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humor(@blackym25):重要段落📝 中国鲁东南区域聚落形态变迁与复杂社会的发展（2）龙山时代龙山时代（约公元前2600–前1900年），聚落格局发生剧烈转变：我们调查范围内的遗址数量增长至400处以上（图3、表2）。尽管聚落分布在多种环境带，但是两处超大型中心聚落，在主要河流沿岸或附近崛起：北部的两城镇（DG-LCZ-1），南部的尧王城。全覆盖调查显示，两处遗址的实际规模，远大于过去依靠发掘、零散踏勘得出的估算（参考Cai等人，1997；Fang等人，2002；Gao，1995；Liu，1958a、b；日照市图书馆，1986；山东省文物局，1960；Underhill等，1998、2002）。2002年，我们对两城镇西部重新踏勘，发现遗址面积比以往记录还要更大。尧王城的地位线索，最早来自考古工作者1936年采集到精美玉器、精致磨光陶器（Cai、Luan，1992；Chang，1986；Gao，1995；Luan，1996；南京博物院，1985；Yin，1955）。后续调查与发掘不断印证最初判断（Liu，1956、1958a、b，1972、1988；日照市图书馆，1986；山东省文物局，1955、1960）。早期研究者就注意到尧王城集中出土高等级精美器物；估测遗址面积约52公顷（Liu，1958b；山东省文物局，1955）。遗址还发现房址、水稻遗存（岚山区文体局，1985；《中国文物报》，1994）。调查区内其余龙山遗址规模差异极大。我们利用直方图，划分全部龙山聚落的规模等级（参照Johnson，1973，第79页；Kowalewski，1990，第47页），依据自然间断点，识别出本时段四级聚落等级（表2）。我们推测该区域存在三级行政层级；不过下文会谈到，关于早期国家形态的解读，还需要后续发掘提供充足证据。即便如此，龙山阶段区域组织明显发生重大变化。大约一半的龙山遗址，出土可以区分早晚亚期的特征陶片（例如龙山早期、龙山中期）；这些遗址的规模普遍大于没有标志性陶片的遗址，后者占全部龙山遗址的92%（表3）。龙山晚期特征陶片，仅在11处遗址发现；包含两城镇在内，这批遗址大多属于调查区内规模最大的一批。龙山时代伊始，聚落格局发生剧烈转变，四级聚落等级体系迅速成型（表4、图4）。等级顶端有两处一级中心：尧王城在大汶口晚期之后持续扩张，成为区域内最大中心；另一处一级中心是两城镇。两城镇起步晚于尧王城，但很快超越邻近的丹土——丹土在30年前就因出土龙山精美玉器闻名（Yang，1996），它原本是龙山之前区域最大聚落，龙山时代降为次级中心，依附两城镇。两大中心（尧王城、两城镇）之间最关键的差别，是它们周边低等级中心的组织模式。尧王城体量更大，但两城镇周边形成了一套更成熟的中心聚落层级体系，这很可能来自两套不同的治理策略。根据带有分期特征陶片的遗址分布来看：龙山中期，本区域聚落总数下降，整体占据的土地范围也收缩（表4、图5）。与此同时，我们标本里龙山中期陶片的总量，多于龙山早期。当然，我们不能直接把陶片数量等同于人口数量，但这一趋势，仍然暗示人口分布的变化。龙山早期社群分布更加分散。龙山中期聚落的聚集程度更高，代表人口进一步向中心集聚。半数以上只出土龙山早期陶片的遗址，都是规模很小、仅短期使用的聚落，没有延续到龙山中期。另一方面，在日照区域，“龙山中期”陶器的使用时长，可能比龙山早期更长（后文讨论龙山晚期与早期青铜时代部分）。这套四级聚落等级体系延续到龙山中期，但次级（二级）、三级中心数量有所减少（表4、图5）。与此同时，两城镇自身规模进一步扩大，是人口集聚增强的又一证据；两城镇的发掘与钻探资料显示，遗址核心区的密集居住范围约100公顷（Luan等人，2004）。多项线索表明：龙山中期，两城镇的精英阶层，对周边直接控制区域的支配力量有所增强。两城镇周边区域人口持续集聚，两城镇本身不断扩张，而大量小型中心发生萎缩；只有距离两城镇最近的两处二级中心，维持了规模。

