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毛主席约老同学周世钊谈话时，对方曾问：“岸英入朝没多久便牺牲了，作为统帅的彭老总是否尽到了责任？” 周世钊问完，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他盯着毛泽东，等一个回答。 毛泽东把烟在烟灰缸边沿点了点，灰落下去一截。他看向窗外，院里那棵老槐树正抽新芽。 “这个问题，你不是第一个问的。”毛泽东转回头，“东北的工人同志里，也有议论吧？” 周世钊点头：“听到一些。都说彭老总带兵严，怎么偏偏……” “偏偏没护住我儿子？”毛泽东接上话。他往后靠进椅背，“世钊，我们算算账。志愿军过江三十万，哪个不是别人家的儿子？彭德怀发电报给我，说岸英牺牲那天，长津湖那边冻死的战士就有四百多。那些战士，谁去问他们的司令员尽没尽到责任？” 周世钊抿了抿嘴。 “岸英去朝鲜，是我同意的。”毛泽东说，“走之前我见了他一面。他问我还有什么交代，我说就一句：到了前线，你就是普通一兵，听彭司令指挥。这话我也跟德怀同志说了。你晓得德怀怎么回我？” 周世钊摇头。 “他闷了半天，说‘主席，我带兵几十年，从来不分谁是谁的人。上了战场，都是我的兵。’”毛泽东顿了顿，“这话我信。要是他因为岸英是我儿子就特殊照顾，那才叫没尽到责任。” 服务员进来添水。毛泽东停下话头，等门重新关上。 “去年十一月，接到电报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毛泽东声音低了些，“不是怪谁，是想这个仗。想来想去，想到井冈山。那时候我们死了多少人？你记得伍若兰吧？” 周世钊点头：“记得，朱老总当时的爱人。” “被敌人抓去，砍了头。”毛泽东说，“那时候朱德同志怎么做的？擦干眼泪，继续打仗。为什么？因为知道责任在谁——在反动派，不在自己同志。现在也一样，责任在美帝国主义，不在彭德怀。” 周世钊端起茶杯，又放下：“可岸英毕竟在你身边长大……” “所以更该去。”毛泽东截住话头，“我是中央主席，我儿子不去，怎么动员别人家的孩子去？这个道理，岸英懂。他临走前跟思齐说，等胜利了，要带她去朝鲜看看。他说那地方山好水好，重建起来一定漂亮。” 屋子里静了一会儿。能听见远处胡同里传来的自行车铃声。 “彭德怀为这个事，瘦了七八斤。”毛泽东接着说，“回来汇报，站在我面前，一个劲说对不起。我说老彭啊，你要是对不起，那我对不起的人更多——决定出兵的是我，同意岸英去的也是我。照这个逻辑，我该先处分自己。” 周世钊叹了口气：“是我问得狭隘了。” “不问才不对。”毛泽东摆手，“有疑问就要提出来，说清楚了，大家心里都亮堂。你回去要是再有人议论，就把我今天的话告诉他们：毛岸英是烈士，和其他十九万烈士一样。要纪念，就一起纪念；要追责，就追美帝国主义的责。” 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站起来走到书架前，抽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前线来的战报，厚厚一摞。他翻到中间一页，指给周世钊看。 “这是第三次战役的战果。你看这里，收复了汉城。下面这些名字，都是牺牲的团以上干部，二十七个。”毛泽东手指往下移，“他们都有父母，有的还有妻儿。岸英的名字，应该和他们列在一起。” 周世钊凑近看了。那些名字整整齐齐，职务、籍贯、牺牲时间写得清清楚楚。毛岸英的名字在靠下的位置，只有一行：“毛岸英，湖南湘潭人，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1950年11月25日牺牲于朝鲜大榆洞。” “就这样？”周世钊问。 “就这样。”毛泽东合上文件夹，“够了。一个战士该有的信息，都有了。” 送周世钊出门时，毛泽东在门口站了站。三月的风还有点凉，吹得他衣角掀起来。 “世钊啊。”毛泽东忽然说，“等你政治研究院毕业，回去好好办学。把孩子们教明白，教他们知道新中国是怎么来的。将来他们长大了，国家就再不会被人欺负到门口，逼得我们送儿子上战场。” 周世钊重重点头：“一定。” 他走下台阶，回头看了一眼。毛泽东还站在门口，身影被门框框成方方正正的一块。那个姿势让周世钊想起三十多年前，在一师教室门口，毛泽东也是这样站着，跟他说要办新民学会的事。 时代变了，人没变。 周世钊转身往胡同口走。他知道下次再有人问起，自己该怎么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