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ia García Herrero）认为，中国的双重经济结构（即一端由高技术和出口驱动、另一端居民收入停滞且消费受到压制的经济结构）并非等待自行修复的暂时失衡，而是为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实现技术自主（逐步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并取得全球主导地位而维持的制度安排。她的核心判断是，供给端的成就正在通过融资、企业竞争和劳动力市场，把代价转给家庭。 按加西亚-埃雷罗的解释，高端制造和创新需要持续的大规模低成本资金。资本账户封闭（即限制居民把储蓄配置到境外资产的资本流动管制）与金融抑制（即压低居民储蓄的金融回报）让大量居民储蓄留在国内银行体系，再流向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医疗、教育和养老公共保障不足，又促使家庭为应对风险而增加储蓄。她据此认为，居民获得较低金融回报、消费受到压制，不只是副作用，也是这种投资模式的融资条件。 她同时承认供给端成绩显著：文中称，中国约占全球制造业出口的18%，中国企业占太阳能板制造领域全球投资的90%，并在电动汽车、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领先企业。问题在于，她认为同一模式压低了本可吸收这些产能的国内需求；自2021年以来，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远快于国内生产总值，而房地产投资下滑，部分电动汽车、太阳能板和钢铁企业因产能过剩以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销售。 作者将这一失灵机制称为“内卷”（involution，即投入不断加码却没有相称回报的过程）。当内需受到压制、外部市场趋于饱和或提高壁垒，企业只能互相争夺份额，于是出现内卷式竞争（即企业通过竞相降价争夺彼此的市场份额、却无法提高利润的竞争）和竞相压价（企业为保住收入而不断降价）。她认为，降价压缩利润，利润下降又迫使企业继续削减成本，最终形成收入增长、盈利能力反而受损的循环。 作者称，截至2024年，中国上市公司中超过12%已成为“僵尸企业”（即连利息支出都无法靠收入覆盖、却仍靠补贴等支持存续的企业），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她参与的合著研究称，在绿色技术行业，这一比例接近三分之一。她称，这些企业凭地方补贴、优惠采购和续贷等支持存续，继续压低正常企业的定价能力；后者本可投入下一轮创新的资本，反而消耗在市场份额争夺中。 作者认为，利润压力随后传到劳动力市场，因为企业可以通过裁员、减少招聘、削减奖金和压低基本工资来降低成本。她援引的数据称，城镇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增速从2018年至2019年的8%以上，降至2022年至2023年的约4%，2024年只有1.7%；依据农民工工资走势，她估计2025年名义增速已低于1%。文中还称，不含在校生的青年失业率从2023年的14.7%升至2025年末的16.7%。作者认为，工资放缓与2021年末以来的房地产下行共同挤压收入和家庭财富，使消费更难恢复。 她认为，人工智能并不会自动解开这个矛盾。文中估计，到2026年，中国政府、企业等主体在人工智能上的年投资规模将超过1000亿美元；但当前推动重点多为行业和工业应用，这会加速自动化以及就业替代（即人工智能和自动化造成部分岗位减少或被自动化系统取代）。她援引的自动化与劳动力市场研究认为，短期岗位减少明显快于生产率提升带来的岗位创造。加西亚-埃雷罗因此警告，即使生产率提高，工资与消费也可能先承受更大压力，供给端和需求端会被拉得更开。 她把利润率下降、工资停滞、消费疲弱与更激烈的价格竞争相互强化的循环称为通缩螺旋（利润率下降、工资停滞、消费疲弱与更激烈的价格竞争相互强化的循环）。作者认为，降低实际利率、扩大财政支出和重组企业债务原则上可以打断它，但三条路都受到限制：进一步降息可能加大人民币汇率和资本外流压力，银行的利润空间也很薄；2025年官方预算赤字虽扩大至国内生产总值的4%，不少新增借款却用于重组地方政府债务；土地出让收入和税收减少，加上地方政府累积的债务，又限制了进一步财政支出的空间。 作者也给出正面条件：只要新经济继续带动工业增加值，中国2026年仍有合理可能实现4.5%至5%的增长目标。但她认为，由于国内消费难以吸收新增供给，这条路线会加深对出口市场的依赖；在美国、欧盟等市场提高壁垒，能源与供应链波动上升时，出口这个消化过剩供给的渠道也会变窄。 她的结论是，能减轻预防性储蓄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允许亏损企业退出、把收入更多转向家庭，以及投资更少、出口顺差更小的增长方式，都没有进入政策议程。她认为，现有模式把抑制消费、留住低成本储蓄和维持企业存续视为战略投资与政治稳定的可接受代价，因此缺少自我纠正机制；若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替代快于新岗位创造，而外部市场继续收紧，这些内部矛盾还会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