2026.10.29 11:28

重要段落📝 中国鲁东南区域聚落形态变迁与复杂社会的发展（2）龙山时代龙山时代（约公元前2600–前1900年），聚落格局发生剧烈转变：我们调查范围内的遗址数量增长至400处以上（图3、表2）。尽管聚落分布在多种环境带，但是两处超大型中心聚落，在主要河流沿岸或附近崛起：北部的两城镇（DG-LCZ-1），南部的尧王城。全覆盖调查显示，两处遗址的实际规模，远大于过去依靠发掘、零散踏勘得出的估算（参考Cai等人，1997；Fang等人，2002；Gao，1995；Liu，1958a、b；日照市图书馆，1986；山东省文物局，1960；Underhill等，1998、2002）。2002年，我们对两城镇西部重新踏勘，发现遗址面积比以往记录还要更大。尧王城的地位线索，最早来自考古工作者1936年采集到精美玉器、精致磨光陶器（Cai、Luan，1992；Chang，1986；Gao，1995；Luan，1996；南京博物院，1985；Yin，1955）。后续调查与发掘不断印证最初判断（Liu，1956、1958a、b，1972、1988；日照市图书馆，1986；山东省文物局，1955、1960）。早期研究者就注意到尧王城集中出土高等级精美器物；估测遗址面积约52公顷（Liu，1958b；山东省文物局，1955）。遗址还发现房址、水稻遗存（岚山区文体局，1985；《中国文物报》，1994）。调查区内其余龙山遗址规模差异极大。我们利用直方图，划分全部龙山聚落的规模等级（参照Johnson，1973，第79页；Kowalewski，1990，第47页），依据自然间断点，识别出本时段四级聚落等级（表2）。我们推测该区域存在三级行政层级；不过下文会谈到，关于早期国家形态的解读，还需要后续发掘提供充足证据。即便如此，龙山阶段区域组织明显发生重大变化。大约一半的龙山遗址，出土可以区分早晚亚期的特征陶片（例如龙山早期、龙山中期）；这些遗址的规模普遍大于没有标志性陶片的遗址，后者占全部龙山遗址的92%（表3）。龙山晚期特征陶片，仅在11处遗址发现；包含两城镇在内，这批遗址大多属于调查区内规模最大的一批。龙山时代伊始，聚落格局发生剧烈转变，四级聚落等级体系迅速成型（表4、图4）。等级顶端有两处一级中心：尧王城在大汶口晚期之后持续扩张，成为区域内最大中心；另一处一级中心是两城镇。两城镇起步晚于尧王城，但很快超越邻近的丹土——丹土在30年前就因出土龙山精美玉器闻名（Yang，1996），它原本是龙山之前区域最大聚落，龙山时代降为次级中心，依附两城镇。两大中心（尧王城、两城镇）之间最关键的差别，是它们周边低等级中心的组织模式。尧王城体量更大，但两城镇周边形成了一套更成熟的中心聚落层级体系，这很可能来自两套不同的治理策略。根据带有分期特征陶片的遗址分布来看：龙山中期，本区域聚落总数下降，整体占据的土地范围也收缩（表4、图5）。与此同时，我们标本里龙山中期陶片的总量，多于龙山早期。当然，我们不能直接把陶片数量等同于人口数量，但这一趋势，仍然暗示人口分布的变化。龙山早期社群分布更加分散。龙山中期聚落的聚集程度更高，代表人口进一步向中心集聚。半数以上只出土龙山早期陶片的遗址，都是规模很小、仅短期使用的聚落，没有延续到龙山中期。另一方面，在日照区域，“龙山中期”陶器的使用时长，可能比龙山早期更长（后文讨论龙山晚期与早期青铜时代部分）。这套四级聚落等级体系延续到龙山中期，但次级（二级）、三级中心数量有所减少（表4、图5）。与此同时，两城镇自身规模进一步扩大，是人口集聚增强的又一证据；两城镇的发掘与钻探资料显示，遗址核心区的密集居住范围约100公顷（Luan等人，2004）。多项线索表明：龙山中期，两城镇的精英阶层，对周边直接控制区域的支配力量有所增强。两城镇周边区域人口持续集聚，两城镇本身不断扩张，而大量小型中心发生萎缩；只有距离两城镇最近的两处二级中心，维持了规模。

