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位降到第八位，不再过问中央工作。十一月底他对家里人说过，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学生几次勒令他到学校去作检查，毛泽东批示说，还是不宜去，让周恩来去向学生做工作。毛泽东后来对美国作家斯诺说过，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就决定打倒刘少奇。 一月十三日夜里，毛泽东派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两个人单独谈了一次。刘少奇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三个职务，带着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好让文化大革命早点收场。毛泽东不接话，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过了一阵，劝他认真读几本书，点了两本书名，一本是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械人》。送到门口，毛泽东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回到家，对等在屋里的家人说，主席很客气，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全家悬着的心落了下来。这是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 这之前的两个星期，造反派已经两次闯进他家。头一次是一月三日晚上，二三十个人把他和妻子王光美叫到院子里，要他们背毛主席语录、回答问题，围了四十多分钟。一月六日，有人打电话来，说他的一个女儿在路上让汽车轧断了腿，要家长到医院签字截肢。刘少奇和王光美赶到医院，等在那里的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王光美当场被扣走，周恩来派秘书去要人，才放回来。一月十二日晚上又来了一百五十多人，要两个人站在台阶上低头弯腰背语录，让王光美站到一张独腿桌子上。刘少奇背不出，围着的人哄笑。他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讲的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哪一篇我都可以解答。 见面之后第四天，造反派来拆他办公室里的两部电话。他站起来拦，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谁也不能撤。第二天那些人又来，不再说话，把线扯断了。他和政治局之间，从此没有了联系。 四月一日，各报登出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成员写的长文，说他把一部讲清朝末年的电影《清宫秘史》捧成爱国主义，末尾连问他八个为什么，然后说，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他把报纸一摔，对孩子们说，这是栽赃，爸爸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爸爸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爸爸一九四五年在七大上提出来的，爸爸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四月十四日，他交出一份书面答复，把八个为什么逐条答了，工作人员抄成大字报贴在中南海院里，很快就被撕掉。 四月九日中午吃饭，女儿说，听说清华大学要开三十万人的大会斗妈妈。头一年夏天中央往清华大学派过工作组，王光美是成员。刘少奇推开饭碗，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要挨斗他去。说完他缓下来，对孩子们交代后事：死后把骨灰撒进大海，像恩格斯一样。王光美哭了，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刘少奇说，骨灰总会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女，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他不会自杀，除非被枪毙或者斗死。 第二天，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大学。造反派逼她穿上旗袍、高跟鞋，脖子上挂一串乒乓球串成的项链。陪斗的有三百个老干部，其中有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一年以前，把彭真清洗出去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 七月十八日清早，孩子们到中南海的职工食堂吃饭，看见饭桌边吊着一张大字报，说今晚要开会揪斗刘少奇。中午，刘少奇从衣袋里掏出两份文件给孩子们看，一份是毛泽东肯定他检查的批语，一份是毛泽东批示向全国推广王光美在河北一个村搞运动的经验，叫桃园经验。他说，你们都看了，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这是他第一次让孩子看中央文件。 晚上，三百多人把他和王光美分别拉到两个食堂。两个多小时，不许他说一句话，自始至终低头弯腰站着。他掏出手绢想擦汗，手绢被一巴掌打落在地。开会的同时，家被抄了。