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humor(@blackym25):重要段落📝中国鲁东南区域聚落形态变迁与复杂社会的发展（8）一个更加集权化的政体，也体现在四处一级中心遗址更为规整的间距上。这四座中心的规模相对接近，不过大古城在建筑遗存的体量与数量上尤为突出。大古城地处南部，区位极具战略价值（图11）。南部一对遗址（大古城与尧王城）、北部一对遗址（两城、费疃村）各自相距约10千米；而大古城与两城之间相隔约20千米。在这些大型中心遗址上，首次出现了清晰代表国家权力的建筑标识。每一处主要中心都存在高等级墓葬，表现为大型封土冢。大古城的高等级墓葬数量多于其余中心，遗址内还发现了大型土筑城垣的遗迹。在本调查区域的其他地点，也出土了象征国家权力的孤立汉墓。次级中心分布相对均匀，或许是为了管控、服务整个区域，包括海岸地带。这套主次中心布局经过精心规划、体系完备，很可能帮助汉代官吏管控本地原材料与商品的流通。在世界其他地区，规整排布的中心站点往往意味着运输效率提升，为市场形成创造条件（布兰顿，2004）。独立的商贸形态或许也由此发展起来。到后世中国历史阶段，聚落格局随时间不断变化，说明乡村聚落与市镇之间存在不同的联结模式（施坚雅，1964、1965）。考古与史料证据清晰表明，周代之后，中原王朝的官吏至少掌控了山东东部的部分区域。据《史记》这部汉代史籍记载，在更早的秦代，公元前219年，皇帝巡视了日照以北的琅邪地区（图7）；此后他下令迁徙三万户百姓到此定居（博德，1986，第65页；司马，1975）。后来汉帝有了管控这片遥远疆域的机会，他将帝国划分为数个王国与郡县，自己作为整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鲁惟一，1986a，第123页）。起初，日照地区属于本地齐国的领地，直到公元前143年，此地划入名为琅邪的疆域（鲁惟一，1986a，第146页；谭，1996）。我们的结论是：到汉代，整个调查区域都被一个更大的区域政体所吸纳。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我们才有官方文书记录，证实日照区域已经纳入国家权力体系。一条出土于海曲县的简牍文本《汉书》记载，这里曾设立盐官（班，1962；方等人，2004），部分学者认为大古城就是该盐官的治所（杨、王，2005）。汉代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垄断盐、铁资源，仅有短暂的弛禁时期（鲁惟一，1986a，第202页）。大古城近年的考古发掘，直观证明汉代官吏已经牢牢掌控这片区域。调查数据再次补充了官方史料与高等级墓葬所勾勒的汉代社会图景。日照区域一个突出特征是小型汉代遗址数量极多（图11）。和周代相比，小型乡村聚落显著增多，代表对这片多样地域（尤其是海岸地带）的开发程度加深。很可能，社群内部的生态分化催生了专业化社群，比如渔捞、采石村落。虽然很多时代的考古文献都聚焦城市化发展，我们这套覆盖全域的调查数据，却揭示了鲁东南社会变迁的另一重面貌。我们记录到一个清晰的乡村化趋势（布兰顿，2004），而不是聚落持续集中化；乡村人口占比提升，城市人口占比下降。事实上，时至今日，日照地区依旧分布着大量小型村落与独立农庄（方等人，2004）。汉代行政文书明确记载，里（hamlet）是国家认可的最小正式政治单元。一个里大约包含百户人家，常常孤立分布（鲁惟一，1986b；佐藤，1986，第551–552页）。官吏的治理重心，是县这类更大的政治单元；里一级并不存在直接的官僚行政体系（鲁惟一，1986b；佐藤，1986，第553页）。在中国部分区域，国家主持开垦新土地，通过治水、灌溉，让农民能够定居新区（佐藤，1986，第554页）。汉人迁入之后，普通民众和官吏的互动很少。汉代遗址里能看到的精英遗存十分有限，大多数遗址只有少量厚胎器物、瓦片（表10）；唯一例外，是高等级墓葬里的装饰砖。因此，汉代鲁东南普通农户的日常活动，大体上和国家体系相互隔绝。但汉王朝依旧通过盐、铁这类必需品的专卖，从这些家庭手中攫取资源。

