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万基建工程兵安置成问题，司令李人林急得焦头烂额，他迫切希望深圳能接收，在看到当地领导有些犹豫后，他表示：别怕，我们不是白去深圳，是带了嫁妆的！ 说起基建工程兵，这个1966年组建，到1982年，满打满算十六年的部队。 搁解放军序列里，它是“最短命”的兵种之一。 可这十六年里，他们干的活儿，一点都不短命。 修路、架桥、建厂、挖矿，大庆油田、葛洲坝，哪儿有国家重点工程，哪儿就有他们。说白了，这就是一支穿着军装的施工队。 可1982年，因时代需要，中央决定：撤销基建工程兵。三十多万人，说散就散。 安置随即分头进行，部队几万人去了冶金部，还有几万人去了煤炭部，大部分回到所在省安置。 而李人林作为司令员，他负责的就是兵种机关和直属部队这两万人的出路。 这时候，他想到了深圳，当时特区刚成立两年，城区面积只有8平方公里，人口不到3万，建筑队只有三百来人，技术好的全跑香港去了。 深圳要修路、要盖楼、要建工厂，缺的就是成建制的施工力量。 而李人林手里这两万多人，能吃苦、有技术、成建制。拉到深圳，就是一支现成的施工队。 而且这里头，还藏着一个后来惊天动地的人物。 他当时在部队里是个技术副团级干部，搞技术的，参与过辽阳化纤总厂建设，还因为研发“空气压力天平”参加过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 这批两万人的队伍里，他不是最起眼的那个。副团级，搁军队里一抓一大把。 可后来，他搞出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叫华为。 这个人，叫任正非。 你说这事多有意思。李人林当年掏空家底，把两万多人“嫁”到深圳。这批人里，后来出了个任正非。 所以李人林迫切希望深圳能接收。 可深圳那边，吵翻了天。 反对的人理由挺多：广东自己的施工队都吃不饱，再来两万人，一碗饭分给两个人吃。 深圳当时才三万多人，两万官兵加六千家属，人口直接翻倍，物价不得飞上天？ 还有一层顾虑，更敏感：深圳挨着香港，中英正谈香港问题。突然涌进来两万穿军装的，香港那边会不会嘀咕，深圳是不是要有什么军事行动？ 当地领导拿不定主意，深圳领导梁湘把管基建的副秘书长舒成友叫来，问他的意见。 舒成友说：接。 他给了三条理由：深圳自己的建筑队伍只有三百来人，技术好的全跑香港去了；省里来的施工队是“飞鸽牌”，有钱赚就留下，没钱就飞走；工程兵纪律严明，底子好。 梁湘还是犹豫，写了封信让舒成友带去北京，当面听听老司令的想法。 舒成友到了北京，见了李人林。两人谈了两天半。李人林没让他住宾馆，直接说：“小舒，不用住宾馆，我家里有地方，你就挪到我家里来住好了，谈话也方便。” 谈完之后，李人林撂了一句话：小舒，你回去跟梁书记说，别为难，我们带嫁妆，不能光给你们添麻烦。 副参谋长徐馨来在旁边把数字报了出来：固定资产6000多万，流动资金近一个亿，设备总值5161万。 你听听这个数。1982年的一个亿，搁今天是什么概念，你自己算。 徐馨来还打了个比方：这些工程兵，就像我们养了十八年的闺女，如今要出嫁了，娘家人自然得送份嫁妆。 梁湘拿到这份“嫁妆单子”，不再犹豫了。 1982年秋天，一百多趟军列，两千多节车皮，从全国各地拉着两万多基建工程兵和施工设备，开进了深圳。 可到了深圳，这帮人傻眼了。 在他们想象里，深圳挨着香港，怎么着也该是个像样的城市。结果一下车，眼前是一片荒坡野岭，杂草丛生，市区街道狭窄，房屋破旧，公共设施比内地的许多县城还差得远。 当时深圳最繁华的地段是东门老街，用不了几分钟就从这头走到那头。最高的楼房，是深圳戏院和对面那栋五层高的深圳旅店。 住哪儿？官兵们学着当地民工，砍竹子搭棚。用粗毛竹搭房架，竹片竹叶编成墙，沥青毛毡盖顶。房间里坑坑洼洼没法支床，就用毛竹支起通铺。很快，荒草地里冒出了上千栋竹棚茅屋。 战士们管这地方叫“竹叶宾馆”。 可这帮人没散。 1983年9月15日，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脱下军装，成了深圳市属建筑企业的职工。团长成了经理，政委成了党委书记。 他们建起了深圳第一栋高楼，修了深南大道、北环大道，建了国贸大厦，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当年转业军人成立的城建集团、长城集团、越众集团，后来成了深圳建筑业的大腕。 40多年里，他们建成了上千栋高层超高层建筑，部分参与建设了深圳机场、码头，部分承担了深南大道等市政道路。 而那个当年不起眼的副团级干部，43岁被单位开除，离了婚，跟父母挤在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母亲去菜市场捡烂菜叶过日子。然后他凑了两万一千块钱，注册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叫华为。 他叫任正非。 李人林那句“带嫁妆”，说的不光是钱和设备。他把两万弟兄连同他们的手艺、纪律、吃苦耐劳的劲头，一起“嫁”给了深圳。 那批人里，有人当了老总，有人下岗失业了。但深圳这座城市的地基里，埋着他们的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