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斗倒王明？ 一九四二年三月，延安中央医院，王明病好转了，正准备出院。三月十三日，主治医生金茂岳给他吃了一片药。后来医生会诊的总结写着：“三月十三服一片即头晕，三月十四服二片，即呕吐头晕、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十五日金茂岳又让他吃了一片。此后几个月，金茂岳给他开大剂量的甘汞加小苏打。王明自己记下的是：“从1942年3月到5月，金茂岳逐渐用大剂量的含汞药物来毒害我。”“我常常失去知觉。” 陪他住院的是妻子孟庆树。她不懂医，看他吃了药反应异常，不许他再吃，把药扔了。后来她连药方也不照了，自己去找中医西医。王明晚年写：“我能够免于一死是由于当时陪我一起住院的、我的妻子孟庆树的精心照料和警惕性。” 四年多以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坐苏联军用飞机到延安，毛泽东在机场的欢迎大会上讲话，说这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他那年三十三岁，是斯大林派回来督促中共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课本里讲的“王明路线”，说的就是他。 他带回来的是莫斯科的方针。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讲“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到前线去打日本。毛泽东的方针是另一套。四个月前的洛川会议上他已经定下：军队不受国民政府调动，避开日军的正面，绕到敌后去打游击，趁日本占领中国的时候全力壮大，等日军杀伤了国军再夺国民党的天下。八路军出发前，他和朱德召集干部训话，据后来投向国民党的八路军支部书记李法卿说，定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十二月会议上多数人站在王明一边。毛泽东表面不否定王明的口号，内部照旧指示八路军、新四军不受国民政府调遣，对日军避战。王明会后去武汉主持长江局。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提出王明不要再回武汉去，表决，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他只好把事放下。 八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中共的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九月六中全会，毛泽东作报告，把避战的方针叫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打游击，擅自对日军开战的干部要受军纪处罚；王明接着作报告，讲的还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回在座的高层多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一年多下来，军队翻了两番，地盘大了，延安太平无事。全会照王明的提议决定召开七大。七大要选新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担心王明在七大上接任最高领袖，这个会他拖着不开。手握新四军的项英明说要在七大上支持王明取代毛泽东。毛泽东先把新四军九成的部队调到江北交给刘少奇，只留项英和军部在皖南；一九四一年一月军部按毛泽东指示的路线南下，被国民党军围住打散；三月，项英在逃亡途中被随行的副官枪杀。这就是皖南事变，毛泽东是借它除掉项英的。六月，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顾不上延安了。毛泽东让胡乔木、王首道等人编《六大以来》，收进五百多篇文件，对他不利的删掉，加进他在党内一贯正确的话；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整风，全党拿这本书作学习范本。 十月四日，毛泽东把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交给王明，让他先考虑怎么回。电报问了十五个问题，其中一条是：德军还在继续进攻苏联，中共准备在中国战场上采取什么行动打击日军，让日本腾不出手去打苏联；另一条问中共对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持什么立场。问的还是四年前争过的那两件事。王明的老师米夫，三年前已经在苏联的大清洗中被处决。近三年王明没有直接收到过季米特洛夫的联络。七日晚上，毛泽东带着任弼时、王稼祥到他住处商量回电，他当面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整风前，他还要求在党的大会上和毛泽东辩论，请共产国际评判。八日晚上书记处开会，他又作了长篇发言。 毛泽东接着说。王明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在座的人一个接一个批评他，康生也在内。 这之后王明病了，住进中央医院。在医院里他写诗：“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他说毛泽东是在“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毛泽东那段时间写了九篇文章，骂王明和王明从前的同盟者。文章里叫他们“最可怜的小虫”。毛泽东把文章改了又改，没有发表，收了起来。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整风的事归总学委管，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事也归了总学委。金茂岳是中央医院的妇产科主任，王明住院，院里派他做主治医生。八月十三日王明回到杨家岭家里，他继续上门给王明治病。 整风期间，刘少奇几次告诫王明：“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同志就是犯上！”王明问，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他的领袖权威不能碰。王明说，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两个苏联军事记者来看王明。他问，能不能用他们的电台给季米特洛夫发一份电报。他们同意了。他后来写：“我想，这是我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二月，回电到了，季米特洛夫说：“我们设法用飞机把你接到莫斯科治病。” 二月十二日，金茂岳又给他开了甘汞加小苏打。一星期后开了单宁酸灌肠，浓度高到会诊总结说的“有严重危险”。王明没有吃，也没有灌，把处方留了起来。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不在。会议把中央书记处改成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个人，毛泽东任主席，并且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两天以后，三月二十二日，王明把金茂岳开的处方交给了苏联医生阿洛夫。 会诊安排下来了。一位医生搬到王明家里住了一个月，为他熬了一个月的尿，把薄金片丢进尿里再夹出来，放到显微镜下看，金片上要是有红色，就是汞沾在上面。“里面有几次阳性。他是慢性中毒。”六月三十日正式会诊，七月二十日作出结论：金茂岳给王明吃的汞“超过极量”，“足以引起数人中毒或致死”。金茂岳在结论上签了字。一次开会，当着一屋子医生，他跪在孟庆树面前哭了很久，说他是错了，但不是故意。他随身带的一本《军医必携》里写着甘汞不能和小苏打配用，那一行下面有他自己用红笔画的线。跪在王明床前那次，他说得更明白：“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个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医生，他们就把这事委托给我了。”李富春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下毒，是毛泽东指派金茂岳做的。 当局的结论不是这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富春、李克农组成调查委员会，前后讯问金茂岳十二次，结论是医疗事故，“由于操作疏忽、经验不足”。一九四四年十月，延安市法院判金茂岳有期徒刑五年，缓刑五年。同一个月他回到中央医院，仍旧当妇产科主任。 接王明的飞机来了。