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的日子(续、重发） 八十年代的中国，管制极为严格。外资企业不能在中国拥有经营权，更不能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只能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设立办事处或代办处。 后来才开始允许中国籍员工到外商办事处工作，但必须通过外商服务公司(FESCO)来统一聘用和管理。这些人需要定期接受政治学习和汇报。工资则是外方支付，但其中很大部分要上交，由服务机构再转发给个人，实际到手并不多。 那时候还没有外资独资或合资企业在中国落地。所有合同都必须通过拥有外贸权的国营进出口公司，比如中国电子、中国仪器、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等等。 即使合同签了，也附带一大堆附加条件：需要获得美国出口许可证，通常要经过美国商务部(DOC)，甚至国防部(DOD)的批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巴统”的国际组织。 “巴统”全名是“巴黎统筹委员会”，负责管制对共产主义国家(如中国和苏联)出口高科技和国防相关设备。也就是说，即便生意谈成了，仍要闯过重重关卡。 当时有两个关键项目都卡在瓶颈。 虽然使用单位已经签署了“最终用户声明”，但始终被美方怀疑存在非民用用途，迟迟批不下来。必须由美国方面派人实地考察，写出详细报告，解释疑点，才可能放行。 中方最终同意我以港澳身份前去参观。 神秘的“清华200号” 后来逐步公开的名称是“清华核能研究所”，那里有一座小型核反应堆。研究的方向之一，是针对中国油田老化，探索如何“以能换能” —— 用核能产生的蒸汽去提升石油开采效率。 以前中国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中国和苏联交恶以后，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石油被俄国人从地下偷走了”。 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地质结构变化，油层在低温下出现冻结或粘稠化，石油流动性大减。必须依靠核能产生的高温高压蒸汽来改善其物理性能，才能继续开采。 除了近距离看到反应堆，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个小细节：陪同的清华大学教授告诉我，实验室有机玻璃隔断里装的并不是石油，而是蜂蜜，用来模拟液体的特性。这一点让我记忆至今。 奇迹的“银河”系统 当时中国宣布自行研发造出超级计算机“银河”，运算速度每秒可达亿次，由国防科技大学（长沙）研发，其中安装地点之一在北京郊区涿县的石油部物探局。 它的主要用途是寻找石油：先用人工地震爆破，再由大量传感器收集数据，经过超级计算机处理，用超大型绘图仪画出地下岩层结构，判断哪里可能存在石油。 那里有好几座大楼，成百上千台数据输入输出设备，一批人不断地忙碌着推车搬运磁带，场面宛如一个超巨型的“未来数据工厂”。在这里将会安装我们公司和美国CDC提供的设备。 当时的中国刚刚对外开放不久，石油的缺乏是发展最大的障碍。既要满足国内需求，又要出口换取外汇。我能在其中出一份力，帮助澄清两项关键项目的“非军事用途”，心里也觉得欣慰。 相信在中国也很少人亲自到过这样的现场，这可是当年最机密、最顶尖科技项目。 结束语 “北京的日子”就写到这里。我的部分青春岁月在那里度过，接触了不少中国的顶尖精英，后来的发展也是意料之中。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使我的人生和事业都更加开阔。 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