会后两个人被分开关在前后两个院子，四个人把他按倒在床上，抽走腰带。屋里的电压从二百二十伏改成二十四伏，绳子、刀子、剪子收走，安眠药由两个人送来，当面吃下去。北京还有人要在怀仁堂开一千多人的大会斗他。毛泽东这时在武汉，得到报告，先问是不是要开那个大会，接着说这样的会不要开： “不要面对面搞，否则别人要搞怎么办？同时，拉他上台，要他低头，他不低，你就用手压他，这样不好。你要他承认反党，他死也不会承认。” 北京没有照他说的办。 十九日早晨，刘少奇到食堂打饭，看见两个孩子在穿堂洗手巾，趁哨兵不注意走过去，小声问，你妈妈在哪里。孩子说，关在后院。哨兵走过来，他转身走了。从这天起，他每天站在后窗前望着后院，中间隔一道墙，什么也看不见，他一站就是半天。 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中南海里同时开批斗会。中央文革派来督阵的人嫌火力不猛，宣布休会，把两个人押出去，重新动员一遍再押进来。接下来是拳打脚踢，有人揪住他稀疏的白发按他低头，鞋被踢到一边，他穿着袜子站在那里挨斗，一张大字报中间掏个洞套在脖子上。摄影机对着这个场面响个不停，说是要拿到全国去放。三个孩子被命令到场，每个人身后站着几个战士。会开到一半，门口哇的一声，六岁的小女儿小小吓得号哭，往大门后面爬，儿子挣开战士跑过去抱起她。会场上喊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要他跟着喊，他不喊，说，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会散前，两个人被押到会场一角，按着向墙上的漫画鞠躬。王光美突然挣脱，一把抓住刘少奇的手，刘少奇也拉住她不放，几个人掰开他们，她又扑过去抓住他的衣角。这是夫妻两个最后一次碰到对方。 他被押回办公室，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说，他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他；要审判，也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五四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这部宪法草案的，就是他。秘书当夜写了汇报，没有人回答他。两天后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免去党内党外一切职务，信里写了一句，我已失去自由。 九月十三日上午十点，三个大孩子接到通知，立刻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他们想拖到中午开饭，能再见父亲一面，一会儿找衣服，一会儿找书，磨蹭了半天。看守人看出了用意，把东西扔上卡车，直接开走。下午，小小由保姆带着搬出中南海；王光美夏天就把两张照片交给了保姆，交代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大。当天，王光美被捕，带上了手铐。 刘少奇不知道这些。他照旧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八月被打伤的腿，一步一步蹭到后院的墙根，想听里面的动静，什么也听不到。一天夜里，院子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他连墙根也去不了了。过了几天，他托警卫员给孩子们带话，让他们和爸爸妈妈划清界限。 吃饭也一天天成了问题。给他做了十八年饭的厨师六月里已经被捕，罪名是给两个想出门串连的孩子钱和粮票。十二月，内部供应站停止给他送食品，工作人员在报告里写，过去每餐三菜一汤，现在一菜一汤，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酸奶、水果、饼干取消，酒喝完库存不再买，茶叶不给，手表坏了不修，能保证吃饱、饿不死就行。安眠药减了一半，白天睡觉夜里工作的习惯被强令颠倒过来，他整夜睡不着。到第二年春天另一个厨师也被调走，卫士到食堂买饭，食堂说中国赫鲁晓夫不能吃好饭，只卖次菜和窝头。他嘴里剩七颗牙，嚼不动，每月生活费五十元。 从卧室到饭厅三十米，他要走五十分钟，前后跟着的战士谁也不敢扶。手抖得筷子送不到嘴里，饭菜弄得满脸满身。医生来了先开批判会，一边听诊一边骂，用听诊器敲，用注射器乱捅。他吃了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停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一日，他交出一份书面交代，说明自己入党的经过和一九二五年长沙、一九二九年沈阳两次被捕的情况。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份亲笔。三月以后，他走路小步拖行，站不稳，把裤子当上衣穿，假牙上下装反，小便失禁，尿了床不换衬裤。四月二日的病历上写，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四月十二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写着，他两个月没有理发，自己也不提；医生检查，神志不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判断他不像是装的。报告接着写，为防止他行凶或自杀，要进一步加强监护。五月十九日的报告说，他用梳子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两条腿穿进一个裤腿，装疯卖傻，尽出丑态。六月三十日晚上七点半，警卫的记录写他躺在床上大发脾气： “你们的治疗是假的，我的病反而严重了。”“你们注意点，最近几天我就死了。” 