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愧做过王爷，脑袋瓜灵光，再晚几年就惨死了。 1950 年，大清国的最后一任摄政王载沣还活着，而且也才67岁。他因为缺钱缺粮，一咬牙干了一件大事，把自己家族住了几辈子的醇亲王府给卖了。 ​ 消息是悄悄放出去的。载沣没找熟人，也没敢走老关系，直接托了个中间人，说王府愿意出售。他心里清楚，这宅子普通人家接不住，也买不起，能接手的最可能是公家。果然，风声传出去没几天，就有了回音。 来谈的人穿着中山装，说话和气，说是代表国家接收一些历史建筑，用作公共用途。载沣没多问什么用途，他心里有数。价格上双方没怎么扯皮，对方给了一个实在数目，现钱，不拖欠。载沣知道这比市面上可能低些，但他要的是快，是稳。他点了点头，算是应了。 签契约那天是个阴天。载沣坐在正厅里，看着人把厚厚的房契地契拿出来，自己拿起笔，顿了顿。旁边站着他的几个儿子，脸色都不大好看，尤其是大儿子，眼睛盯着桌面，嘴唇抿得紧紧的。载沣也不看他们，稳稳地签下了“载沣”两个字，按了手印。然后他摘下眼镜，慢慢擦了擦，对来人说：“这宅子，以后就拜托了。” 钱拿到手，他先把欠的几笔不大不小的债还了。剩下的，他分成几份。一份给家里每房分了点，让他们各自去找房子安家。一份留作现钱开销。还有一份，他悄悄换成了一些小黄鱼，藏了起来。这是他历经过乱世的经验，手里不能没点硬货。 搬家那天很安静。几十口人，零零散散地往外搬东西。家具大多不带，只收拾细软、书籍和贴身物件。载沣自己最后走，他在空荡荡的王府里走了一圈。从前厅走到后花园，花园里的树还郁郁葱葱的，亭子有些旧了。他记得宣统年在这里接过圣旨，也记得在这里听过革命的炮声。他在一棵老槐树下站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新家在魏家胡同，一座两进的四合院。对普通人来说算是阔气，但对住惯了王府的一家人来说，挤。各房分了屋子，难免有些磕碰抱怨。载沣不管这些，他自己要了东厢房一间清净屋子，把带来的书和那几件宝贝的天文仪器摆好，就算安顿下来。 日子一下变得简单，也冷清。没了成群的仆人，许多事得自己动手。载沣学着生炉子，起初弄得满屋烟，后来也熟练了。每月开销他亲自算，一笔一笔记得清楚。他偶尔会听说，醇亲王府挂牌成了什么机关的办公地，后来又听说要改建成纪念馆。他只是听听，从不打听细节。 从前的老相识，有些听说他卖了祖宅，便不再登门。载沣乐得清静。也有些人，日子过不下去，拉下脸来求助。载沣不摆架子，能帮一点就帮一点，给点钱，或者让家人拿点粮食，但话也说在前面：“我也就这点能力，如今都是新社会了，得学会自己谋生。” 1950年的冬天特别冷。小四合院没王府的地龙暖和，烧煤也得算计着。载沣常坐在屋里，腿上盖条毯子，就着窗口的光看报纸。报纸上都是新名词、新消息，他看得慢，但看得认真。家里人有时议论时事，他很少插嘴，只是听。 转过年来，春天刚到，载沣就病倒了。起初是咳嗽，后来就起不来床。请了大夫来看，说是老了，心肺衰弱。他知道时候差不多了。他把几个儿子叫到床前，也没什么长篇大论的交代，只说：“以后的日子，靠你们自己。做人要本分，做事要踏实。祖上的风光，忘了它。” 1951年2月3日，载沣在魏家胡同的家中去世，平静无波。后事办得简单。他卖王府剩下的钱，刚好够用。没有遗老来扶棺痛哭，也没有盛大的仪式，就像一片叶子落了地，悄无声息。 那所他卖掉的醇亲王府，后来成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办公地，再后来，一部分辟为宋庆龄故居，一部分成了卫生部所在地。游人络绎不绝，看那花园楼台，听讲解员说这里曾走出两位皇帝。很少有人会想到，那位最后离开这里的王爷，用这座煊赫的府邸，换了一家人平平凡凡的善终。历史的大浪头打过来，他没能站在潮头，却也没被拍碎在岸边，只是顺着水流，悄悄地、安稳地，靠了岸。 载沣的后人主要有两支。一支是次子溥杰一脉，他的次女嫮生定居日本，嫁给福永健治，子女都随父姓福永，从事护士、港口调度等普通职业。另一支是四子溥任（后改名金友之）一脉，他的子女都姓金，长子金毓嶂是地质勘探专家，次子金毓峑是环保教授，三子金毓岚是中学历史教师，女儿们是普通职工，后代也都姓金，在教育、科研等行业过着普通生活。长子溥仪和三子溥倛都没有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