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叶帅连夜紧急叫来华国锋，并低声告诉他，必须要顺应新的形势了，出人意料的是，在听完叶帅的话后，华国锋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陷入了沉默。 华国锋在办公室踱了两圈。他让秘书把近一个月各地报上来的文件简报都搬到桌边，一份一份看。他翻到一封安徽农民联名信，又看到一份关于工厂计件工资试点的报告，手指在这些纸面上停了很久。 天亮前，他拨通了几个电话。第一个打给中央党校的负责人，询问理论讨论的情况。第二个打给调研部门的同志，了解基层对农村问题的意见。第三个电话接通后，他问了几个具体数据：粮食收购价格、返城知青的安置数、企业亏损面。 几天后，一场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室里，各省负责同志和理论工作者坐在一起。起初发言大多谨慎，重复着“在现有框架内研究”。华国锋坐在主位，听着，偶尔在笔记本上记两笔。 第二天，一位来自地方的干部站起来。他没念稿子，直接讲了他们省里几个生产队偷偷搞“包产到户”的事。“庄稼长得就是好，”他说，“可我们不知道这是对是错，该支持还是该制止。” 会场安静了一瞬。华国锋放下笔，看向发言的人：“你把具体情况再说说。” 细节摊开了：农户如何划分田地，如何约定上交额度，剩余如何归己。有人开始反驳，认为这是走回头路；也有人小声议论，说别的地方也有类似情况。 华国锋让不同意见的同志都发言。争议从农村延伸到工厂管理、商品流通、技术引进。会议连续开了三天，笔记本摞高了。 第四天上午，华国锋作总结讲话。他没有直接肯定或否定任何一种具体做法，而是讲了一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话对不对？对的。那我们就得承认，实践里冒出来的东西，哪怕和过去的条文不太一样，也要允许它试，要看它的效果。效果好了，群众认了，我们就要考虑它为什么对。” 他没有宣布废止“两个凡是”，但他说：“今后，凡是经过实践检验，确实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家实力的办法和政策，我们都要认真研究，及时采纳。” 散会后，几位老同志走在后面。一位低声对同伴说：“这方向盘，开始转了。” 不久，几份试点文件低调发出。安徽、四川等地的一些基层实践被纳入观察范围，允许继续探索。相关讨论文章在内部刊物上的尺度悄然放宽。 年底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华国锋将一份汇总了试点情况的材料放在桌上。“转了几个月，”他说，“车没翻，还稳了点。可以再放开些步子。” 叶剑英拿起材料翻了翻，点了点头。 那次深夜谈话后的第二年，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引发全国范围大讨论。而在此前，许多调整的齿轮，已经在那个允许“看效果”的会议之后，悄然开始转动。华国锋后来回想，转变的起点，或许就是那晚沉默之后，他决定先听、先看，让事实本身说话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