2026.10.29 12:59

重要段落📝中国鲁东南区域聚落形态变迁与复杂社会的发展（8）一个更加集权化的政体，也体现在四处一级中心遗址更为规整的间距上。这四座中心的规模相对接近，不过大古城在建筑遗存的体量与数量上尤为突出。大古城地处南部，区位极具战略价值（图11）。南部一对遗址（大古城与尧王城）、北部一对遗址（两城、费疃村）各自相距约10千米；而大古城与两城之间相隔约20千米。在这些大型中心遗址上，首次出现了清晰代表国家权力的建筑标识。每一处主要中心都存在高等级墓葬，表现为大型封土冢。大古城的高等级墓葬数量多于其余中心，遗址内还发现了大型土筑城垣的遗迹。在本调查区域的其他地点，也出土了象征国家权力的孤立汉墓。次级中心分布相对均匀，或许是为了管控、服务整个区域，包括海岸地带。这套主次中心布局经过精心规划、体系完备，很可能帮助汉代官吏管控本地原材料与商品的流通。在世界其他地区，规整排布的中心站点往往意味着运输效率提升，为市场形成创造条件（布兰顿，2004）。独立的商贸形态或许也由此发展起来。到后世中国历史阶段，聚落格局随时间不断变化，说明乡村聚落与市镇之间存在不同的联结模式（施坚雅，1964、1965）。考古与史料证据清晰表明，周代之后，中原王朝的官吏至少掌控了山东东部的部分区域。据《史记》这部汉代史籍记载，在更早的秦代，公元前219年，皇帝巡视了日照以北的琅邪地区（图7）；此后他下令迁徙三万户百姓到此定居（博德，1986，第65页；司马，1975）。后来汉帝有了管控这片遥远疆域的机会，他将帝国划分为数个王国与郡县，自己作为整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鲁惟一，1986a，第123页）。起初，日照地区属于本地齐国的领地，直到公元前143年，此地划入名为琅邪的疆域（鲁惟一，1986a，第146页；谭，1996）。我们的结论是：到汉代，整个调查区域都被一个更大的区域政体所吸纳。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我们才有官方文书记录，证实日照区域已经纳入国家权力体系。一条出土于海曲县的简牍文本《汉书》记载，这里曾设立盐官（班，1962；方等人，2004），部分学者认为大古城就是该盐官的治所（杨、王，2005）。汉代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垄断盐、铁资源，仅有短暂的弛禁时期（鲁惟一，1986a，第202页）。大古城近年的考古发掘，直观证明汉代官吏已经牢牢掌控这片区域。调查数据再次补充了官方史料与高等级墓葬所勾勒的汉代社会图景。日照区域一个突出特征是小型汉代遗址数量极多（图11）。和周代相比，小型乡村聚落显著增多，代表对这片多样地域（尤其是海岸地带）的开发程度加深。很可能，社群内部的生态分化催生了专业化社群，比如渔捞、采石村落。虽然很多时代的考古文献都聚焦城市化发展，我们这套覆盖全域的调查数据，却揭示了鲁东南社会变迁的另一重面貌。我们记录到一个清晰的乡村化趋势（布兰顿，2004），而不是聚落持续集中化；乡村人口占比提升，城市人口占比下降。事实上，时至今日，日照地区依旧分布着大量小型村落与独立农庄（方等人，2004）。汉代行政文书明确记载，里（hamlet）是国家认可的最小正式政治单元。一个里大约包含百户人家，常常孤立分布（鲁惟一，1986b；佐藤，1986，第551–552页）。官吏的治理重心，是县这类更大的政治单元；里一级并不存在直接的官僚行政体系（鲁惟一，1986b；佐藤，1986，第553页）。在中国部分区域，国家主持开垦新土地，通过治水、灌溉，让农民能够定居新区（佐藤，1986，第554页）。汉人迁入之后，普通民众和官吏的互动很少。汉代遗址里能看到的精英遗存十分有限，大多数遗址只有少量厚胎器物、瓦片（表10）；唯一例外，是高等级墓葬里的装饰砖。因此，汉代鲁东南普通农户的日常活动，大体上和国家体系相互隔绝。但汉王朝依旧通过盐、铁这类必需品的专卖，从这些家庭手中攫取资源。