blackhumor@blackym25

2026.10.29 11:21

重要段落📝 中国鲁东南区域聚落形态变迁与复杂社会的发展（1）我们在鲁东南日照的两处沿海盆地，开展全覆盖调查，获得的证据，呈现出和以往河南区域预期不一样的变迁模式。过去学界一般把鲁东南视作西部中原中心的外围地带；因为历史文献对这片区域记载极少（Cai et al.,1997; Fang et al.,2002; Underhill et al.,1998,2002）。我们历时11年、覆盖1120平方公里的调查结果，为复杂社会的形成、人口变迁提供了丰富信息，而且变迁过程不止一个阶段。和早期观点不同，很明显，龙山时代、青铜早期，这里已经出现规模可观的大型社会政治实体，拥有同级别的中心聚落。我们同样提出：和传统看法相反，鲁东南直到青铜时代相当晚的阶段，才被文献记载的那些政权所控制。下文我们将展示证据，证明早在龙山早期，这里就快速发展出四级区域聚落等级。北辛时期（约公元前5300–前4100年），日照区域才出现定居聚落；到大汶口时期（约公元前3000–前2600年），聚落数量、规模持续增长。龙山早期，出现两个大型区域中心：北部的两城镇、南部的尧王城。正如后面讨论的，这两个中心大体是同时并存的。每个中心周边，聚落分布模式各不相同，可能代表精英阶层差异化的统治策略。日照区域当时至少存在两个大型政体，很可能就是早期国家。因此我们认为，日照龙山时期的聚落演变，和华北其他区域的模式并不相同。结合我们的调查和其他材料，我们提出：日照区域精英的统治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人口结构也在后续的周代、汉代出现显著变化。我们结合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讨论本地和西部权力中心之间互动性质的变化。北辛、大汶口时期的早期定居我们在这片区域识别出的最早两处遗址，属于北辛时期（约前5300–前4100年）。两处遗址面积都很小（小于1公顷），分布在调查区南部的坡麓地带（图2、表1）。山东其他区域也发现少量北辛遗址，但日照本地此前没有报道过（Fang,2003b; Luan,1996,1997）。山东北辛遗存的考古证据，说明已经形成成熟农业经济，有一系列手工业制品（低温厚胎陶、石制、骨制工具），土坑墓，墓葬随葬品很少。虽然本地学者在研究区附近报道过少量旧石器晚期遗址（Luan,1996），北辛阶段，才标志着人群持续迁入这片区域的开端。我们的工作假说：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中国东部海平面较高、沼泽广布，限制了沿海大部分区域的长期定居（Stanley et al.,1998; Stanley & Warne,1997; Fang et al.,2002; Underhill et al.,2002; Bennett,2004）。北辛遗址之一南岭（DG-NTL-4），出土的陶片同时包含北辛晚期、大汶口早期的特征。大汶口晚期（约公元前3000–前2600年），本区域人口出现明显增长。总体上，本次调查共定位27处独立遗址，聚落分布于冲积平原与山麓两种地貌环境（图2、表1），其中不少遗址就坐落于后世龙山文化大型遗址所在位置。本调查区域内规模最大的大汶口晚期遗址是北部的丹土，紧邻两城镇。在首轮田野调查采集陶片、后续重新整理标本之后，我们在多组标本中识别出大汶口晚期陶片。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丹土开展发掘，估测遗址面积达9.5公顷（刘、王，2001；《中国文物报》，2001）。我们识别出大汶口晚期陶片的这片区域（13.4公顷），已经包含了他们的发掘范围。本调查区南部最大的大汶口晚期遗址（5.8公顷），是尧王城西部的一处陶片散布点（DG-YWC-1），它很可能属于同一个分散社群。早期调查时就在该遗址发现大汶口晚期遗存（栾，1996，第226页）。同样，在东河崖（DG-DHY-1）、冯家崮（DG-FJG-2）、井沟（LS-JG-3）也存在遗址集群。东河崖距今三十多年前曾做局部发掘，出土大汶口晚期与龙山文化遗存（栾，1996；山东省博物馆，1976）。迄今为止，两城镇还没有通过地表调查或者发掘，发现大汶口晚期遗存。就目前发掘与调查材料，我们尚不能断定：大汶口晚期的日照区域，已经形成中等层级的聚落等级制度。山东其他地区，有更多材料可以说明大汶口晚期区域政体的形态。从更偏西的区域踏勘调查结果来看，当时已经出现三级聚落等级（Underhill等人，2005）。墓葬的随葬品差异，清晰反映出社会等级分化；在山东多处区域，包括日照以西约60公里的莒县，都发现了大汶口晚期的等级墓葬（Allard，2000；常，1986；Fung，2000；栾，1996、1997；山东省，1991；Underhill等，2000、2002；Underhill、Habu，2006）。鲁东南地区迎来第一批大规模外来人群迁入，大致就在大汶口晚期。人群应当是从西部、南部进入这片海岸地带；一条可能的迁徙路线沿付疃河上行，这条河连接莒县的另一处大汶口大型遗址（栾，1996）。看起来，这批进入沿海区域的大汶口晚期移民，已经拥有成熟的农耕经济与社会层级。日照地区的人口流动，动因可能来自西侧、南侧区域的社会竞争。到龙山时代，这种层级化组织进一步发展，人口持续扩张，人们完全开垦了这些肥沃但地势低洼的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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