七月九日，他的支气管炎转成肺炎，生命垂危。这时才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医生，七次会诊，拉来器械就地抢救。医生提出把病人撤出监护环境住院，没有批准；请求摘掉卧室里挂满的标语口号，也没有批准。七月九日和八月六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交代：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刘少奇的子女后来写下了中办负责人的话： “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九大是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一次大会，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是刘少奇筹备的，政治报告也是他作的；九大开会以前，先要把他的问题定下来。警卫的口号跟着改成保护活证据，向九大献礼。到一九七〇年，专案组提出要判王光美的刑，毛泽东批示，暂时不宜判，对罪犯要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以便保存活证据。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个红卫兵领袖，谈的是派工人宣传队进大学。谈话快结束时，他忽然说起刘少奇，还有同样被关押的原副总理薄一波：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肺炎还没有控制住，会诊的专家就陆续撤回原单位。八月到十月，肺炎反复发作五次。九月专家再次会诊，报告说病人年老，天气渐冷，今年冬天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周恩来批示加强会诊。十月五日，他哭了两次。十月九日起喂进去的东西不往下咽，十一日开始从鼻孔插管灌食，一直灌到死。病痛和窒息上来的时候，他十指乱抓乱撕，抓住什么就不放，护士拿两个硬塑料瓶让他攥在手里。护理记录写，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最后的几个月，他的两条腿被绷带绑在床上。 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会。八届中央委员还活着的八十七个人，一半以上已经被定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不准到会。到会的四十个人不够半数，临时从候补委员里补了十个人才过半。另外请来七十四个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和各省革委会的人，比中央委员还多。会议前半段批几位元帅和老干部，后半段讨论专案组写的审查报告。报告给他定了三条历史罪名，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充当内奸。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小组会上不肯表态，主管专案审查的康生坐到她那个组，当面训她，简报里说她的政治觉悟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表决那天，陈少敏没有举手。十月三十一日，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专案组原来的处理意见里还有一句，提交专政机关依法惩办，就是交给公安法院治罪；毛泽东不同意，定稿时删掉了。公报登报，报纸从此直接点他的名字。 从立案到开除，没有人找刘少奇谈过一句话，没有给他看过一页材料，没有让他在决议上签字，决议也没有通知过他本人。十一月二十四日是他七十岁生日。子女后来查到，就在这天早上，他被安排听了全会的决议。全会十月三十一日闭幕，到这天整整二十四天，单单挑在这一天。他浑身发抖，大汗淋漓，大口呕吐，血压升到二百六十，体温四十度，一声不吭。从这天起他一句话不再说，治病的话、生活的话都不说。周恩来从北京医院调来两个护士，也没有用。有一天他忽然叫了一声小贾，那是从前给他当卫士的人。看守把小贾找来，问他有什么事，他朝小贾微微一笑，闭上眼睛。过几天他又叫来另一个卫士小于，也是一笑，闭眼。 一九六九年的病情报告，一月写他问话无反应，全身肌肉萎缩，不能自己咀嚼吞咽，翻身、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七月写他可能随时死亡。 十月，中苏边境吃紧，林彪发出紧急战备的指示，北京的老干部和审查对象一批批疏散到外地：朱德送广东，邓小平、陈云送江西，陶铸送安徽，刘少奇定在河南开封。十六日晚上，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走到他房门口瞧了一眼，叫人通知他。护士用棉签蘸着墨水，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字，拿到他眼前，纸上写的是，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他扭头不看。护士把纸换到另一边，他又把脸扭过去。给他当过卫士长的李太和凑到他耳边，把字念了一遍，他闭着眼。 十七日晚上，护理人员匆匆给他穿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没有穿，一条粉红缎面的被子裹上，抬上救护车，送到西郊机场。七点二十三分，飞机起飞，机上有两个专案组的人、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和李太和。