blackhumor@blackym25

2026.10.29 12:54

重要段落📝中国鲁东南区域聚落形态变迁与复杂社会的发展（7）我们调查区域内的政体，其社会复杂化程度，目前还无法下定论。和龙山时代一样，西周遗址在调查范围内形成若干小型集群，这些集群或许拥有一定政治自治权。即便周代文字没有记载日照本地政权，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地方社群有可能组建政治组织，一部分目的是抵御向西扩张的周势力（Li,2006，313、317页）。西周文献记载了针对广义“东夷”的军事征伐，东夷是周人对东方诸多族群的泛称（Li,2006；栾，1996）。但解读这类记载时必须审慎：王室文献往往带有宣传属性，会扭曲史实（Marcus,1992）。看起来，其中一部分人群的居住地，后来被周纳入控制；其余则长期保持独立（Li,2006，307–313页）。日照地区，很可能就是这类不肯臣服、周王室不愿在铭文里记载的独立政体之一。西周时期，日照地区防御需求上升，证据是大量遗址选址在调查区域西部高地，以及东北部格局清晰的聚落集群。本地的日照先民，很可能投入巨大力量，抵御来自胶东半岛的周势力。尧王城南侧的聚落群，在防御层面具备战略价值，是周在莒县的同盟据点。这片南部聚落群，包含日照南部、傅疃河下游，靠近两河交汇处，正是这里诞生了三处新的西周三级中心。这里出土两座墓葬，随葬多件西周风格青铜器（1976、1983年发现，Li,2006；Yang,1984）。西周官员可能把青铜礼器赠予本地首领，以此建立同盟（Underhill,2002）。至于本地是否成功仿制周式青铜礼器，目前还不清楚。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之后，史料记载，西周大国解体，多个区域群雄并起，彼此攻伐。文献记载，鲁西的若干邦国，比如鲁国、齐国，延续进入东周（Hsu,1999；Lewis,1999）。但鲁东南不在记载范围内。邻地莒国，是东周鲁东南沿海最强大的政权（Liu,2002；Wang,2002）。但现有文献，无法证明日照本地形成独立政权。基于全覆盖调查的结果，从西周到东周，日照区域发生巨大增长。很多小型西周聚落遭到废弃，同时大量大小不一的新聚落兴起。尧王城、两城镇规模扩大；除一处之外，其余西周中心全部延续至东周（图10）。聚落等级最大的变化，是东周新增大量三级中心（表8）。东周聚落格局，说明区域整合程度高于此前。每一个大型中心，都有潜力和不止一个二级中心互动；二级中心又可以对接比以往更多的三级中心。这种近似网格的布局，说明区域内部互动显著增强。东周新增的三级中心散布在不同地带，限制单一中心的农业腹地范围，以此促进跨社群交流、降低运输成本。区域层面的经济整合程度更高。而更早阶段，受一级、二级中心之间距离限制，区域整合度偏低；东周之前，小型聚落集群可能保持一定自治。汉代：更强的西部王朝管控前文讨论的趋势，在汉代继续强化。汉帝国（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代表中央政权对广阔地域控制的扩张。这一点，鲁东南的史料记载很少，而我们的区域调查填补了这一空白：我们在调查区内识别出超过1400处汉代遗址，分布在多样地貌中（表10）。聚落格局（图11）清晰体现中央集权统治。我们识别出4处汉代一级中心，形成四级聚落等级。两城镇、尧王城继续作为一级中心；更早的冯家沟遗址（JN-FDC-1）规模扩大，成为新的一级中心。官府明显投入更大力量管控这片水源充沛的南部区域。尧王城规模持续扩张（309.1公顷）；另外，原本小型三级中心大古城（DG-DGC-1），成长为日照区域规模最大的一级中心，这是非常关键的变化。坐落于山前地带的大古城，是第一个能够控制尧王城、两城镇之间这片土地的中心。体现全域管控强化的另一个指标：二级中心数量大幅上涨（表10）。其中仅2处延续自东周；4处东周三级中心，在汉代升级为二级；另外7处是全新的二级中心。一级、二级中心的总量超过以往，说明人口分布进一步扩散。这种多个规模相近的大型中心并存的格局，可以用核心-边缘模型解释（Johnson,1980，241页）。汉代的郡治，设置在日照调查区域之外。更为集权的政体，也体现在四大一级中心之间规整的间距上。这四个中心规模相近，大古城在建筑遗存、规模上尤其突出。南部的大古城，战略位置极其关键。四个一级中心大致呈等距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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