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育中理解国家与自由的中国母亲》节选 北京之春记者 张致君 “那是李彬妹一生中感觉最无助的时刻。她几乎要跪下去，苦苦哀求那些同为女性的工作人员：“求求你们放过这个孩子，我愿意交罚款，无论多少钱，砸锅卖铁我都交，只要能保住他。” 没有人回答她的哀求。回应她的只有冰冷的拉扯和坚决的执行。她被强行带进了手术室，按在了冰冷的手术台上。伴随着金属器械撞击的声音和撕裂般的疼痛，那个还未成形、本该是她第三个孩子的生命，在几分钟内被彻底清除。手术结束的同时，医生在没有征求她意见的情况下，再次在她的子宫里放进了一个新的节育环。 后来的很多年里，李彬妹都记不清那个主刀医生的长相，却一直记得手术台上那盏刺眼、冰冷、泛着惨白光芒的手术灯的颜色。   这场风暴伤害的，远不止李彬妹一个人。 手术后，李彬妹陷入了长期的抑郁与愧疚中，而高压政策并没有因为她失去了一个孩子而放过这个家庭。由于节育环导致她长期下腹剧痛、发炎，她后来在一位退休医生的帮助下秘密取出了避孕环，开始四处躲避计生办的检查。 然而，国家的行政力量很快锁定了她的丈夫。2012年2月，在一次计生办的突然行动中，她的丈夫被强行带走，送进了结扎手术室。 一个正值壮年的农村汉子，在违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被剥夺了生育能力。手术后，丈夫反过来安慰哭成泪人的李彬妹，但家庭里的气氛彻底变了。夫妻之间多了一种无法言说、难以面对的愧疚与创伤，两个孩子也在父母常年的惊恐与小心翼翼中长大。一家人长期活在“计生办又来敲门”的恐惧阴影里，失去了往日的欢笑。” ““政策变了，说可以生两个了。但我以前多生、私自取环，在他们眼里依然是犯罪。”李彬妹感到绝望，她更害怕体检会暴露她再次私自取环的事实。 这里便提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当政策改变的时候，制度本身的逻辑改变了吗？” “脱离了长久以来的行政压迫，李彬妹的内心第一次获得了平静。在语言不通、环境全然陌生的异国他乡，她开始通过网络和身边的华人社区，真正去了解那些过去在信息封锁下从未接触过的、不同的社会制度与历史。 在所有的信息中，台湾成为了她最关注的地方之一。 她关注台湾，最初并不是因为复杂的两岸政治地缘冲突，也不是因为宏大的意识形态对抗。吸引这个普通中国母亲目光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切入点——女性。 她惊奇地发现，海峡对岸那个同样讲着闽南语、有着相似宗族传统和文化背景的社会，在对待女性、对待生育、对待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上，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采访中，记者问李彬妹，现在怎么看这些复杂的权利概念。 李彬妹摇了摇头，坦诚地说：“我并不是支持什么高深的主义，我也讲不来那些大道理。我只是支持一件事：女人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身体。”   在联合国及国际人权法体系中，李彬妹所朴素表达的这一观点，被称为“生殖权利”与“身体自主权”。现代民主社会普遍认为，国家与家庭、个体的关系是有边界的。生育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国家的职责是通过公共服务为生育创造安全、体面的环境，而无权用行政或暴力手段强迫公民生育或终止生育。” “李彬妹对台湾的认同与支持，不是突然陷入了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狂热。恰恰相反，这种情感的流动是非常自然且基于生活常识的。 她没有研究过国际法，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两岸长达数十年的复杂历史。在来到海外的这些年里，她只是经常看着手机，不断地问自己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为什么两个同样说着中文、有着相似祖先的社会，在对待人的尊严上，会如此不同？ 慢慢地，结合自己的前半生遭遇，她形成了属于一个普通母亲的理解。 在她看来，一个能够通过自由选举更换政府、允许新闻媒体自由监督公开曝光丑闻、允许普通人民坐在街头公开批评执政者，并且切实尊重女性身体自主权的社会，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完整的政治共同体。 “在我眼里，一个国家好不好，不只是看它地图上的边界有多大，造了多少高楼大厦。”李彬妹说，“它首先应该保护生活在那里的每一个人，让大家不害怕。”  访问的最后，话题从宏大的制度比较与政治争议中抽离，重新落回到了那个十几年前的早晨，和那个未能出生的孩子身上。 她沉默了很久，说自己有时候一个人呆着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去想：如果那一天，那些人没有走进诊室；如果那个孩子能够平安出生，今天应该已经快成年了。 “他可能正在读大学，可能已经有了喜欢的女孩子，可能开始实习工作了，”李彬妹眼里闪着泪光，嘴角带着一丝想象中的微笑，“他也可能会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样，为了买房啊、找工作啊，在异国他乡为自己的未来烦恼。多好啊……” “可是，这些都不会发生了。”她收起笑容，轻声说。 她后来终于理解了，真正改变她和她丈夫一生的，不仅仅是那一次被迫流产的身体疼痛，而是那一天在诊室里，她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一个庞大的国家可以如此轻易、如此深入地决定和摧毁一个普通人的命运。 而她后半生流落他乡、不断寻找和支持的，其实不过是一个能够让母亲不必向权力交出自己的身体、能够让孩子在尊严与安全中长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