九点半，飞机落在开封。他被抬进开封市革命委员会一号楼的小天井院，这里原来是一家银行，四面是三层楼，院墙高大，一道铁门，屋里有地下室。看护他的医生护士，是开封的驻军从军医院抽调来的。门口两道警戒线，床前昼夜双哨。电话联系用代号十七号，监护人员不准叫他的名字，只叫暗犯。第二天，押送他来的专案组副组长开会动员，一面组织看守和医护人员读他的罪证材料，激发阶级仇恨，一面讲保存活证据的意义。医疗上的指示，是来开封以前在北京商量好的：控制住现有的病情不再发展就行，不组织会诊，开封有什么药用什么药，不到外地买。北京来的医生住了一晚就回去了。 十月二十四日，他体温升到三十九度三，呕吐。屋里还没有通暖气，室温不到十七度。开封的医生在病历上写，如果恶化就送一五五医院会诊抢救。后来没有送，就地打针、输液、吸氧、冷敷，三天后烧退。就在二十四日这一天，河南省的负责人给中央打电话报告，刘少奇到开封后病情没有异常变化。三十一日，他又烧到三十九度四，腹胀，监护人员讨论后认为病情严重，原因不明，决定按肺炎治。十一月六日，北京来的护士、专案组人员和李太和全部奉命回京，北京带来的药一样也不留。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去火葬场看了一眼，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又向当地人员交代，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他们回北京后的报告说，两次发烧已经恢复正常，开封驻军的医护人员已能熟练掌握。当地的医生提出疑问，肺炎怎么会昏迷，要求透视、拍片、会诊，没有得到同意。 十一月十日他又发烧。十二日凌晨一点，他开始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吸氧没有变化，体温三十九度七，两个瞳孔对光没有反应。值班护士仍按原来的处方用药，到六点三十八分才通知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六点四十二分人到齐。六点四十五分，心脏停跳。遗体抬到地下室，拍了照。 李太和回北京后要向中办负责人汇报，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过了几天，深夜两点电话把他叫醒，说人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去一趟。十三日凌晨李太和赶到开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一条白床单，白发蓬乱着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李太和给他剪了头发，刮了胡子，穿上衣服和鞋。 十四日零点，遗体送到开封火葬场。监护人员对火葬场说，要烧一具烈性传染病的尸体，只准留两个工人看炉点火。遗体面部用白布包起来，护送的人都穿白大褂，带着消毒工具，二十多个军人把这个不大的火葬场围住。运尸体的吉普车车厢短，两条小腿和脚露在车外。火葬申请单由专案组的人填：死者姓名刘卫黄，男，七十一岁，湖南人，职业无业，死因病死；申请人刘原，与死者关系父子，住址八一七二部队。刘卫黄是他少年时用过的名字，外人不知道；申请人一栏签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写成了刘原，儿子那时在山西农村看管劳动，不知道自己签过字。骨灰装进一个普通木盒，存进火葬场的骨灰存放厅，编号一百二十三，寄存证由驻军保管。火化完，专案组宣布纪律，谁泄露出去，用党籍和脑袋担保；然后摆了酒，说任务圆满完成。 一九七二年，刘少奇的子女听说可以探望关押的老干部了，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见父母。八月十六日，专案组来人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可以见见妈妈。孩子们追问，爸爸呢，我们还要见爸爸。来人不答，走了。第二天他们又来，传达批示的头一句： “父亲已死。” 口头通知说，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早晨六点，因肺炎死于开封；骨灰由组织保存，不能给；不许对外人讲，有人问，就说不知道。孩子们一连问，为什么死在开封，为什么是肺炎，是谁抢救的，妈妈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我们去。来人说，我们只能说这些。第二天，他们在监狱里见到王光美，五年没见，她满头灰白，腰直不起来，看了他们半天，说了一句，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中午，刘少奇对孩子们说过，骨灰总会给你们的，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62、69、82、104、109—112、119—126、146—161、164页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第188—221页；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第118—119页；均收入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初版，此据2019年全版第327—328、332—334页（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谈话、1972年批示，以及高皋《文革十年史》所记“绑在床上”，均转引自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