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晚上，北京。王晶垚回到家，接到一个电话，是妻子学校里的人事干事打来的，说："卞校长受伤了。"九、十点钟，他带着孩子赶到邮电部医院。妻子躺在那里，遍体鳞伤，眼睛还睁着。头肿得很大，全是乌青色。孩子们被领到另一间屋子里。接待他的是七个人，学校里现在掌权的委员会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要他们把名字写下来。这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留了下来。 第二天，他到西单商场买了一台照相机。照相机那时候是贵重东西，家里从来没有过，他花了几个月的工资。他拿着相机回到医院，在太平间里给妻子拍照。黑白照片上，身上大片的血斑看得清楚。她上身的衣服已经撕破了、剪开了，穿不上，他把这些衣服全都收起来。后面几天，清洗、换衣、火化，每一步他都拍了照。 死去的人叫卞仲耘，五十岁，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学校没有正校长，她排在三个副校长的第一位，在这里工作了十七年。这所学校里有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女儿，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也在这里读过书。她是被自己的学生打死的。前一天夜里王晶垚很晚才回家，她告诉他，下午红卫兵已经动手打了校领导，很危险了。他劝她暂时回老家躲一躲。她说，自己一走，就更证明她有问题，不能走。她说，打死像她这样身份的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两个人商量过给中央领导人写信，也商量过逃走，哪一样都没有做。八月五日早上，她起得早，走到他的房间说要走了。家里的老保姆劝她："别去学校了。"她还是要去。临出门，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握了握手。 六月一日晚上，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那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批的，他批示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女附中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署名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宋彬彬，高三，父亲是东北局书记宋任穷。隔一天，团中央派来领导学校运动的工作组进了学校，一进校就宣布热烈支持宋彬彬她们，支持学生造校领导的反。校领导靠边站，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给卞仲耘定的罪一条一条写出来。一条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证据是一九六二年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差两分没被录取——录不录，是学校请示了市委和教育局、按上面的指示定的，罪却算在她头上。一条是"反对毛主席"，证据是三月里北京附近地震，她告诉学生地震来了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要不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她没有说带，只说要尽快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去。 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组开全校大会批斗她。她被押到台上，弯腰九十度。有学生跑上台，拿学校自制的、枪头包着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她捅倒在地。她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揪着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在旁边，不干涉。会后，她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然后请求不要再对她用暴力。信里写：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信寄出去，没有回音。 七月底，毛泽东要借学生造反，打倒刘少奇，下令撤掉各学校的工作组，说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八月一日，他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说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的支持。"信一传开，各校红卫兵照着做。他又命令公安部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学生打人，警察不许管。女附中的红卫兵在这封信的前一天成立，接管了学校。八月五日一早，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去六月初刚改组的北京新市委，说中学里校领导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得到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同一天，中共中央撤销了六月里刘少奇签发、要求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那个文件。 下午两点左右，高一的红卫兵先动手。胡志涛那时正在打扫厕所，她说，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新市委批准。一个高个子学生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头上浇下去。卞仲耘、胡志涛和另外三个校领导被揪到大操场，戴上废纸篓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反革命黑帮"的牌子，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一字排开跪下。全校学生涌到台下。人群里有人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木工房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取开水。然后五个人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一边敲手里的铁簸箕，一边说"我是牛鬼蛇神"，从大操场走到小操场。小操场有一堆修操场剩下的沙土，叫他们挑。有人把卞仲耘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就被劈头打倒在地。打人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桌椅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下戳出一个小洞，血从洞里涌出来。挑完土，五个人被揪回宿舍楼，在一楼厕所里淋了屎尿。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一片血迹。她是这个学校的最高领导，"黑帮头子"，打得最重。 下午五点来钟，她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还有人踢她，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东西，骂她"装死"。五点多，有人叫来校工，把她搬上一部平常运垃圾的手推车。胡志涛看见车上她两条胳膊红肿，眼睛张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还在吐气，就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胡志涛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有红卫兵说这样推过去"影响不好"，不准出校门。