛苦的消息。  这些“善意的谎言”行为背后的出发点通常不是欺骗，而是出于对弱者的保护，是出于爱。但一个人认为“我是为了你好”，并不意味着真的有权替另一个人决定什么是“好”。 每一个成年人都有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而做出决定的前提是，拥有必要的“知情权”。尤其在涉及到自己的婚姻、财产、身体、家庭关系、人生选择等，知道真相尤为重要。从法理上说，任何人无权以任何理由进行欺骗和隐瞒。  谢南枝明明知道叶淑柔的丈夫已经去世，却刻意隐瞒真相，并且用十八年的时间，冒充其丈夫，持续写情书，制造谎言，这事实上是剥夺了另一个女人知道真相的权利，也剥夺了一个女人再次选择爱情和生活的权利。 知道真相，是进行选择的重要前提。 如果叶淑柔知道丈夫已经去世，她可以有多种生活选择：1. 继续留在郑家，坚守曾经的爱情，保持以往的传统生活方式，把三个孩子抚养长大。2.选择再出嫁，组成新的家庭，开始新的生活。3. 获得新的爱情，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等等。 不管出于哪一种选择，主动权都应该掌握在当事人叶淑柔的手上。 从逻辑上讲，谢南枝完全没有必要向叶淑柔隐瞒真相。她可以在告诉叶淑柔真相之后，选择在经济上持续资助她，帮助她抚养三个孩子，这才是真正的善意、真正的行善。而不是刻意隐瞒真相，让一个女人在十八年的谎言中等待，完全失去了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主动性，失去了再次追求自己幸福的可能性，失去了掌握自己命运的选择性。 这种刻意的、长期的隐瞒和欺骗是令人胆寒的。试想，一个女人有几个十八年的青春？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谢南枝刻意冒充郑木生写情书，顶着他人的名义做自己想做的事，即便出于善意，也构成了事实上的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