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段落📝中国鲁东南区域聚落形态变迁与复杂社会的发展（6） 西周、东周：不断扩张的国家力量 日照区域的聚落格局，西周、东周，和前面几个阶段差异巨大。西周人口分散到数量更多、规模更小的遗址之中。 东周阶段，日照区域的聚落数量、规模持续增长，出现更高等级的聚落，代表地方精英被纳入周王朝的国家体系。 我们同样可以识别出，从西周至东周，区域社会政治组织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西周时期，日照地区的区域体系组织方式，和龙山中期相比已经有很大不同。尧王城、两城镇依旧作为一级中心存续，但二者的规模相比此前大幅缩小。围绕两个中心的聚落分布模式和龙山时代更为相似：两个一级中心外围环绕着若干三级中心，二级中心分布得更远，坐落在这两个一级中心之间，或是两城镇以北一带；这一片区域，龙山以来的聚落延续性更强。在南部，尧王城附近新出现了4处三级中心；龙山时期的二级、三级遗址，在这一区域无一保留原有等级。在尧王城与两城镇之间，龙山时代的缓冲地带，仅有一处三级中心延续（大桃园，DG-DTY-1），同时新增两处二级中心。两城镇的中心延续模式则不一样。在北部，西周二级、三级中心里，仅有一处延续自龙山中期（或是龙山早期重新兴起）。 两周两个阶段，都有更高比例的遗址分布在山前地带（表6），这很可能反映当时人们一方面努力开发更多样的资源，另一方面对防御的重视程度上升。另外，沿海地带新增少量三级中心和小型聚落，说明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力度加大。和龙山时代一样，小型聚落多分布在小溪附近，大型中心则坐落于干流与支流沿岸。西周、东周的这些中心，可能承担资源集散点的功能，在多样环境带之间调配物资。 和龙山遗址不同，无论等级高低，西周、东周遗址的陶器类型多样性偏低（表6）。这说明周代社群内部，陶器不太可能作为彰显身份的高等级礼器。当时更贵重的物品是其他材质，尤其是青铜礼器（参见Chang, 1986；Underhill, 2002；Wang, 2002）。鲁东南周代精英的关注点，转向管控其他类型的经济活动。 相比更早的青铜时代早期（岳石、商），周代有更高比例的遗址选址在易守难攻、能够俯瞰乡野的地点（表9）。我们没有证据证明鲁东南存在社群内部冲突，但龙山中期之后，区域政治体瓦解，冲突风险一定显著上升。很多这类防御型遗址位于调查区域的西缘。直到东周之前，社群之间的政治关系都相对不稳定。 目前没有史料可以直接解读日照地区西周政体的性质，以及它和西部权力中心的关系。史料记载，以陕西西安为统治中心的西周统治者，于公元前1046年在河南安阳击败商王朝（参见Lee,2002；Qiu & Cai,2001；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一个核心问题是：西周王室对远在数百公里之外的山东各地，控制力度差异很大。 一种可能性是：鲁东南的西周聚落，由远在陕西的强大周王室直接管控。部分学者解读早期文献《诗经》中的表述，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代表一个疆域广阔、大一统的领土国家（理雅各，1960）。 另一种、也是本文更倾向的解释：我们在日照识别出的这套聚落等级，代表一个或多个独立的本土地方政体，这个解读同时契合文字材料与考古材料。 近年两项研究基于考古与史料，得出结论：立足于陕西的西周官方，对山东东部没有实现有效的直接管控。王（1983）利用记载政治边界的铭文提出，这片区域大体上是独立的。西周早期，周王室在杞、纪、向等地点设立小型、初始依附性的政体（Shaughnessy,1999；Li,2006；Tan,1996）。随着周王室控制力衰减，这些政体逐步走向独立。王（1983）认为，山东东部存在多个小型政体。日照所在的这片区域，没有在金文里被提及，它被鲁中山地和山东西部隔开。 李（2006）的综合研究提出：西周王室没能真正控制鲁东南。李解释，庞大的西周邦国包含两类政治实体：一类由周王室宗族嫡系统治；另一类是异姓部族，依附周王室。除此之外，山东境内还有不属于周体系的独立邦国。文献记载，有很多小型邦国与周结盟，但由非姬姓贵族统治，掌控山东各地，帮助周进一步向东扩张。其中一部分邦国在山东境内为人所知，但日照这片相对孤立的区域不在其列。 李（2006）同时证明：西周王朝试图管控山东东北部的胶东半岛。带有周王室铭文的西周青铜礼器，在渤海沿岸多处聚落出土。李提出，周人把这片区域作为跳板，以此进一步向东扩张。周王室官员曾尝试从南方渗透鲁东南，文献记载周人向淮河流域扩张时，在苏北遭遇强烈抵抗。他们也可能取道莒县（尧王城西侧）这条路线。周王室大概想要获取海盐这类海洋资源，延续商王朝的目标。 日照地区这套以两城镇、尧王城为中心的四级聚落等级，或许可以组织成一个或两个政体。同理，中心之间的政治关系很可能是流动变化的（Feinman,1998；M. Smith,2005）。周王室很可能选择不记录日照地区的这些邦国——这些地方拒绝在经济或政治上臣服于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