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架苏联飞机落在延安，机组等了又等，空着飞走了。十月二十日又来一架，等了四天，带走几个苏联情报人员，没有王明。苏联联络员孙平在日记里写：“医生们一次一次地被叫到行政领导机关去，要他们说王明病得很厉害，王稼祥身体也不好，他们都受不了飞行的劳累。”十月二十八日，苏联医生阿洛夫去看王明，王明一看见他就哭了。王明的儿子记得，母亲有一次关上门，在屋里的土地上又踢又滚，用布堵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主持高级干部大会。王明没有来，孟庆树代表他出席。一个叫李国华的干部从关押的地方被带到台上，揭发说，孟庆树头一年对他讲过，“王明同志之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为”。孟庆树上台，否认说过这话。十五日，她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说李国华是“撒谎”“造谣”，信里写道：“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 十一月十三日到二十七日，政治局开会，继续批王明。王明没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他说的码头，是眼下这个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会，共产国际的人把王明一派扶上台；一九三四年的五中全会，是博古他们主持选的。延安的这个中央，还是这两次会以来的班底，当年给毛泽东定“机会主义”的也是他们。他现在管着这个中央，名分上却还是人家选出来的，所以要再忍一忍，等七大来选一个新的。他又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 二十九日，李富春代表中央去和他谈话，要他检讨。十二月一日，孟庆树代笔、王明签名，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写了一封信：“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十二月十三日，季米特洛夫给王明来电：“至于你们党内的事，你们自己去解决吧，我这儿一时鞭长莫及。”二十二日，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长电。电报说，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它过去的领导人不得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回电。关于周恩来：“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关于王明：“王明一直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举了两条，一是王明从前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里承认了党员身份才放出来；二是王明和米夫的关系可疑。关于康生：“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七大开会前，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以前的历任领袖都定成犯了“左倾”或“右倾”错误，王明是“左倾机会主义”。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王明病重，要请假，毛泽东亲自到他家里，请他务必参加开幕式。他被担架抬进会场。四十四名中央委员，王明和博古排在最后两名。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西柏坡，毛泽东的住所。王明问他，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把“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释成“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整风时又把“一切服从”“一切经过”这两个口号定成“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你现在怎么想。毛泽东答：“这完全不是少奇的发明，这都是我的发明。”“在这些方面，我都是不对的。”王明说欢迎他的进步。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满脸通红，敲了一下桌子，喊起来，说他一定要创立毛泽东主义，党的历史要写成他个人的历史，七大党章已经定了，王明不承认也办不到。至于今天谈的话，“你应该像太庙里的金人那样三缄其口，不能对任何人讲！而一旦讲了，那么，哼，你知道，我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两个人又争了两个来小时。孟庆树找来，说到处找遍了，回家吃晚饭吧。一直坐在屋角听的江青站起来：“这两个老公鸡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一见面就斗；一斗起来就没个完。”第二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五点，毛泽东带着博古、张闻天、杨尚昆写的交代材料到王明住处，要他也写一份，骂自己，骂博古他们，骂俄国人。他说：“如果你不交代，我就要像对待博古那样来对待你！”王明让他把材料带回去。 中共建政后，王明当了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后来长期卧病。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在刘少奇和其他同志，其中还有几位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他从北京医院的病床上直接上了苏联飞机。二月一日，他写道：“我再次来到我们大家的亲爱的莫斯科。” 九月八大，九十七名中央委员，王明得票最少。他的工资按行政五级发，秘书代领，换成卢布，半年寄一次。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起，再没有寄过。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从一九五六年上飞机那天起，他没有再回过中国。三个月后，毛泽东把一九四一年那几篇骂王明的文章找了出来，仔细看了一遍。一九七六年八月，他死前一个月，又请人读给他听了一遍。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6、151、168—169、287—289、306、589—590、603、634、636—637、642页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943年11月13日—27日条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4、295—296页（1974、1976年毛泽东重读九篇文章；王明1943年12月1日信）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孙平）《延安日记》中译本，1943年8月26日条 ——王明《中共五十年》，徐小英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8、40—44、71、76—79、145、152页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223—229页（1943年7月延安医生会诊总结、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会诊医生口述及胡乔木语，均转引自此书） ——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刘少奇的党的工具论」一节（刘少奇与王明的对话，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在莫斯科告诉司马璐）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第358页（李法卿所述毛泽东、朱德训话） ——余汝信《康生年谱》，新世纪出版社，2023年，第128页（金茂岳案调查与判决） ——《王明回忆录》，哈耶出版社，2009年，编者按（八大得票、工资） ——霞飞《王明中毒事件》，《党史文苑》2007年（当局“医疗事故”结论） ——田中仁《王明著作目録初稿（III）》，《大阪外国語大学アジア学論叢》第3号，1993年，第186页