手推车就停在北门边。她的身体用大字报纸盖起来，上面压了一把大竹扫帚。车停了一两个小时。七点多，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新市委，才把她送进对面的医院。医生检查，尸体已经僵硬，死了多时。一位老师三天后写信给王晶垚，记下当时的情形："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打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 在医院里，同校学生、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来见王晶垚和大女儿，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上缠着袖章，要医生给卞仲耘做尸体解剖，证明她死于心脏病，不是打死的。写在那张纸片上的七个名字，第一个是宋彬彬，就是六月里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那个高三学生。八月五日那天夜里，宋彬彬等学校的负责人去了北京饭店，见到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打死了校长。据说，吴德告诉她们，打死了就算了，以后要注意政策。 八月九日中午，王晶垚收到一封信，署名"师大女附中一教师"，八月八日下午两点写的，字是故意改了笔迹写的。信里把那天下午的经过一步一步记下来，信里说："你必须坚强活下去，勇敢地斗争下去。"信里还说，要好好抚育老卞留下的四个孩子，尤其是可怜的四宝——最小的女儿，她还那么小。信寄到不久，学校有人上门追查这封信，凶恶地要他交出来。他拒绝了。 同一天火化。死亡证明上写的是"死因不明"。孩子们来跟妈妈告别。他和大女儿找了一块大手绢，把她的脸盖上，不让孩子看见那张满是青紫血痕的脸。小女儿十岁。运尸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广播里正在播《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家人听到里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心里想，以后别的人不会再遭到她这样的命运了。同一个文件里还说到红卫兵这样的学生："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宋彬彬，纸片上的第一个名字，登上城楼，把一只红卫兵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报纸发表了两个人的对话：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毛说："要武嘛。"两天后，《光明日报》发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署名宋要武。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的规定：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北京太文明了"，"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 家里，小女儿发现，父亲睡的草席边沿都被咬碎了。他夜里睡不着，不能哭出声，就伏在席子上咬草席。多年以后大女儿说，"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一年以后，抄家的风潮过去了，一家人在家里的衣柜里给她布置了一个灵堂：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照片前放一支花。衣柜的门随时可以关上，除了家里人，谁也看不到。 三年后，进驻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给她的《审查结论》是"系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死"，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的是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那一套。一九七三年，她的死按"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给了家属四百块钱。一九七八年，西城区委为她昭雪，说她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而"壮烈牺牲"。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四百块钱在学校里立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没有结果。 第二年，他递了控诉书，要求调查最后毒打她致死的那三四个学生，也控告外校的工作人员袁淑娥，她在六月那场批斗会上拿出一张剪去旁人的合影，只留卞仲耘和一个男老师，说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学生那一头没有下文。检察院对袁淑娥一案的答复是："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他接着告。一九八九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他说袁淑娥在批斗会上揪过卞仲耘的头发，决定书里写： "即使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打人的学生，他没有起诉。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她们都是被利用、唆使的。" 那天她身上的东西，他每一件都用塑料袋仔细包好，装进一只皮箱：一件浸透了血的白衬衫，上面用墨汁写着"打倒"两个字；一块手表，表带打歪了，表针停在三点四十分。医院里那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也留着；她六月里写给上级的那封信的底稿，文革那些年一直藏在墙缝里；还有他拍的那些照片。他说："血衣我全部保存。"几十年，这些衣服没沾过一次水。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二日，宋彬彬在母校的一个聚会上道歉，说她对卞校长的遇难"是有责任的"，说那天她和另一个学生负责人刘进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一月二十七日，九十三岁的王晶垚发表声明，把八月五日这件事叫作"八五事件"："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他对采访的人说，她们说抢救了，说向医院提出了要求，这些都是假的，"他们从来没有急救过卞校长。"那年春天，一个记者在采访结束时问他，如果有一天又见到了卞校长，会对她说什么。老人一字一句地答："我，没有忘记历史。"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凌晨，王晶垚在北京去世，一百岁。到这一天，打死他妻子的人，没有一个受到法律惩罚。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琴艺书屋全版，2019年，卞仲耘条，页39—64 ——王晶垚《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张敏采访王晶垚、王友琴，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2013年8月4日、2014年2月3日 ——冯翔《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南方周末》2014年3月13日 ——宋彬彬《我的道歉和感谢》，2014年1月12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6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1968年编印本，页265、266、2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晶垚同志治丧小组讣告，2021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